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人文社會科學創新的最重要標志是能夠提供新知識和新思想，并在其影響之下創造新的文化。”

6月26日，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教授以視頻的方式在“2021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發表演講。

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教授   會議主辦方中山大學 供圖

王博認為，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總是依靠著他們對于人和世界的新的理解，確立自己的地位。當代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如果要確立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就必須提供這個時代所需要，甚至引領這個時代的新知識、新思想，并創造新的文化。

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他總結了五大關鍵要素：積累，這是一個不斷增長知識、獲取養分的過程；視野，包括專業視野、跨學科視野和跨文明視野；通變，感受到世界的變化，并通曉其意義和趨勢；關懷，即對人類命運和世界的關心；使命感，是一種偉大而持久的力量，基于使命感而來的自覺承擔，學術就有了方向。

令王博印象深刻的是，中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晚年出版的一本書《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是一個能打動人心的問題，讀者也能夠感受到他作為一個學者的關懷。學術追求決定了學人們必須關心這個世界。”

王博認為，對于一個優秀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來說，關懷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卓越學術成果產生的前提。人文社會科學的追求，始終是成就一個更好的生命，塑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應該有一顆熱的心、冷的頭腦。有熱的心，才會有了解人類和世界的動力，有冷的頭腦才會提煉出時代問題，并尋求解決之道。  

談及使命感，王博進一步分析，當代中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刻，也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學術的使命感也就來源于此。中國的發展需要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問題需要思想來澄清，中國和世界的關系需要一個整體性和戰略性的設計。與此同時，就學者個人而言，如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追求，就成為使命感的另一種來源。

在扎根中國和面向未來之下，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誕生新知識、新思想和新文化，王博提出了六大觀點。

“安靜寬松的學術環境很重要。”他強調，在學術評價中，不同性質的工作需要不同的評價標準，知識和思想無法被定量評價，否則將抹殺創新的價值，“破五唯”是一種進步，減少評價頻率、探索長周期評價也很關鍵。真正有意義的評價，應當看學術成果是否產生了新知識和新思想，是否會被記錄在學術史上。頻繁的評價，往往讓學者變得浮躁，顧得了當下，失去了長遠；失去了長遠，也就失去了未來。

“基礎學科的地位怎么強調都不過分。”他說，一段時間之內，應用學科成為顯學，基礎學科被邊緣化。其實，離開了基礎學科的應用學科很難走遠，應該促進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的協調發展。譬如文史哲，通常被認為是無用之學，有用沒用，完全取決于眼光，有了根本的和長遠的眼光，就知道無用之大用。創新不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礎打得不牢。教育部推出“強基計劃”，注重基礎學科人才的培養，給出的信號很明顯，也恰逢其時。

“知識融合和學科交叉是大趨勢。”王博認為，文科內部的交叉、人文和社科的交叉、文科和自然科學的交叉，會提出很多新的問題，發展出新的方法。他引用韓啟德先生的比喻，科學技術像一輛快速行駛的列車，人文學應該是剎車系統，要想剎車，人文學者必須在車上。“這個比喻很好地表現了人文和科技的互相需要和合作，缺乏人文關懷的科學工作，也許會把人類帶上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同樣缺少科學知識的人文研究，也很容易脫離這個變化的時代。”

“扎根中國，了解世界。”他表示，當今的世界已經緊密相連，中國是世界的中國，要想理解中國就必須深入了解世界，在了解中華文明特殊性的同時，也必須在人類文化中尋找共通之處，這是人類共同體的根基。

“要有面向未來的自覺。”他舉例說明，尤瓦爾·赫拉利的《未來簡史》，邁克斯·泰格馬克的《生命3.0》等都有宏大的眼光，有歷史感和面向未來的自覺。“真正的歷史感都是通向未來的，作為一個特殊的生物，人既有歷史定義，也由未來定義，對于未來的想象會塑造我們自身，并影響當下的選擇和對歷史的新的理解。”

“學人最重要。”王博說，得人才者得天下。有時候，有一個代表性的學者，一個專業和學科就能夠達到相當的高度。所以遇到好的學者一定要珍惜，要關愛，要敬重，要包容。政策的制定，應該尊重教育和學術規律，有利于學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