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紀錄片《沖天》（2015）海報。

臺灣電視劇《一把青》（2015）海報。

長久以來，華語圈中的戰爭敘事里往往只有英雄和鬼子，或者英雄和惡棍，沒有人。在這樣的敘事中，我們都快忘記了戰爭是人打的 。事實上，無論敵我，軍人像所有普通人一樣，有些情緒，有些尊嚴，有些驕傲，還有很多愛和牽掛。 2015年臺灣出品的兩部影像作品——紀錄片《沖天》和電視劇《一把青》——真不落窠臼，讓我們在戰爭中看到許許多多這樣的普通人，從而也讓我們看到了真正的戰爭，而不是關于戰爭的神話。

《沖天》講述的歷史從國民黨空軍建軍到抗戰結束。《一把青》接著線頭講述空軍從內戰到撤退至臺灣的歷程。“活生生千萬個悲劇，換幾行史冊的注記”幾乎是歷史的必然。但這兩部作品偏反其道而行之，從單薄的歷史注記里重新爬梳出國軍空軍士兵“對飛行的熱愛，對天空的憧憬，還有那些國仇家恨，兒女情長”。看《沖天》既讓人扼腕，也讓人熱血沸騰，而看《一把青》就像被一點一點地掏空一樣，最后哭不出來，也無力動彈。抗戰時，空軍的英勇和悲壯像鑲在戰爭隆隆烽煙上的金邊，而內戰中，同樣的一群人失卻了英勇、悲壯，面對自己的河山，自己的人民，只看見戰爭的扭曲和猙獰，而這樣的戰爭又像一面讓人無處可逃的鏡子，逼他們直視自己的掙扎甚至癲狂。

《沖天》和《一把青》都講述著戰爭的殘酷，然而二者的對照更彰顯出一個極為深刻的道德洞見：即便在非常殘酷的戰爭中，戰爭目的的正義（jus ad bellum，《聯合國憲章》中承認的正義戰爭只有自衛戰和由聯合國授權的人道主義干涉）和戰爭手段的正義(jus in bello，主要要求有禁止故意攻擊平民，禁止對戰俘施加暴力或采取報復行動，所有傷病員應得到照顧和保護 等；這些規定主要集中在《日內瓦公約》中)仍為人性的底線，為人之為人所具有的天然道德情感提供至關重要的保護。

一、“死亡訓練營”

九·一八事變以后，為應對日本即將全面展開的侵華戰爭，中華民國1932年在杭州筧橋（今杭州江干區筧橋鎮）成立了一所培養空軍飛行員的學校，即“中央航空學校”（下稱“航校”）。這里幾乎是一處“死亡集訓營”，而且這不是秘密。每一個學員走近校門就會看見這樣的碑文：“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于盡。”他們的畢業典禮上所掛的橫幅則寫著：“風云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是的，對他們而言，死來的很快很快。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與敵人搏擊長空時中彈墜機而亡。

有的則還沒有沖天就抱憾九泉。被譽為“空軍戰神”的高志航，二十年代在法國學習駕駛飛機，回國后在航校擔任教官，培養了第一代中國飛行員。他在中日開戰僅三個月中就打下了數架日軍飛機，升任空軍驅逐機上校司令。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蘭州接收蘇聯援華戰機。接收戰機后，根據命令，他率戰機群飛至周家口（今河南周口市川匯區）。因天氣惡劣，留在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機場接到報告，有11架日機向該機場飛來。他立即下令作戰，然而此時日軍戰機已飛至機場上空。在日機的俯沖轟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機，剛進入機艙就被日軍戰機投下的炮彈炸中。陣亡時，他的雙手還緊緊握著飛機的操縱桿，時年30歲。

他們甚至還可能死于種種陰差陽錯。當時的空軍“四大金剛”之一劉粹剛（航校第二期學員）開戰三個月中打下7架日軍飛機。他不僅是赫赫有名的飛將軍，還是一個鐵鳥癡漢，追求許希麟女士時沒事就開著飛機在對方屋頂低飛盤旋，靠著做飛行特技最先感動了未來丈母娘。

