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好鈕扣，勿吐痰！

1934年2月至3月期間，蔣介石（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在江西省南昌市進行了一系列的演講，對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做出了如下描述：

比方說，江西的中學生，現(xiàn)在雖然大多數(shù)都比較好了一點，但是我去年初來的時候所看到的，幾乎無一個不是蓬頭散發(fā)，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紅穿綠，和野蠻人一個樣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車，都沒有一個走路坐車的規(guī)矩，更不曉得愛清潔，甚至隨處吐痰。

你看吃飯的時候，不要說一切食物、食具零亂、污穢，而且吃的時候，有的將身體靠著墻壁或門板上來吃，有的坐著，有的蹲著，有的坐在地下，有的站在門外。吃完以后，菜湯飯屑弄得狼藉滿地，甚至使人家不敢進身。……再講普通一般中國人的穿衣，十個有九個是鈕扣不扣齊的，帽子歪戴的。還有對于自己身體不僅不知洗澡，甚至連臉也不洗的?！僦v住房子，普通一般中國人，沒有幾個知道住房子是怎么住的，尤其是中國人住洋房，笑話更多。就是灑掃，也只知掃除房子中間一塊，至于屋角或門后，就不堪言狀，堆滿垃圾，布滿塵土，甚至一年半載，沒有人去過問，聽他發(fā)臭、生微菌。試問如此住宅，安得不發(fā)生疾疫？還有一般人隨便吐痰，到處解手。

為了改善中國人的這種日常生活習慣，蔣介石發(fā)起了新生活運動。2月21日正式成立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他的心腹鄧文儀任主任干事，由鄧文儀起草的《新生活運動綱要》以“規(guī)矩、清潔”兩項為目標，還規(guī)定了《新生活須知》95條。這些圍繞日常生活中各項行為的極其具體、廣泛、細小的一系列規(guī)定，就是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內容。

蔣介石主張：“我們現(xiàn)在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之中，就是要從‘蔬米布帛’‘家常便飯’做起。”繼之言道：“我們要有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就要從不亂吐痰做起”“我們要提倡新生活，就可以從扣扣子做起”。在3月至6月期間，南京、北平、福建、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浙江、山東、湖南、陜西、綏遠、山西、云南等省市，以及江西省內二十余縣相繼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7月1日，為了統(tǒng)一指導全國各地的運動，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任會長。

當時，國民黨政權正在江西省進行第五次“剿共”戰(zhàn)，試圖殲滅共產(chǎn)黨在該省南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九一八事變已過去約兩年半，東北四省已成為淪陷區(qū)。而經(jīng)過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戰(zhàn)，直至國民黨在大陸地區(qū)的統(tǒng)治結束為止，新生活運動共持續(xù)了十五年之久（雖其性質和內容有所變化）。對此，我們難免會產(chǎn)生一個既簡單又根本性的疑問——面臨如此深刻的內憂外患，國民黨政權何故發(fā)動并持續(xù)了這種略帶膚淺、瑣碎之嫌的啟蒙運動？而且，它何以發(fā)展成為如此大規(guī)模的全國性群眾運動？此時，整個民族是否忽然患上了集體性神經(jīng)質或潔癖癥？抑或此運動只不過是獨裁政黨發(fā)動的強迫性群眾動員而已？簡而言之，國民黨政權何故且如何企圖介入、干預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胡適的質疑

對于蔣介石發(fā)動的這場不可思議的群眾運動，全國各地的報紙上雖出現(xiàn)了不少贊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表示否定態(tài)度的言論。例如，胡適（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發(fā)表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是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批判。他贊揚蔣介石的人格說：“他雖有很大的權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簡單的、勤苦的、有規(guī)律的。我在漢口看見他請客，只用簡單的幾個飯菜，沒有酒，也沒有煙卷?！钡?，對新生活運動本身，他毫不客氣地加以批判。

他的第一個論點是生活禮儀的改良不能解決國民正在面臨的重大問題。他寫道：

《須知》小冊子上的九十六〔五〕條，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里面并沒有什么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么復興民族的奇跡。……做到了這九十六〔五〕樣，也不過是學會了一個最低限度的人樣子。我們現(xiàn)在所以要提倡這些人樣子，只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里還有許多人不夠這種人樣子。九十六〔五〕件，件件俱全，也只夠得上一個人的本分。

第二個論點是生活習慣的改良應該是教育運動，不是政治運動。

把一些生活常識編到小學教科書里去，用一些生活常識做學?？伎兊臉藴剩谜α颗e辦公眾衛(wèi)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與公共衛(wèi)生的行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標準來互相戒約，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與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權力范圍之內了?！艨恳话闵盍晳T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種種揣摸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

