對美國文化生活之壓力的強烈感覺在瓦爾特·本雅明的一生中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可以轉向他對社會研究所歷史的貢獻。在整個三十年代，本雅明一直拒絕社會研究所的邀請，不愿意加入在紐約的其他成員們。1938年1月，在他們的最后一次見面時，本雅明拒絕了阿多諾的緊急請求，他說：“在歐洲還有捍衛的陣地。”當這些陣地被攻克，留在巴黎已經不再可能，蓋世太保在1940年夏天查封了本雅明的公寓，此時移民美國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早期逃到法國的德國難民有可能被維希政府送回納粹手中。本雅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送進內韋爾（Nevers）的拘留營。社會研究所從那時起就開始盡力營救他。莫里斯·哈布瓦克和喬治·塞勒出面干預，使他從拘留營中獲釋。當時派發一定數量的赴美緊急簽證，主要是在波洛克的努力下，為這位不情愿的難民爭取到了其中一張。然而，本雅明在獲得法國的出境簽證方面卻不太成功。雖然這是一個障礙，但這并非不可克服的問題，因為一般來說，翻越比利牛斯山到波爾特沃（Portbou）的西班牙邊境是一條無人看守的道路，被認為是一個安全的備選。1940年9月26日，當時因心臟狀況而抱病的本雅明隨著難民隊伍出發前往邊境。在他的行李中，有十五片嗎啡化合物，如幾天前他在馬賽對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ier）所說，這些藥片的劑量“足以殺死一匹馬”。 西班牙政府在他們到達之前恰好偶然就關閉了邊境。舟車勞頓的本雅明對回到蓋世太?？垩旱那熬靶臒┮鈦y，也對自己在美國的前途仍然不抱希望，于當夜吞下了藥丸。第二天早上拒絕洗胃的他在痛苦中死去，離他的四十八歲生日已經過去了幾個月。第二天，西班牙邊防軍被他的自殺所震撼，允許其余的隊伍安全通過。作為這個故事的一個嚴肅注腳，聽到這個消息的庫斯勒吃了一些同樣的藥片，都是本雅明在馬賽時給他的?！暗狙琶鞯奈革@然比較好，因為我把東西吐了出來?！彼髞韺懙?。

當然，本雅明移居紐約對社會研究所或美國的知識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他能把自己的才能與社會研究所其他成員的才能結合得如何，也只能留待猜測?；艨撕Ｄ桶⒍嘀Z曾希望讓他更緊密地接近批判理論，此前曾試圖遠遠地這樣做，但他是否會繼續抵制，也只是個留待猜測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研究所對他的早逝感到非常失望和不安。在隨后的幾年里，研究所努力為他爭取他生前得不到的承認和贊譽。這方面的第一步就是在1942年出版了一本紀念專刊，（由于研究所的財政問題）只以有限的膠印版發行。其中包含了阿多諾、霍克海默和本雅明本人的文章。社會研究所回到德國后，阿多諾在本雅明的老朋友格爾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幫助下，出版了他的著作和信件，這在過去的十年中引發了人們對本雅明作品的廣泛興趣。無論他的批評者如何評價阿多諾對朋友思想的解讀，以及對他所塑造的本雅明形象有何影響，他們都無法否認，只有通過他與肖勒姆通力合作，本雅明才會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

阿多諾從不否認，本雅明的視角以獨特的方式結合了神學和唯物主義的元素，完全屬于本雅明自己。要充分探討它需要另一項研究，而且，羅爾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已經寫過了，因此現在不需要嘗試這樣做。事實上，僅僅篩選過去十年間圍繞本雅明名字的爭論，就將是一項相當大的任務。這里要嘗試的是討論本雅明與社會研究所的具體關系以及他對研究所工作的貢獻，尤其是對大眾文化的分析。

