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明當代美術館舉行的展覽“流動者會議”將持續至2018年1月7日。從球星齊達內到廣州的非洲商人，從藝術家到工廠工人……我們正處在一個因全球化而產生的大規模流動的時代，明當代美術館的展覽聚焦這個時代的流動者。

還記得2006年世界杯總決賽中法國中場齊達內對意大利后衛馬特拉齊的“當頭一頂”嗎？這個臭名昭著的動作終結了法國隊的世界杯旅途，也葬送了他個人身為國家隊中堅的前程。盡管雙方當事人對于賽場上的口角內容緘默不語，還是有唇語專家分析解讀出最后意大利人稱齊達內為“恐怖分子婊子養的”。齊達內此舉，某種程度上也類似于一種“自爆”行為，有時候，足球巨星和“恐怖分子”的轉換也許就在一念之間。

齊達內出生于法國一個阿爾及利亞移民家庭，如若不是過人的足球天賦，也僅是一個貧窮人家的移民孩子，甚至，或許也是法國“敏感地區”（Z.U.S）“市中心青年”的一員。就在齊達內此舉一年之前，兩名青少年在警察追捕中誤入變電站觸電身亡，此后巴黎郊區的年輕人每夜焚燒車輛，無視政府的宵禁規定。這些背景新聞，提供了齊達內的生長環境，而他的當頭一頂，也暴露了足球巨星內心的敏感與脆弱。

正在明當代美術館舉辦的展覽“流動者會議”（Precariat’s Meeting）中，黎巴嫩藝術家Halg Aivazian的影像作品《你多么偉大啊沙漠之子！》，講述了法國不穩定的青年階層、足球明星、恐怖分子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呈現了個人和社會之間奇妙的交織和矛盾，更重要的是點出了，個體與他者之間的距離并不遙遠，某種程度上，這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是不穩定的流動者。

展覽英文名稱中的“Precariat”，指的是不穩定型無產者，朝不保夕的階級。在策展人付了了看來，我們正處在一個因全球化而產生的大規模流動的時代：從生產、貿易、戰爭引起的人口流動到因過度攫取而荒廢的死地和被迫遷徙的居民——今天的全球化正在超越“生產-消費”的傳統邏輯，自金融、算法、法律的加持下，越來越精確而隱秘地控制社會流動性。

說到因全球化生產貿易而產生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生活在廣州的非洲人是一個典型案例。廣州如今已是南南貿易重鎮，每年有2000億美元的貨物從這里流入南半球市場。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非洲人來到廣州，希望能在這座蓬勃發展的出口業務中分到一杯羹。在廣州制造的不僅有高質量國際品牌產品，也有廉價的山寨品和劣質假冒商品。

造成這一格局的，是小買賣商人的“低端全球化”。他們甚至躲過版權法和海關的審查，利用手提箱來走私山寨iPhone。Sam Hopkins與David Lale的作品《廣州來電》關注被卷入全球化的非洲移民在廣州作為“流動人口”的境況。影片通過一位私人調查員的視角進入廣州出口市場，這些大型批發市場成為光怪陸離的空間，文化在這里碰撞交流，仿制品與假貨、夢想與妄想在這里交織。

策展人付了了本人就來自廣州，對于如今數量龐大的非洲移民亦不陌生，他們而今在市中心的聚居地被稱為“巧克力城”。“在那個社區，很多非洲小孩，說著一口非常流利的廣東話，他們可能就出生在這里，但他們又不是中國人，好像和他們自己做的貨品有一種對應的關系。”付了了表示。

佩恩恩的作品《賴克/LIKE》也與這個群體相關。“賴克/LIKE”的圖標是“耐克/NIKE”標志的變體，長期被山寨廠商共享印在足球鞋上銷往非洲。藝術家借用這個酷似耐克鉤的圖像虛構出一個新的品牌，衍生出系列廣告與產品線，通過《賴克足球》、《賴克馬拉松》、《代言人之爭》、《賴克投資》勾連隱藏在品牌背后的身份、殖民、貧困消費、造夢營銷等議題。

引人注目的是，在展覽現場還有一位身材健碩的黑人擺出各種健美造型展示自己美好的肉體。這是賴特推出的首個藝術金融項目，公開召集20位投資者，支持Jumbo開展他個人健美事業。Jumbo是一位來自非洲的在華職業健美選手，正面臨職業生涯的決定性時刻——繼續健美競賽獲得更高名次還是就此放棄返回非洲，使用藥物“借貸”自己的身體博取未來還是堅持物理訓練以肉身極限挑戰藥物加持的“筋肉森林”。投資者的選擇將影響他的未來。

在策展的文案中，付了了援引了安東尼奧·內格里的說法：作為不穩定工人的藝術家（artists as precarious workers），或者作為藝術家的不穩定工人（precarious workers as artists）。在她看來，這兩種人群原本就是相通的。

付了了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在這種大的趨勢下面，個體應該怎樣存在，怎樣去聯結。這是這個展覽想要談的最重要的問題。也許我沒有辦法直接得到一種答案，但或許可以創造一種機會，讓大家去思考。”

如何在隱形控制之下，在虛假多樣性的迷霧之中拉開縫隙，形成批判、實踐和發明自主的而真實的流動與連接？美術館作為藝術空間和不能脫離社會生產關系的公共空間、勞動空間，本身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兩個無法割裂的問題是展覽的策展出發點。而藝術家進入工廠進行的創作活動，也在本次展覽中占有一席之地。

