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大清皇帝七十歲整壽。從黃歷翻到這一年開始，乾隆皇帝的心情就很是不錯，滿心期待著自己古稀萬壽之日的到來。正月十五一過，他就帶隊浩浩蕩蕩地離開北京，開始他的第五次南巡。然而，路上發生的一件事，卻讓他的好心情大打折扣，由此引發的事件也很值得今人深思。

乾隆南巡

二月初，新上任的奉天府尹海寧按慣例在赴任前來拜見皇帝。這種本來沒有實質性意義的接見，卻因為海寧突然擲出的一堆實質性問題變得意味深長。

調任奉天府尹之前，海寧是云南糧儲道，頂頭上司是云貴總督李侍堯。見到乾隆帝，海寧像個逃出生天的幸存者一般，痛快淋漓地向皇帝傾述李侍堯對其下屬官員們的殘酷壓迫。總結起來，李侍堯在任期間，以為皇帝采辦貢品為名，勒索云貴地方官員白銀一萬六千余兩；由于修繕自家房屋，又勒索地方官白銀一萬余兩。

李侍堯

海寧好不容易說完，瞥了一眼站在皇帝身邊的軍機大臣和珅，和珅隱秘地給了他一個贊許的眼神。

朝廷里都知道李侍堯不待見和珅，作為乾隆朝老資格封疆大吏的代表人物，他非常看不起這個突然躥紅的小字輩。在出任云貴總督之前，李侍堯曾經短暫地留在北京做過一段時間的軍機大臣，在軍機處上班時，他時常出言攻擊和珅，絲毫不掩飾對和珅的蔑視。和珅豈是忍氣吞聲之輩？在和海寧的私下交談中，和珅摸到了李侍堯的小辮子，于是，鼓動海寧出面告發李侍堯。海寧告完狀，拿了和珅的銀子就去奉天赴任了，他的戲份到此結束。

二

利用海寧這個投射器，和珅把一個難題扔到皇帝面前：要不要處理李侍堯？

李侍堯是皇帝的心頭肉。從二十五年前外派廣州將軍至今，他兩次出任兩廣總督，主持起草過清王朝、也是中國史上第一部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防范外夷條例》。中間當過幾年湖廣總督，升任軍機大臣后，又前往昆明任云貴總督，負責處理緊張的中緬邊境問題，事后繼續在云南辦差三年。乾隆帝評價李侍堯：在總督中最出色。等于說他是大清朝精英中的精英。

李侍堯辦事能干且乖巧。二十多年間已經先后為皇帝私人進貢一百二十余次。與旁人的貢品不同，奴才出身的李侍堯非常了解皇帝對物質享受的品味(農家樂品味)。他進貢的東西總能撓到皇帝的心尖，使得皇帝一邊說什么“進奉一節，最為吏治之害”，三令五申禁止地方上供，一邊又多次密示李侍堯多給他在外面帶點東西送來，“嗣后似此樣好得（的），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于端陽貢進幾樣來”。

李侍堯貢品之一，金桂樹圖掛屏

李侍堯還有個弟弟叫李奉堯，時任江南提督。前幾天，他哥哥派下屬陳連升來給皇上進貢，那人順便也來拜望隨駕南巡的李奉堯。李奉堯正站在一處人多的地方，看見陳連升向他走過來，膝蓋已經開始彎曲，馬上要向他下跪請安了。若在平時，李奉堯對此習以為常。但是此時正值接駕的關鍵時刻，他急切地向陳連升擺手示意。陳連升雖然看見了，可是要把已經彎下去的膝蓋再直起來，這需要極大的肌肉力量，他奮力往上彈了一下，但還是撲通一聲跪下去了，而且跪得前所未有地結實。

這一幕被乾隆帝看見了。一向以為跪拜之禮只適用于君臣之間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乾隆帝看到這一幕時微妙的表情，被一旁的和珅讀懂了，于是他抓住海寧見駕的機會，向李侍堯發動進攻。

帝國皇帝喜歡誰，才會敲打誰，不喜歡的話，直接扔掉就好了，還敲個什么勁？于是，乾隆帝接下海寧舉報的這件案子，決定好好敲打一下李侍堯，好讓他更好地辦差。被皇帝以欽差大臣的名義派往云南辦案的不是別人，正是李侍堯的死敵和珅。一場司法大案即將開始。

三

本案舉報人是奉天府尹海寧；接受指控、決定立案的是皇帝本人；執行偵查的是軍機大臣、戶部侍郎、代表皇帝名義辦事的和珅。那么問題來了，并稱“三法司”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機構干什么去了？如果皇帝不接受海寧的指控，他們是否有權啟動法律程序，辦了李侍堯這個貪官？