本雅明

本雅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和其他大多數社會研究所成員一樣，成長于一個富裕的同化猶太人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古董商和藝術品商人，他從父親那里繼承了收藏家對過去書籍和文物的迷戀。然而，他與家人的關系從來都不容易。雖然他在作品中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自己的童年，那對他來說顯然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時期。和其他許多心懷不滿的德國資產階級青年一樣，他在戰前加入了古斯塔夫·維內肯（Gustav Wyneken）領導的青年運動，成為其最激進一派的成員，該派也主要由猶太學生組成。在加入期間，他升任柏林自由學生協會的主席，并以“阿多”（Ardor）為筆名向維內肯的《太初》（Der Anfang）供稿。然而，在戰爭期間，他對另一種擺脫資產階級生活壓迫的興趣擠掉了青年運動。猶太復國主義成了他接下來幾年生活中最主要的激情。1915年他與格爾肖姆·肖勒姆開始的親密友誼加強了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趣，肖勒姆也喚醒了他對猶太神學和神秘主義的好奇心。本雅明的妻子朵拉（Dora）于1917年與他結婚，她本人是著名猶太復國主義者萊昂·凱爾納（Leon Kellner）的女兒。然而，本雅明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投入從來都是寡淡。1922年，肖勒姆懇求本雅明陪他去巴勒斯坦被拒絕，盡管后來的信件表明本雅明仍然對這一行動感興趣。隨著本雅明在二十年代婚姻的破裂，雙方最后于1930年離婚，也許是維系他猶太復國主義的另一個刺激因素消失了。

然而，在肖勒姆的影響下，他的猶太研究的影響在他的余生中仍然很強，盡管在1922年之后再也沒有像以前那樣成為中心——那一年肖勒姆離開，還有本雅明籌劃中帶有宗教視角的文學評論期刊《新天使》（Angelus Novus）也擱淺。我們已經討論過某些猶太性質對社會研究所工作的影響：不愿說出或描述批判理論核心的“他者”，以及弗洛姆感興趣的哲學人類學類似于馬丁·布伯以及他在法蘭克福猶太學府的同事們。猶太思想和習俗對本雅明的影響則有些不同。本雅明最濃厚的興趣是《卡巴拉》，這是猶太神秘主義作品中最神秘的作品；在這一點上，他與肖勒姆的友誼至關重要。當《施韋澤評論》（Schweizer Rundschau）的編輯馬克斯·里奇納（Max Rychner）向本雅明詢問他關于巴洛克悲劇的著作《德國悲苦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里特別深奧的導言時，本雅明向他介紹了《卡巴拉》。它吸引本雅明的是探究其意義層次所需要的釋經技巧。1931年時本雅明早已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而在當時他寫給里奇納的一封信中，他仍然可以評論說：“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從來沒有能夠以一種非神學意義上的方式進行研究和思考，也就是研究和思考都按照塔木德關于《妥拉》中每段經文有四十九個意義層次的教導?！闭缛藗兘洺Ｖ赋龅哪菢?，本雅明對文化現象的考察類似于一個圣經學者對神圣文本的探究。本雅明希望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書，這其中表達了一種準宗教的愿望，希望成為更高現實的透明喉舌。他的語言理論同樣植根于一個中心現實的假設，而這個中心現實可以通過釋經的力量被揭示出來，盡管是不完全的。

如果說本雅明對猶太教中的啟示性因素作出了反應，那么他對猶太教的救贖張力同樣敏感。猶太思想中的救世主潮流曾被馬克思主義以世俗化的形式挪用，自始至終貫穿在本雅明的著作中。他寫的最后一篇文章，也就是在死后出版的《歷史哲學論綱》，非常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正是在這里，本雅明最清楚地闡明了他對同質而空洞的時間和救世主的當下（Jetztzeit）的區分，革命本應帶來后者。應該補充的是，如一些批評者所暗示的那樣，社會研究所遠沒有鼓勵本雅明思想中的神學因素，而是試圖在更世俗的方向上影響他。社會研究所內部普遍對《歷史哲學論綱》評價不高。阿多諾的通信也表明他不贊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殘余。