《流水線項目》是李消非從2010年開始的一個持續性藝術項目，藝術家至今在世界各地拍攝了100多家各種類型的共產，本次展覽呈現系列影像的同時探討隱藏在秩序之外的“流水線”：資本工廠、消費社會、社會進程、價值觀念的標準化和人在高度系統化和體制化的環境里的現實處境。

《社會敏感性研發部》是跨國集團伯納德控制設備有限公司內部的藝術部門，由李山（Alessandro Rolandi）于2011年創辦，與藝術家趙天汲、布朗丹（Blandine De la Taille）分別在北京和巴黎合作運營。項目邀請藝術家進入工廠，與工人協同創作，產出藝術作品，同時也深度介入工廠每天的生產關系。

這種互動的方式以自然而私人的方式進行。藝術家的創作可自由安排進度和支配處理，他只需花時間融入工廠日常活動，與工人建立關系紐帶。工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和意愿與藝術家持續互動，他們可以主動或被動參與創作過程，僅作為藝術的觀察者，可以去批判、蔑視，也可以漠不關心。

通過這種互動，也誕生了三種類型的作品：藝術家獨立創作、藝術家與工人共同創作、工人在藝術家啟發下創作的作品。在項目負責人李山看來：重要的，并非僅是創作的成品，更是在工廠里發生過并將繼續發生的點滴互動。

“藝術家和工人合作的時候，它的道德是什么？”針對藝術家和工人的合作，付了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做了作品，你就走了，工人卻要繼續他們的生活。藝術家是在利用工人嗎？他們的關系是什么？”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敏感性研發部”的工作方式真的是藝術家和工人共同創作。工人不再是藝術家的材料，他們也做為藝術家身份，參與合作。他們將日常想法、日常對話，書寫在展廳的階梯上面，他們甚至自己創作錄像裝置作品，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樣。

“對于我們來說，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是寄居者。”付了了表示，展覽不僅會考察關于個人遷徙和城市漂泊的普遍經驗，更重要的是讓每個參與者通過游擊性和臨時性的經驗介入到一種社會的“微實踐”中，并以多樣化的形式來呈現參與者與眾不同的態度和價值觀。

明當代美術館的空間原本是上海造紙機械廠舊址，而今，原有的工廠電梯還一字排開留存在場館外部。藝術家鄭波將其“野草黨”計劃延續到這里，他搜集工廠外的野草，將其移植到電梯里面，并與公眾一起，寫作、朗讀關于野草的信件，將邊緣植物和流動人群并置在同一時空，聯系在一起……

另一位藝術家馬永峰發起了關于“替代居住實踐”和“游擊建筑”的社會行動和社會實踐，在展場外面，他設置了小型的空間，邀請每個參與者以獨特方式詮釋出一種具有游擊性、靈活性的居住實踐。這個作品同時為自己設置了宣傳站，藝術家發起的電臺項目《未剪輯》將在展覽同期邀請不同藝術家參與訪談，并同時對外廣播。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馬永峰的作品在進行廣播的時候，附近有工人恰好下班，他們興致勃勃地走上前來聆聽、觀看，這種互動仿佛以某種程度完整了作品。

“你問我為什么要做這個展覽。我覺得是因為對于藝術界的一種不滿。”付了了表示，“我們常常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美術館是很高級的，和普通人生活沒關系。整個藝術界存在一個問題，仿佛和公眾漸行漸遠。很多人會認為，當代藝術就是看不懂的。我希望這個展覽，每個人都能夠看懂。我希望和社會有一種討論，一種張力。如果因為矛盾，引發了討論，達成共識，或者沒有共識，都非常好。”

“流動者會議”將明當代美術館內外空間視為一個持續在場而不穩定的生產、沖突、磋商、聯動現場，邀請藝術家和公眾進入其中。

開幕當天，塞爾維亞藝術家Bojan Djordjev的劇場作品《馬克思主義的審慎魅力》，邀請觀眾進入由馬克思主義理論組成的6道菜晚宴。這是一場對話性質的演出，主角是觀眾，但每個人可以決定自己的參與程度。藝術家創造條件調動觀眾的集體知識，將現場營造為共同思考的空間。

此外，趙川和陳建和的長期項目《雜技：思想斗爭2017.11》則將個人空間放置于展覽的公共空間，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工作與生活，尋找個人在公共空間中的抵抗/瓦解能量。雜技這種古老的身體方式，越來越顯現出一種當代狡黠。在他們練就的超級“無用”的技能里，在他自己的王國里，或暗含著獨特身體意愿的張揚。在這兩個月，陳建和每周五天來到美術館空間，思考近期關心的青年問題，留下記錄和思考痕跡。趙川不定期與他交流，跟他進行思考內容的身體“排練”。

《500米——時間過得越久，一切色彩就越是艷麗的可怕》衍生自導演田戈兵和德國劇構家Christoph Lepschy共同創作的劇場作品，通過卡夫卡《萬里長城建造時》的小說文本，討論個人與國家意志、集體建造之間的迷思。展覽現場，觀眾可以閱讀一段小說中的選摘，并挑選一塊自己喜歡的板磚回家，或許，展覽結束的時候，作品也就不復存在了。板磚很重，因此觀眾的選擇也很慎重，但通過這種恰似行為藝術的動作，觀眾-作品-藝術家，仿佛在冥冥之中也達成了某種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