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研究》，葉崗著，中華書局2021年11月出版，308頁，98.00元

《燕丹子》一書，《漢書·藝文志》無目，最早著錄于《隋書·經籍志》小說類，一卷，不著撰人，注云：“丹，燕王喜太子。”《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同，注“燕太子”。《舊唐書·經籍志》小說家類題燕太子撰，大誤，卷數作三卷，當是一卷之分。唐馬總所編《意林》卷二摘錄《燕丹子》四節，注明原書三卷，可證唐世確有三卷本行世。

《燕丹子》流傳不廣，宋人書目如《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均無著錄，《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三卷，蓋據宋代官修書目。《文獻通考·經籍考》小說家亦著錄三卷，引錄《中興藝文志》《周氏涉筆》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今本脫載）。元末陶宗儀《說郛》未有摘錄。明人書目罕見著錄，唯陳第《世善堂書目》卷上有目，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九稱：“則當明之中葉，猶未佚也。”

今本是編修《四庫全書》的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館臣因“多鄙誕不可信，殊無足采”，故而未收入《四庫全書》，只著錄于《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三小說家類存目一。原為一卷，而實作三篇，館臣著錄作三卷。孫星衍從紀昀處得抄本，亦以三篇為三卷，先后刻入《岱南閣叢書》《問經堂叢書》《平津館叢書》，《平津館叢書》本有詳細校勘，乃與洪頤煊共校（見孫星衍《燕丹子敘》）。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點校《燕丹子》（與《西京雜記》合編），亦據《平津館叢書》，但以《永樂大典》本覆校，改正了孫校本的一些訛誤。

《燕丹子》是繼《穆天子傳》之后出現的又一部雜傳小說，具有重要的小說史價值，明人胡應麟稱其為“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四部正訛下》），清人譚獻說它“文古而麗密，非由偽造，小說家之初祖”（《復堂日記》卷五），都肯定了它在小說史上的重要地位。

這一事實使得《燕丹子》引起研究者一定關注。經文獻檢索，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迄今，期刊論文有二十五篇，收在論文集中的尚不計算在內，我十多年前亦發表過《〈燕丹子〉考論》。《燕丹子》是重要作品，但問題相當復雜，涉及史學、主題學、古小說史等，實需要下大功夫予以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還遠遠不夠。葉崗教授的《〈燕丹子〉研究》是第一部專著，是《燕丹子》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論述老到而透徹，應予以充分關注。

燕丹子故事有多種記載，除《燕丹子》，主要還有《戰國策·燕太子丹質于秦》《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傳。《戰國策》所記，有學者認為是抄自《史記》，姑且不論，《燕丹子》和《史記》的關系乃是大關鍵，學者多從此入手自在情理之中。我曾粗淺地分析說，《燕丹子》所記，基本情節與《史記》大體相同，但記事有許多差別，而在文字上除極少數地方如“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與《史記》相同外，再難找到多少相同的文句，可以說是事文皆異。記事的不同比比皆是，最顯著的如：太子丹自秦逃歸的一段描寫，《史記》只有“故丹怨而亡歸”的簡略記述；太子丹與麹武（《史記》作鞠武，《戰國策》作鞫武）書及麹武的報書，《史記》無，麹武和太子丹的對話也完全不同；田光與太子相見的描寫遠比《史記》為詳，文句無一相合，田光是“吞舌而死”，而《史記》是“自刎而死”；太子優待荊軻之事描寫極為夸飾詳贍，諸如黃金投龜、進千里馬肝、斷美人手等描寫《史記》亦無，只是幾句概括性的記述；易水之別，有宋意之人，《史記》無此人；荊軻和武陽（《史記》作秦舞陽，《戰國策》作秦武陽）過陽翟一段，《史記》未置一詞；荊軻刺秦王一段，與《史記》迥異，沒有侍醫夏無且援救秦王之事，而有秦王召姬人鼓琴的情節。總之《燕丹子》許多重要情節為《史記》所無，或記述完全不同；而《史記》的一些記述，如荊軻入燕前的經歷，太子得徐夫人匕首，則為《燕丹子》所無。由此可見，《燕丹子》和《史記》明顯不是相互因襲的關系，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作品。過去有人認為《史記》是對《燕丹子》的刪削，其實都是誤解。如《文獻通考·經籍考》引《周氏涉筆》云：“今觀《燕丹子》三篇，與《史記》所載皆相合，似是《史記》事本也。然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史記》則以怪誕削之；進金擲鼃、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史記》則以過當削之；聽琴姬得隱語，《史記》則以征所聞削之。”明人宋濂《諸子辨》贊同其說，以為“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孫星衍《燕丹子敘》亦云：“《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為后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這些誤斷顯然沒有認真對照二者差別，純為想當然之詞。葉崗《〈燕丹子〉研究》一書，正是從考辨論證這三者關系入手，不過要比其他研究者論述精到翔實得多。第一章《〈燕丹子〉與〈戰國策〉〈史記〉關系之考論》、第二章《〈燕丹子〉與歷史文本的對讀比較》，分別從史料關系和文本差異方面，各用三節文字作了詳備周全的討論。作者通過對《史記》材料來源和修史方法的論證，對《荊軻傳》編纂情況的分析，對《戰國策》與《史記》關系的討論，以及文本的細致比對——通過列表、對讀和分析，詳細說明三個文本的差異。結論是三者不存在互為因襲的關系，只是因為“源材料”相同或相近，故而存在某些共同性。此間，葉崗還馳騁思緒，特別舉出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對之作了精細分析，從而為這三者關系提供新的證據和視角。——順便說，葉崗此書精于此道，總是由此及彼，放縱而不失主腦，此為一例焉。