1937年10月25日，劉粹剛奉命率3架飛機掩護八路軍反攻娘子關。26日，他帶2架僚機從江蘇溧水機場起飛，到達洛陽加油。當時天氣很差，他仍然堅持起飛，當晚8時飛到娘子關附近，但未能和八路軍取得陸空聯絡，決定飛回洛陽。在返回途中，三架飛機油量耗盡。劉粹剛發信號彈幫助兩位僚機駕駛員跳傘，自己堅持駕機迫降。當時國軍只有不到300架飛機，毀一架少一架；如果飛行員跳傘，飛機幾乎一定毀損，但如果成功迫降，卻可能人機雙全。但在迫降過程中，他撞上高平（今山西高平市）縣城的魁星樓，當場死亡。年僅24歲，與許希麟新婚一年。

他們的死或許經歷了好些曲折糾葛，希望與絕望交替。1938年4月29日，日本派54架飛機空襲陪都武漢。傷未痊愈的陳懷民（航校第五期學員）頂替當天生病的戰友迎敵。當時一架由日本海軍第二航空隊飛行員、“紅武士”高橋憲一駕駛的日機緊咬著他的座機。在空中搏擊中，他中彈了，而且油箱著火。他沒有死，反而調轉機身，沖向敵機，兩機相撞。這致命的撞擊中，他再次逃過一死：在飛機墜毀的過程中，他成功跳傘。然而，他降落在長江上，掉進了水里。幾番掙扎，最終因為舊傷、新傷和降落傘纏身，未能脫離險境。年僅22歲。

《沖天》中不斷出現的死亡通知郵包，《一把青》里反復重現的燒紙錢場面、遺眷的嚎啕、飛行員的黑箱（里面裝著他們簡單的人生，比如他們的小物品和各種證件等）都在提醒人們，這些國軍飛行員的死來得好頻繁，好突然。很多人的死因甚至讓人難以想象。然而，最先與這一事實達成和解的也正是他們自己。

劉粹剛遇難前不久給妻子許希麟的信中寫道：“假如我是為國犧牲、殺身成仁，那是盡了我的天職……我只希望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永遠記著遇著了我這么一個人。”另一位飛行員張大飛（航校十二期學員）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歲，這些人生滋味以前從未嘗過……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

死亡對他們而言是一瞬間，但他們的死往往帶給生者難以彌合的傷痛，將遺眷、孤兒扔進無情命運的潮涌。對待戰爭的這一側面，《沖天》和 《一把青》之間好像發生了一種奇異的吊詭。

一方面，作為電視劇的《一把青》把守著深沉的現實主義。丈夫死后，遺眷要么留在眷村的保護傘下，接受 “交接”，在部隊安排下嫁給另一位軍人，過上“你不情我不愿”的夫妻生活；要么走出眷村的保護傘，獨自面對那時代女性無法逃脫的問題：“娜拉出走以后怎樣？”而毫無意外，她們逃不了女性出走的宿命——賣身。

另一方面，作為紀錄片的《沖天》卻娓娓道來現實中的女人們切身活出的理想主義。 劉粹剛的遺眷許希麟在接到他的死訊后寫道：“粹剛，你固是求仁得仁，盡了軍人的天職。可是我，正日月茫茫，又不知若何度此年華……你平日常說，將來年老退休后決以余力辦學。如今你已盡了最后心力，我決定繼你遺志，先從基本教育著手，把你英武不屈的精神灌輸于未來的青年。”1937年底，許希麟于昆明創辦粹剛小學。

日本飛行員高橋憲一在與陳懷民的空中搏擊中死亡。人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他的妻子美惠子剛寄給他的一封信和照片。

憲一君：

不知怎的老是放心不下，想接到你的來信...我甚至有時想到不做飛行員的妻子才好，做了飛行員的妻子，總是過孤凄的日子。所以我時而快樂，時而悲痛，內心深處盡是在哀泣著！有時一想到已經有許多人無辜犧牲……而你還健在的事，固能自己安慰自己，不過過了三四天，依然心灰意冷了！……家里人無限掛念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光是死并不是榮譽的事，我祈求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職責！看護孩子的保姆，她每天替孩子洗過澡以后，就很關心的把他們放進溫暖的被窩里去，孩子總是睡得很熟。這兩個孩子，每天都在大笑中過日子...

