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出現了多起槍械暴力案件，少數族裔也成為了這些致命暴力的受害者。本文剖析了美國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槍支文化，以及全國步槍協會如何美化個人的持槍權，將持槍的個人塑造成“維護憲法”的英雄。另一方面，來自上層的文化宣傳給予了“治安維持”團體行動上的許可，使其能夠通過使用暴力來維護不公平的種族秩序，并尋求法律上的庇護。這種被建構出來的槍械文化與被創造出來的正當性，成為了滋養專制主義、種族主義、法外暴力以及槍械暴力的溫床。本文原載于《波士頓評論》，作者查德·考特澤（Chad Kautzer）是理海大學哲學副教授。

2020年8月25日，在我的家鄉威斯康星州基諾沙，17歲的凱爾·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攜帶著AR-15型步槍加入了由其他幾名白人組成的治安維持會。治安維持會的成員表示，他們的出現是為了保護企業免受抗議者的襲擊。據悉，當地警察此前在29歲的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萊克（Jacob Blake）的車外向他的背部開了七槍，當時雅各布的兒子們都坐在后座上。此舉隨即引發了大量抗議。

盡管違反了該市的宵禁規定，但警方還是給了里滕豪斯和其他治安維持者幾瓶水，并告訴他們：“我們真的很感謝你們的行為?！?在幾個小時之后，里滕豪斯開槍射擊了三名抗議者，其中兩人死亡。一夜之間，他成為了極右翼的英雄，這讓他通過眾籌獲得了200萬美元的保釋金。在被保釋后，里滕豪斯被拍到與極右翼本土主義組織“驕傲男孩”（Proud Boys）的成員一同出現。他舉著白人至上主義的牌子，穿著一件寫著“Free as Fuck”的T恤。在1月6日國會大廈遇襲后不久，他就飛往邁阿密與“驕傲男孩”的領袖恩里克·塔里奧（Enrique Tarrio）共進午餐。2021年11月，里滕豪斯在被判無罪后的第二天就回到佛羅里達州，在馬阿拉歌莊園與唐納德·特朗普會面。

當地時間2021年5月25日，美國弗羅里達州邁阿密，白人至上組織“驕傲男孩”的成員與“黑命攸關”支持者在紀念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的活動上發生爭執。

里滕豪斯的所作所為、他的無罪釋放以及此后獲得的名人地位，都標志著美國槍支文化的戰術性轉變迎來了高潮。這種轉變始于二十世紀末。戰術服裝、訓練、武器和相關用語已經在私人槍支擁有者和執法人員群體中非常普及，他們與士兵幾乎別無二致。越來越多的個人槍支擁有者將自己認定為民兵，無論他們是否參加準軍事訓練或與某個組織存在正式聯系。拉德利·巴爾科（Radley Balko）在《戰警的崛起》（Rise of the Warrior Cop ，2014）一書中寫道，即使不是在戰術部隊服役的執法人員，現在也“像士兵一樣武裝、穿著、訓練和被調教”。自上世紀60年代起義以來，美國司法部一直在為警察部門提供軍事級別的裝備和相應的資金；自1997年以來，美國國防部的“1033計劃”一直在為補給線提供資金，直接將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多余”軍事裝備輸送給地方警察。幾十年來，黑人社區一直遭受著這些軍事化警察的迫害，但直到2014年“1033計劃”才真正引起普通美國白人的注意。當時他們看到媒體報道密蘇里州弗格森的當地警察身著防彈衣、帶著裝甲運兵車，進入了“黑命攸關”的抗議活動現場。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表示，這種戰術轉向是 “槍支文化”漫長歷史中的一個獨特階段。它在本質上，是對于法律平等主義的興起、不斷演變的性別規范、白人多數地位的衰弱，以及有色人種社區對于分享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力要求所做出的反應。在他的經典文章《作為槍支文化的美國》（America as a Gun Culture，1970）中，霍夫斯塔特對 “美國歷史上關于槍支保護價值的迷思”以及全國步槍協會（下稱NRA）在維持這種迷思方面起到的作用進行了批評。他還對“在其他方面都很聰明的美國人”（otherwise intelligent Americans）表示困惑，他寫道，“他們可悲地執著于這樣一種觀念，即人民的持槍權是對個人權利的最大保護，是民主的堅實保障” 。他表示，“武裝公民對于民主是必要的”這一觀點很容易被駁斥。在50年后，他的這些批評依舊是正確的。

然而，霍夫斯塔特的部分批評是錯位（misplaced）的，因為他認定這些槍支愛好者的民族主義（他們談論民主和“人民”）是包容的。事實上，他們所捍衛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正如美國歷史表明的那樣，對于被武裝起來的部分人口而言，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加強排他性：武裝的白人公民與執法部門合作，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通過合法或法外暴力來維持白人群體在美國的統治。暴力成為了維持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口中“美國白人的民主，同時對美國黑人的獨裁”的必要手段。至于霍夫斯塔德提到的那些 “其他方面都很聰明的美國人”，我們可以發現，在白人至上主義的歷史上，從來不乏那些一面談論普遍權利，一面頑固地追求由白人主導的種族秩序的個人。

