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5、26日，“特殊與普遍——現代中國的中國性與世界性”學術研討會在滬舉行。這次會議由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學術月刊》聯合主辦，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楊國強教授擔任召集人。討論會分作四場，主題分別為“現代中國基本問題的有無與拓展”、“現代中國歷史的寫法”、“當代史的前后溝通”、“域外視野下的現代中國史”，另有兩場綜合討論。應編輯之約，幾位報告人整理了自己的發言稿，由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發布。本文原題《在西言中：晚清出使游歷研究的思考與展望》。

晚清的出使與出游活動，是近代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的產物，無論是官方的出使大臣、隨員、游歷使，還是私人性質的游歷者，都不僅與赫赫有名的前行者，比如張騫、甘英、王玄策或者玄奘不同，也與其本朝前輩張鵬翮、圖里琛等迥異。一來，晚清出使游歷者的足跡遠邁前人，幾乎遍布全球大陸，二來，他們較之先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和全球的氣息。

晚清出使活動本身，就是外交近代化的結果，尤其是《煙臺條約》之后的常駐使節，更是此前出使辦事，事畢回國傳統中從未有過的事物。清廷對于出使者給出的考察、采購等任務，從虛實兩方面顯示出近代化的指向性。當國人越洋到達當日最發達的英國首都倫敦，面對各色體貌、裝束的人群、水晶宮中的人類學展示以及海德公園阿爾伯特親王紀念亭邊，“略寓四大洲之意”的雕像時，又多多少少會生出寰宇一體的感慨來。

或許正因為晚清出使、游歷活動所具有的近代和全球特征，后世對于晚清出使游歷及相關日記、游記文獻的研究，也往往會具有強烈的近代化取向和全球化色彩。這從該研究自身發展的歷程來看，就非常明顯，上世紀80年代，隨著《走向世界》叢書的出版，相關研究漸成大觀，背后無疑是改革開放，國人向現代化和全球化再進發的心態使然。

關于出使游歷及相關研究的近代和全球特征，大抵后者需要再略作說明。正如不少學者曾經指出的那樣：或許由于傳統的大國心態，以及近代以來受列強欺壓歷程的作用，國人口中的“全球/世界”，實際上大多只是指代發達國家。這一情況，無疑也存在于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和研究之中。比如此前長期流行的所謂廣州對外一口貿易之論，不僅將從未中斷貿易往來的周邊國家排除在外，而且無視中俄恰克圖的陸路交通，似乎只有英、法、美等列強才有資格被稱之為“外國”。

有此說明后，我們再回頭審視諸如“走向世界”的名目，就不難理解其言下之意實是“走向”近代化的“先進”國家。在此傾向的左右下，學界對于晚清出使游歷活動、出使游歷人員以及出使游歷記錄的研究，呈現出高度的同質化，議題則集中于“先進”國家的“先進”事物，議論則以游記文字記載“先進”內容為高下，向往“先進”程度為短長。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晚清的出使日記，在一些時人心目中，恰恰被認為在這些“先進”的方面是敷衍了事的。比如陳熾就說中國使館與當地“聲氣不通”，使者對于政商軍事“諸多隔膜”。唐才常進而認為很多游記，不過是讓隨員“刺取彼中遺聞，堆垛成篇”，以此博取“加進頭銜”而已。親歷其事的郭嵩燾則指責劉錫鴻的《英軺私記》，不過是抄錄洋員馬格里等人之言，毫無心得。

當然，以上三人的說法，都有一定的背景和具體的語境，郭與劉反目，而陳、唐的用意在于批評促使變革。盡管如此，三人的認識從總體而言，卻大體準確，出洋日記中“洋”的部分，完成任務的成分稍多一些。然而恰恰因此，有些不那么“任務”的部分，反而能流露出更多有意思的信息，只是基于前述原因，時常被研究者忽視。

本人最初接觸出使游歷相關資料，也是為了新學新知的主題，不過最近幾年有意識地跳出這個僅注視“先進”的圈子。接下來我將向大家匯報自己關于晚清出使游歷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的打算和展望。