另一方面，社會研究所對本雅明在二十年代中期采用的馬克思主義招牌并不完全熱心。與其他人不同的是，本雅明是在戰后隨即的英雄時期之后，才進入辯證唯物主義，盡管早在1918年他在伯爾尼與恩斯特·布洛赫結交時，好奇心無疑已經被喚起。盧卡奇的早期作品是通向馬克思的另一座橋梁，尤其是《歷史與階級意識》和《小說理論》。私交熟人也起到了關鍵作用。1924年，本雅明在卡普里（Capri）度假時，遇到了俄國導演兼女演員阿西婭·拉西斯（Asja Lacis），她當時正隨一個劇團旅行，演出布萊希特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當時本雅明與朵拉·凱爾納的婚姻出現了問題，很可能愛上了拉西斯小姐。無論如何，她把本雅明介紹給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朋友們，并幫助安排他在1926年到1927年之交的那個冬天去莫斯科旅行。在蘇聯首都，他見到了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和拜利（Byeli），并被安排為《蘇聯百科全書》寫一篇關于歌德的文章，但這篇文章實際上一直沒有完成。而后到1929年，阿西婭·拉西斯把他介紹給了對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起著最重要作用的人——布萊希特。

貝爾托·布萊希特，德國劇作家，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

布萊希特與本雅明的關系是近期爭議的主要來源之一。肖勒姆和阿多諾都認為布萊希特的影響是弊大于利。阿多諾的學生羅爾夫·蒂德曼斷言，由于本雅明對布萊希特的恐懼，這種關系不應該從智識方面而應該從心理方面來理解。他們都認為，尤其可惡的是本雅明接受了布萊希特的粗俗甚至庸俗的唯物主義。至少在阿多諾看來，幾乎同樣不幸的是本雅明效法他的朋友，對流行藝術和技術革新的革命潛力采用了過于樂觀的態度。個人對布萊希特的不信任無疑是他們不喜歡布萊希特牽制本雅明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盡管尊重布萊希特的文學成就，但他們在政治問題上從未與布萊希特看對過眼。布萊希特對學派的觀感也彼此彼此。在本雅明死后，當布萊希特搬到加利福尼亞時，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社交場合上打過照面；但正如他的日記所表明的那樣，舊有的敵意有增無減。對布萊希特來說，社會研究所由“知識戲子”（Tui-intellectual）組成，他們為獲取美國基金會的支持而賣身（布萊希特本來打算以虛構的中國王國“Tui”為背景創作一本小說，但實際上從未完成）。社會研究所反過來又認為他是小資產階級的裝腔作勢（poseur）和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

另一方面，對本雅明來說，布萊希特的吸引力更大。他在1933年寫道：“我同意布萊希特的作品，代表了我整個立場中最重要和最強化的一點。”三十年代在巴黎認識本雅明的漢娜·阿倫特曾評論說，吸引力在于布萊希特的“粗暴思維”，這樣拒斥辯證法的微妙之處正是阿多諾所厭惡的。她繼續說，本雅明從布萊希特那無中介的唯物主義中看到了“與其說是指向實踐的，不如說是指向現實，對他來說，這種現實最直接地表現在日常語言的諺語和習語中?！卑愄匦〗悴⒉皇俏ㄒ恢赋霰狙琶鲗Σ既R希特迷戀的人。其他更左的研究所詆毀者甚至指責阿多諾和肖勒姆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故意把布萊希特的重要性降到最低。然而，情況似乎并非如此，因為通常被認定屬于阿多諾和肖勒姆陣營的蒂德曼在1966年編輯了一本文集，收錄了本雅明關于布萊希特的文章和評論。他們都認為這段關系是有害的，這一點沒有人否認。而事實上也可以說，本雅明雖然很仰慕布萊希特，但對這種友誼也抱有一定戒心，這表現在他拒絕永久離開巴黎，去丹麥斯文德堡（Svendborg）流亡地與布萊希特會合。另一方面，布萊希特似乎一直忠于本雅明，直到本雅明去世。事實上，他在1940年為此寫了兩首動人的詩歌。