第三章研究《燕丹子》的成書問題，包括成書時間和過程。關于成書時間，作者詳細羅列了從戰國、秦漢到唐前種種說法。我曾主秦漢說，葉崗則主漢初說，認為其成書過程經歷了官方記載、故事傳播、文本編作三個階段。這大體是符合一般規律的。就早期小說形成過程看，往往不是成于一手或一時，如《山海經》《穆天子傳》就是如此。

漢初說不是泛泛而言，葉崗將編作者考為鄒陽。這絕非憑空臆想，而是列出種種證據，顯得相當周密充分。葉崗舉證說明鄒陽《獄中上梁王書》的人物及細節幾乎貫通了《燕丹子》的整體結構，而且鄒陽作品與《燕丹子》在文意和形式上亦多有暗合相通。除此，進而從鄒陽所處時代狀況及其性格品質方面，從鄒陽游仕吳國和梁國的經歷，論證鄒陽編作《燕丹子》的可能性，等等。應當說這是葉崗《〈燕丹子〉研究》的重要成果，發前人之所未發。自然如葉崗所說“所作的結論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但無疑可備一說，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注意。

依一般文獻研究通例，葉崗還對《燕丹子》的歷代著錄及流傳情況作了詳盡梳理。此間特別肯定了《燕丹子》作為“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的性質。另外，還就《燕丹子》的文本整理、佚文考索和異文甄錄作出考述，指出孫星衍輯本之《平津館叢書》輯本最佳，并討論了孫星衍校勘《燕丹子》的方法及得失。葉崗還對《燕丹子》的佚文作了清理，對諸家的輯佚成果作出甄別和重要補充。

最后兩章論述《燕丹子》的文學成就和小說史地位。前者包括主題、人物形象、藝術風格，后者論證其為雜傳小說的典范、民族化小說文體的確立及題材類型化小說的開創。前者我很欣賞的是對《燕丹子》復仇主題的揭示和論證，指出是以公羊學的復仇觀念作為其思想基礎的。復仇是戰國流行的普遍而深刻的思想觀念，有關故事和傳說在《戰國策》等文獻中隨處可見。葉崗的論述加深和拓展了我們對復仇觀念及風氣的認識。另外對士的論述也頗精彩，表達了葉崗的小說觀、小說文體觀、小說價值觀，并高度評價了《燕丹子》的小說史地位。《燕丹子》確實是雜傳小說的典范，它和戰國《穆天子傳》等早期雜傳小說成為此類小說的源頭，對后世具有示范性，并成為唐傳奇的先聲。而從敘事文體上看，《燕丹子》有明確的主題意識，注意描寫人物，表現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敘事清晰而曲折，具備鮮明的悲劇風格，顯然要比《穆天子傳》成熟得多。

讀罷葉崗《〈燕丹子〉研究》，我的感覺是此書將文本研究和歷史、文獻、考據結合起來，視野開闊，聯想豐富，縱橫捭闔，收放有度，且考證翔實，論述精到，是一部“打深井”之作。學術研究以創新為貴，此書大大擴展了已有的思路和眼界，將《燕丹子》研究提升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