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國際環境動蕩不安、國內經濟社會快速現代化的復雜局面下，改革開放至今，特別是過去二十年間，中國何以能夠大體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17年10月推出的閻小駿博士所著《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一書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本書基于作者2005年以來在華北、中南和華南基層進行的大量田野調查研究，通過中國基層政治中的六個故事，即對新社會階層的吸納、縣級人民政協、統一戰線、基層協商治理、維護大學校園穩定以及基層社會面管控工作，展示了中國平衡運用國家彈性和剛性兩方面力量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經驗。本書作者認為，中國之所以穩定，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以高度適應性和學習能力順應時代變化，在治國理政中有效掌握并運用國家彈性和剛性力量，并通過不斷對內觀察分析和對外學習吸收來進行適應時代要求的調整和創新。這亦為破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急速變化條件下進行政權建設、維護政治穩定這個世界性難題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

本書作者閻小駿于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2012年榮獲英國學術雜志《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年度最佳論文獎（Gordon White Prize）。首部中文專著《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象》（香港三聯書店，2015；人民出版社，2016）獲選香港《亞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中文好書（非小說類）。另著有《當代政治學十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以下是《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一書的緒論部分，略有刪節，略去注釋。經授權刊用。

“第二個奇跡”

國內外的學者和觀察家們常把過往近四十年的時間里中國所經歷的復雜而深刻的變革稱作“中國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觀察和講述自20世紀80年代開端的這一炫目的“中國故事”，則必須解釋其中兩個最關鍵的“中國奇跡”：經濟騰飛和政治穩定。前者，當然是指近四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濟的超常規高速發展，亦即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世界共同目睹的中國總體經濟的飛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起飛復雜而多面：既有數量上的驚人增長，亦有質量上的不斷提升，更有結構上的優化調整，還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的穩步現代化。

綜括而言，“中國故事”里的第一個奇跡，亦即經濟社會奇跡，至少包含在三個層面上幾乎同時發生的重要轉型。

第一個轉型是國民經濟體量躍升，即中國由一個世界上極為落后、所謂“一窮二白”的極不發達經濟體，在較短時間里轉變成為一個實現了工業化和基本現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構成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在外交和國際關系層面，中國也逐漸從原先積貧積弱、落后挨打，或說在冷戰時期大國角力的夾縫中生存的狀態，逐漸走向國際政治、經濟和外交舞臺的中心位置。隨著經濟體量的迅猛增長，進入新階段的中國經濟亦開始面臨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譬如：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有可能失去動力、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從高速期進入相對平穩期、貧困人口有可能出現世代固化、經濟社會進步有陷入所謂“拉美陷阱”的可能、原有經濟和產業結構面臨升級換代的迫切需求，等等?？傊?，中國總體經濟由極不發達狀態向小康、中等發達和發達狀態的迅速邁進，既體現了中國近四十年改革開放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也為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治國理政提出了諸多全新的、極為關鍵和亟待解決的核心課題。

中國社會經濟奇跡所包含的第二層次的變革是體制轉型，即中國的經濟體制由一個蘇維埃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循序漸進地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現代法制體系規管的市場逐步取代舊式的各級計劃官員調控中國經濟活動的機制。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中國經濟開辟了全新的空間、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推動力，降低了交易成本，優化了資源配置，史無前例地促進了中國人智慧和創新能力的迸發；但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轉型也逐步改變著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在社會資源的分配實現了多元渠道、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不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以及市民社會不斷成熟、人民的私有權利意識不斷增長的條件下，新的市場經濟環境造就了更為復雜多元的利益格局，而黨和政府在計劃經濟時代介入、調整和解決社會矛盾沖突的手段和方式也隨之亟待創新?？梢哉f，市場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絕不僅僅是生產和流通效率的增長，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處理矛盾沖突、管理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以及維護政治穩定——這些不言而喻都是極為艱巨的任務。

中國社會經濟奇跡所包含的第三層次的轉型則是社會結構轉型和人民生活現代化，亦即中國社會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形態，逐步轉變為以知識經濟為基礎、以城鎮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這一層次的轉型目前還處在快速推進的過程之中。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高，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穩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也不斷朝向現代化方向轉型。國民經濟結構中信息產業、服務產業的比重不斷增長。今天，中國社會的信息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程度正在不斷加深，原有以小農生活方式為主體的社會形態，已朝向現代化社會邁進；這一深刻的轉型不斷重新定義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乃至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成長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中國社會原有的分層結構也急速演化：新的社會階層不斷涌現、中產階級開始壯大，而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的人民開始產生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訴求。社會組織形態和生活方式的結構性變革，也促使人們自然而然地對政府治理提出全新的要求。