從本雅明接受布萊希特更庸俗的唯物主義中，阿多諾察覺到不辯證音符，這也許是本雅明與其他研究所成員在知識背景上不同的產物。本雅明是在柏林、弗萊堡和伯爾尼的大學接受教育，戰爭期間在伯爾尼獲得了學位，論文的主題是德國浪漫主義。對他思想影響最大的是新康德主義哲學。在他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寫信給阿多諾說，海因里?！だ顒P爾特（Heinrich Rickert）是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 然而，康德的不可知二元論區分了本體和現象，而本雅明似乎從一開始就對此不滿意。他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即將到來的知識理論之任務，就是要找到與客體和主體概念有關的完全中立領域；換句話說，就是要確定自主的原初領域，在這個領域內，這個概念絕不意味著兩個形而上學實體之間的關系?！碑斎?，他這樣的論證是建立在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和阿多諾都熟悉的基礎上。然而，他的不同之處在于黑格爾對他思想的影響相對較小?？偟膩碚f，他力圖使自己擺脫哲學術語的負擔，他把這些術語視為皮條客的喋喋不休（Zuh?ltersprache）。正如他們的通信所揭示的那樣，他在這一點上和霍克海默是有分歧的。

本雅明和阿多諾之間的另一個摩擦來源于他對音樂的相對冷漠，特別是音樂作為一種潛在的批判性媒介。按照阿多諾的說法，本雅明在青年時期就對音樂產生了一種敵意，這種敵意一直沒有完全克服。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中，布萊希特的影響達到了巔峰，本雅明提出，必須在音樂中加入文字，才能賦予音樂任何政治內容。他選擇的模式是布萊希特與漢斯·艾斯勒合作的《措施》（The Measures Taken）。在他的作品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與阿多諾一樣，喜歡現代音樂中要求較高的形式，或者相信音樂的非表現性非常重要。

而且，本雅明的思想總是比霍克海默或阿多諾的思想更具有類比性，更關注特殊中隱含的普遍性。本雅明認為“只有當遇到作為一個單子的歷史主體時，一位歷史唯物主義者才會接近歷史的主體”，盡管批判理論對總體性和環節的相互作用很感興趣，但霍克海默和其他人不可能毫無保留地接受本雅明的論斷?；艨撕Ｄ热说乃季S模式總是比本雅明的思維模式更具有解釋力，更注重發掘各種社會現象之間的不連貫和中介。對本雅明來說，非同一性的重要性并不像他的同事們所論證的那么大。因此，他也不像他們那樣關注主體性的拯救。他的“停滯的辯證法”比批判理論更加靜態和直接。不過，阿多諾還是煞費苦心地避免將他與現象學家們混為一談，阿多諾常常嘲笑后者缺乏辯證的反諷……

如果說本雅明的獨特視角使他與批判理論拉開了距離，那么這也削弱了他學術生涯成功的機會。他對歌德的《親和力》的批評研究寫于1924年至1925年，是在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的贊助下出版。但這部作品明確在意識形態上批評了當時圍繞斯特凡·格奧爾格周圍的強勢圈子，結果本雅明被排斥在他們的影響力所及的學術界之外。后來他試圖在法蘭克福大學獲得教授資格的努力同樣無疾而終。他作為憑證提交的作品是對德國巴洛克戲劇的研究，他試圖在其中“拯救”寓言的范疇。然而，事實證明，對他的審查者來說，這本書太晦澀難懂了，其中有文學系主任弗朗茨·舒爾茨（Franz Schultz）和大學的美學專家漢斯·科爾內利烏斯，后者正是幾位社會研究所成員的老師?！兜聡鄤〉钠鹪础冯m然最終在1928年出版，但未能為本雅明在學術界贏得一席之地。隨著這次失敗，他的父親也拒絕繼續支持他，本雅明被迫以私人評論家的身份勉強度日，還偶爾翻譯普魯斯特等作家的作品。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他為《文學世界》（Literarische Welt）等雜志和《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等報紙撰稿。他還為朋友恩斯特·肖恩（Ernst Schoen）掌管的法蘭克福廣播電臺做評論。盡管他的作品往往是最高質量的，但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比如他令人回味無窮的童年回憶在《法蘭克福報》上連載，后來以《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為題出版。

