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ral Garcia是個哈瓦那的三輪出租車司機，他不止對所生活的城市了若指掌，就算是全球的政經大小事，也能侃侃而談。作為來自美國的游客，我幸運地坐上了他的三輪車，跟著他了解到一個不一樣的哈瓦那。

幾年前，34歲的Garcia在踩三輪車前曾在哈瓦那碼頭上當過碼頭工人。如今，在城里拉游客，掙的錢是當碼頭工人的三倍。Garcia說，現在一個月要交10美金的執照費，加上3美金的三輪車租用費，即便如此，Garcia仍覺得現在的工作好多了，掙來的錢至少足以撫養年幼的女兒。

“工作辛苦，但是掙的錢多些，”他說，“不能發財致富，就是求個溫飽。”

他一邊給我講述自己的故事，一邊迅捷地穿越了馬路上的重重車陣。他說起1991年后古巴的困頓，也就是蘇聯瓦解之后，“古巴整個癱瘓了，經歷了很糟糕的幾年。但也從那時起，政府開始進口自行車，我這腳下三輪車就是這么來的，”他一邊踩著腳下那臺穩重的自行車，一邊說著。

的確，哈瓦那的三輪出租車，在這個日益擁擠繁忙城市，不僅僅是運輸工具，也幾乎成為了蘇聯時代的一個象征。在搭載游客前，這些生銹的人力三輪車，其實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古巴的“特殊時期（THE SPECIAL PERIOD）”，由于資源稀少，三輪車便用來運送食物或眾多其他物品。

特殊時期發展出來的生態模式

隨著蘇聯瓦解，俄羅斯縮減了對古巴輸出的便宜原油，中斷對古巴蔗糖的擔保價格，也重創了這里的經濟。在哈瓦那，店鋪關門，加油站停業，巴士也變得極度擁擠。伴隨著食物供應緊縮，基本的健康飲養也成了緊要的問題。

而美國對古巴的禁運政策，加深了特殊時期的種種困頓。在美國與蘇聯沖突的余波掃蕩下，美國在1962年更緊縮了對古巴的禁運條例。1992年的《古巴民主法案》（TORRICELLI LAW / CUBAN DEMOCRACY ACT）和1996年的《赫爾姆斯?伯頓法》（HELMS-BURTON ACT）條例，都限制了外國與非美國的公司與古巴進行交易。

在此情況下，古巴的領袖們為求維持古巴的能源獨立，開始著手不同的石油替代計劃。汽車稀少的狀況下，自行車便開始充斥哈瓦那的大街小巷。都市農園也出現在閑置的土地上。由于受到政府鼓勵，加上化學肥料的缺乏，鄉村的有機農業便應運而生。這些替代方案，至少讓人們有工作和食物。這些特殊時期的困境與緊急措施，反而成了古巴生態實驗的契機。

雖然，古巴的生態革命最初是對緊縮政策的對應措施。世界各地的環境工作者卻都深受這些永續發展和低成本低碳措施的啟發。許多人將這些模式作為人類面對極端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等問題的應變方法。

1999年，烏戈?查韋斯在於委內瑞拉上臺后，古巴的特殊時期宣告結束。委內瑞拉開始供給古巴石油，也幫助古巴逐漸恢復經濟。自勞爾?卡斯特羅從他日益年老的哥哥菲德爾?卡斯特羅手上接管政權后，2006年開始，古巴也逐漸對外開放。2015年，奧巴馬總統重啟與古巴的外交關系，意味著禁運條例的終結。今天，古巴脫離了經濟危機，對世界與國際資金持開放態度，尤其歡迎外國游客。這些都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前所未見的現象。

在哈瓦那，經濟轉變的表現最為明顯。現在的公交巴士定時定點，不再過度擁擠。老哈瓦那的歷史區域，也開始出現士紳化的現象：一方面，嶄新的雙層觀光巴士停駐酒店前，準備接送游客。另一方面，許多1950年代經典的底特律款汽車，由于歷年來的禁運條例，還在路上行駛。這些歷經改裝的經典老車，加上了新的烤漆，但仍缺乏污染控制的催化轉化器。

