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渠長根｜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

【導讀】 據媒體報道，當地時間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縣演講時被槍擊，目前處于“心肺功能停止”狀態，警方稱已查明槍擊嫌疑人為前日本自衛隊隊員。此事迅速傳遍全球，引發極大關注。

這一意外事件也讓人回想起日本歷史上的政治謀殺現象。在日本歷史上，政壇謀殺行為不僅盛行，而且還往往引起一定的社會支持。本文分析，這種政治 謀殺行為絕非某些狂人的癔病或癡迷，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社會背景。 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對政敵進行肉體消滅，就是當時封建勢力挽救其傳統地位的利劍。 到了大正時代，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日益猖獗， 四大財閥之一的安田善次郎被法西斯狂熱分子刺殺，主張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在東京火車站被車站職工用匕首刺死，成為日本第一個在任時遇刺身亡的首相。

對于接連不斷的謀殺活動，右翼勢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曾說： “謀殺是菩薩行為。 ” 在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的歷史斗爭中，謀殺成了化解矛盾、尋求轉圜的極端手段； 對法西斯國家改造理論和武士道的狂熱崇拜，也使不少青年走上謀殺之路，以此解決政治矛盾或改革“瓶頸”； 而當某一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時，搬掉絆腳石，直至從肉體上徹底消滅某一人物的固有思維方式，也使不少旁觀者同情暗殺實施者。 “暗殺先行于革命”這一在近代日本政治活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不僅對日本國家政策產生影響，也使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們惶恐不安。

本文原載《南都學壇》，原標題為《“謀殺是菩薩行為”——論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恐怖謀殺現象》，轉自“修遠基金會”，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開始近代化的標志。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戰略的指導下，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日本的經濟、軍事等獲得了快速的增長，直至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這么一個發展過程，是充滿血雨腥風的。接連不斷的對外侵略擴張，使中國、朝鮮等眾多的亞洲國家深受其害，層出不窮的國內謀殺、政變等恐怖活動同樣又把日本搞得刀光劍影、血跡斑斑，也把日本逐步推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回溯近代日本歷史，其政壇上的謀殺恐怖行為不僅盛行，發生在上自中央國家機關下至民間基層的廣闊社會空間里，奇怪的是往往還會引起一定的社會同情和支持。其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近代日本社會的謀殺恐怖行為絕非某些狂人的癔病或癡迷，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的。對此加以分析研究，有助于揭示和把握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實質，也有助于尋求近代日本不斷對外侵略的深層原因和社會根源。

一

在日本歷史上，以恐怖謀殺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早在幕府末期，當時最富盛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吉田松陰為推翻封建的幕府制度就產生了急切的暗殺思想，并在1858年制定了刺死摧殘愛國志士、興起“安政大獄”的重要禍首間部詮勝的“暗殺策”。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吉田松陰（明治維新的思想理論重要奠基人、“維新先驅”）對后來的反封建活動、軍國主義活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激勵和示范作用。

1868-1878年間，正值明治維新的烈變革階段，日本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異常激烈，對政敵實施恐怖謀殺就成了解決矛盾、化解沖突的重要手段。在這10年時間里，單是舊士族謀殺政府高級官吏的事件就有20多起，1874年發生的暗殺加強內政、反對出兵征韓的右大臣巖倉具視未遂事件，在當時影響最大。1878年5月14日，在“紀尾井坂之變”中，被譽為“維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又被島田一郎所刺殺。對政敵進行肉體消滅，成了當時落后的封建勢力極力保護和挽救自己行將失去的社會地位和傳統勢力的回天之劍。等到這一劍也不能阻擋關系自身命運的重大歷史變革的時候，個體性的政治恐怖謀殺遂演變成公開的大規模的武裝反擊，其聲勢浩大使明治政府感受到了改革的艱難，以致于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維新領袖人物西鄉隆盛竟然也被裹挾到反對維新改革的逆流之中，最后厄運罹身敗死城山，成為一個晚節不保的悲劇人物，從而讓人真實地感受到了歷史的殘酷和人生的變幻莫測。