在20世紀末，霍夫斯塔德寫下這篇文章時，文中提到的某種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亞文化悄然上升到了大眾文化的層面。與此同時，白人至上主義的統治形式，現在正面臨著它曾在民權時代和重建時期所經歷過的、嚴肅的法律挑戰。諸如羅賓·D·G·凱利（Robin D. G. Kelley）等學者甚至將當下描述為第二次重建時期。與此相對應的是，執法部門的軍事化程度越來越高，極右翼分子甚至揚言要發動內戰。

盡管美國槍支文化中的戰術發展故事非常復雜，但我在這篇文章中，將主要關注幾個關鍵的組成部分。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邊境執法越來越軍事化，并向內陸地區擴散。這模糊了國內外沖突的界限，把特殊的警察權力帶到了幾乎每一個美國城鎮；同時把軍事化的“邊境安全”變成了無處不在的種族化機制。這也與地方警察部隊的軍事化相呼應，而反恐戰爭無疑加劇了這一情況，但歷史學家伊麗莎白·辛頓（Elizabeth Hinton）認為，這與林登·約翰遜政府的“反犯罪戰爭”（War on Crime）有更深的淵源。就像“邊境安全”的國有化一樣，它把這個國家的城市街道變成了軍事化的種族執法場所。

其次，曾經為了自衛而武裝自己的個人（通常是出于種族恐懼或抵御其男子氣概受到的威脅），現在經常聲稱武裝自己是為了“捍衛憲法和自由”。NRA在這種治安維持者的重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傳播了一個迷思，即槍支所有權一直是憲法規定的個人權利，并將本土主義的自衛視角作為導向。這種私刑主義（vigilantism）與執法人員的法外暴力共同運作，同時受到了比任何軍事武器更危險的個人主義主權觀念的推動。這種觀念反對別人享有與自己平等的自由，并將任何支持這種平等的企圖視作暴政。最重要的是，這種主權觀念被假定為賦予個人奪取生命的權力（vitae necisque potestas）。這種暴力甚至不是為了捍衛法律，而是為了維護特定的社會和種族秩序。

目前，共有25個聯邦機構擁有特別戰術小組。僅在2020年的5月和6月，就有16個機構部署了戰術小組參與“黑命攸關”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邊境巡邏隊；酒精、煙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ATF）；監獄局；美國法警；美國海岸警衛隊；以及聯邦調查局在各地的執法部門。在地方執法層面，特殊武器及戰術（SWAT）部隊現在是日常警務的主要組成部分。這足以證明，自1969年以來，地方警務工作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當時，特警隊首次被用來突襲洛杉磯的黑豹組織總部，標志著這一等級的國內軍事力量首次被投入警務工作。

問題不僅在于這些部隊裝備了軍事裝備，像部隊那樣被組織起來，而是他們充斥著激進的言論，呼吁用全新的、像戰爭一樣的方式來維持國內治安。在執法部門，流行的培訓項目和講習班培養了一種“戰士警察”的心態。對于戰士來說，保持高度警惕才能提供最好的生存機會。法學教授、前警官塞思·斯托頓（Seth Stoughton）寫道：“警官們學著把每一個與他們接觸的人都當作武裝威脅，把每一種情況都當作正在形成的致命武力沖突”。戴夫·格羅斯曼中校（Dave Grossman）或許是最知名的執法培訓師，每年舉辦數百場講習班。格羅斯曼普及了警務中的“牧羊犬”理論，該理論將人群分為綿羊、狼和牧羊犬。他在《戰斗》（On Combat, 2004）一書中寫道：“如果你掌握了暴力，并且深愛著你的同胞，那么你就是一只牧羊犬，一個戰士，一個走在英雄道路上的人?！?/p>

這些戰士講習班的“民間版本”是由國家鐵路局和“三K黨、百分之三和誓言守護者”（Ku Klux Klan, Three Percenters, Oath Keepers）等“治安維持組織”培育的民兵敘事。正如文化評論家理查德·斯拉特金（Richard Slotkin）定義的那樣，私刑主義代表了“在某種形式的法律已經存在的社會環境中，宣言對法外暴力特權的主張”。事實上，這些團體中的大多數人，在為種族秩序而戰的過程中，都聲稱他們擁有這樣一種法外特權，即使他們同時聲稱自己只是在維護憲法的權利和傳統。這一點對于“百分之三”、“誓言守護者”和“NRA”等組織來說尤為明顯。

治安維持組織經常使用虛構的文本，在其成員和招募新兵過程中傳播準軍事世界觀。文學學者亞歷克斯·特林布爾·楊（Alex Trimble Young）寫道：小說一直是“建立和維護許多意識形態社區，塑造與準軍事右翼有關的名人角色的核心”。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的兇手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的靈感來自于白人至上主義小說《特納日記》（the Turner Diaries, 1978）。這部小說至今仍深受白人準軍事組織的喜愛，因為它描述了一場由沒收槍支和所謂的種族叛徒引發的種族戰爭。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拉沃伊·菲尼庫姆的小說《唯血與苦難》（Only by Blood and Suffering, 2017），該書描述了一場試圖通過立法暴力恢復美國主權的二次內戰。2016年，菲尼庫姆參加了由美國反政府激進分子：阿蒙·邦迪和瑞安·邦迪（Ammon and Ryan Bundy）領導的對馬魯爾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武裝占領，菲尼庫姆在警察設置的路障前伸手拿槍時被警察擊斃。