納粹的掌權意味著本雅明在德國為數不多的收入來源終結。在以“德特勒夫·霍爾茨”（Detlef Holz）和“康拉德”（C. Conrad）為筆名寫作的嘗試失敗后，他接受了移民的必要性。他以前造訪巴黎時感到舒適，因此巴黎成為他選擇的避難所。在許多方面，現代都市是他工作的中心焦點之一，而巴黎正是歐洲大都市的典范（par excellence）。早在1927年，他就開始撰寫對資產階級文化的重要分析，也就是十九世紀的前史（Urgeschichte)，其中以巴黎作為中心隱喻。該書題為《拱廊街計劃》（Passagenarbeit），寫作歷程貫穿本雅明的余生。雖然該書長達數千頁，但實際上只有部分內容令他滿意。

霍克海默（左）與阿多諾。霍克海默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阿多諾則是該學派初期的代表人物

社會研究所在這一項目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是另一個爭議的根源。1935年底以后，本雅明在巴黎的主要支持是研究所的津貼。其他項目也可能帶來了一些收入，比如他在瑞士以“德特勒夫·霍爾茨”的名義出版的信件集，但正如他自己的通信所表明的那樣，收入并不太多。本雅明與阿多諾相識于1923年，當時他們在法蘭克福相遇。1934年，在本雅明逃離德國后，阿多諾說服霍克海默接受他為《社會研究期刊》撰寫的一些作品。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當前法國作家的社會地位，發表在當年的第一期上。不久又發表了一篇關于語言社會學的調查報告，在這篇文章中，本雅明透露了他一生對語言及其更廣泛含義的興趣。此后不久，霍克海默向本雅明發出邀請，請他加入美國的社會研究所。盡管本雅明在1935年4月曾寫道：“對我來說，沒有什么比把我的工作與社會研究所盡可能緊密而富有成效地結合起來更迫切的事情了?！钡芙^了這一邀請。不過，在這一年年底，他成為社會研究所巴黎分部的研究助理，并開始定期領取津貼，雖然數額不大，但足夠讓他說出，這筆津貼“立即解除了負擔”。

由于本雅明承認在經濟上依賴社會研究所，《選擇》的圈子認為他的作品被紐約的編輯從根本上改變了，甚至遭到審查。在此撇開文本問題的復雜性，說本雅明的文章的措辭有時被朝不太激進的方向改變，似乎確實是準確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他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在本雅明的原文中，這篇文章的結尾是這樣說的：“這就是法西斯主義使之成為審美的政治形勢。共產主義的反應是把藝術政治化?！边@些內容也出現在英譯本《啟迪》中。但在《社會研究期刊》中，印刷版卻把“法西斯主義”改為“極權主義學說”，把“共產主義”改為“人類的建設性力量”（p.66）。在同一頁上，原來的“帝國主義戰爭”被改為“現代戰爭”。

不過，這些改動通常是在與本雅明通信時作出的，而不是在他向社會研究所紐約分部提交完稿后作出的。需要理解的關鍵是，這些改動并不是為了使本雅明與教條式的批判理論保持一致而專門做出的，而是反映了《社會研究期刊》經常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政治騷擾而使用的伊索式語言（Aesopian language：俄羅斯作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發明的術語，指對外人而言人畜無害但對知情人而言卻煽動密謀的語言，譯者注）。紐約新學院中其他難民的指責，阿多諾后來不愿與漢斯·艾斯勒聯系在一起，格羅斯曼書名在英譯上的微妙變化，前文已經提到過種種例子。非常清楚的是社會研究所在美國感到不安全，希望盡量少做危害其地位的事情。早在實際移民之前，霍克海默就在《黎明/黃昏》一書中寫道：“遲早有一天，政治難民的流亡權會在實踐中被廢除……流亡權一旦不再涉及俄國的移民或種族恐怖分子，就會從國際資本主義階級的共同利益中消失?！庇捎谝呀洷黄忍与x一個大陸，他和他的同事們并不急于追尋類似的命運。

