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至12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舉行學習討論會。在此次會上作輔導報告的有王新奎、周其仁、田國強、王戰、周振華、張軍等學者專家。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在會上做了題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勢、任務與上海的定位》的輔導報告。

12月12日，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專訪了田國強，他表示，上海應該而且完全有能力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前列，其關鍵和重點是要在提升經濟包容性、政府執行力和社會自治理方面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復制的經驗與模式，形成具有區域或全局意義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應。

澎湃新聞：在這次討論會上你主要談了什么問題？

田國強：我主要談了三方面問題，一是談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勢，也就是談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二是談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三是談上海的定位或應對。

澎湃新聞：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田國強：之所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實中諸多表象問題都與這個矛盾息息相關。

為此，需要弄清楚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是什么原導致了過去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從而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如何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主要矛盾，實現十九大提出的愿景目標？

澎湃新聞：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過去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從而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呢？

田國強：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過去、傳統的發展模式是一種政府過度有為的強政府、弱市場、小社會的治理模式。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及和諧社會相比還有較大的距離，政府不僅在資源配置還在其他許多方面仍然居主導地位，大量越位和錯位，限制和壓制了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發揮，而在維護市場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大量缺位，在許多方面導致了人為和自身兩種性質不同的市場失靈及眾多社會治理問題。

澎湃新聞：過去的這種發展方式會帶來哪些問題？

田國強：傳統、過去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所帶來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導致了經濟、社會和政府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經濟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現是低質量發展，且不具有可持續性，導致近些年來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第二，社會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現是民生資源分配不均衡、社會失衡失序；第三，政府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現為過位缺位現象突出。

澎湃新聞：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主要矛盾呢？

田國強：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消除制度性障礙的改革。平衡充分的良性經濟社會發展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核心手段，而良性發展需要新的發展理念，這就是十八屆五中全會確立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關鍵是十九大提出的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而可以此推動經濟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形成有效的社會規范和治理及良好社會秩序。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有哪些？

田國強：深層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點目標任務：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二是提升國家強制力和政府執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會規范和秩序及和諧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

面向今后一個時期，中國要建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的現代經濟體系，推進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同時政府要有執行力，需要以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方式進行治理，建立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剛柔相濟的有限政府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澎湃新聞：“有能、有為、有效、有愛”具體指什么？

田國強：有能主要是講政府執行力的問題，有為就是政府在應該作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問題，這三個主要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促進有效市場形成為導向，有愛則是講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澎湃新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上海的位置應該是什么？

田國強：上海應該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其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率先取得制度創新上的突破，其關鍵和重點是要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復制的經驗與模式，形成具有區域或全局意義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應。

澎湃新聞：具體來說你提出了哪些建議呢？

田國強：第一，上海應該在提升經濟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國前列，讓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活起來和發展起來；第二，上海應該在加強社會自治理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第三，上海應該在提升政府執行力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澎湃新聞：第一點可以詳細講講嗎？上海為什么需要提升經濟包容性？

田國強：提升經濟包容性是上海經濟發展驅動轉型的需要。上海早已過了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效率驅動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創新主要靠誰，靠民營企業，靠企業家精神。

中國新四大發明中，除了高鐵之外，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都是民營企業的創新成果。與浙江、廣東等相比，上海企業家群體的整體顯示度、行業號召力、國內影響力都已不可比。為什么會這樣？這恐怕與上海民企弱的整體格局有關。從民營經濟稅收貢獻率來看，全國平均是超過50%，江蘇、浙江是60%左右，而上海只有30%多。

要讓市場有效，政府的定位至關重要，要逐步有序地從發展型全能政府轉向服務型有限政府。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對單位面積而言比江浙要強，很容易形成強政府、弱市場、小社會。如果能轉變觀念，則服務會更強，政府該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反之，則很容易管死，遏制創新。

我的看法是，應該向中央建議，由上海牽頭，建立長三角統一大市場，促進資本相對自由流動和區內民企全國總部的落戶上海。上海商務成本高，創業型企業很難生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上海教育醫療文化等綜合配套好，國際影響大，江浙有些成長到一定規模的企業想把總部搬到上海，但由于行政區域的限制，當地干預不放。同時，上海也要在綜合稅負、人才公寓等方面想方設法降低企業負擔也很重要。

同時，上海應利用要素市場齊全的優勢在推動國有企業走公眾公司道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做出更大膽的嘗試，繼續引領全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潮流。

澎湃新聞：在城市治理方面你對上海的建議是？

田國強：在城市治理這方面，上海要朝著法治化、智能化、精細化的路子上走。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來解決城市社會治理頑疾，善于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手段來提高城市社會治理水平，善于用更精細的制度設計與執行來破解街道、社區的“最后一公里”難題。上海已經率先做出了許多實踐探索，對于其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建議與自貿區一樣，也向全市和全國輻射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