1889年，因修改條約問題，外相大隈重信（黑田清隆內閣）被主張強硬外交、極力推行國家主義的玄洋社社員來島恒喜用炸彈炸傷。1910年5月，無政府主義者宮下太吉等人為暗殺天皇私制炸彈泄密被捕。桂太郎內閣以此為借口下令在全國進行大搜捕，檢舉社會主義者數百人，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死刑。這一“大逆事件”仍直接淵源于政治恐怖活動，至少民間的個體性恐怖活動為政府的公開恐怖活動制造了借口和時機。

大正時代（1912-1926年），日本社會從大變革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往往被人譽為“大正民主”時期而寄予很多留戀。然而，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并未銳減，更沒有銷聲匿跡。1921年9月28日，法西斯狂熱分子朝日平吾刺殺四大財閥之一的安田財閥首腦安田善次郎于其住所。11月4日晚7點，主張和平外交的“平民首相”原敬參加政友會近畿大會來到東京火車站，在通過檢票口時被滿鐵成員車站職工中岡艮一用匕首當場刺死，從而成為日本第一個在任時遇刺身亡的悲劇首相。

1922年1月，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動員極端國家主義組織猶存社力量，組織以其弟子巖田富美為首的暗殺團，埋伏在鐮倉準備刺殺山縣有朋。武裝警察得知消息，派遣數百人的隊伍將其包圍，暗殺未果而又轟動一時。但是，最終迫使山縣有朋放棄了在薩摩、長州藩閥關于良子的太子妃身份問題上尖銳斗爭的最初立場，并不得不辭職而去。

除此之外，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壇所發生的謀殺恐怖事件層出不窮，造成巨大影響的有：

1923年憲兵甘粕正彥暗殺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等人。

1923年攝政（即后來裕仁天皇）乘汽車前往參加第48次議會時，在虎門被難波大助襲擊險遭不幸，導致山本權兵衛內閣引咎辭職。

1926年調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300萬日元陸軍機密費案件的石田基檢事被暗殺。

1928年6月4日，河本大作等人策劃暗殺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

1929年3月舊勞動農民黨議員山本宣治被刺殺。

1931年3月三月未遂事件發生，部分陸軍官兵發動政變。

1931年10月十月未遂事件發生，部分陸軍官兵發動政變。

1932年2、3月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和三井集團理事長團琢磨分別被血盟團團員小沼正和菱沼五郎槍殺。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發生，首相犬養毅被刺。

1932年7月襲擊首相官邸、警視廳和政黨黨部的神兵隊事件。

1933年11月暴露的針對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的暗殺計劃。

1933年11月民政黨政治家若木規禮次郎在上野車站被襲擊。

1934年11月士官學校部分青年軍官的政變計劃被發現。

1935年8月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相澤三郎中佐刀斬于陸軍省辦公室內。

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發生，內務大臣前首相齋藤實、藏相前首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刺殺。首相岡田啟介險遭不測，元老西圓寺公望原被列為首要殺害對象，只因執行任務的軍官臨時產生惻隱之心才幸免于難，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身負重傷。

1937年1月宇垣一成內閣流產事件與其后林銑十郎內閣5月31日倒臺事件發生。

1938年3月社會大眾黨委員會長安倍磯雄于家中被右翼分子襲擊，負傷。

1939年7月暗殺海相米內光政計劃泄露，緊接著暗殺親英派政府要人的計劃被發覺。

據統計，從1930年11月濱口首相被襲擊到1943年以來，包括未遂政變，謀殺恐怖活動高達44起，平均每年3起。太平洋戰爭期間，法西斯集權政治體制實施，恐怖暗殺活動有所收斂。但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還是發生了負隅頑抗的死硬軍國主義分子闖進皇宮，欲奪走裕仁天皇投降廣播錄音磁帶的事件，首相官邸被襲，首相鈴木貫太郎被刺未遂。這一事件為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暗殺恐怖活動劃上了最后一筆。