前一天看著哥哥陳懷民走出家門的陳難事后讀到美慧子的信。這位二十歲的女子竟提筆給敵國的那位二十歲女子回了信：

高橋夫人美惠子女士:

……我失去胞兄的心情，使我設身處地的（地）想到你失去高橋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競如此凄慘地犧牲于貴國軍閥的錯誤政策之下! 我的母親，只有傷感地凝望者漫不經心的江水和慘淡月色，讓慘痛的回憶敲打她年老將斷的心弦。然而青春多情的你，片片櫻花也會引動相思。你也許能夠從悲慘的遭遇中，想想人類的命運吧！懷民哥堅強毅地猛撞高橋的飛機，和高橋同歸于盡，這不是發泄他對高橋君的私仇。他和高橋君并沒有私人的仇很。他們只是代表兩種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們自己……我常常思念到你。想到你的整天在笑聲中生活的兩個孩子，和你此后殘缺凄涼的生涯，我恨不能立刻到貴國去親自見到你，和你共度友愛的生活。我決不會因為你們國內的軍閥對我們的侵略而仇很你。我深深了解你們被那瘋狂的軍閥壓迫的痛苦……我還得告訴你，我是厭惡戰爭的。但我們中國為抵抗暴力而戰，這種戰爭是維護正義和人道的戰爭。這意義和貴國不同。如果貴軍閥對于中國的殘暴行為和強占中國領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將參加到更猛烈、更強化的斗爭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絕沒有一人會屈服……

陳難書于1938年5月31（這封信當時刊載在《武漢日報》上，并譯成多國文字向全世界傳播。之后陳難多方尋找美惠子， 終于在半個世紀后的1990年找到了她。——作者注）

二、戰爭中的良心債

對自己的死，飛行員們很可能看得比誰都淡，因為他們深知“每一次起飛都有可能是永別，每一次降落都應該感謝上蒼”。讓他們更難釋懷的是他們親眼所見，甚至親手造成的別人的死。航校第十二期學員張大飛在給女友齊邦媛的一封信里這樣寫他的一次“勝利”：“前兩天升空搜索敵機。正前方云縫中忽然出現一家漆了紅太陽的飛機。我輕輕楚楚地看見駕駛艙里那個人的臉。一臉驚恐。我來不及多想，只知道如果不先開槍，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我忘不了那墜下飛機中飛行員的臉。”

對普通人而言，“不可殺人”是最深的一條道德律令。軍人也曾經是普通人，許多軍人上了戰場仍然無法克服這重道德律令。根據美國軍事歷史學家馬歇爾（S.L.A. Marshall，1900—1977）的研究，二戰中戰斗在前線的美國士兵中，有75％的人從未向敵人開過槍，即便他們正面臨威脅。似乎他們對殺人的恐懼更勝于對自己被殺的恐懼。對良心健全的人而言，殺人總好像同時殺掉自己的人性。張大飛腦海里揮之不去的日本飛行員滿是恐懼的臉，代表著軍人們普遍背負的良心債，即便他們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有關二戰中從未向敵人開槍的美軍士兵比例的數據，參見馬歇爾著：Men Against Fire: 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1947年初版；該數據后來遭到質疑，但二戰中不少美軍士兵因為道德顧慮而不敢開槍，這一現象的確普遍存在。——作者注）

如果殺死敵人的良心債還可以通過訴諸戰爭目的的正義來加以緩解，另一種債或許更難排遣：與自己一道出生入死的戰友身陷絕境時，自己卻無能為力。

1944年6月，美國士兵比爾·伊萬（Bill Evan） 與同村好友弗雷德里克·瓊斯（Frederick Jones）同在諾曼底登陸，他們在行進至一處法國村莊時遭遇德軍襲擊，被炸彈炸得四處飛散的樹枝戳破了瓊斯的臉。 五十多年后，比爾在一部紀錄片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瓊斯一直在尖叫……我能看到的只是他臉上的肉被撕開，臉頰骨暴露出來，血一直往外噴……我拿出我的隨身繃帶，繞著他的臉纏了三圈，這時聽到長官大喊：“伊萬,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把他留給醫療隊……撤，快撤……”我把他留在了那兒……直到前幾年， 我才知道，瓊斯那天死了，流血至死……” （參見World War II: The Last Heroes， 1 Season, Episode 2。——作者注）

說道此時，比爾滿是皺紋的臉頰紅了，嘴唇顫抖著，眼里都是淚：“我感到內疚，我不夠聰明……我所做的對他毫無幫助……”

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戰友死去，讓比爾在五十多年后仍無法釋懷，而親手殺死戰友的經歷更讓《一把青》中的飛行員郭畛幾乎完全崩潰。日軍挑釁，他帶著兩架僚機迎敵，陷入日軍機群包圍。一架僚機中彈后空中解體。另一架僚機墜機，飛行員張之初無法離開機艙，飛機起火，即將被活活燒死。張之初通過無線電向郭畛求救，求郭畛在空中擊斃他，讓他免于更長、更劇烈的痛苦。郭畛痛哭著飛了回去，將最后的一排子彈用在了張之初身上。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郭畛不敢去空軍陵墓探望死去的戰友。