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的兇手蒂莫西·麥克維

然而，相較于NRA，這類小說的影響力就相形見絀了。作為槍支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力量，NRA將美國槍支文化的民兵敘事主流化，并實現了戰術轉向。為此，它花費了數億美元聘請公關公司、制定品牌戰略，占領了各大媒體平臺。

然而，這并非是NRA創立的初衷。該協會是由前聯邦軍隊軍官威廉·C·丘奇（William C. Church）上校和喬治·溫蓋特（George Wingate）將軍于1871年特許成立的。協會的使命是在美國軍隊的未來士兵中推廣射擊技術。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它擴展到促進射擊俱樂部的成立、組織射擊比賽和培養人們對于成為獵人的興趣。

我們今天面對的NRA誕生于1977年，它被新聯邦國（neo-Confederate spirit）的精神所驅動。在哈龍·卡特（Harlon Carter）擔任協會主席（1965-67年）和執行副主席（1977-85年）期間，協會不遺余力地向以白人和男性為主的武裝群體推廣威權民粹主義。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它如何在戰術槍支文化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有必要詳細回顧卡特在塑造NRA過程中起到的作用。

1975年，卡特負責NRA的新游說機構：立法行動研究所（Institute for Legislative Action），該機構隨后創立了政治勝利基金PAC，以資助政治候選人，同時對其做出評價。然而，在1977年的辛辛那提大會上，NRA的執行委員會拒絕承認卡特提出的政治轉變。董事會提議出售位于華盛頓特區的協會總部，將總部搬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并調整協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將重點放回射擊運動和槍支安全上。但以卡特為首的強硬派叛變了；董事會被撤換，新提案也遭到取消?？ㄌ禺斶x為執行副主席。在他的勝利演說中，他宣布：“從此時此刻開始，曾經的NRA時期已經結束?！?1977年后的NRA具有明顯的黨派色彩，采取了反對槍支管制的絕對主義立場，并努力在其成員中培養社會身份與獨裁的政治意識形態。

在卡特的傳記中，戰術性槍支文化的專制傾向占據了大量的篇幅?？ㄌ氐母赣H是1924年第一批450名美國邊境巡邏員中的一員；在1927年德克薩斯州拉雷多的墨西哥裔官員被清洗后，他被調任到當地。1930年，年僅16歲的卡特成為國家鐵路局成員。一年后，他母親懷疑“墨西哥人”偷了他們家汽車，于是卡特拿起獵槍去尋找目標。在法庭文件中，卡特作證說，他發現一些從游泳場回來的男孩；他隨即手持獵槍，命令他們去自己家接受審問。其中年齡最大的15歲的拉蒙·卡西亞諾（Ramón Casiano）首先表示拒絕。他說：“該死的，我們不會去你的房子”。據十二歲的證人薩爾瓦多·佩尼亞（Salvador Pe?a）表示，拉蒙補充說：“你也不能強迫我們”，并掏出一把刀?？ㄌ氐姆磻侵苯酉蚩ㄎ鱽喼Z的胸部開槍，將其當場殺死。

卡特被判處三年監禁。然而，德州刑事上訴法院在同年晚些時候推翻了這一判決，因為據稱主審法官沒有在自衛法上給予陪審團“正確的指導”。根據州檢察官的說法，指控最終被駁回，因為“該案的幾名重要證人，包括12歲的薩爾瓦多·佩尼亞已經失去了信譽，被判犯有臭名昭著的罪行”。此后，哈龍·卡特通過更改名字來掩蓋他的謀殺記錄，最終他進入了德克薩斯大學。

在進入NRA的領導層之前，卡特領導了美國邊境巡邏隊?？ㄌ卦?954年指揮了臭名昭著的“濕背行動（wetback operation）”，他稱之為“史上規模最大的打擊非法移民行動”。超過100萬人被捕，其中有大量的拉丁美洲農場工人。前一年，他曾試圖說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推翻1878年的《治安官動員法》（Posse Comitatus Act of 1878），這項法案嚴格限制聯邦政府動用軍隊介入國內的治安與執法行動。卡特想征召美國軍隊作為驅逐部隊，但艾森豪威爾拒絕了這一提議。作為妥協，艾森豪威爾任命了退休將軍約瑟夫·斯溫（Joseph Swing）領導移民和歸化局，并與卡特合作開展“濕背行動”。在2015年的總統競選中，特朗普提到了這次行動，并稱其為自己強行驅逐1100萬人計劃的靈感來源。

但卡特并不是NRA領導層中唯一的惡人?？ㄌ卦?977年雇用了未來的NRA首席執行官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同年他雇傭了羅伯特·J·道魯特（Robert J. Dowlut）成為NRA的總顧問，此人于1963年被判定謀殺了他當時女友的母親安娜·瑪麗·尤肯（Anna Marie Yocum）。道魯特還曾搶劫并槍殺了一家典當行的老板。與卡特和里滕豪斯一樣，道魯特在扣動扳機時只有17歲。他對槍擊案供認不諱，并在獄中服刑6年，直到他的定罪因為一個技術細節被推翻。他的罪行直到2014年才被公開。他在培養對第二修正案的個人主義解釋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然鮮有人知。