“中國故事”中的第一個奇跡——“經濟社會奇跡”，是過往三十多年中國發展歷程的絢爛篇章，中國經濟的體量躍升、體制變革和結構轉型引起了世界的注目和國內外政學各界的高度關注。但是，在奪目的中國經濟奇跡背后，人們往往忽視的卻是“中國故事”中另一個同等重要，卻亟待解釋的現象，即面對如此復雜、劇烈而又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大潮，以及動蕩不安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共產黨究竟如何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的總體穩定？這個令西方學者感到迷惑不解的獨特現象——中國在經濟社會格局急速變動下國家基本政治社會秩序的安全和穩定，正是筆者憑借過往十余年來在中國基層社會所進行的大量田野調查研究所試圖解釋的“中國故事”中的“第二個奇跡”。

轉型與穩定

傳統西方政治學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在劇烈社會變革中保持社會政治秩序穩定的能力從來不抱樂觀態度。西方政治學家們往往認為：首先，劇烈的社會經濟變動必然改變發展中國家政權對社會和人口施行有效治理的內外環境?？焖俚慕洕砷L、急速的現代化或城鎮化無一例外會對既有的社會結構、階級結構和主流意識形態造成極大沖擊；社會經濟層面的劇烈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利益關系調整，會極大地加劇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張力和摩擦，并不斷加深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同時，傳統政治學認為發展中國家往往在國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權在適應劇烈社會經濟變化方面的行動裕度有限；這種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層面上，往往就表現為政府在面對社會的結構與利益訴求的快速變化時往往措手不及、行動遲緩，致使矛盾激化、政權認受性受損，最終威脅到國家總體政治的平穩有序；甚至在大規模群眾運動來臨時應接不暇、進退失據，最終造成政權傾覆、社會動蕩。

因此，在西方政治學看來，發展中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勢將無可避免地伴隨著政治動蕩、社會撕裂、國家失能、革命浪潮和政權易手；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似乎是永遠不可并肩而行的兩個相互排斥的過程，整個20世紀西方的理論和實踐似乎也未能為此提供成功的解決方案——對西方政治學來說，在急速變化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乃是人類一道恒久的難題。

的確，世界歷史表明，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對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響是基礎性的，但同時又是具有威脅性的。無論是經濟騰飛、現代化還是市場經濟改革，這些重要的經濟社會轉型往往都帶來社會階層關系的急遽變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組合、社會組織方式的重整，轉型過程中不斷涌現的新的階級階層和壓力團體在政治版圖上的日益躍升，新的經濟訴求、文化訴求、政治訴求日益多樣，新形式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不斷獲得新的集結機會和空間，新的價值體系和政治論述也初現端倪。同時，對外開放和市場轉型也必然導致政治國家既有的、賴以實施管治的資源基礎發生變化。簡而言之，當政治國家無法再完全控制人民的衣食住行，政權也日益需要因應新的權力基礎，對舊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話語進行適時的調整和革新。經濟、社會的全球化和政治國家主動的對外開放也必然帶來外部世界對國內政治影響和干預的常態化，以及外來價值觀體系的傳播和對既有意識形態和國家文化格局的侵襲。這些新的變化，都無可避免地對政治國家及其維護的政治秩序帶來巨大威脅，政治不穩定成為處于經濟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的常態。這正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如何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急速的經濟基礎轉型變動中成功保持上層建筑的高度適應性和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總體穩定性，就成為了國際學術界急于尋找答案的重要疑問。作為21世紀全球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究竟如何在經濟騰飛、現代化轉型和市場經濟轉軌“三管齊下”的大變動時代保證國家政權的安全和政治社會秩序的安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如何在大規模社會經濟變化的過程中保持和不斷提高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治理水平，有效防止大規模、顛覆性群眾運動的產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如何適應和應對現代化和市場化轉型大潮所產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和新課題？在全球范圍內“反體制”的青年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如何處理自己與國家新的一代年輕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保持青年群體對政治國家的支持和共融？以及中國對面臨全球化和互聯網革命時代多方壓力的國內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形態如何進行有效治理，并保證由龐大人口組成的國內社會的長治久安？