張德彝

總體而言，我近年來注意的問題，大概不出兩個主題，即游記中的非列強國家和以域外游記反觀中國。當然，非列強國家的相關內容，之所以值得關注和討論，絕非前人研究較少這種理由，而是緣自其對近代中國確實有意義。所以，兩個主題歸根結底，還是用國人在域外的記述，來考察近代中國本身的理路和問題，我將其稱之為“在西言中”。

郭嵩燾曾說過：“心，持恒者也；耳目，取新者也。以其心貞其耳目，以其耳目生其心。”這段話本身是他針對日常涵養而論，但若將“心”和“耳目”等同于中之故常與外之新知，卻很能反映出使游歷人員的基本狀況。即以故常去理解衡量新知新識，也因域外的新見新聞勾引出固有的知識觀念。此類中外新舊間激蕩牽連的“在西言中”，相較于一知半解科技制度述聞的“在西言西”，何者更接近時人的內心，自然不言而喻。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了一個“罵槐實指桑（桑梓）”的故事，就是力圖撥開文字記述的迷霧，去直擊游記作者的真實心意。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八次出洋，留下八本《述奇》的張德彝。除開他去日本的《七述奇》較簡之外，其他七本歐美游記皆篇幅甚巨，內容非常豐富，而一些草蛇灰線的心思和文字游戲，即埋伏其中。

從《四述奇》開始，張德彝便不斷地用所謂“土耳其”事，展現、批評中國的實際情況。他不敢在隨時會被公開的隨使出使日記當中直敘心聲，只能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地指桑罵槐。《述奇》系列中，當然也為細心的讀者留下了蛛絲馬跡，作為信息來源的土耳其外交人員，往往有著怪異的“名字”：“道石青（道實情）”、“顏世楠（言世難）”、“辛攸果（心憂國）”、“蔣觀長（講官場）”等等。在批評時任駐德公使的蘇州狀元洪鈞時，也是故布迷陣，似言土耳其公使事，但“草魚禾人”（扣“蘇”字）一句，基本暴露了指向。

張德彝的筆下的“土耳其事情”，基本能與中國實情一一對應，這一點鮮有人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他曾以中國鴉片泛濫為原型，加上禁煙的愿望，編造過一個土耳其“神豆湯”的傳說。未料，這段文字卻離開了文本，上演了一場奇妙的旅行，被《申報》、《盛世危言》等傳揚開去，反倒使不少人信以為真事，紛紛以此為據，建言立說。

《航海述奇》系列中以“土耳其”作為中國之“槐”的原因，是值得繼續思考的，這其中有西人中、土相近和國人自我定位的多重因素，在此不做展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張德彝借“土”之掩蔽，道出了一些真實情況和心里話。尤其是他較為熟悉的使館內部情況、出使制度種種以及他對中國外交的不少思考，很難想象如果不通過文字游戲，這些信息能否流傳至今，為人所知。

若說張德彝的例子有著較大的偶然性和獨特性，那么接下來要談到的兩個例子，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兩個事例，都涉及中國傳統的小學，分別與音韻學相關的“西儒問古音”， 以及與文字學相關的“麥西有古碑”。一般來說，出使游歷研究中，也會提到國人與漢學家之間的交往，但很少會將重心放在傳統學問上，而研究傳統學術史的學者又很少關注海外游記這樣的材料。

正如前述，由于中外之間的互相激發，一些平日里未必會專門記錄下來的內容，出現在了游記之中。比如光緒四年（1878）發生在德國和日本的兩場討論，發生時間相去不過一兩個月。第一場是在中國駐德公使李鳳苞和德國柏林皇家圖書館館長、埃及學家里白休士（Lepsius）夫婦之間展開。第二場出現在駐日公使隨員沈文熒和日本友人的筆談中。兩者本身并無實際聯系，只是無獨有偶地都涉及了音韻學史上一個重要問題：葉韻。