正如政治學家馬修·J·拉孔布（Matthew J. Lacombe）在《火力》（Firepower ，2021）一書中所記載的那樣，NRA通過培養集體身份，使成員產生了狂熱的奉獻精神。這其中的關鍵是提供一種敘事，明確指出敵人的群體；然后通過強調這些所謂的敵人永遠處于毀滅成員以及其文化的邊緣，持續向成員灌輸恐慌情緒。在1999年哥倫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大屠殺后發表的一篇社論中，NRA的首席執行官拉皮埃爾警告NRA成員，“這場充滿仇恨和偏執的戰爭是一場針對美國槍支所有者的戰爭”，他們的國內敵人正在尋求一場“文化清洗”，“專門針對槍支擁有者對于第二修正案的基本信念進行滅絕”。2017 年，拉皮埃爾將“學術精英、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認定為“美國最大的國內威脅”，并警告稱黑命攸關抗議者和反法西斯活動家試圖“根除所有個人自由”（現實卻與拉皮埃爾的說法截然相反：自 1995 年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以來，2019 年是暴力極端主義最為致命的一年，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超過80%的死亡事件是由白人至上主義襲擊造成的）。

這種利用區分朋友/敵人來明確政治身份的做法是著名的威權主義技巧，由法西斯理論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1932）中推廣開來。根據施密特的說法，主權是決定誰是敵人的權力，對這類人使用致命暴力是合理的。施密特最為關注的是統治者手中“可以中止法律或對法律做出例外處理”的主權權力。然而，私刑主義的維護者們則認為這種權力并不屬于統治者，而是由個人掌握的。這讓我們想起了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見解：“自由更多的是社會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币虼耍匾膯栴}不是“誰統治國家”，而是“誰統治我”。拉皮埃爾與他的同類渴望一種政治主權形式，允許社會關系中存在小主權；這開辟了一個超越政治的空間，個人和團體可以在其中暴力地行使某種社會形式的統治?？ㄌ卦谥\殺卡西亞諾時也遵循了這種規則。

主權國家讓出部分暴力壟斷權的歷史由來已久：古羅馬賦予男性戶主的自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我們也可以算上美國的私刑實踐，它默許了整個社區執行吉姆·克勞（Jim Crow）的種族隔離制度。得克薩斯州禁止墮胎的S.B.8法律，通過將國家的執法權讓渡給個人，允許個人來管理女性的身體和生殖權利。

然而，與NRA在過去50年中培養的私刑主權最為相關的，是普通法中城堡學說（Castle Doctrine）的殘余。該原則認為“一個人的房子就是他的城堡”。在歷史上，這一學說意味著國家當局選擇對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視而不見，而且它持續為針對家庭入侵者使用致命暴力的做法辯護。NRA的法律創新是將城堡學說的豁免權擴展到家庭以外的武裝主體，通過“堅守陣地”（Stand Your Ground）立法，授權個人在公共場合通過積極自衛，來保護自己免受任何感知到的威脅。

除了積極游說各州采用這一法律原則外，全國步槍協會還通過孜孜不倦的努力，解除了對購買和攜帶槍支的管制，幫助確立了作為憲法權利的槍支攜帶權，并普及了《第二修正案》中規定的持槍個人可以成為“民兵”的概念。

直到20世紀70年代，主流的法律觀點是：第二修正案是一項與民兵有關的集體權利，旨在提供國防?；舴蛩顾卦?970年指出：“攜帶武器的權利是一項集體權利，而非個人權利；它與公民對‘一支受到良好監管的民兵’的需求（尤其是在沒有足夠國家軍隊的情況下）密切相關。” 然而，NRA的總顧問道魯特大力提倡個人主義的解釋——即憲法不僅保護國家管制的民兵，而且保護個人攜帶武器的權利。在1960年之前，從來沒有一篇法律評論文章支持對第二修正案的個人主義解讀。在1960年至1970年間，只有三篇相關文章。然而，在1970年至1989年期間，有27篇文章支持個人權利的法律解釋——其中一半以上是由NRA或其他槍支權利團體雇傭或代表的律師撰寫的。道魯特自己撰寫了其中的三篇文章。

道魯特的努力沒有白費。在全國各地的州立法機構和法院，乃至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中，曾經邊緣的解釋很快成為正統。2008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最高法院對哥倫比亞特區訴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在美國歷史上首次裁定，第二修正案保護個人擁有和攜帶槍支的權利。這標志著認識上的重大轉變。

2008年8月18日，在華盛頓特區最高法院，艾克·海勒手持哥倫比亞特區警察局持有新批準的槍支許可證與記者交談。

海勒案的判決助長了本土威權主義的發展，這種威權主義認為“民兵”包括自詡為“愛國者”的群體，他們擁有奪走他人生命的主權，該行為不必基于自衛或維護法律的理由，而是為了支持特定的社會或種族秩序。盡管海勒案的多數裁決明確指出，個人權利被承認與“在民兵服務無關”，但“個人民兵”的自衛行為受到了NRA和其他民粹主義、威權主義和準軍事組織的推崇。擁有槍支的個人被重塑為公民士兵，他們肩負著捍衛特定自由理念的任務：即不顧法律的限制，使用暴力建立秩序的自由。正如?？怂剐侣劊‵ox News）的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為里滕豪斯辯護時強調的那樣：“17歲的孩子們決定在其他人不愿站出來時，拿著步槍決定挺身而出維護秩序，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震驚。”