同時，三輪出租車，也開始受到嚴密的管制。哈瓦那市政府相關單位出臺了一個新規定，三輪出租車如果在注冊限定區域外運行，就會受罰。哈瓦那市區是一個單獨的省區，每一個區域都屬各自管轄，這個新規定使三輪車收入減少。1990年代以來各項號稱“進步”的現象，似乎都威脅著哈瓦那的另類生態機制。

自行車將會永遠在此停駐

今年四月，我想親眼看看古巴近來的經濟轉變，以及其另類生態機制的狀況。這些特殊時期遺留下來的生態模式，還能繼續嗎？

1993年，我受邀去哈瓦那參加一個城市自行車運輸的會議，正遇上特殊時期最糟糕的一段時間。當時，不僅糧食短缺，頻繁的電力中斷更使得哈瓦那幾乎成為鬼城。我記得一次日暮后，在黑暗中，我騎著自行車回到酒店，幾乎看不見輪胎下的道路。

在哈瓦那的會展中心——當時的會議地點，有個標語寫著“自行車將會永遠在此停駐”（西班牙文："LA BICICLETA LLEGó PARA QUEDARSE"，英文：The Bicycle Has Come to Stay）。當時的外國貴賓們，紛紛開玩笑，稱其為“革命中的自行車革命”(Velorution in the Revolution)。Velorution（Velorution是Velo和Revolution的合成詞，Velo是自行車的意思，Revolution是革命的意思）這個詞是自行車騎士們創造出來，用來描述自行車取代汽車，受到大眾普遍的接受。這同時也指涉RéGIS DEBRAY在1967出版的書“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以及此書描述的古巴革命對于拉丁美洲左翼的挑戰。

Gina Rey是這一系列活動的一個組織者。她后來也成為哈瓦那政府智庫中的咨詢員。在會議結束后的一個訪談中，我問她對自行車能幫古巴成功度過這個危機時期是否有信心。當時，她坦誠地表示，對此愿景有所保留。“的確，在度過（特殊時期的）危機之后，我們可能又會從自行車回到汽車的階段”，她說，“這在于我們是否可以在經濟考量之外，對自行車的優勢有更多的認識。”

在近期的古巴行中，我再度與Gina Rey碰面。作為個都市規劃專家的Gina Rey，今天也是哈瓦那SAN GERóNIMO大學的教授。許多年前，她跟我提及的自行車能否延續的危機，已經在哈瓦那出現。在特殊時期，自行車數量曾高達一百萬輛，如今，已經不到10萬輛。同時，道路安全的不足，自行車道的消失，加上種種鼓勵汽車的政策，都威脅到自行車在這個都市的存亡。

雖然古巴的自行車計劃，在特殊時期后，并沒有繼續發展下去，但Gina Rey表示其他的生態模式還在古巴持續著。比如，太陽能的使用和都市農園的發展。鄉村推行的有機栽種法，讓哈瓦那在食物供給上實現了自給自足。

自給自足的城市農園

今天，在哈瓦那中心區，可以在每個街區見到蔬菜和水果的小攤。這些蔬果小攤，通常都是自行車改裝的，上面販賣有機香蕉、鳳梨、辣椒、娃娃菜、紅蘿卜、洋蔥和大蒜。這些種類繁多的農產品都來自古巴本島，而且大多來自哈瓦那的都市農園。

Rey說，這些農園通常屬于國家城市農業計劃的一部分，除了進行可持續的農業發展，也含括了很多社區參與活動，讓社區得到了改善。為了更加深入了解城市農園（organopónicos）的運作方式，我搭上一輛出租車到了Vedado區，這是位于哈瓦那城西，曾是高級社區的所在地。Vedado的中央是革命廣場，也就是古巴的行政中心。這里可以看到切?格瓦拉的經典面容，從內政部的墻上眺望廣場。偌大的廣場外幾個街區遠的地方，則是公共住宅與褪色的高級別墅比鄰而立。