他們名義上有，實際上卻根本辦不到。按清王朝法律規定，這種案件該由都察院負責。都察院與六部平級，職責相當于監察部門，專管糾辦官員違法行為，分央地兩部分。在中央，左僉都御史為都察院最高長官，下轄“六科”、“十五道”，“六科”監察六部，“十五道”監察各地，但并不派駐地方。在地方，專職監察的是提刑按察使，排位在總督、巡撫和布政使之后，各地巡撫往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銜，而與中央的左僉都御史平級的右僉都御史、清王朝地方監察系統的領導人，則按慣例也作為兼銜白送給各位總督大人。

中央監察系統沒有派駐地方的機構與人員，聊勝于無；地方監察系統由被監察者擔任或受被監察者領導，無能為力。如果皇帝本人不啟動監察權，清王朝的監察系統，也就算是癱瘓了。

老年乾隆帝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當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來到昆明云貴總督府門前時，云貴總督、右僉都御史、云貴兩省最高監察官李侍堯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就被和珅收繳了印信，關押起來。

李侍堯案件并不復雜，因為海寧舉報的兩條的問題很具體，和珅很快就集齊證據予以證實：李侍堯坐實的涉案金額為三萬六千余兩。這說出來都沒人信。李侍堯外派當官二十多年，已為皇帝私人進貢一百二十余次，每次都出手闊綽，隨便算上幾次進貢的價值就夠這個數了。

和珅雖然不是清王朝的專業司法人員，但他很清楚清王朝的法律習慣。對于本案，即使他想弄死李侍堯，也得堅持清王朝法律中“就案辦案”的規則。

清史專家郭成康先生指出：在督撫貪贓案件的查辦上，查辦誰不查辦誰，查辦哪些情節，官僚機器是完全處在皇帝的掌控下，辦案不得有疏漏，也不準波累遷延。也就是說，皇帝要你查什么就只查什么，別的事情不準管，辦案人員沒有主動權。況且，三萬余兩白銀的涉案金額，也足以讓和珅終結李侍堯政治生命了。

四

和珅下一步要做的是根據律法，給李侍堯擬一個罪名和相應的懲罰。注意，是“擬”不是“定”，作為代表皇帝的欽差，而不是獨立的司法人員，和珅只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

在清朝的法律中，有三種罪名可以分別對應今天的貪污罪與受賄罪：“監守盜”相當于貪污罪，“枉法贓（因具體事項受賄）”與“不枉法贓（無具體事項受賄）”相當于受賄罪。李侍堯所坐實的罪名屬于受賄而非貪污，但因為受賄罪在清朝法律的規定量刑中，并沒有可論死的條文。而貪污罪中則明文規定：“凡侵盜倉庫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者，斬監候。”和珅援引這條法律，建議處李侍堯以“斬監候”，也就是死緩。

在罪行與罪名上的移花接木，倒不是和珅的獨創，當時大多數貪官都死在這一條法律上，不管他的行為是否的確符合這條法律的規定。為了表現辦案人員自身對貪污行為的深惡痛絕，辦案人員的建議上還會加上“請即行正法”的鏗鏘語句，建議超越法律條款，提高量刑。和珅卻沒有這么做。終結對手的政治生命已經足夠，此后是否要再進一步，該是皇帝的事。他很聰明地為皇帝留下了回旋余地。

在李侍堯被查辦的公元1780年。地球的另一端，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四十二歲，他的代表作《論犯罪與刑罰》早已問世，已經成為西方大陸法系的必讀經典。在該書中，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法國大革命后頒布的《人權宣言》第八條規定：不依據犯罪行為前制定且頒布并付諸實施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

貝卡利亞像與《論犯罪與刑罰》書影

這些話是“罪刑法定”刑法原則較早的明確闡釋。如今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也就是說，如果需要懲處違反正義的行為，那么就先要有相應的法律規定，而不是把現有法律東拉西扯地滿足個案的需要。

法律自有其尊嚴，不應該像件不遮體的破爛衣裳似的被扯來扯去。但在皇權專制下的中國，扯了也就扯了，沒什么辦法。在本案中，沒人會同情李侍堯，甚至有一大波人為和珅叫好。

五

接到和珅從云南發來的案情報告和量刑建議文書，乾隆帝佯作驚詫：“侍堯身為大學士，歷任總督，負恩妄索，朕夢想不到，奪官，逮詣京師。”

西南政法大學學者杜斌先生指出：清代司法實行“逐級審轉復核制”，一審終審的情況并不多見，因此即使是欽獄大案的督撫貪贓案件，皇帝也很少直接核準初審擬罪，而是交諸“三法司會審”乃至“九卿會審”程序復審。

到了復審環節，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清王朝正兒八經的司法機構——終于有機會正式露面。可這一次，乾隆帝卻跳過三法司會審的環節，將李侍堯案的復審直接升格為“九卿會審”，也就是三法司要聯合六部尚書、侍郎、右副都御史、通政副使、大理寺少卿等幾乎所有在京高官四五十人一起來復審。司法系統好不容易有機會發揮點作用，卻也不過是個配角。