二

對于接連不斷的謀殺恐怖活動，右翼勢力重要人物井上日昭曾有一段面向其弟子的詮釋，他說：“謀殺是菩薩行為。”井上一邊借助宗教體驗擺脫紛亂的社會帶來的懷疑和煩惱，一邊“也從塵世的系累束縛中解放出來而進入對殺人和自殺均能泰然處之的‘自在’境界”。于是，以建立“日本天皇國”為目標，實行“一人一殺”主義的恐怖組織血盟團便在他的手中誕生了，原計劃暗殺20多名政界、財界巨頭。井上的思想和活動并非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但是，他的代表性是不容忽視的。透過他及其周圍的人的言行，頗能直接地感受到在其前后日本政治生活中謀殺恐怖活動的背景信息和深層機緣。

其一，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的相互斗爭與融合。近代日本的政治趨向是逐漸走向軍國主義，在這一潮流中，主張實行政黨政治的呼聲和態勢也在不斷增強。前者代表了一個黷武好戰的集權政治理念，后者則象征了一個分權、民主的政治追求，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彼此相互斗爭，都急于取得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地位，有時又相互妥協、勾結，遂使得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政治格局。在這一格局的形成和演化過程中，謀殺恐怖活動成了化解矛盾、尋求轉圜的極端手段，在某種意義上也成了政治斗爭的降壓泄釋閥。1921年相繼被謀殺恐怖活動所淹沒的安田財閥首腦和原敬首相就是軍國主義與政黨政治斗爭的結果。這兩次暗殺與以前有所不同，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針對某個具體人物和具體政策的，而是針對整個體制的。暗殺者可能并不了解被暗殺者，甚至可能對他毫無反感，只不過把他當作體制的代表，實行“天誅”，借以警告當權者改弦更張。而且，原敬即使作為一個出色的政黨政治家，他也未能在與軍國主義的較量中幸免于難。與原敬一樣主張對中國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外務省政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也被暗殺于同樣的政治背景。1930年11月極端國家主義組織愛鄉塾成員佐鄉屋留雄在東京車站襲擊濱口雄幸首相，使其身受重傷，于次年死去。主要原因是濱口壓制軍國主義勢力，反對極端軍國主義者和軍部領導人的戰爭政策，支持削減陸海軍預算，并力爭議會批準倫敦海軍條約。濱口在1929年首相任內，果斷實行金解禁政策，在中國問題上，奉行和英美協調方針，因而被軍國主義者罵作“軟弱外交”，又因勇敢地批準倫敦裁軍協定而又被指責為“干犯統帥權”。盡管濱口是一位堅定的政黨政治家，甚至因其堅決干練而被稱為“獅子宰相”，仍未能抵擋著軍國主義勢力的急劇膨脹。

山縣有朋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鼻祖，他極其厭惡政黨政治，竭力扶持自己的親信組織政府內閣，加快軍國主義步伐。寺內正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組閣上臺的。寺內積極推行軍備擴張，干涉中國內政，通過西原借款培植中國的親日勢力，擴大日本在華權益。結果，在實施這些政策過程中，寺內遭遇到了國內政黨力量的阻力而被迫在“打倒專制政府”的舉國聲討中下臺。倒不是寺內的軍國主義政策與日本政黨政治存在根本的矛盾，它們在對外擴張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它們之間政治游戲的規則有所不同罷了，然而，對外迅速擴張日本國權的這場政治游戲卻為謀殺恐怖活動制造了必要的口實和契機。1939年，德國在歐洲實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給遠東的日本以巨大的鼓舞，日本軍國主義者急于通過與德國、意大利締結軍事同盟營建自己在遠東地區的霸主地位。當時任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海軍中將山本五十六卻予以強烈反對，其用意僅僅在于延緩張揚的節奏，并非鏟除心中的侵略魔咒，即不為狂妄的軍國主義勢力所不容，于是，前者被列入暗殺名單，而后者也收到了“斬奸狀”。連身為現役海軍領導人都成了謀害的對象，那么，其他想堅持自己觀點的政治家們便漸漸地懾于軍國主義的高壓而徹底地與其媾合了。