這種擔心在洛文塔爾與霍克海默的通信中表現得很明顯。例如1939年7月30日，洛文塔爾寫信給霍克海默說，參議院正在審議一項新的驅逐法，涉及范圍非常廣泛。因此，他建議霍克海默在他準備的文章中，在“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歐洲”。后來，在1940年7月30日和8月4日，他提到了警察造訪社會研究所，雖然都是例行公事，但似乎也是值得報告的不祥之兆。而即使到了1944年7月26日，當社會研究所正在研究美國勞工中的反猶太主義時，霍克海默仍然可以擔心美國右翼分子對“一群外國出生的知識分子把鼻子伸進美國工人的私事”作何反應。這種不安全感，加上社會研究所在傳統上希望維系一個“科學”機構而不是政治機構，導致它刪除了本雅明文本中更具煽動性的段落。

另一方面，同樣清楚的是，《社會研究期刊》確實刊登了本雅明的某些文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這些文章并不完全贊同——他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和《愛德華·福克斯，收藏家和歷史學家》在某些方面對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口味而言過于激進。然而，出版的版本被修改了多少是不確定的。本雅明的作品中有一部分被完全拒絕了，也就是《拱廊街計劃》的重要部分，看來主要是由于阿多諾的保留意見。1936年，本雅明曾對十九世紀法國革命家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鮮為人知的宇宙學猜想印象深刻，這些猜想出現在布蘭基的一本名為《貫穿星辰的永恒》（L'éternité par les astres）的書中。布朗基的機械自然觀在本雅明看來與他的社會秩序有關，而他的社會秩序由一種永恒的回歸所主導。本雅明在他那篇題為《波德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巴黎》的文章中，試圖發展布朗基與詩人波德萊爾之間的隱秘關系，后者乃是本雅明全部作品的核心人物。這篇論文計劃作為三步研究的第二部分，是《拱廊街計劃》一個更集中的版本，一部分暫定名為《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第一部分是討論作為寓言家的波德萊爾；第二部分也就是剛才討論的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對立面，是對詩人的社會解釋；第三部分是通過分析作為詩歌對象的商品來綜合前兩部分。

在第一次閱讀《波德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巴黎》的草稿時，阿多諾提出了批評。在納粹接管德國后，阿多諾偶爾會回到德國。1935年夏天，在黑森林的霍恩貝格（Hornberg）度假時，他給本雅明寫了一封長信，概述了他的反對意見。他最一般性的批評是針對所謂本雅明不辯證地使用商品的拜物教等范疇。如前所述，阿多諾認為，在所有的人類客體化中，某種物化是一個必要的因素。因此，他反對本雅明將商品等同于“古物”。

與這一批評相聯系的是阿多諾對本雅明使用“辯證圖像”（Dialektische Bilder）的不滿，把這個概念當成歷史進程的客觀結晶。阿多諾在信中認為，按照本雅明的設想，它們對社會現實的反映過于密切。相反，他認為：“辯證圖像不是社會產物的模型，而是社會狀況表現自身的客觀星叢。因此，辯證圖像永遠不能被期望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或一般的社會‘產物’?！贝送?，如果像本雅明有時似乎在做的那樣，把辯證的形象簡化為一種榮格式集體無意識，那就是忽視了個體的持續重要性。在隨后11月給本雅明的信中，阿多諾表示他對有關波德萊爾與巴黎的文章之進展仍然感到失望。在這封信中，他闡明了他對本雅明的神學和語文學方法的反對意見，認為這是不辯證的。他寫道：“可以這么表達，以事物的名稱來命名的神學動機，往往會轉化為簡單事實性的驚人呈現。說的過分一點的話，可以說作品已經在魔幻和實證主義的十字路口安營扎寨。這個地方被巫師施了法。只有理論才能打破這個魔咒：你自己那無情又好的思辯理論?！庇捎谒谋Ａ粢庖?，阿多諾建議不要接受這篇文章，而洛文塔爾曾主張印刷其中部分內容，因為它“不以這部作品必須代表你的方式代表了你”。