江偉成（《一把青》中十一大隊大隊長）愛惜他精湛的飛行技能，為了他的前途，讓他隱藏這段誤入敵人圈套、損失整個分隊、親手殺死戰友的經歷，可是郭畛包不住，他必須說出來，甚至喊出來，必須讓天下人都知道，好像唯有這樣他才能獲得前往張之初的墓地敬拜的資格，同時也獲得重新飛向天空的內心寧靜。

無論怎樣，殺死敵人，目睹戰友死亡，甚至親手送戰友上路……某種意義上都是對的，或至少不是錯的。因此比爾會說：“我感到愧疚，但不是說我責怪自己。”也因此，郭畛會因朱青（郭畛的戀人）的話“我覺得你飛回去是勇氣”而倍感安慰。

與這一切相比，還有一種死亡和殺戮似乎永遠不可能是對的：在戰爭中殺害平民。

根據國際戰爭法，在戰爭中，軍隊應公開持有武器，明確標示自己；攻擊的目標只能是對方軍隊；在任何時候應盡量避免傷害未參與戰爭的平民。《一把青》中講述空軍在內戰中橫掃殺害村民的那段是最讓人揪心的。上級命令他們出任務，他們推三揀四，找各種理由逃避。長官怒責他們：“你們不是戰斗機，不是轟炸機，你們是什么機！”郭畛回答說：“我們是簸箕，專門掃村子的！”一語道盡他們的憋屈。

即便有形勢逼迫，即便有軍令如山，他們還是逃不脫良心的譴責，殺害無辜成了讓他們無法超度的魔咒。 一次掃村行動后，看著婦女、孩子的尸體，江偉成哽噎地說：“我們會招報應的。”郭畛撿起小女孩死前玩著的竹編的昆蟲，說：“已經招報應了；朱青來信說孩子沒了。”……他把那只竹編昆蟲帶回了軍營，放在自己的床前，常拿出來把玩，想著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似乎唯有這種以命換命的解釋能帶給他些許安慰。在內戰即將結束之際，這個抗日七年、試圖與日本飛機同歸于盡而不得的熱血青年死在了東北戰場，飛機殘骸上掛著“人民的戰犯”的橫幅，透盡命運的荒謬悲涼。

三、戰后綜合癥

對軍人而言，與他們司空見慣的死亡相比，活下去不一定就好多少。戰爭來臨的時候，對軍人和他們的眷屬而言，往往便是分離的時候，因為戰場在前線，而家最好在后方。這種分離開啟了兩個平行世界：一個世界里的人們要不斷面對死亡和傷殘，另一個世界的人們每天要算計柴米油鹽。飛行員像天上的風箏，在腥風血雨里穿行，而家人對他的牽掛就是系在風箏上的線，成為他們與另一個世界唯一的關聯。

張大飛在日記里說：“這八年來，她（齊邦媛）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而在東北戰場上的江偉成、邵志堅（在《一把青》中，先擔任空軍十一大隊副隊長，后升任隊長）和郭畛圍在一塊拆從南京寄來的家書那一刻，是戰爭陰暗底色下幾場為數不多的溫馨場面之一。但隨著戰爭曠日持久地鋪展開來，那根拴在風箏上的細線怎能阻止這兩個平行世界漸行漸遠？

郭畛是一位像劉粹剛一樣的鐵鳥癡漢，新婚就離家，每天把妻子朱青的照片拿在手里，揣在袋里，卻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我都不記得我太太長什么樣子了。”這種疏離不僅是時間、空間的疏離，根底里是軍旅生涯與太平日子的疏離。對那些時時游走在生死懸命之間的亡命之徒而言，愛人、孩子似乎都變成了某種抽象的價值，就好像你只是“知道”她們很重要，但那種“重要”沒有體溫、沒有氣息，更像一個符號。正因為如此，郭畛想不起他和朱青的婚姻生活，而只記得她還是學生時的樣子。軍人其實處在一種非常貧乏的生存狀態下，因為在長期命懸一線的生存狀態下，他們根本騰不出更多的心理空間給那些原本可以讓生命飽滿豐盛的東西。