“濱口君和犬養君都被殺害了。被殺后說是因為政黨軟弱無力，說是因為國民不信任，這個理由從何談起有三四位政黨的領袖人物和獲得代表國民的眾議院的過半數信任票的人被用手槍、匕首殺害了，怎么可能有起作用的強有力的政黨呢”政黨政治最后還是讓位于軍國主義而退出了近代日本政治舞臺，特異也吧，殘酷也吧，近代日本政治生活的確就是如此。

其二，對國家改造理論的狂熱崇拜和急于實現日本“革命大帝國”的變態追求。1921年安田善次郎被刺身亡，兇手朝日平吾幼年時生活一直很貧困，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從事貧民救濟等社會運動。“從學校進入社會以來，因為剛直反而被捕奸者中傷侮辱和迫害，因為受到生活的威脅，對人生感到深深的困惑和絕望，遂變得否定一切。”他幾次企圖組織社團，從事政治活動以改變社會，都因缺乏資金而失敗；傾注心血遍訪資本家募集資金，也不過是徒然奔命。處于社會的邊緣，無法擺脫困境，徹底絕望的朝日決定“誅殺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后來，朝日接受了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思想，認為：“清除君側之奸、誅殺奸富是使國運昌盛、國民幸福的手段，是吾等真正日本人當然的要求和權利”，因而力主進行“大正維新”，實行土地國有，救濟自耕農，沒收超過10萬元以上的私有財產，大企業實行國有，廢除華族制度和財產世襲制度，實現普選。后來，朝日自殺，他將遺書分別留給了北一輝和黑龍會頭目內田良平等4人，并特別提出要將遺物交給北一輝。法西斯思想已經深深地嵌入朝日的心靈深處，是對于法西斯國家改造理論的狂熱崇拜引其走上了暴力道路。

20世紀30年代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國家改造運動狂飆肆虐的歷史時期，為了加快國家改造的進度，需要鏟除的障礙和化解的阻力很多，謀殺等恐怖活動于是一浪接一浪。這個過程一方面反映出對國家實施改造以盡快建立日本“革命大帝國”的思想已經深入如朝日平吾之流的青年人心里，另一方面還真實地記載了日本法西斯政權建立的具體軌跡。1931年的三月事件是為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而預先在國內的政治調整和政治動員；同年的十月事件使皇道派軍人當政，加快了建立偽滿洲國的步伐。軍部極端分子如橋本欣五郎和小磯國昭等與法西斯主義領導人大川周明等，多次共同制定革命計劃，目的在于建立一個支持侵略戰爭的政府和寡頭政治體制，1932年暗殺政界人物井上準之助、犬養毅和財界巨頭團琢磨，以及1934年未遂的十一月事件就是循著此線而動的。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則使法西斯軍人政權最終建立起來。法西斯力量的積聚、壯大得益于政治恐怖活動，法西斯在政治上的確立和鞏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規模不等、前后相繼的恐怖活動來實現的。謀殺恐怖成為日本法西斯的開路先鋒。因此說，謀殺恐怖活動為某些政治目的達成鏟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或直接實現了某些政治功利，更為軍國主義揚帆催程。比如三月事件，“目的是引起一場暴亂，從而證實應進入戰時狀態并建立戰時內閣。這次陰謀得到參謀部的支持……”同時，謀殺恐怖活動也鼓勵了一種特定的行為方式，為日后解決政治矛盾或“瓶頸”提供了一種模式和思路。通觀近代日本政治生活軌跡，針對政界、軍界、財界等的暗殺恐怖事件發生后，社會輿論并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給予重重的譴責，相反同情往外集中于暗殺恐怖活動的實施方。為朝日平吾舉行葬禮時，規模盛大，上千人參加。當時北一輝曾深受鼓舞地說這樣社會就會改變。同樣，憲兵甘粕正彥在暗殺了社會主義者大杉榮等人之后，雖被判刑，很快就被釋放，并被派出國，后來在財界和軍界都很活躍。