我在這里遇到了Isbel Díaz Torres，他帥氣俐落的外表隱藏了另類的政治想法。除了在古巴的文化之家教授文學之外，他還是古巴少數的左翼異議份子。他在網上有個“批判性古巴觀察室”，2006年在勞爾?卡斯特羅上任后成立，目標是在對更多自由的渴望中，帶入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

Díaz帶我去離他公寓幾個街口遠的農園逛了逛，路上我們經過大片的菠菜、卷心菜、芹菜以及花椰菜田園，工人們在果架藤蔓間鋤地。在一片不到幾畝的田地——城市農園廣場（Organopónico Plaza），我跟幾個工人聊了一陣。

其中一位是當地的主任Jorge Albertini，他告訴我怎么辭了警察的工作來到這個農園。他說，他更喜歡現在的工作。我問他是什么農業技法能支持如此大量的產出。他迅速回答：“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有機！完全禁用化學物。”

工人們說，這些農園大多是自發性的。最初，農園通常靠近政府機構，有官員們的非正式性指導，主要為了在特殊時期間，讓職員們能有食物的來源。在那之后，這些農園被正式認可為社區團體。直到今天，這些城市農園還與官方緊密相關。大多數的農產品也供給國家委員會，即古巴最高級的領導單位。其實，國家委員會的中心就在這些農園的附近。

這些城市農園原先都是閑置的國有土地，受到哈瓦那都市農業公司的管轄。1993年，古巴部長會議頒布的142法條，讓國有土地得以開放給地方的社區合作團體。有些人將此視為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之后，第三波的農業改革。此外，還廢除了大型的私有農園（latifundios）。

142法條也將鄉村的國有大規模農園劃分成小的單位，也就是基本合作生產團體（Basic Cooperative Production Units）。到了90年代，在古巴300萬畝的農地，也就是60%的農用土地中，大約還有3000個基本合作生產團體存在。當這些地方團體逐漸機構化，都市農園也被納入基本合作生產團體的體系。在哈瓦那，其涵蓋的土地面積高達35902公頃，整個古巴則超過一百萬公頃。

這次改革不僅擴大了規模，也提高了產量，主要是改進了小規模農園增加產量的方法。其實，這個改革也受惠于1994年設置的自由農夫市場。讓人們可以在私人攤販處購買產品，不再受制于官方的集中分配系統。

2000年，哈瓦那的Alexander Humboldt熱帶農業基本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Tropical Agriculture）發表了密集農園與城市農園的技術手冊，非常支持城市農園的運動。國家機構，比如卡馬圭（Camaguey）的基因工程以及生物技術中心，也開始發展生物增長法和生物除蟲法，利用食蟲植物和自然方法，而非工業生產的化學物。這些都對基本合作生產團體的蓬勃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Sinan Koont是《古巴永續城市農業》的作者，這本英文出版物深入介紹了古巴城市農園，書中這樣寫道：當這些垃圾空地被重新改造成綠色空間，充滿了綠樹、花卉、蔬菜和裝飾的植栽，我們獲得的不僅是美感上的改造——當然美化是一個期待的目標。這些城市農園同時也成為社區重要的社交空間。即便它們原本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集散地，或都市犯罪的集中點，現在卻成為人們前往購買蔬菜瓜果，以及各種具有食用和精神寄托性的植物的地方。人們在這些地方，與鄰人們有更多的互動。

不過，即便這些城市農園相當蓬勃，Díaz對于社區農業的長遠發展，也表達了疑慮。不同于官方的說法，他認為，這些非正式的家庭農園，開始逐漸放棄了種植。他注意到兩本書——《家庭之書》(El Libro de La Familia)和《我們自己的努力》(Por Nuestras Propias Esfuerzas )，曾經是相當流行的書籍，今天都已經被遺忘，而且絕版了。