本雅明受到了責備，但他并不愿意完全屈服，他在自己的回信中為自己辯護……然而，阿多諾仍然不相信這篇文章的辯證特點，這篇文章也從未被社會研究所出版。在隨后的通信中，兩人繼續就本雅明的十九世紀“前史”的進展展開了辯論。最后，在1939年第一期《社會研究期刊》上，本雅明打算作為“論文”的《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中有一節《論波德萊爾的某些主題》發表了。在這篇文章中，本雅明涉及了整個研究的許多基本主題，其中有幾個前文已經提到過。其中之一是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經驗：綜合的經驗（Erfahrungen）和原子論的體驗（Erlebnisse）。借鑒普魯斯特、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見解，本雅明論證了傳統在真正經驗中的地位：“經驗確實是一個傳統的問題，在集體存在以及私人生活中都是如此。它與其說是牢牢扎根于記憶中的事實的產物，不如說是積累且經常是無意識的數據在記憶中的匯聚?！卑⒍嘀Z也強調了傳統的相關性，記得他在勛伯格的音樂中看到了傳統的生命力，盡管勛伯格的音樂明顯很新穎。他和本雅明都認為真實經驗被侵蝕是現代生活的特征。本雅明所舉的一個例子是以分離的信息取代連貫的敘述成為主要的交流方式，這也被恩斯特·克雷內克在其關于無線電音樂的文章中使用。另一個是現代生活中作為刺激的創傷性震驚與日俱增，這也在社會研究所的各種社會心理研究中找到了回應。第三個主題是大眾在波德萊爾作品中的作用，這也是社會研究所關于大眾文化的工作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需要指出的是，本雅明對波德萊爾對大眾的理解有一定的批評：“波德萊爾適應了把人群中的人等同于閑逛者（flaneur）。這種觀點很難接受。人群中的人不是閑逛者。”

本雅明對在巴黎的拱廊中悠閑漫步的閑逛者非常迷戀，助長了那些強調其作品中靜態因素的評論家。波德萊爾試圖保存藝術所揭示的諸多對應（correspondances），本雅明的文章對此表現出興趣，這更突出地支持了這個立場。在其他地方，本雅明透露出對歌德所說的元現象（Urph?nomene）有類似迷戀，這個詞指的是貫穿歷史的永恒形式。在所有這一切中，他思想中的神學起源似乎顯而易見。

然而，還必須理解的是他思想中的歷史環節，他與馬克思主義的交匯也加強了歷史的環節。在同一篇關于波德萊爾的文章中，本雅明用類似于霍克海默在討論柏格森的文章中提出的論點，對柏格森把死亡從他的綿延時間概念中剔除出來提出了批評：“被剔除死亡的綿延具有卷軸的可悲無盡。傳統從其中被消除了。體驗（Erlebnis）在借來的經驗外衣下大搖大擺，它就是體驗的精髓?！贝送?，正如蒂德曼所指出的，元現象被從歌德那的歷史自然轉移到了本雅明那的歷史?！豆袄冉钟媱潯芬龅氖鞘攀兰o的“前史”，而不是全部的人類歷史。甚至本雅明對卡爾·克勞斯“起源就是目標”這種說法也很喜歡，在“歷史哲學論綱”中引用了這句話，不一定要理解為希望回到柏拉圖式或歌德式的元形式（Ur-form）。起源（Ursprung）也可以意味著新。而在本雅明看來，神話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它那重復性、非創造性的同一；總是一樣（Immergleiche）是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那種神話感性的顯著特征之一。

