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著名環保人士汪永晨離開北京，來到母親的老家——河北蔚縣涌泉莊，開啟了自己退休后的“村居時光”。

曾經數十年為中國的大江大河生態保護奔波，致力于建設一個“綠家園”的汪永晨，在媽媽的老家種樹，帶著村子的孩子們一起做環保，并為一個鄉村的成長奔波，記錄下這些時光的點點滴滴，匯聚成冊，《涌泉莊的故事——在媽媽的老家種樹》。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汪永晨老師，用她的實際經歷說明，中國在“梁莊”，也在“涌泉莊”。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汪永晨：著名環保人士。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志愿者”召集人。先后出版《擁抱自然》《綠鏡頭－大自然的昨天與今天》《綠鏡頭II——我走在大江大河》等數十部著作。2008年9月當選美國《時代/CNN》2008環境英雄。著有新作《涌泉莊的故事——在媽媽的老家種樹》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庫理事長，評論人。

高明勇：雖然河北蔚縣也有一定的名氣，可是涌泉莊就寂寂無名。這兩年很多人是因為您才“發現”涌泉莊的存在。什么原因決定開啟“村居時光”的？

汪永晨：其實回到蔚縣媽媽的老家非常偶然，要說和疫情也有關系。

2019年初，涌泉莊鄉的官員找到我，說是鄉里有一筆錢，他們有四個選項，其中一個選項是給王樸——歷史上著名的愛國商人，也是我的太姥爺——重修祠堂，為此，還把王家在山西、天津、北京的親屬找到一塊兒，在北京開了一個會。

經鄉政府牽線，我三次回到涌泉莊。前兩趟回去多少有點兒故鄉情結，因為知道自己的太姥爺?在哪兒做出過那么大的貢獻，捐錢捐糧抗日，當地還流傳著“不吃不喝趕不上王樸”的老話。作為記者，也想去了解一下家族的長輩。

當然，2014我60歲生日，2017年退休后，時間自由一些，于是和哥哥，弟弟，小姨一起回去過涌泉莊，看到祠堂正一點點破敗，當時想如果有機會自己愿意投錢重新翻蓋祠堂。2017年為了給“綠家園”發工資，做自已想做的事，我把北京的房子賣了，手上也有了點錢。希望為媽媽的老家建一個慈善意義的，供村民讀書娛樂的地方。

高明勇：作為知名環保人士，您和哥哥在媽媽的老家涌泉莊做的第一件事是“種樹”，出于什么考慮？職業習慣？還是當地的生態剛需？

汪永晨：種樹，買樹苗，找人種，要花很多錢，主要是我哥在主導，我沒那么多錢，算是有些被動。

當地人并沒有認識到種樹的重要性，似乎也沒當成剛需。確實是我接觸到孩子們以后，很希望他們參與保護環境，有這么一個過程。雖然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當著我的面會是一個環保小衛士，背著我照樣垃圾亂扔。但是我倒是有準備，他們會養成習慣，需要慢慢地改變。

高明勇：促使您下定決心，有什么特別的事件嗎？

汪永晨：其實就是疫情。2020年4月1號，疫情期間在北京什么也做不了時，我和我哥，我的先生及朋友艾若四個人，一起回到了村子里，一住就是一個半月。

這期間因為種樹和村子里的孩子們打交道。發現這群孩子雖然住地離北京只有三個小時的車程，卻從來沒洗過淋浴，也沒有吃過生日蛋糕，和北京孩子生活相差之遠難以想象。而我帶著他們種樹，撿垃圾，讀書，聽故事給予了極大的興趣。

對于一個記者來說，哪怕職業的退休，寫作依然是生命的重要部分。從4月1號到5月13號，我每一天都記錄了和孩子們在一起的經歷，村子里的眾生相，以及家族曾經的點點滴滴。

鄉親們告訴我說，當年王樸的舍得精神，和他借糧給窮人時的“大斗出，小斗進”的做法，都讓我找到了自己身上的志愿精神、社會責任，以及幫助弱勢群體的理念的根源。

這時也越來越明確了，回到村子里有我做的事兒。

至于我寫的這些隨筆，每天在群里發出后，都會得到另一種驚喜。沒想到很多朋友對我寫的這些很感興趣。對我的鄉村生活給予了非常大的向往，這可能也是，我在村里越住時間越長的動力。

高明勇：作為一位“名人”，您的一言一行在當地都有反饋吧？

汪永晨：從2022年開始，我決定除了和孩子們交朋友以外，也希望把當地的婦女動員動員，因為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制作的婦女節目，曾經在全國引起了反響，為此還參加了聯合國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