“這種自己的食物自己種的想法，似乎是暫時的，現在我們又開始使用石油和化學物。”

Díaz提到，工業規模的農場在密集使用化學藥劑，這些在特殊時期前流行的模式，在鄉村再度出現。他還提到，越來越多的土地在一個軍事公司——CubaSoy的管控之下，這個公司使用自己的基因改造種子來生產動物食糧。

“在90年代，有一個積極的谷物多樣化與有機栽種的運動，因為那時候這些是必要的”，Díaz認為現在的矛盾在于，“當這些專家去世界各地談論古巴有機農業時，古巴自己卻在愈發遠離有機生態的模式。”

生態農業與旅游的結合

從哈瓦那出發，我繼續向西行，前往維尼亞萊斯（Vi?ales）。這是一個有30000居民的小鎮，被低矮的山脈所包圍，呈現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被當地人稱為mogotes的石丘，穿戴著翠綠的植被，如石墻平地豎起。

自1999年被選為聯合國文教組織的世界遺產起，維尼亞萊斯已經重新將當地令人驚艷的景觀及有機農業轉化為生態旅游。這是一個與當地農民傳統共贏的經濟模式。城鎮之外，你可以看見頭戴草帽的農民，在田中與牛犁地，一旁則是騎著自行車的游客。自1997年政府核準以來，幾乎所有居民都轉為經營民宿。

在特殊時期開始的有機農業不僅活躍于維尼亞萊斯，也在比那爾德里奧（Pinar del Río）附近的省區延續下來。數年來，密集農業的煙草，因為比蔗糖更適合小型田地，在這些地方維持著小地主的生計。近年來，這些小型農地也開始生產大量的水果蔬菜以及根莖作物（malanga），供給地方市場。

一個讓我隨他的馬車搭便車的年輕農民，告訴我他的家人是如何擁有了這些土地。他驕傲地說，就是那個大胡子——菲德爾?卡斯特羅。另外一個我在旅途中遇到的農民，則是在胸口紋著切?格瓦拉的刺青。

即便自由開放的腳步加快，這些農民的農田還是受到一定保護。當大型的國家農園都轉向種植外銷谷物，這些農民的農田還是大量供給國內，并且在古巴的食物主權方向上扮演重要角色。私有的農業擁有權仍普遍受限，并且大規模的農地販賣僅被嘗試性地解禁。而貸款、出租以及佃農這些模式都仍受禁止。

這個山谷區域最大的旅游亮點是“天堂農業生態農園”（Finca Agro-Ecológica El Paraíso）。一臺臺的旅游巴士帶個游客們來到這里，圍坐在陽臺上的長桌旁，享用各種蔬菜、豆類等食材烹煮的午餐套餐，而蔬菜都是這一帶的有機作物。之后，游客們會參觀這些菜園與果園。

農園的主人與創辦者Wilfredo García Correa帶我參觀時，講述了這里的歷史。“有機農業自特殊時期來到這里，就逐漸發展起來”，他說，“特殊時期提供了契機，讓我們理解到有機農業的益處。每年都有新的農民加入有機種植的隊伍。過去，蘇聯專家鼓勵使用化學農藥，現在化學藥劑在這個地區已經幾乎不被使用了。”

García一開始耕種的是小型田地。2000年初，政府釋放出部分國有但無人使用的田地。一些田地已經被高度侵蝕性的野草（marabú）所覆蓋。15年后，García將這些棄置的土地轉變成生機蓬勃、自給自足的有機農園。他領我去看了一個重要的蚯蚓堆肥機制，即使用蚯蚓來分解有機的廢棄物成為腐殖物。碩大的兔子，在懸置的籠子里咀嚼菜葉，掉下來的碎葉則被收集起來，供給其他蔬果的土壤，作為施肥材料。最終，這些兔子們也被當成食物吃掉。“這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García說。