其三，武士道精神使恐怖分子鋌而走險。所謂武士道，本質上就是對天皇超常的絕對忠誠，為了天皇，可以不顧一切，犧牲一切。所謂“武士道就是死，離開死而無武士道”，此言并非夸張，以至于人們常用“菊花與刀”、“櫻花與祭”來形容指稱之。武士道的基本特征是崇拜偶像、崇尚暴力。在武士的心中，天皇就是偶像，唯天皇之命是從。為了天皇，義無反顧地以戰刀開路。對己，可以剖腹，對人可以不論是非曲直施以暴力。武士服膺強者，蔑視弱者。對強于己者，恭順、忠誠，雖肝腦涂地，亦在所不惜，甚至會屈身求教于對方，但是一旦強大起來，就要以怨報德及至恩將仇報；對弱于己者，兇狠、殘暴，喪失人性，極盡蔑視、欺凌之能事。武士崇尚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價值觀念，要么絕對服從對方，要么要對方絕對服從自己。……這就是武士道精神。因此，那么多年青人基于不同的立場和出發點，在政治謀殺恐怖活動中“大顯身手”，固然跟其個人的某些因素有關，但是，可以肯定在其心靈深處和精神底層里，有種不可名狀的東西，那就是根深蒂固而又讓人熱血沸騰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國內的政治謀殺等恐怖活動跟日軍在外侵略戰場上的“神風特攻隊”和“懷抱趕制的炸彈去死”，其精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在集中體現日本青年軍人思想狀況的二·二六事件中，行為者的舉事動機和臨刑前解說，莫不流露著濃厚的武士道精神。再者，如果說恐怖活動的兇手在事前并不知道自己行為的嚴重性，似乎難以成立。當對自己行為的性質一清二楚的情況下，他們還毅然決然付諸實施，精神世界里的武士道或許就成了最后的動力和辯詞了。其實，就連前述之明治元勛西鄉隆盛也為武士道精神所困擾，以至于最后成了武士道中狹隘義氣之念的犧牲品。一代偉人西鄉隆勝的悲劇，在一定意義上暴露了武士道的誤人之道。

另外，與武士道緊密相連的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狹隘性，也是促成謀殺恐怖活動迭起的重要因素。封閉的島國地理環境和多山多丘陵而少平原以至對外交流不暢的客觀狀況，為日本民族性格的培成注入了較多的強悍、狹隘、崇尚暴力、愛走極端等特征。當某一問題不能順利解決時，搬掉絆腳石，直至從肉體上對某一人物進行徹底的消滅，就成了日本人并不需要多少顧慮的快捷選擇。如果再與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態勢相結合，那么，就更可以經常地感受到謀殺等政治恐怖活動的真實了。“然而，那個時代（指日本大正年代——引者注）暫且不論警察、憲兵殺害左翼運動家，暗殺政治家還是很少的。但到了昭和時代，恐怖事件迭出。當時上小學的我剛剛能讀懂報紙，就記得‘總理大臣被殺’的消息。”狹隘的民族性格還導致了日本社會秩序中下克上的惡劣風尚，特別是進入昭和時期（1926年以后），在日本陸軍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下級欺凌和冒犯上級的現象產生并盛行于室町時代中期至戰國時代，本已過去很久，而今又死灰復燃，被陸海軍特別是陸軍所繼承，動輒施以極端手段。

“暗殺先行于革命”，這是近代日本政治活動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理念和口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就連當時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們也常懷惶恐。貴族首相近衛文磨在新體制運動中提出了結成新黨、再造政黨政治的構想，但旋即改變了主意，此舉似乎有損其政治家的風度。但是，“帶恐怖威嚇的右翼方面有人指責（以近衛為首的大正翼贊會——引者注）是‘幕府再現’”，蔑視和挑戰了天皇的權威，這種評論讓近衛不能不顧慮重重。昭和初期，曾歷任文相、書記官長、政友會干事長等職的鳩山一郎在戰后談起關于涉及天皇權威的天皇機關說問題時，連聲說“不知道”“不知道”，態度萎靡令人難以恭維，也是因為他深知恐怖活動中“軍人和右翼導致日本滅亡”這一事實。因此，如果說是謀殺等政治恐怖活動使日本走上了滅亡之路，似乎過于牽強，但是，“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10年間，日本由于政治上外有陸軍的威壓，內有右翼恐怖的威脅才走上了滅亡之路”，此話也有其真實之理。

本文原載《南都學壇》2003年第1期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