戰爭結束時，這兩個平行宇宙霎那間合二為一。空軍一下從天上回到人間，這不應該是最美好的團圓嗎？事實上往往并非如此。戰火和軍旅塑造了軍人獨特的性格、能力和生活方式。這些為戰場量身裁定的能力和品質在太平生活中卻往往沒有施展空間，甚至與普通的市民生活格格不入。當過空軍教官、做過飛行大隊隊長的江偉成飛行技術一流，打仗時英勇果斷，但離開了飛機和戰場，他卻成了一個百無一用的人。飛機似乎早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靈活有力、給他整個人精氣神的那一部分。離開飛機，他猶如失了魂魄手足。這不是江偉成的個人問題，而是軍人們普遍面臨的問題：退伍后回到市民社會中，他們能干什么？美國處理退伍軍人問題的政策經驗和統計數據表明，如果缺乏社會和政府有效的系統支持，退伍軍人的失業率往往高于普通人群。

不僅他們的職業技能在市民社會中全無用武之地，對這些僥幸生還的人而言，殘酷的戰爭往往并沒有真正過去。 江偉成從東北回來以后，怕見小孩，因為自己炸死了太多孩子。他常常夢回戰場，聽見戰友的呼救、看見他們慘死。他的記憶慢慢衰退，有時甚至認不出自己的妻子。《一把青》中對江偉成戰后精神狀況的刻畫，可以看做該作品對現代醫學中稱為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藝術表達。PTSD在從戰場回來的軍人中普遍存在。

美國退伍軍人查理·格里哈爾瓦（Charlie Grijalva）曾在阿富汗服役18個月，在伊拉克服役一年。他在軍中就被診斷出有PTSD，長期受抑郁癥困擾。退役之后，他與妻子格洛麗亞（Gloria）生活在加州。他們有一個兩三歲大的男孩和一個還在格洛麗亞肚子里的嬰兒 。因為美國退伍軍人醫療體系的種種問題，查理的PTSD未能獲得及時有效的治療。2014年圣誕節快到了，他堅持要給孩子一個奇妙的圣誕節，讓屋子里充滿了圣誕音樂，孩子裝點圣誕樹，喝著熱巧克力。

格洛麗亞說：“雖然那時他自己飽受抑郁癥折磨，但他仍希望孩子能有這樣的圣誕節”，像他小時候那樣過的無憂無慮的圣誕節。然而就在圣誕逼近的幾天前，查理給妻子發了一條短信說：“我愛你！”幾小時后，格洛麗亞發現自己的丈夫上吊自殺。

2014年，美國每天平均有20個退伍軍人自殺。對帶著種種身體和精神創傷回到市民社會中的軍人而言，愛情、親情就像正常生活系在他們身上的絲線，單薄而脆弱。

四、國家如何善待衛國軍魂

退伍軍人自殺不是他們不負責任，也不是親人的愛還不夠溫暖深沉。把一個有血有肉、會痛、會怕的普通人變成一個面對槍林彈雨不是不假思索地往后逃，而是不顧生死地往前沖的軍人，是一次脫胎換骨。而把一個面對槍林彈雨不顧生死往前沖的軍人再變成一個老婆孩子熱炕頭、每月記得繳電費的普通人，又是一次脫胎換骨。如果一個國家只愿把資源和功夫花在軍人的第一次脫胎換骨上，而把他們的第二次脫胎換骨扔給他們自己，扔給他們的家人，這樣的國家憑什么要求人民從軍為它犧牲？

《一把青》中的江偉成沒有接受過給退伍軍人的醫療服務，反而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遭遇了更多的凌辱。這部臺灣電視劇是真誠的，它把國家對軍人的虧欠演到了讓人痛得錐心刺骨的地步。

這兩部影像作品所呈現的不僅僅是那個年代的中國空軍，也是所有卷入戰爭的軍人，他們的榮譽、痛苦和在看似義無反顧的壯舉背后令人窒息的無奈。普通的我們沒有權力讓戰爭停下來，但如果成千上萬的我們都對軍人充滿同情和珍惜，拒絕把他們作為擴張野心、權力爭奪和發泄仇恨的工具，我們就更可能會擁有審慎用兵的政府。

我不認同任何情況下都打不還手的絕對和平主義，因為有時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衛家園或維護正義。而且，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只打正義的戰爭，其實就不會有戰爭；如果每個打正義戰爭的國家都能按正義的方式打仗， 軍人就不至于忠義不能兩全。

但是，只有每個按正義的方式打完正義戰爭的國家都能善待它的軍人，這個世界才配得上他們用生命、鮮血和原本可能非常幸福的人生所換來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