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對于產業轉移有諸多模棱兩可的討論，大致印象似乎是產業鏈在離開中國。本文想澄清關于產業轉移的一些誤解。大部分的產業轉移發生在中國內部，主要是政策導向的，并且省內的產業轉移快于省際間的轉移。某些產業向東南亞的轉移，主要是為了規避歐美貿易壁壘，但仍然依賴中國提供的工業中間品。

第一，產業鏈的轉移盡管在發生，但是并沒有大規模向中西部轉移，絕大部分仍然留在東南沿海，有少量轉向海外。在2012-2021年，中西部地區GDP占比為43%，幾乎沒有變化。同時北方GDP占比從34%跌落到25%，經濟重心明顯南移。

東南沿海和內陸相比，盡管工資水平更高，但綜合比較優勢仍然存在。一個重要原因是，工人可以全國自由流動，東部地區可以通過季節性的雇傭外地工人來降低勞動成本，并不一定要遷移企業。內陸的營商環境不及沿海地區，基建和運輸成本也顯著高于東部，僅僅靠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不足以說服企業內遷。

還有，產業分工愈發復雜，單個公司對于已有產業集群依賴度不斷提高。服務類企業尤其難以遷徙，因為它們依附于集群的客戶市場，比如通關報關、投融資服務等。過去十年中，東部的福建在全國工業產值占比中的增長最為明顯，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尤其是鞋帽服裝、木材加工、文教用品等行業。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也承接了一些沿海地區的傳統產業，西部地區承接的很少。

 第二，省內的后發地區往往是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盡管東部常被看作是一個發達的整體，其內部的發展差距同樣不小。例如江蘇的蘇北、廣東的粵東和粵西北、山東的魯西南，都明顯落后于同省其他地區。

地區的政策會優先省內的轉移。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省內地區距離近，營商環境差異小，人員交流頻繁，投資風險就會降低。空間距離越遠的遷徙，運輸和政策差異造成的成本就越高。蘇南產業向蘇北轉移是省內轉移的一個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幾個重要的制度創新。創新之一是轉移產業的稅收由蘇南、蘇北兩地分成，帶動了轉出和轉入雙方的積極性；創新之二是蘇北產業轉移園區的管委會由蘇南、蘇北共同管理，并由蘇南官員任正職。他們管理理念較為先進，并能給蘇北帶來企業家資源。

第三，轉向海外的產業大多是為了規避歐美的貿易壁壘，有的是為了開拓新市場。生產的最終環節經常是勞動密集型的，越南、泰國等地區仍有成本優勢，對歐美關稅也較低。然而，這些國家仍然依賴中國生產的中間品，比如服裝面料。生產中間產品機械化程度較高，事實上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就有助于產業升級。

很多人擔心越南對中國的出口形成威脅，但數量級其實差得很遠。根據WTO數據，2021年越南出口額為3363億美元，不到中國的1/10；東盟十國的出口額為17201億美元，僅為中國的一半。同時，中國向東盟十國出口額快速增長，在2021年達到4340億美元，增長率高達13%。中國制造業出口占全球的20%，而東盟十國全加起來只占全球的8%，事實上是無法替代中國的。

第四，許多企業內遷的原因是中西部相對寬松的環保要求，而搬遷地的其他成本并不一定低于東部。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對化工產業嚴格限制，相關企業有一些搬遷至湖北、貴州等中西部省份。中西部盡管實際工資水平低于沿海，熟練的產業工人卻嚴重缺乏。轉移至湖北、江西、貴州的企業，普遍反映招工難，培訓成本高，吸引高端人才開出的薪水要高于大城市，這導致勞動生產成本甚至可能高于沿海地區。貴州遵義從深圳引進手機和玩具制造等產業，但原料需要從其他地區進口、完工后需要長距離運輸至外地的銷售市場，如果沒有政府補貼運輸費用，是無法保證盈利的。

第五，中西部省份更愿意布局新興產業，而非承接傳統產業。重慶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當地利用西部大開發政策，建立寸灘和西永兩個國家級保稅區。在基建方面，建設渝新歐鐵路，規避無出海口的不足。當地政府引進惠普、宏碁、華碩三家筆記本電腦廠商在重慶建立營運總部，吸引英業達、富士康、和碩等代工廠商，從而吸引了大批零部件配套企業，逐步形成“國際品牌廠商+代工廠巨頭+中小零部件供應商”的IT全產業鏈，由此重慶建成全球最大的信息產業集群之一。這兩年，合肥和武漢利用政府引導基金吸引集成電路、新能源等高新產業，逐步成為新興的電子產業基地。貴州大數據產業、內蒙古的清潔煤化工產業等也是各地想要彎道超車的嘗試。

綜上，中國東南沿海的制造業升級發展迅速，廣東、江蘇等省逐步轉出當地的傳統行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轉而專注高端制造業。江西、湖北等中部省份承接了相當部分的中低端產業轉移，但同時也在大量投資新興產業。各個區域之間的投資和貿易壁壘并未完全消除，存在一定的準地方保護主義，這阻礙了產業在全國范圍內的重新布局。今年4月，中央提出要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并強調“地區間產業轉移項目協調合作”和“產業合理布局”。預期未來可能會有更多政策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內陸，解決當地的增長和就業問題。

（作者王丹為恒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恒生中國助理研究員徐玉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