劉瑞格書記知道我的經歷后，邀請我作“中國江河危機及江河保護的公眾參與”的報告。我也被報告的反響所打動，更是讓我有了新的出發點，要逐步去影響他們對環境的認知，以至對縣域經濟的帶動。

后來，我又在縣商務局總直播間里開辟了“壺流河家事”節目。點擊率雖然不是很高，但是凡是看到的人，幾乎都成了忠實的觀眾。

這些就是我在一個不被人知道的村莊做的事，和希望繼續做下去的期待。不是一見鐘情，而一步一步地堅定了做下去的勇氣。

高明勇：涌泉莊之前去得多嗎？第一印象，或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汪永晨：剛才也提到，在2004、2005年的時候，因為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在京蔚縣藉人員的大會，借機回到了過去只是聽家人提及的媽媽的老家蔚縣涌泉莊。連續去了兩年，一個原因是那里正月十四有“打樹花”，另外兩次都是“綠家園”志愿者的生態文化游。

第一次去的印象還是“窮”，我哥還給一些跟我們沾親的村民捐錢。

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的祠堂邊是垃圾堆，村里沒有地下水，臟水滿街倒。

刻骨銘心的，是村里人告訴我：村子里甚至全縣的大松樹，都是我的太姥爺王樸當年種的。

當時想，我在全國各地搞環保活動，可是自己媽媽的老家還那么臟。

這些都是促使我要改變村子面貌的重要原因。

高明勇：涌泉莊與您之前去過去的其他村莊想比，有什么共性和獨特之處？

汪永晨：以前倒是去過不少的村子，可是對一個村子的采訪最多也就是幾天的時間。江河十年行，黃河十年行，都走了十年，有一個縱向的了解和對十年間變化的記錄，但是對一個村莊深入的解讀遠遠談不上。

而現在我在村子里已經整整兩年零兩個月了，所以看到了更深層的東西。

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村里的廟真多，不知是否以前對采訪過的村子沒有特別留意，反正很難想象一個村子里會有或五六個，或七八個廟。而且村村都有堡墻，有古戲臺。這在走黃河十年行、江河十年行，中國的西南、西北、中原經過的村子中，是很難見到的。

遺憾的是，廟里幾乎都有年久失修的壁畫，有些極為珍貴，但是它們卻都在破損中慢慢消失。

和其他村莊相同的是，一定要讓孩子讀書，哪怕再窮。很多人在城里租房子住，就是為了孩子上學。這些現象，我在甘肅，在四川，在云南都遇見過。稍微條件好一點的，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外地讀初中。他們認為最好的教育，就是衡水模式。相同的地方還有一個，就是認為在生活中掙錢高于一切。

高明勇：在您所關注的公益領域呢？

汪永晨：去年春節，我哥在村子里舉辦了燈會，我帶著村里的孩子們在周圍撿垃圾。一些外面來的家長，竟然對撿垃圾的孩子嗤之以鼻，讓孩子離我們的這些孩子遠點兒。我們也試著組織義賣雞蛋，想為春天種樹募捐，結果賣出去的很少，聽到的常常是“公益/慈善我不關心”。

高明勇：您在涌泉莊的經歷，讓我想起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您認為中國更在“梁莊”，還是更在“涌泉莊”？

汪永晨：和那兩位作家比起來，他們是學者型的作者，而我是記者范兒。

也許從小生活在新華社的大院里，看著父輩們一天忙忙碌碌的，然后就在報紙上看他們寫的事件和故事。應該說，穆青和馮健寫的焦裕祿，對我的影響很大。

那時每到周日上午，父親會考我們一周的新聞。所以樓下的孩子們周日會拿著報紙，在樓下嚷著告訴我們一些重大事件，也成了當時我們院的一景。

下午則是帶著我和哥哥、弟弟遠足，看著玉淵潭公園的春夏秋冬，蝌蚪變成青蛙，樹葉從嫩芽到滿地金黃。

雖然這樣的周末并不是很多，因為父親也常常出差，但是這對我日后成以記者特別是環保記者的身份融入社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以，當我看到那兩位學者寫的書時，除了敬佩他們的學識和調查視角以外，也督促自己會以不同的方式記錄在農村經歷的故事。同時，覺得這就是中國的多樣性，中國既在“梁莊”，也在“涌泉莊”。

高明勇：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一下子在農村扎根，最大的不適應是什么？

汪永晨：我去過世界上很多國家，如果說，中國和世界各地有什么不同，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另一發面是對文化價值判斷的缺失，這些都讓我反復咀嚼：今天的中國就是中國嗎？