大多數對于第二修正案的個人主義解釋，都離不開對于1787年制憲會議中弗吉尼亞州代表喬治·梅森（George Mason）斷章取義的引用。在會議的書面記錄中，梅森說：“我問，誰是民兵？他們現在是由除了幾個公職人員以外的全體人民組成的”。梅森擔心，憲法草案將允許未來的政府免除富人和權貴在州民兵中的服務。他提到的“全體人民”是指包括來自所有階層或等級的人。我們只需讀一段梅森聲明的更長節選，就會明白他的意思：“我問，民兵是誰？他們現在是由除少數公職人員外的全體人民組成的。但是……如果桌上的那張紙沒有得到改變，未來的民兵可能就不會包括所有的階級，無論高低貴賤，無論貧富貴賤；他們可能僅限于中低階層的人民。” 這一觀點也出現在《弗吉尼亞權利宣言》（1776年）的第13節，該宣言由梅森撰寫，多年后成為美國《權利法案》的范本。

然而，NRA只是巧妙地使用了梅森評論的前兩句話，聲稱他的意思是，每個人實際上都是民兵組織成員——獨立、自封、不受管制。此外，NRA省略了第二句中的“現在”，掩蓋了梅森對當時和未來狀況的比較。這句話的改動版本經常被引用。拉皮埃爾在《槍支、犯罪和自由》（1994年）一書中寫道：“梅森明確表示，公民的個人武裝是防止政府的過度行為和捍衛自由的關鍵?！?NRA立法行動研究所網站上對民兵的定義，就將梅森評論進行了刪減和修改。在2001年寫給NRA領導層的信中，美國前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通過引用被改動的梅森語錄，承諾將支持對于第二修正案的個人主義解讀。2018年，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的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發生大規模槍擊案之后，在一次電視直播的市民大會上，NRA的發言人達納·羅伊什（Dana Loesch）被問及如何定義受到良好監管的民兵。她回答說：“喬治·梅森是開國元勛之一”，但她沒有提到梅森最終拒絕在憲法上簽字的事實，“梅森說‘民兵是指全體人民’。這意味著每個男性、每個女性都是民兵。”準軍事組織，如誓言守護者和百分之三也依賴于這種有意的誤讀。

這種對第二修正案“民兵”定義的特殊理解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離不開一場長達數十年、致力于讓執法部門和平民中的極右翼治安維護者得以合法化的運動。它的根源在于對第二修正案的重新解釋，該修正案允許在修辭上關注個人自由和軍事化傾向。極右翼人士聲稱：在憲法中，個人組成了民兵，由于第二修正案承認民兵成員攜帶武器的權利，因此捍衛他們使用武器的權利就是捍衛憲法權利。任何規范這項權利的努力，都會被解釋為對憲法本身的攻擊。

事實上，拉皮埃爾稱第二修正案是“自由最寶貴、最珍視、最不可替代的理念”。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最初擔任美國步槍協會副主席，后來成為主席。1997年，他在全國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一次演講中，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第二修正案，“按重要性排序，應該是第一修正案。它是美國的第一項自由，是保護所有其他權利的一項權利…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是使‘權利’得以存在的唯一權利。”

這一說法離不開以下理論基礎：私刑暴力既是基礎的，也是特殊的。它不需要符合法律，因為這種暴力是法律存在的必要條件。這可以被視作對于威權主義的呼喚。個人可以不受法律或規范約束，成為自封的救世主。他們能夠決定誰是敵人，并代表自己，以憲法（和“人民”）的名義對敵人使用暴力。2016年，非法占領馬爾赫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準軍事團體將自己命名為憲法自由公民。這種威權主義的模式也激發了“誓言守護者”（他們對憲法立下“誓言”)和“憲法治安官與和平官員協會”（CSPOA）等組織的活力。

這些組織崇尚憲法，因為他們認為憲法賦予了自己中止憲法的權利，以實現他們超越法律的目的。他們認為憲法賦予了自己暫停時間的能力，讓他們能夠回到神話般的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他們的主權凌駕于法律之上。CSPOA將其成員稱為“憲法衛隊”，根據其使命聲明，成員的權力“在縣的管轄范圍內超過任何代理人、民選官員、任何級別的政府雇員、警長，甚至超過總統”。為了捍衛憲法，“誓言守護者”于2021年1月6日暴力破壞了憲法規定的，在國會大廈進行的和平權力交接。叛亂分子在用美國國旗旗桿和“警察的命也是命”組織旗桿毆打國會大廈警察時大喊，“我們這么做是為了你們”。他們表示自己的行為遵循了上述邏輯。威權主義的概念賦予了叛亂分子決定“憲法何時受到威脅以及受到來自何方威脅”的權力。這導致威權主義的民粹主義者把他們不同意的每一項政策、實踐、價值觀或個人都描繪成“對憲法的威脅”。從大流行期間對于佩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的要求（以及公共健康的倡導者），到移民，再到在學校里教授與種族主義相關內容的教師，這一切都會被他們視作威脅。