一方面，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從東歐、中亞到中東地區，以“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為名的反政府運動浪潮給有關各國政權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革命浪潮過后，政權易手、社會紛亂、戰亂頻仍。同期，逐漸高漲的激進伊斯蘭宗教勢力、恐怖主義勢力和分離主義勢力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形成日益嚴重的日常威脅。從巴黎到安卡拉，從倫敦到新德里，世界總體政治環境在內外因素影響下處于很不平靜、極不穩定的狀態。另一方面，奧巴馬時期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義下美國內外政策的不確定性，更進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外交和軍事形勢的不穩定程度。在如此動蕩的全球政治和外交環境下，中國得以保持國內政治的安定和政權的鞏固顯得尤其引人注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21世紀初內外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大分化、大改組和大變動的時代保持政權穩定和社會安定的奧秘，是筆者通過田野調查研究所要討論的核心議題。與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一樣，這個政治上的奇跡理應是21世紀“中國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的彈性與剛性

在經濟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并非歷史的必然選項。從20世紀70年代所謂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開始到21世紀初期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世界上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政權或者始終處于極不穩定狀態，或者深陷于穩定與不穩定狀態交相出現的泥沼，基本的社會政治秩序始終無法確立，政治穩定成為天方夜譚。在這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如同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所曾總結（和預言）的那樣，第三世界國家政權更迭始終以浪潮形式出現。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90年代初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21世紀初發生在中亞、北非等地的大規模、集群式街頭政治運動等，都導致相關國家政權傾覆、政府崩潰、社會動蕩。在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如索馬里、伊拉克等國，情況則是合法有效的政權無法建立，國家對社會處于失控狀態，被西方學界稱為“失敗國家”。因此，在舊有階層關系重構、新的利益訴求勃興、社會價值體系轉型、外部政治環境動蕩的條件下，如何適應新的環境、穩妥進行政權建設，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固，是21世紀發展中國家需要共同面對的各種紛繁復雜的政治問題的中心議題。

在大時代中進行政權建設、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需要處理的問題和面對的挑戰五花八門。但總體而言，有三個方面的挑戰最具關鍵性。政權是否能夠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精心的頂層設計和有效的政策推進來應對這三方面的挑戰，直接決定國家穩定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夠得到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是否能夠得到維系。在這三方面挑戰中，首要的就是在急速變化的社會階級階層格局下，政權如何保持、擴大和更新政權賴以存在的社會支持和執政基礎；第二，在不斷活躍的社會力量和不斷涌現的新的利益訴求下，政權如何有序地擴大政治參與，將越來越多的新舊社會力量有機融合進國家的治理結構之中；第三，則是因應新的社會結構變局，政權如何管控好潛在的反對力量、不穩定因素和適當處理足以引起大規模、顛覆性社會運動的突發事件，以及在舊有的管理結構和控制辦法逐漸不再適應時代要求的情況下，如何建立和重構新的治理體系，以延續和保障國家對社會的足夠掌握度，以及協調國家與社會關系運行的和諧有序。這三大挑戰，是在社會經濟大變動時代政治國家所需要應對和處理的中心問題。

本書通過深入觀察和審視中國自21世紀以來在政權建設和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穩定方面的制度、辦法和創新，所力圖揭示的正是在經濟社會大變動時代中如何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穩定的中國方案。這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方案內容豐富，既有頂層設計的政治理性，又有“摸著石頭過河”式的實踐智慧；既有政權自身因應時代變化的自我革新與展拓，也有針對潛在破壞因素的甄別、預防與管控。正如《詩經·大雅·文王》中的詩句所講的那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雖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國，但永遠不會在守舊和故步自封中滅亡，只會在順應時代潮流、不斷改革自身中日新。

總體而言，在這個維護政權安全和政治穩定的中國方案里，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就是：政權吸納和預防式管控。前者，筆者稱之為國家的“彈性”；后者，則稱之為國家的“剛性”。中國得以在過往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保持社會政治的基本穩定，根本經驗就在于正確處理和適時調整國家彈性與剛性這兩方面的辯證統一關系。政權吸納不斷更新政權的社會基礎，擴大體制的邊界，鼓勵參與式公共治理，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協調和交融，真正夯實政權穩定的社會基石。預防式管控，則是通過制度化的措施，發現、識別、干預和控制社會經濟大變動時代在社會層面上不斷涌現的對政權的潛在挑戰力量和潛在破壞因素，并把它們對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4月談到網絡安全問題時曾指出的那樣，“要知道風險在哪里，是什么樣的風險，什么時候發生風險，正所謂‘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形’”。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21世紀政權建設上對國家“彈性”和“剛性”兩方面的高度重視，以及在維護基本政治秩序穩定的實踐中能始終做到“政治吸納”與“預防式管控”雙管齊下，最終得以在經濟社會大變動時代有效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故事”里第二個奇跡的奧秘之所在。