葉韻之說在音韻學史的敘述中，經朱熹采用而廣泛為人信從，至明陳第、焦竑有古音之說起，顧炎武則確立古音說推翻葉韻說，而最遲在江永、戴震、段玉裁之后，音有古今南北而非強為之葉的認識已大顯于天下了。然而實際情況是到了晚清，國人走出國門，在外人的追問下，所答還是朱熹的那套，或者起碼遠沒有達到陳、焦、顧的認識。其中，李鳳苞還是在音韻方面“有論著”者，究竟在傳統學術的歷史脈絡中，“精英”與一般讀書人的差距，推翻、樹立某某學說的普遍接收度有多少，都是可以繼續研討的問題。無疑的是，出使游歷日記為我們提供了有效的參考。

里白休士雖然是埃及學家，但還是能提出《竹書紀年》是否偽作之類的中國史專業問題，國人在海外也經常會遇到漢學家和愛好者的詢問交流。與之相應的，國內學者也注視著海外，光緒年間國內金石學圈子對域外（這里主要談的是漢文化圈之外）金石的打探和尋訪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中又尤以年代較早的埃及古碑古字，最受關注。

由于清學的演進，同光之際，傳統金石學達到了最后的高峰，京官中形成了濃厚的氛圍，搜羅、摹拓、釋讀散見碑版，成為雅集中的重要話題。同時，星軺四出，古埃及為西方文明源頭、埃及尚存古碑古字的消息也傳到了他們的耳中。于是希望通過種種方式，獲得鐫有埃及古字的文物原件或摹拓本。海外的張蔭桓、張祖翼、陳其?等等，也用心留意，有所得即寄回國內。至既為高官，又是金石大家的端方，因考察政治而出洋，更是帶回了一大批古埃及文物。

帶回埃及古碑雖然是金石圈子的雅興所致，但畢竟增進了國人對埃及古文字和古文明的了解，促使了關于全球文明的演進和本民族文化定位的新思考。以純文字學角度比較中、埃古文字的工作，也逐步展開，而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兩位最重量級的人物，李濟和夏鼐也都與古埃及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上述為本人近年所做的一些相關研究，不揣淺陋，野人獻曝，意欲提請學界同仁注意晚清出使游歷日記中，非列強國家的內容和反觀中國的視野。當然，對于晚清使事的研究，注目于具體外交交涉、西方強國的新科技事物與各種制度，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完全無意否定這些問題的意義和繼續研究的空間，只是希望能夠開辟別樣的研究視野，豐富出使游歷相關資料（以游記為代表）的使用方法和角度。

除此之外，我認為關于出使游歷活動、出使游歷人員以及出使游歷文獻的研究工作，還有以下三方面可以繼續推進。

首先是資料的進一步收集整理。《走向世界》叢書的正續編，已經囊括了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出使游歷日記，鐘叔河先生與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書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不過仍然有一些游記未被收錄進叢書正續編之中，需要繼續尋訪。另外，不僅僅是游記，駐外使館的檔案和出使游歷人員的往來信函、電報和其他一些資料，也應該被納入收集、整理、出版的范圍之內。

這項工作的展開，有不少學者力不能及之處。比如天津教案后，崇厚率領使團前往法國道歉，中法交涉之外，還遇上了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事件。今天我們可以通過隨員張德彝的《三述奇》了解此行的情況，但其實崇厚本人就寫有使法日記，并保存至今，作為珍貴古籍收藏在河北省圖書館中。從利用情況來看，恐怕一般是難睹其真容的。

除了公共圖書館，還有一些資料為私人收藏，此后恐怕更是難覓其蹤跡。比如光緒末年曾擔任駐意大利公使的許玨，有隨使美國和出使意大利的日記，以及信函等各種存稿，在拍賣會上為人買走，去向不明。設想如果今后圖書館、拍賣公司等機構有這方面的意識，能收藏文物，通過掃描、拍照等方式留下文獻的文字信息，將會是近代史研究的大幸。