盡管在右派的意識形態聲明中，“法律和秩序”是共存的，但它們在右派的社會和政治實踐中卻是割裂的。憲法承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與他們所期望的種族秩序無法相容。然而，他們正是依靠憲法來為他們使用暴力來維護種族秩序的行為辯護。因此，這個承諾永遠無法實現。每當政府或社會運動試圖改變社會秩序，以反映法律上的平等主義時（例如，通過投票權立法或展開“黑命攸關”抗議活動），執法人員和平民之間的私刑行為就會增加，以確保法律和秩序仍然保持割裂。艾達·貝爾·韋爾斯（Ida B. Wells）在很早之前就記錄了這種動態。在1900年出版的《美國的林奇法》（Lynch Law In America）一書中，她描寫了治安維持者對第十五條修正案的反應：“判決書上的字跡還沒有干透，南方各州就一個接一個地叫嚷著‘黑人統治’，并宣稱存在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可以用任何手段來反抗黑人統治”。 “私刑法”的作用，是確保并維護成文法不再保障的社會與種族秩序。

2020年夏天，穿著戰術裝備的聯邦部隊從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街道上抓走了示威者，并用沒有標記的貨車將他們帶走。他們沒有佩戴徽章，這是對民主問責制的拒絕，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邊境巡邏戰術部隊（Border Patrol Tactical Unit）的成員。盡管這些精銳部隊主要為總統的政治利益服務，但波特蘭仍處于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管轄范圍內。司法部對《美國法典》第 8 篇，第 1357(a)(3) 條關于移民和國籍法的解釋是，在美國邊境的“合理距離”內，授予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憲法以外的權力。例如，經營軍事風格的檢查站和執行無證搜查。1957年，聯邦法規將這一距離定義為任何“外部邊界”的100英里以內。由于海岸被視為一個外部邊界，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管轄權足以延伸到美國許多人口最多、多樣化和自由的城市，包括紐約、波士頓、舊金山和洛杉磯。簡而言之，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管轄范圍內。

由于美國邊境巡邏隊伍的爆炸式增長、地方執法部門被賦予了大量新權力，以及2003年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的成立，“邊境安全”的實際范圍得以擴大到各地社區。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邊境巡邏隊的規模迅速擴大，從1992年的4000名特工增加到現在的大約20000名。正如社會學家亞歷克斯·S·維塔萊在《警務的終結》(The End of Policing，2017)一書中觀察到的那樣：該機構的規模比聯邦調查局、酒精、煙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和緝毒局（DEA）的總和還要大。僅ICE就有超過8000名特工，包括戰術執行和驅逐行動的特別反應小組，他們與邊境巡邏隊不同，被允許在“外部邊界”100英里以外的區域展開行動。此外，《移民和國籍法》（1996年）第287（g）條授權國土安全部委派州和地方執法部門作為移民執法機構行動。

邊境安全的軍事化可謂一波三折，從20世紀50年代的“濕背行動”逐步推進。20年后，在經濟衰退、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結束后，退伍軍人和白人力量（white power）治安維持者壯大了準軍事化的邊境巡邏組織。20世紀80年代中期，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中美洲發動了骯臟戰爭，戰爭中的難民們紛紛越過美國南部邊境。政府和私人部隊將他們視為意識形態威脅，并利用該事件進一步證明邊境軍事化的合理性。正如歷史學家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在《迷思的終結》（The End of Myth，2019）中所記錄的那樣，民用物資援助（CMA）等準軍事組織正在向“洪都拉斯的反對派和薩爾瓦多的右翼敢死隊”發送“武器和其他物資”，同時還“在亞利桑那州組織起治安警察巡邏邊境?！弊?0世紀90年代以來，邊境軍事化迎來了增長，右派勢力在崛起后也積極推進愿景：沿著整個南部邊境建立一堵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高墻。

然而，邊境人員的增加以及組織的軍事化并不意味著執法更為合法合規。極右勢力看重的是一些邊境人員那無視法律監管的暴力和殘忍，其背后的核心是為種族秩序而非特定法律服務。最近的例子是邊境人員騎馬追趕海地難民并用韁繩鞭打他們。這是無視法律的暴力，但它是由國家當局和執法人員實施的。然而，一旦當局和機構不再容忍這種漠視法律的行為時，他們也會成為治安維持者實施暴力的目標，國會山的暴動就是最好的例子。

歷史學家莫妮卡·穆尼奧斯·馬丁內斯（Monica Mu?oz Martinez）在《不公正永遠不會離開你：德克薩斯州的反墨西哥暴力》（The Injustice Never Leaves You，2019）一書中記錄了南部邊境私刑暴力背后的“國家建設功能”。馬丁內斯寫道，“在二十世紀國家治安執法中，法外暴力是一種常見且被認可的做法”。盡管一些學者在“犯罪控制”和“社會群體控制”的私刑主義之間做出了區分，例如H. Jon Rosenbaum和Peter C. Sederberg在《私刑政治》（Vigilante Politics，1976）中列舉了兩者的區別。但犯罪的種族化和“邊境安全”使得這種區分在實踐中難以維持。在美國，種族的暗箱可以輕易地把加害者變成受害者，把受害者變成惡棍。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在個人自衛的框架內考慮廣泛的種族主義暴力，并將其正當性縮小到兇手的精神狀態：即僅僅考慮兇手是否經歷過恐懼，而不考慮其行為背后的種族主義動機。正如詹妮弗·卡爾森的《公民保護者》（Citizen‐Protectors，2015）、安吉拉·斯特勞德的《持槍好人》（Good Guys with Guns，2016）和卡羅琳·E·萊特的《堅守你的陣地》（Stand Your Ground，2017）所表明的那樣，被塑造出來的種族恐懼和對于父權制的渴望，極大地促進了自衛槍支文化在20世紀末的崛起。