政權吸納

因此，本書的前四章集中討論國家彈性問題，重點則是中國的政權吸納機制。這部分擷取并剖析中國政治運行中的四個極為重要，但過往未曾被國際學界所重視的精彩截面——黨對致富能人（新社會階層）的吸納、人民政協制度、基層參與式治理實驗和統一戰線制度——來探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如何在經濟社會轉型中始終注重保持政權的高度彈性，通過政治吸納不斷擴大黨的執政基礎、維護黨與社會各階層的密切聯系，建立維護跨越階級階層的政治聯合，以及通過鼓勵參與式治理來應對黨和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基層權力基礎的變化，以鞏固自身執政基礎、提高治理素質，最終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四個截面所共同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新時期嶄新社會經濟條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高度適應性和國家彈性，以積極學習、與時俱進的姿態進行不間斷、創新式的政權建設，從而構筑起國家穩定的基石，為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和現代化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本書前四章所講述的四個故事，包括中國共產黨如何吸納在市場經濟轉型中涌現的農村私營企業主和其他致富能人，黨如何通過人民政協制度聯系和鞏固自身與黨外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合作，黨如何通過村民代表會這一參與式創新治理形式來適應其權力基礎在基層農村社區的重大變化，以及黨如何在改革開放時期通過創造性使用“統一戰線”這個革命戰爭時期的法寶和工具來構建和推動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大聯合。這些觀察和思考，目的正在于要探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如何通過積極發揮國家彈性來維護政治穩定和執政安全的問題。

私營企業主和致富能人是改革開放時期在中國城鄉涌現出來的新生事物，也被傳統政治學認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既有政治體制之外新興的、具有潛在反體制威脅性的社會力量。中國共產黨大膽鼓勵這些新生力量走上黨的基層組織的核心領導崗位，倡導他們引領民眾致富、造福鄉梓，從而真正發揮黨組織的先鋒模范作用，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政治現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形態上具有不同于一些其他政權體制的高度開放性、包容性和體制彈性。在社會經濟急速變化的大時代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積極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另一方面善于運用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機制如人民政協、統一戰線等，來擴大和鞏固自身的執政基礎，建立和領導跨階層的政治聯盟，從而維護國家基本秩序的安全和平穩。

同時，隨著市場經濟轉型，黨和國家賴以治理中國龐大人口和復雜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農村，當國家不再絕對控制農作、收成、分配、人口移動、村辦企業等民眾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活動和核心資源，甚至傳統的基層公共財政來源都出現枯竭時，如何維系黨和政府對基層社區的領導和治理，以及向基層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品就成為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書中以村民代表會制度為例的相關研究反映了地方黨和政府領導人如何因應這種時代變化、探索新的參與式治理機制，為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和服務開辟了新的思考和實踐的空間。

總體而言，本書前半部分從精英吸納、階層聯合、參與式治理及政治同盟四個維度，全面檢視了中國政治體制的靈活吸納性和高度彈性，也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與時俱進、從實踐中學習的精神是其在大時代中得以保持國家政權穩定的奧秘。

預防式管控

政治秩序是現代政治國家的永恒主題。亨廷頓在1968年曾寫道：“國家間最重要的政治區別，并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管治的效度。”（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ncern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要實現國家對社會的有效管治，除充分發揮國家的彈性優勢外，也離不開對國家剛性力量的合理運用。本書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正是集中探討國家剛性的一面，重點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為了維護大學校園政治秩序安定和多元利益下中國基層社會的穩定，而分別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預防式管控措施。

從20世紀90年代的東歐劇變到21世紀初的“顏色革命”，近三十年以來發生在世界范圍內的顛覆性群眾運動，幾乎無一不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群體為主要力量之一，以反政權為目的、由新媒體網絡所動員起來的激進青年運動成為21世紀有關各國非暴力群眾運動的主體。因此，如何在社會經濟急速變化的條件下管理大學生群體、確保大學校園的秩序平穩應當是政權建設的重中之重。本書第五章即以中國的一所省屬大學為基礎標本，綜合在其他重點大學的田野調查研究，檢視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如何以扎實有效的預防式管控體系，維護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學校園和大學生群體的總體政治安定。特別是聯系21世紀初發生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的以大學生、中學生為主要力量的“占領中環”和“太陽花”運動，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內地大學校園實施積極的預防式管控的成果更顯得難能可貴。