第三個論點是中國經(jīng)濟水準過低，缺乏倡導提高道德的物質條件。

父母教兒女背著籃子，拿著鐵簽，到處向拉〔垃〕圾堆里去尋一塊半塊不曾燒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極污穢的破布?！髮W學生——甚至于大學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處托人弄火車免票，他們毫不覺得這樣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貪污的行為。凡此種種，都是因為生活太窮，眼光只看小錢，看不見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記：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們過新生活。

胡適的議論可簡述為三點，即：（1)在國難當中，（2)即便開展政治秀，（3)也不能靠文明禮貌吃飯。這些論點幾乎把新生活運動所包含的所有問題都分析得淋漓盡致。雖然如此，新生活運動如上所述擴大到全國，并持續(xù)了十五年之久。胡適對這場運動所持有的詫異和疑慮后來并未得到解決，甚至遺留至今。

《新生活須知》及一些宣傳

新生活運動的發(fā)起是時代的必然

國民黨政權在與共產(chǎn)黨進行內戰(zhàn)之際，開始實施憲政，蔣介石于1948年5月20日就任總統(tǒng)，但顯見敗勢已明，遂于翌年1月21日下野，在浙江省奉化老家靜觀局勢變化。當漸近2月19日新生活運動15周年之際，黃仁霖向蔣介石詢問了有關運動的前景問題，蔣回答說：“目前暫時把新生活運動的一切活動停止辦理。” 2月12日，蔣介石聽取了黃仁霖的“接收美援此次到臺之武器數(shù)量以及軍費之報告”，上述的對話或許就發(fā)生在此時。對于正在準備撤至臺灣的蔣介石而言，新生活運動的使命已經(jīng)結束。此時運動本身已處于低潮，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的機關報《新運導報》第15年第2期，即自上一期后，間隔了半年之久才于1948年10月31日發(fā)行，但此后似乎?？?。

新生活運動于1943年2月19日發(fā)起后，旋即以星火燎原之勢擴展至全國各地，并將蔣介石推舉到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即使在中日戰(zhàn)爭或國共內戰(zhàn)期間亦未曾中斷，但在國民黨政權即將土崩瓦解之際，隨著蔣介石的下野，運動默默地拉下了帷幕。

筆者認為新生活運動的發(fā)起是時代的必然。孫中山創(chuàng)立的國民黨原為最強烈地認同中華民國這個國家而不是特定的區(qū)域、階級或傳統(tǒng)文化的革命精英集團，企圖通過黨國體制（party-stateregime），即作為前衛(wèi)革命政黨單獨地掌握權力，并將其組織浸透于各個階層，由此成為國家、社會之間唯一的媒介，進而由政府馴化人民，普及認同民族共和國的觀念，簡言之，即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然而，國民黨通過國民革命掌握全國政權以后，蔣介石采取了“重軍輕黨”的方針，使得孫中山的體制構想，即由革命政黨指導國家及社會，逐漸趨于形式化。

雖然如此，國民黨的統(tǒng)治正統(tǒng)性使其自認為該黨是創(chuàng)造近代國民的典范，是故正如模仿自己而創(chuàng)造出人類的上帝一樣，始終不能放棄創(chuàng)造國民的責任。尤其是蔣介石，為了對抗正在威脅中國獨立和統(tǒng)一的日本，企圖以曾在日本接受過“身體的教養(yǎng)”的自己為模范，將中國人民改造成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國民。但是，與主要通過軍隊、學校等集體生活普及近代性身體美學、公共意識的歐美、日本（及其殖民地）不同，中國采取的全民皆兵及國民教育的制度非常落后，因此僅能通過由上而下的群眾運動方式進行“身體的教養(yǎng)”，于是發(fā)起、推動了新生活運動。

贊同、參加這場運動的人物中不僅有鄧文儀、楊永泰、黃仁霖等蔣介石的心腹，亦有與蔣介石同樣懷有近代化志向的汪精衛(wèi)、閻錫山等國民黨領導人，以及曾毅等民間知識份子與牧恩民等西洋傳教士，蔣介石由此作為“教主”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但是，盡管新生活運動主要在城市實行，對于提倡、強調與傳統(tǒng)觀念不同的近代性身體觀、社會觀的由上而下的啟蒙／監(jiān)視，一般人民卻往往以陽奉陰違的態(tài)度應對，導致了這場運動的戲劇化和空洞化。總之，正是為了對付國難，才須要普及文明禮貌－－身體美學和公共意識，從而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為此所采取的方法即使是注定將以失敗告終的嘗試，但除了發(fā)動政治秀般的群眾運動之外，國民黨政權毫無其他方法。