對手無寸鐵的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也被合理化為個人自衛，盡管其本質上是帶有“社會群體控制”的私刑。這一點在聯邦移民局人員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暴力幾乎都是針對有色人種的，且幾乎不受懲罰。眾議院監督改革委員會最近詳細說明了“在讓邊境巡邏人員為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負責”方面存在的系統性失敗。盡管在過去十年中有190多人在與特工的接觸中死亡，但沒有特工因過度使用致命暴力而被定罪。2010年，一名邊境巡邏人員越過南部邊境，在墨西哥境內殺死了15歲的塞爾吉奧·阿德里安·埃爾南德斯·居雷卡（Sergio Adrián Hernández Güereca）。盡管被害者沒有做出任何過激行為，但特工聲稱自己的行為是出于自衛。司法部認定，該探員沒有違反邊境巡邏隊的政策。在相關部門沒有提出指控的情況下，埃爾南德斯的父母發起訴訟，案件被推進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埃爾南德斯訴梅薩案（Hernandez v. Mesa，2017）中認定探員享有豁免權。

除了不會被追責的邊境巡邏人員外，還有許多治安警察和準軍事團體在南部邊境巡邏。根據 2006年的國會報告，這些團體“似乎不需要法定‘權力’來開展志愿邊境活動”。這些致力于維持白人多數和白人至上地位的團體非常關注邊界問題。對他們來說，不僅要劃清界線，還要在身體和心理上不斷地對“移民”加以監管。三k黨騎士團的創立者大衛·杜克（David Duke）在1977年于墨西哥邊境成立了 “邊境警衛”（Border Watch）組織。此舉引起了全國的關注，并為這個新生組織帶來了成員。杜克說：“除非我們通過加強邊境控制、鼓勵領取福利的人少生孩子來減緩和切斷移民，否則美國的白人人口將被淹沒?！彼恕た柹罱谝黄u移民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這種觀點：“從政治角度來說，這種政策被稱為‘大替換’，即傳統美國人將被來自遙遠國家的、更聽話的人替代?！?/p>

當地時間2016年8月16日，美國德克薩斯州羅馬，美國邊境巡邏人員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抓獲一批非法移民。

其他準軍事組織紛紛跟隨三k黨的領導，其中包括聯合憲法愛國者（United Constitutional Patriots）、民用物資援助（Civilian Materiel Assistance）和民兵民防團（Minuteman Civil Defense Corps）。這些組織的分支在美國各地涌現，且遠離美國邊境。在《迷思的終結》中，歷史學家格蘭丁引用了民兵民防團堪薩斯城分會領導人的話，該分會一直以城市公園里的可疑移民為目標：“邊境不再位于沙漠中。它遍布美國?！备裉m丁寫道，直到最近，“邊境地區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種族主義行為，以及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殘忍舉動，那是一個遠離美國核心地帶的世界”。

邊境的軍事化，以及“邊境安全”的內陸化，為構建和強化種族身份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我們/他們”的二分法。為了讓支持者明白這一點，特朗普在2019年2月援引了《國家緊急狀態法》，宣布邊境安全為國家緊急狀態，并為建墻爭取資金。然而，種族認同的問題在于，無論是加強治安還是在邊境筑墻，都無法實現白人至上主義者所希望的穩定。這讓他們處于一種永遠警惕的焦慮狀態，讓那些被他們迫害的人不斷受到威脅。學者格洛麗亞·安扎爾杜阿（Gloria Anzaldúa）寫道：“緊張就像病毒一樣籠罩著邊境地區的居民”。

類似的邊界邏輯也在右派的自由概念中發揮著作用：如果一個人對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對他人（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國家）的絕對獨立之上，暴力就永遠不會消失，自由也依舊難以捉摸。NRA長期以來的運動座右銘是：“我是全國步槍協會，自由在我這里最安全?！?在《作為槍支文化的美國》中，霍夫施塔特鼓勵讀者認真對待這些關于自由和武裝平民的主張，盡管它們可能看起來很天真，但它們對人類的生命造成了沉重打擊。然而，他對這些思想的政治后果的討論卻是貧乏的；他僅僅關注到了聯邦政府對槍支監管的失敗。

霍夫施塔特清楚地知道，在他所謂的“南方歷史體系”中，國家軍隊和武裝平民強制推行奴隸制和白人至上主義。但他對槍支文化的理解排除了北方各州的白人自衛隊的歷史、在各州長期存在的私刑主義，以及在軍隊、退伍軍人和執法機構中極為普及的槍支文化。例如，霍夫施塔特對南方的反思停留在過去的時代，當時武裝自己是“白人的特權”，槍支“在奴隸巡邏工作中有必要的地位”、是“白人男性地位的重要象征”。曾經，武裝平民在維持南方白人統治方面發揮了非常現實的作用，這在今天的南方槍支文化中也有一定的共鳴；但他認為，這并不能解釋國家對于槍支文化的堅持。