“郡縣治、天下安”。本書第六章轉而深入探討中國北方某縣在縣一級所建立的以公安隊伍為主的基層社會面管理和防控體系，并檢視這一體系在日常政治和社會中的實際運行規則和形態。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的重要基礎”。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縣域預防式管控的效度和力度對于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和穩定具有關鍵性和基礎性的作用。因此，本章雖將觀察的目光從大學校園轉移到基層鄉鎮，但黨和政府在兩個不同場域中所面臨的挑戰卻是一致的，即：在社會經濟大變動的時代中如何以預防式的管控機制維護社會政治基本秩序的穩定，并有效識別和防控由歷史和現實所引致的各種潛在不穩定因素對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造成的破壞。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那樣，“發展是硬道理，穩定也是硬道理，抓發展、抓穩定兩手都要硬”。

學習型政權

本書的兩個部分雖然分別討論中國政權的國家彈性和國家剛性這兩個不同側面，但采取的都是筆者稱之為“學習型政權”的觀察視角，即：政治國家如何在社會經濟大變動的時代，通過不斷對內觀察研判和對外學習吸收來進行自身的調整、適應和創新，既以高度靈活的姿態充分發揮國家的彈性優勢、不斷擴大政權邊界、吸納各種新舊社會階層進入體制、增強自身執政基礎和社會支持基礎，又以高效果敢的態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權的剛性力量，以預防式管控機制，保持國家對社會的有效治理，監督、識別和防止潛在反對勢力和不安定因素發展成為具有公開破壞性和顛覆性的反政權力量?！皬埗怀冢奈涓ツ芤?；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strong>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社會經濟大變革的時代得以保持政權安全和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關鍵就在于能夠以高度適應性和學習能力順應時代變化，有效掌握并運用國家彈性和剛性兩個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終達致確保政治穩定的目標。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以來，中國經歷了復雜、深刻而又多面的不間斷轉型。無論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從集中統一的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為開放多元的市場經濟體制，又或者從封閉和半封閉的傳統落后社會走向充滿活力和發展動力的現代化社會，這些不同轉型所引起的經濟社會層面的根本性變革，都不斷為黨和政府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穩定的任務提出新的挑戰和課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尤其重視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這三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則是如何通過向實踐學習、向外部世界和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學習，冷靜研判、理性設計，通過改革和創新來回應在社會經濟大發展時代所萌生的諸種新課題，通過不斷平衡、調適和運用國家彈性與剛性的兩面，既不斷擴大政權邊界和執政基礎，又有效防控潛在不安定因素，從而保證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安全。

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大時代里，中國得以保持長期政治穩定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執政黨和政治體制所具有的極強的學習能力。從全球來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適應性的“學習型政權”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變動下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學習”在這里指對內外環境和社會力量的觀察、研判和適應，對外部世界政治實踐成果的吸收，對自身執政和治理結構的適時調整和創新，對歷史傳統的理性繼承和揚棄，以及對社會管理和控制辦法的與時俱進等。總之，學習型政權所具有的高度觀察力、判斷力、靈活性、應變性和機動性，都使其更能在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中，以充足的彈性和適當的剛性，保持政權系統的韌性，從而促進整個治理結構與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環境密切融合。