新生活運動發(fā)動后不久，日本人就淺薄地認為這是一場排日策謀，于是動員曾讓蔣介石羨慕不已、并非常畏懼的絕對性國家能力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使得國民黨政權在未能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之前被迫卷入近代總體戰(zhàn)，不得不煞費苦心地籌集當前所需的人力資源。與此同時，“撫慰”在戰(zhàn)火中受傷的中國人民之身體的活動在新生活運動中所占的比例則日益上升。

婦女起初是被期待成為在家庭中將孩子“教養(yǎng)”成為近代國民的角色，但宋美齡等提倡男女應平等地參與社會，在其倡導下，婦女逐漸轉化成作為“抗戰(zhàn)建國”的勞動力被動員的對象，新生活運動則推動了托兒所的開設。此時，為了“撫慰”作為盾牌而受傷的下層民眾的身體，國民黨政權開展了徐維廉首倡的“傷兵之友”運動；對于成為中國救世主的駐華美軍，黃仁霖領導的戰(zhàn)地服務團則積極進行了各種接待工作；這兩種活動構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中美兩國軍人所受到的待遇差距之大清楚地反應著國民黨政權的苦惱，即在未能成功地完成近代國家軍隊編制的狀況下，不得不依靠比敵軍更為強大的盟軍，唯此才能獲得抗戰(zhàn)的勝利。

總之，國民黨政權雖然確實未能成功地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國家，但勉強保住了中國的獨立和統(tǒng)一；盡管如此，天意和民意對其還是過于刻薄。正如唆使亞當和夏娃使其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是可恥之物的蛇成為人們詛咒、厭惡、畏懼的對象那樣，在與至今尚未形成的想像上的“中國國民”進行比較的狀況下，對中國人民的身體進行蔑視、否定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權終究被人民大眾唾棄、排斥，最后被迫撤離大陸。與此相反，另一個前衛(wèi)革命政黨因以提倡代表占中國人民最大多數(shù)之特定階級的現(xiàn)實利益為正統(tǒng)性原理，成功地策動、利用了社會內部的競爭關系，從而取代了國民黨的統(tǒng)治。

蔣介石、宋美齡帶頭吃素倡導新生活運動

中國人是愛迪生嗎？

然而，對1949年以后相隔于臺灣海峽相互對峙的國共兩黨政權而言，通過“身體的教養(yǎng)”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這個課題仍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由日本殖民地轉為中華民國一個省份的臺灣，于1947年8月21日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日益激烈的國共內戰(zhàn)中，作為動員工作的一環(huán)推進了這場運動。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后，1952年1月1日發(fā)動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其內容中有“社會改造運動”、“文化改造運動”，即開展了民族精神教育和清潔運動等。在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1966年11月12日發(fā)起，并于翌年7月28日成立了以蔣介石為會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其主要活動為頌揚傳統(tǒng)文化和孫中山思想?！吨腥A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第6項規(guī)定云：“積極推行新生活運動，使國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維八德薰陶之下，走上現(xiàn)代化與合理化，同時政府應積極研究制定完整之禮樂與禮儀，使中外人士均能體認我為禮義之邦。”。1968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國民生活須知》99項，其大半酷似30多年前的《新生活須知》。

當時大陸正在進行著否定傳統(tǒng)思想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而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則以繼承中華文明為己任，以此主張自己的正統(tǒng)性。這種以傳統(tǒng)文化作為國民統(tǒng)合的精神依據(jù)，正是繼承了新生活運動的源流。但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具體成果、影響并不明確，蔣介石亦終究未能實現(xiàn)反攻大陸的夢想，于1975年4月5日逝世，其后這場運動似乎不了了之。對于曾受到日本殖民統(tǒng)治長達50年之久并成為自己離世之處的臺灣之社會及人民，不知蔣介石晚年持有何種看法。

在大陸，出于對美國可能會在朝鮮戰(zhàn)爭中進行細菌戰(zhàn)的恐怖，共產(chǎn)黨政權于1952年7月10日發(fā)起了愛國衛(wèi)生運動，黨中央及國務院于1958年2月12日指示驅除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等“四害”?！拔幕蟾锩敝?，1981年2月25日開始了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倡“五講四美”的運動。進入21世紀以后，2003年非典（SARS）蔓延時，仿佛新生活運動復活一般，詳細地指摘了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在紀律、衛(wèi)生上所特有的“陋習”。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之際，北京市政府規(guī)定每月11日為“自覺排隊日”，并對隨地吐痰的行為進行了批判。2010年舉辦世博會之前，上海市政府呼吁居民不要穿著睡衣出門，其是與非引起了爭論。而2012年的流行語就是“中國式過馬路”。