為了公平地對待那些強調本雅明思想中靜態成分的人，應該補充一點，本雅明把儀式價值與對應聯系起來，可他寫的很多東西都背叛了對儀式價值的懷念。這一點在《論波德萊爾的某些主題》的結尾處表現得很明顯，他在那里談到了“藝術復制的危機”，但在他早先在《社會研究期刊》上發表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正是在那篇文章中，他發展了他的“光暈”（aura）概念，這個概念在社會研究所的文化分析中經常被使用。如前所述，光暈是圍繞著一件原創性藝術品的獨特光環。它是一種特殊的“此時此地”（hic et nunc）感，賦予作品以真實性。本雅明認為，光暈在自然界中也存在，是“距離的獨特現象，無論它多么接近”。在藝術中也是如此，這種不可接近性是作品光暈中的一個基本要素，與作品最初產生的儀式和魔法背景不無關系。一旦藝術被復制，真正藝術作品的這種獨特光暈就無法保存——顯然，本雅明更多地是指造型藝術，而不是音樂或戲劇。盡管正如我們在阿多諾和克雷內克關于無線電的討論中所看到的那樣，音樂也可能有一種光暈。

無論光暈具有何種史前的儀式性質，本雅明也承認其中的歷史因素，這超出了對應的范圍。他認為：“一件事物的真實性，是從其實質持續到其所經歷歷史的見證之間，它可傳遞的一切之本質?！倍笤谕黄恼轮兴麑懙溃骸八囆g作品的獨特性與它融入傳統的質地是密不可分的?！币虼耍坝泄鈺灥摹彼囆g在大規模復制時代的終結，不僅意味著喪失了藝術的對應，也意味著根植于傳統的經驗之終結。本雅明在社會研究所的同事們都認同現代社會文化危機的這一方面。他們也傾向于接受他從光暈的喪失中得出的結論：“當真實性的標準不再適用于藝術生產的那一刻，藝術的全部功能就被逆轉了。它不再基于儀式，而是開始基于另一種實踐——政治?！彪S著機械復制的出現，藝術作品的崇拜價值被其展覽價值所取代。本雅明斷言，最好的例子就是電影。

社會研究所的其他成員特別是阿多諾，與本雅明的分歧在于如何評估這一變化的影響。首先，他們一直認為藝術具有政治功能：表現被當前條件所否定的“另一個”社會之前景。他們現在擔心的是大眾藝術具有一種新的政治功能，與其傳統的“否定”功能截然相反；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是為了使大眾觀眾與現狀相協調。本雅明并不同意這一點。因為，他在哀悼光暈喪失的同時，又矛盾地對政治化和集體化的藝術之進步潛力抱有希望。在這里，他又一次追隨布萊希特的步伐，盡管他個人對電影行業的經歷令人失望，但他仍然對電影的革命功能持樂觀態度。

阿多諾遠沒有這么樂觀，他在《論音樂的拜物教特性和聽覺的倒退》一文中對本雅明作出了回應。為了試圖彌合，本雅明這么寫道：“在我的作品中，我試圖表達積極的環節，這一點就像你把否定帶到前臺一樣清晰。因此，我看到了你作品的力量正是我的弱點所在?！庇谑撬岢觯新曤娪罢谄茐碾娪暗母锩鼭摿Γ⑾虬⒍嘀Z提出對其效果進行合作研究。然而，由于本雅明的去世，這項工作始終未能實現。社會研究所隨后在四十年代進行的關于大眾文化的工作缺乏他在分析中的樂觀主旨，我們接下來將展開討論。那項工作的精神更接近于本雅明在較早時期發表的名言中所表達的精神：“只有為了那些沒有希望的人，才會給我們希望?！?/p>

本文摘自《辯證的想象：法蘭克福學派史》（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p.197-212），新譯本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明年出版，譯文經出版社授權刊載，省略腳注及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