民間時常盼望的三法司會審，實際上并不適于與一般案件

乾隆帝嘴上說本案事關重大，應該慎重定刑，而實際上是想在一個更大的范圍里暗地尋找支持，保住李侍堯。不成想李侍堯做事過于高調，人品實在太差，大家都對他深惡痛絕。九卿會審的結果是，建議皇帝將斬監候升級為斬立決。

這下乾隆帝尷尬了，慣常的法律程序被他一步到位地走完了，卻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九卿會審之后就該由他定案了，要保住奴才李侍堯，他就得否決九卿會審的建議，而否決需要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總不能直說沒有李侍堯就沒人給他奉上貼心貢品之類的大實話吧。乾隆帝還是得扭扭捏捏地在法律程序上做文章，如果現有的程序幫不上忙，那么就弄一個新的程序出來。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七日，皇帝發文各省總督、巡撫，將李侍堯案相關卷宗下發給他們閱看，命令他們給出對李侍堯的定刑建議。這種史無前例的“各省督撫定讞具題”的特別法律程序，以看似頗有些法理意味的方法來實現枉法的目的，不能不說乾隆帝確實很聰明。

不過，李侍堯真是不爭氣。為了保全他，皇帝都做到這個地步了，卻還是幾乎無人替他說話，陜甘總督、湖廣總督、江蘇巡撫、湖北巡撫、陜西巡撫，還包括他的下屬貴州巡撫都認為九卿會審的結果是對的，請皇上批準執行。直隸總督、四川總督、代理云貴總督、東河總督、漕運總督、山東巡撫、江西巡撫、廣西巡撫、代理云南巡撫這波人更狠，請求乾隆帝繼續深挖李侍堯的其他罪狀，讓他死得更慘些。

這可把乾隆帝給急壞了，李侍堯你是怎么做人的？直到安徽巡撫閔鶚元的建議到來，皇帝才松了一口氣，總算有人明白朕的意思了。閔鶚元為李侍堯說情，說他是皇上的好奴才，辦事能干，適用于清王朝法律中“八議”的從寬量刑辦法。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本年秋后處決人犯的時日已過。皇帝才佯作語重心長地發布了關于李侍堯案的意見：“是李侍堯一生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僅閔鶚元一人），則罪疑惟輕，朕亦不肯為己甚之事。今年雖過，停勾至明年朝審時。九卿自必擬以情實，朕亦斷不能曲法姑容，是今雖稍系從寬，實非量與末減。李侍堯著而應斬監候，秋后處決，余照大學士九卿原擬！”

既然有“這么多”人為李侍堯求情，朕也就不再堅持了，今年處決犯人的時限已過，朕就暫時放他一馬，明年再議，如果明年大家還是覺得他該死，那么再行處死。現在，他的判決暫定斬監候，等明年秋后處決吧。

這下子大家徹底明白皇帝的意思了。負責辦案的聰明人和珅看到得更多，只要自己也能像李侍堯一樣博得皇帝的疼愛，哪怕捅了再大的簍子，皇帝都會想盡辦法保護自己。

六

第二年，皇帝壓根沒提什么再議李侍堯罪狀的事情。皇帝不提，司法系統也沒有任何主動權，這件事就這么算了。這一年甘肅爆發“塌方式”腐敗窩案，上至巡撫王亶望，下至幾乎全省知縣全部涉案。乾隆帝震怒異常，被他派往甘肅查案的人，正是他最喜歡的奴才李侍堯。臨行前，皇帝終于摘去了他的死囚頭銜，還給了他三品官的頂戴花翎，代理陜甘總督，前往甘肅查辦王亶望。

電視劇《乾隆王朝》中的王亶望

辦案結束之后，三品頂戴換成了總督該有的一品，李侍堯又回到了案發前的高度。此時，他死而復生后的第一批貢品也送到了皇宮，乾隆帝樂不可支。

公元1784年，在鎮壓甘肅回族起義時，李侍堯再次被人舉報玩忽職守，乾隆帝也再次啟動司法程序來敲打他，九卿會審給李侍堯定了個斬立決，而乾隆帝這次則直接將其改為斬監候，用同樣的手段，把李侍堯撈了回來。李侍堯一年后復出，任戶部尚書。此后又先后擔任湖廣總督、閩浙總督。

公元1788年，李侍堯死，他的進貢次數最終定格為155次，進貢物品共計2413種，其總數和總價值難以估量。僅以其就任兩廣總督三年間的進貢來看，就花費黃金1213兩，白銀41800余兩。這還只是賬面上的數字，并不包括李侍堯吃掉的回扣、差價和向下屬勒索所得。這些金銀，哪點不是民脂民膏？

可惜，先賢荀子早就說過：有治人，無治法。古代中國的治理，歸根結底靠的是人、皇權，而不是靠法律、法權。皇權的存在遮天蔽日，包括法權在內的其他一切權力，若與之發生沖突，都將不復存在。

這是教訓，不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