這些運動和言論的成果及影響雖不易評價，但60多年來反復指出同樣的問題此一事實本身即意味著近代性身體觀和社會觀在中國社會的普及是何等之難！那么，在新生活運動發(fā)起8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難道仍未成功地實現(xiàn)近代化嗎？通過“身體的教養(yǎng)“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的目的確實不能說是已經(jīng)完全實現(xiàn)了。最近愛國主義時有暴力形態(tài)的表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表明出來的與其說是民族意識的強烈性，不如說是公共意識的薄弱性。雖然如此，在此期間中國經(jīng)過多重磨難不斷發(fā)展，毫無疑問現(xiàn)在已成為對全世界發(fā)揮著重要影響力的軍事、經(jīng)濟超級大國。與先進諸國的事例比較起來，中國的這種近代化過程該如何理解呢？

“近代化”的概念很難定義，但在非西方世界（至少在東亞），它似乎可以說是隨著國民國家的自我建成或被列強殖民化（或雙方并行）的過程同步進行的。具體而言（尤其是前者），為了對抗列強維持獨立和統(tǒng)一，須要加強社會編制（普及教育、振興產(chǎn)業(yè)等），由此必須盡量增加從社會上籌措的人力、物力資源。與此同時，對于原來僅為征發(fā)賦稅及維持治安之對象的人民，促其轉化成為主動致力國家發(fā)展的“國民”，為此須要逐漸進行政治參與的制度化。通過“身體的教養(yǎng)”創(chuàng)造出近代國民的這種嘗試，是試圖培養(yǎng)出既勤勉又健康的士兵和工人，并以此提高國民國家之軍事、經(jīng)濟潛力的社會編制之一環(huán)。

若將這種“身體的教養(yǎng)”或近代化過程本身單純地描繪成是充滿希望的或是暗淡無光的，均過于片面。應該認為這既是啟蒙、改良，同時又是監(jiān)視、控制，正如章炳麟在《俱分進化論》中指出的“善惡并進，苦樂并進”那樣，是善惡苦樂與時代并進的過程。“身體的教養(yǎng)”確實具有個人服從國家的含義，不過前近代社會中的個人亦并非獨立于血緣、地緣、宗教等規(guī)范而能享受到自由的個體。從長遠來看，近代國民的創(chuàng)造促進了對個人的尊重，即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擁有一定的經(jīng)濟條件。而已確立了參政權和社會權的先進國家成功地建立了尊重個人權利和尊嚴的法治社會，此亦為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

極其耐人尋味的是中國雖然在通過“身體的教養(yǎng)”創(chuàng)造國民的過程中輾轉迂回，但卻成功地加強了軍事力量和經(jīng)濟力量，并提高了國際地位。換言之，21世紀的中國并未按照先進諸國曾經(jīng)走過的近代化路程行進，而是作為特異的“后近代（post-modern）”超級大國，即以富強為目的的國家高于個人的方式，正在崛起?！纭爸袊Ｊ健奔啊氨本┕沧R”等概念所示，中國是否要樹立新的“近代化”榜樣？

若將中國的這種“近代化”過程與同樣受到西方列強沖擊后開始推進近代化的日本經(jīng)驗比較起來，筆者不得不想起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眾所周知，愛迪生少年時期不能適應學校的教育，但長大后卻成為了著名的發(fā)明家，由此顯示出曾將其排斥的教育之缺陷。若將日本人比喻成為略微凡庸的優(yōu)等學生，即未對“近代”這本教科書之內容是否妥當產(chǎn)生任何質疑，就開始了有時甚至比西方先進各國的學長們更加認真的學習，從而實現(xiàn)了近代化，那么，中國人則仿佛是具有天才氣質的劣等學生，即由于其所具有的強烈個性而未能適應學校的功課。

中國終究是通過其愛迪生般的獨創(chuàng)性的成功迫使人們改寫陳舊的“近代”教科書呢？還是現(xiàn)在的發(fā)展方式在不久的將來失去其有效性，不得以重新接受“近代”的補習呢？――此一問題尚未得出答案。

（本文節(jié)選自深町英夫著《教養(yǎng)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7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