其次是對相關資料文獻，尤其是海外游記，從書籍史的角度，進一步還原呈現其形成過程和被閱讀的情況。正如戴海斌曾在《“出使日記”中的晚清外交》一文中指出：對于出使日記應該注意其“制作”過程，將稿本、刊本以及之后的節選本等以時序比對異同，如此方能“揭示日記作者思想的變遷軌跡、編纂刊行的時代背景及其被閱讀與接受的情況”。（戴文為《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國と外交》之書評，以上所述亦該書特色之一。）

至于晚清出使游歷日記的閱讀史，研究者往往會以《西學書目表》等門徑書及時人的讀書日記為據，進行討論說明。實際上，由于翻印盜印的普遍和國人對異域的獵奇心態（很多人看書未必有西學和洋務的意識），域外游記的被閱讀量有可能大大超出想象。舉一個例子，馬嘉理在其前往中緬邊境的那次死亡之旅時，路過湖北監利螺山，發現當地一個小軍官，也讀過斌椿的《乘槎筆記》。湖北監利，雖然沿江，但究屬內陸，而這名軍官不過是陸溪營前哨的一個外委把總，統領十四人小隊協防，可以算是國家機器中最微不足道的武官，居然能饒有興趣地與過路的西人談起倫敦的街景。由此或能推斷，對于晚清海外游記的閱讀情況，有必要深度挖掘和重新評估。（尤其是國人著述引游記，乃至于后出游記引先出游記，不注明來源者甚多，需要細細比對文字，方能有所甄別。）

第三是對出使游歷日記內容的精細化研究。大概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出使的具體制度和使館的常態。關于駐外公使選任制度和流程，李文杰在其《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一書中，已有詳細的梳理。當然，出使人員走出國門后，所涉及的制度更為繁多，遠非薄薄一冊《出使章程》所能盡。使臣一舉一動皆系國家體面、外交交涉和禮儀等，非同小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駐使又是新差使，許多規制事起倉促，并不能一一預料，詳細制定，又需隨形勢變化而變化，研究者較難作出總體性的考察。故而利用游記資料，與檔案資料結合，可勾勒出其大體面貌。

二是中外文化上方方面面的具體交流。近來學者們越來越關注這一問題，比較突出的，有張治所著《異域與新學》及一系列其他文章。步武錢氏，鉤沉海外游記所載西方詩歌、戲劇和古典學等內容。此外，出使出游材料中還有諸多域外思想、物質和藝術文化的記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討論這些問題切忌就游記談游記，而應置于近代中外交流的背景下，將之視為其中的一個環節。

三是具有近代特征的科技與制度方面，仍然有拓展研究的空間。如前述，目前此方面的討論，高度集中于火車、輪船、議會、公司等具有標志性的事物上。一方面顯得全面性不足，尤其是一些近代過渡性的科技和制度，因其旋起旋滅，未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比如在興登堡飛艇事故之前，人們對于飛機還是飛艇最終會主宰天空并不了然，氣球、飛艇一類的飛行器在時人（無論中、外）心目中的地位，還是相當高的。顯然，彼時的西方亦處在變動不居和摸索的狀態之中，以今日所見之重要性衡量當時，難免有倒放電影之嫌。

另一方面是有些科技主題，雖然比較熱門，但實際上真正的技術含量相當不足。這自然與當下文理分科導致的知識結構有關，但既然討論的是科技話題，技術內容本身理應得到體現。其實在這一方面，尤其是關于軍工科技，有不少民間或半民間的軍事史愛好者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將來，研究者們應該更充分地借鑒科技史的相關成果，凸顯出技術本身的歷史。

晚清的出使游歷活動，為近代意義上，中國官員和讀書人成規模有制度地走出國門之開端。正因為如此，這一活動和由此產生的相關文獻，顯示出自身獨特之處，具有國人“走向世界”和從域外回望中國的兩重性。此中復雜的面相，顯然不能以沖擊回應或學習“先進”西方等范疇簡單涵蓋。面對這些處于中西新舊碰撞、激蕩、牽連第一線的人、事與文字，也必須以中西新舊多維度審視之，方能走出一條新的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