霍夫斯塔德認為，可以這樣解釋武裝平民在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中的作用：他們當時有實際且致命的目的，但這僅限于當時。根據霍夫斯塔德的說法，美國的槍支文化歸功于根深蒂固的信念，它起源于“激進的英國輝格黨綱領”，即民兵對國防至關重要。他寫道，當這種信念被寫入憲法時，它便獲得了“國家的永久認可”。與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槍支文化不同，武裝平民的實際目的是可識別的，并在大眾文化中成為神話?；舴蛩顾卣J為，國家槍支文化總是建立在“溫和的虛構”之上。他寫道：“盡管在革命中，與華盛頓那規模不大、起伏不定的大陸軍的勇氣和堅持相比，民兵部隊的戰績很差。但迷思仍然存在，許多人認為是武裝自衛軍和民兵制度為美國贏得了自由?！?/p>

因此，霍夫施塔特暗示：在幾個世紀以來，支撐美國槍支文化的，一直是某種“在現實中缺少基礎”，或在“社會關系中缺少實際目的”的信念。這種想法之所以能夠持續，僅僅是因為無知、“可悲的固執”，以及它被納入憲法的事實。這種解釋缺乏說服力，或者可以說，這種解釋將會引導出存在問題的結論。它之所以無法令人信服，是因為它對一種思想的價值的確定，僅僅依賴于它的真實性或與現實的對應——也就是說，取決于該思想是否具有實用功能。這種觀點的局限性很明顯，例如，如果我們看看“白人在生物學上是優越種族”的迷思。白人至上（以及生物學上的種族優越性）一直都是虛構的，但這個謊言之所以經久不衰，并不是因為頑固、無知，也不是因為它被寫入了憲法。相反，它之所以能夠一直存在，是因為它在一個無情的、有數百年歷史的社會統治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提供了查爾斯·w·米爾斯（Charles W. Mills）所說的“認知和道德經濟”，讓人們在心理上認同自己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來“建立和維持白人政體”。

霍夫施塔特從其解釋中得出了有誤的結論，涉及了諸如黑豹黨團體的社區防御?；舴蚴┧貨]有把這種行為理解為對平民和執法部門私刑威脅的回應，而是把武裝社區防衛的做法看作自取滅亡，是錯誤思維的結果，并稱其為認同“關于槍支保護價值的迷思”。他寫道：事實證明，黑豹黨的武器儲備對自己造成的殺傷，遠大于對其他人的殺傷。他繼續說，“好戰的年輕黑人”只是通過拿起武器來“借用白人的神秘面紗”。

我們之所以需要去批判性地閱讀霍夫施塔特的理論有兩個原因。首先，人們仍然普遍忽視思想背后的實際性和危險性。許多思想看似沒有反映社會、政治或經濟現實，但事實并非如此。當代準軍事組織經常被描述為真人角色扮演（live-action role-playing；LARPing）或“cosplay”。每當成員穿著戰術裝備，攜帶步槍出現在抗議活動或雜貨店時（包括里滕豪斯出現在基諾沙的“黑命攸關”抗議活動），人們會嘲笑他們為“LARPer”?；舴蚴┧卣J為，這種嘲笑是基于以下假設，即這些人的武裝和訓練并沒有真正的目的?；谶@一角度，如果他們既不為擁有常備軍和核武器的政府辯護，也不與之對抗，那么這只不過是一場政治表演。如果你把這些“愛國者”和他們的所作所為斥為幻想，你可能會和霍夫施塔特一樣認為，那些在歷史上遭受白人暴力的社區所經歷的恐懼和它們采取的自衛措施同樣沒有根據。換句話說，這種看法忽視了這些武裝分子在維持特定形式下的統治所起到的作用。

審視霍夫施塔特理論的第二個關鍵原因，是它關注公共健康和政府監管，以及關于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辯論。我們需要意識到，并非只有霍夫斯塔特制定了過于狹窄的框架，但這一框架導致他無法捕捉到槍支文化在維持種族秩序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這一文化反映和培養了專制承諾，同時塑造了群體身份和政治主體性。這種框架讓我們無法看到更大的背景：軍事化的增加如何與合法化的種族主義的衰落，以及黑人解放運動（從黑人權力運動到黑命攸關）的興起共同出現；“邊境安全”如何延伸到國家的中心地帶，模糊了警察和士兵之間的界限；以及對主權的主張如何具有種族化的功能。

在平民和執法部門中出現的戰術槍支文化，只是向威權主義轉變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從這個更大的背景中審視該文化，我們就無法理解它。當然，槍支文化和專制主義在美國并不新鮮，蠻力和反民主一直有助于維持正式和非正式的種族統治制度。在這段歷史中，法律曾明確支持白人統治。隨著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對于白人統治的支持下降，以及未來非白人人口將占到多數的前景，維持種族秩序將需要不同的機制。戰術性槍支文化的興起并不足以實現這一目的，但它確實為恢復專制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培養了必要的物質和意識形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