如果說最不適應的，是孩子甚至小姑娘們，滿嘴臟話，家長們熟視無睹。

還有，如果不喜歡一個人，在城里，你可以躲他遠遠的。但在村里，你還得和他朝夕相處，躲也躲不開，無法做到眼不見為凈。

最不適應的還包括過去做節目，今天采訪了明天就可以播出，是這樣的一種節奏，在村子里，你想干一件事兒，人家滿嘴答應，但離這件事兒辦成真可謂遙遙無期了。被磨練的性格，不知道是處事哲學的長進還是倒推。

高明勇：我看書中好多涌泉莊孩子參與公益活動的照片，應該是有意鼓勵引導這些孩子參與的吧？

汪永晨：有一個過程。有時我比較沮喪，就是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在村子里和孩子們斡旋改變他們的習慣，增長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素質，而成效并不顯著。

好在，后來終于把孩子們組織起來成立了一支環保小衛士的隊伍，這是我的天性，能力與習慣，一開始并沒有想到。但是孩子們的成長，倒使我經歷了一個從環保的倡導者、影響者到教育者的轉變。

所以，從今年年初的寒假才開始了把視線放到全縣的孩子中。全縣更為廣泛的人群參加，促使了我更大的“野心”，希望影響全縣孩子，也有了可能。

高明勇：涌泉莊“空心化”問題突出嗎，年輕人參與的多不多？

汪永晨：“空心化”的現象在蔚縣不是特別明顯，因為多數婦女生了孩子以后就在家里全職照顧，女人外出打工的并不太多。

但是，也有另一種現象，是女人的攀高枝改嫁，孩子留給男人及爺爺奶奶，極為普遍。這和城市里離婚時，好多女人一定要爭奪孩子的現象有著很大的不同。

當地女性的這種心態，屬于人性的問題還是社會現象，是我希望繼續深入關注的話題。

高明勇：如果把涌泉莊當作鄉村振興的一個實驗室，您認為您的“介入”，給當地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么？您希望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什么？

汪永晨：公益，募捐，慈善，我不關心！——這是2021年過年燈會上我聽到的一句話。

2022年大年初三，我做了一個小實驗，帶著村里四個環保小衛士，在縣領導召開的會上義賣我寫的書和文創產品，賣了一萬六千元。為此，第一本《涌泉莊的故事》我加印了五千冊，第二本直接印刷了一萬冊。

對于孩子們來說，我給他們講的采訪世界各地的經歷，讓他們打開了一扇窗戶，我想這對他們的未來成長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和他們說的，“做事要先做人”，“守時間，守信用”，“有責任感”，以及我在村里的做事，做人，來影響并感染著他們。

對于村民們來說，讓他們知道了，這個世界上也有一些人，不是活著為了掙錢，掙錢為了活著，而是還有另外一種活法。當然，通過我們的努力，讓他們增加了就業的機會，提高了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對于官員來說，我對他們的影響，大多只是在他們的口頭上，拿出實際行動的時候并不多，但是也有了一些可能。

3月8號，我從北京請了五位女性專家為全縣領導培訓，試圖影響他們的理念和做事方法。目前又爭取到一筆錢，主要是作為今后扶貧、婦女培訓的資金。

此外，我也計劃利用抖音制作直播節目，影響當地人改變思想觀念，傳承文化。

總之，是希望他們看到不同的世界。

高明勇：王樸是您的祖先，您到涌泉莊“定居”后，對他的印象和情感有什么變化嗎？

汪永晨：在村子里的時間越長，越能體會到太姥爺的座右銘為什么是“舍得”。“大斗出，小斗進”，是因為他覺得來借糧的就是窮人，應該給予幫助。

他種樹是為了什么，我并沒有直接聽到。但是如今在村里，在荒野上，老樹枝繁葉茂，讓我慢慢地感悟老人種樹的意圖，并從中吸吮著精神的營養和行動的力量。

高明勇：您如何定義自己的涌泉莊的“身份”？鄉紳？新村民？

汪永晨：我給自己定位還是涌泉莊的后代，希望家鄉也能跟上時代的潮流，邁進時代新的行列。

《涌泉莊的故事》

作者：汪永晨

出版社：黃河水利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

推薦語：在汪永晨的文字與作品中，我們能夠看到，她不僅是一位環保達人，更是一位關注自然、社會與人自身的人文學者。也因此，除環境問題之外，汪永晨還廣泛地關注著鄉村社會的維系、傳統文化和民俗的承繼、今人精神秩序的重建等深入社會發展和人的存在本身的重大時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