他從附近拿了一個蜂窩，用刀子從中取了一點蜂蜜給我。這是當地一種不蜇人的蜜蜂（melipona）所產的蜂蜜。他給我看了歷經數年已改良完善的，非化學的害蟲控制方法，即種植不同顏色的花朵來吸引昆蟲，然后用油脂來困住害蟲，或者施用一種與水混合的煙草（tabacina）來除去害蟲，同時又不對植物造成傷害。

García很驕傲地向我展示在露臺上的諸多認證，這些都是頒發自農業署以及自然小農協會的。他把在維尼亞萊斯的成功實驗視為農業改革的成果。“土地屬于在其上努力的人們”，他引用了在拉丁美洲農民運動的術語，“這是非常重要的。”

盡管除了維尼亞萊斯這些成功的農業與旅游業結合的范例，古巴還有其他類似的例子。盡管現在有一半的蔬菜可以在島內自給自足。但像大多數的加勒比海國家一樣，古巴必須進口將近三分之二的糧食。

全球化浪潮下，還要繼續自給自足嗎

在古巴，國家仍擁有將近80％的可耕種田地，即500萬公頃。自2009年來，大約有150萬公頃的閑置國有地轉租給私人農民，以十年為期。在非國有土地中，大約70萬公頃土地仍屬于蔗糖生產。

Samuel Farber是一位在古巴出生的作家，著有《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Cuba 》一書，現居紐約的Farber和我在紐約的咖啡館見面時，他提到當今古巴的一些現實問題。“今天的經濟愿景，對古巴來說，并不被看好”，他說，“即便有旅游業的興起，但古巴的經濟仍然處于低成長率和低生產力的持續狀態。國際市場上的低價也影響了鎳——這個古巴重要外銷項目的商品價格。”

外在的狀況也是危機重重。委內瑞拉的政治危機已經相當嚴重，大幅縮減的委內瑞拉原油也影響了古巴在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的煉油廠。去年，委內瑞拉連續八個月的原油輸出縮減的初期，電力中斷的狀況又開始席卷古巴各地。這個事件又開始讓人們想起，特殊時期的哈瓦那。

然而，在某個程度上，今天的古巴，借助其另類的能源模式，相較過去更有能力處理能源危機。Gina Rey提到古巴在很多面向上，比起特殊時期初期，更接近能源自給自足的狀態。她提到，“新的能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比如對太陽能的利用，在哈瓦那已經見到一些太陽能板，未來還會持續增長。”

今天的古巴站在一個經濟十字路口。這些在特殊時期發展出來的模式可以繼續推行下去，生態模式可以支撐古巴能源的自已自足。或者，古巴也可以開放外資，不顧一切地追求投資，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即便是像是Díaz 和 Farber這樣的左翼異議分子，他們與古巴政府在一件事上是統一的：那就是反對美國的禁運政策。但是終止美國的禁運圍堵政策（在特朗普任期內基本不可能），也代表了新的困境與挑戰。這代表了更多的發展計劃，更多的車輛與道路，也代表了空氣中更多的二氧化碳。如此一來，不難想像農業會被邊緣化，或者像在維尼亞萊斯一樣，縮減為小規模的旅游景點。

夾在全球資本主義與自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中央集權概念中，今天的古巴如何面對新的危機或更多的發展，并不明朗。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古巴在特殊時期發展出來的生態模式，仍然以一種第三路線的另類模式存在。其中的核心價值也已經在古巴之外的國家被廣泛地接受：自行車交通、都市農園，以及有機農作施法，這些在特殊時期的權宜措施和“零增長”的政策，今天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

那些古巴危機夜里的黑暗，吊詭地引入了一線光，無意中引領人類遠離當今的絕望道路。

（BILL WEINBERG系現居紐約的資深作家與記者，長期關注拉丁美洲的發展；謝一誼系紐約大學東亞研究博士，曾任教于上海紐約大學，關注都市人類學與東亞民間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