從學習型政權的視角觀察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政治實踐，是一個全新的角度，也是本書討論各種政治現象的基本出發點。本書中所觀察和審視的過去十余年間中國政治運行實踐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如何從時代和實踐中充分學習、靈活應變、創新機制，達到治理結構、經濟環境和社會形態三者在動態中的協調和統一。譬如，市場經濟轉型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催生了私營企業主和農村致富能人這個新的、具有潛在政治影響力的社會階層。本書關于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對這部分人士吸納機制的研究（既包括鼓勵他們成為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人，也包括通過政協等機制與他們加強聯絡、培養他們對于政權的歸屬感），直接反映了政權對市場經濟下新社會結構的學習和適應能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傳統政治學——特別是現代化理論——往往認為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涌現的中產階級、有產階級會成為既有政權的反對與顛覆力量；但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并非僵化于某些固有的意識形態限制、對新生社會力量采取敵視態度，而是充分順應時代要求，積極發揮政權的彈性力量，把一切改革、開放和建設中涌現的新生社會力量都化為己用，使他們成為政權的支持力量，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擴大執政基礎。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的學習適應能力，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執政黨之間有著極其顯著的差別。高度的學習適應能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所具有的國家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政權的特色，是政權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韌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改革開放時代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階層結構的轉型、經濟體制的轉軌，更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所依賴的資源結構和手段儲備都必然需要隨著時代而變化。譬如，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的基層政權組織掌握了農村社區生產、生活、分配、公共服務等各方面幾乎全部的資源；在此基礎上，對農民社區的管理就顯得得心應手。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村私營企業的發展，以及農業稅費的逐步取消，基層政權組織原來所掌握的資源逐漸減少和枯竭，用傳統的治理結構和控制手段對農業、農村和農民進行管理顯然越來越不可行，以農村地區的“政權失能”為核心的“‘三農’問題”越來越成為黨和政府需要面臨的重要挑戰。為適應這一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顯然對新的農村治理實踐進行了深入學習，也形成了準確的觀察、研判和應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基層民主選舉，到本書所研究的以農村村民代表會制度為例的各種農村“參與式治理”試驗，反映的都是政權因應新時代所帶來的執政資源變化的實際，對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治理結構進行制度創新的不懈學習和探索。

21世紀初發生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顛覆性群眾運動，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太陽花”運動和“占領中環”運動等反政府青年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思考研究的重要素材。隨著時代的變化——特別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體網絡突飛猛進的發展，青年運動的勃興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躍升成為各國政權需要應對的重要問題。在青年群體中，大學生群體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未來社會精英，尤其能夠起到核心領導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國，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版圖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學校和傳統的共青團組織對于大學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斷減弱。當大學對于大學生的就業、福利甚至政治前途的控制力度不斷削弱，而非體制的外來意識形態對大學校園的侵襲日益加強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如何與時俱進以創新體制維護校園的政治秩序，是保證政權長治久安的重要一環。本書關于改革開放時代大學校園管理的研究，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通過重構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組織管理、獎懲機制、應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統，有效保持了對大學校園的管理力度，保證大學校園在社會經濟大變動時代成為政權的積極支持基礎。

社會經濟大局的結構性變化帶來的還有更廣泛社會層面的多樣轉變，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帶來更嚴峻的復雜局面。政府要有效管理在新時代不斷興起的市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引導其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發揮正面作用而非成為顛覆力量和社會不穩定的策源地，這顯然與在傳統體制下領導和管理“傳送帶式”的群眾組織、人民團體大不一樣，需要新的思路、手段和制度供給。同時，社會經濟的變化也帶來群眾利益訴求的多樣性。但新利益訴求的出現僅僅是問題的一面，隨著原有社會管理結構的消失或弱化（前者如農村地區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三級管理體制，后者如城市地區的單位體制），群眾自我組織、自我宣傳以及爭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較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群體性事件數量的快速上升顯然是與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應新的形勢，中國共產黨也不斷對基層社會治理的新實踐加以觀察、學習和反思，在基層逐步建立起以預防式管控為主線的社會控制機制。預防式管控是對原有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在發揮國家剛性、遏止實際或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方面的學習能力。

因此，雖然中國社會經濟的多重轉型為政權穩定帶來的挑戰復雜多面，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社會格局日新月異的大時代里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和政權的安全，究其根本，還在于政權所具有的極強的學習能力。也正因為如此，從學習型政權的視角觀察和分析中國基層政治、解釋中國政治不同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特有穩定性，就顯得極為迫切和重要。

從學習型政權的視角分析中國政治，重點在于厘清社會經濟變局為政治穩定提出了何種新問題、新挑戰，政權如何以學習的姿態分析、研判、應對這些新挑戰，如何通過平衡與發揮國家彈性和國家剛性這兩個基本面來實現體制的與時俱進和自我更新，在擴大政權社會基礎的前提下保持對潛在威脅力量的有效震懾和控制、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國民經濟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和全社會的長治久安?？梢哉f，以學習的態度不斷創新、有效平衡和善于運用國家彈性和剛性的兩面，這正是21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的主線，也是國家為破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急速變化條件下有效進行政權建設、維護政治穩定這個世界性難題而提供的具有中國特色解決方案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