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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話莎士比亞沒說過

2022-06-22 21: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熟練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種名人名言，可以說是我們學生時代寫作文的必備技能。

你現在還記得哪些名人名言？你可知道，它們其中一些其實是后人杜撰，或者“張冠李戴”而來的？

比如說，莎士比亞其實沒說過“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錢鍾書也沒說過“婚姻是一座圍城”。

本文作者楊健就試圖通過嚴謹的“知識考古”探究那些被冒領、被誤讀、被“以訛傳訛”的名人名言，進而挖掘它們的始作俑者、追溯它們的最初來源。

跟隨楊健這位“名言偵探”的腳步，我們不僅能享受一場絲絲入扣、破云見霧的“知識解謎”之旅，還能跟隨“偵探”的視角，看到許多塵封在歲月中的作家故事、名人軼事。

本文選自《名言偵探》，經出版社授權推薦，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有所刪減。

一、一千個觀眾，一千個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沒說過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類似的表達是“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或“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這個英倫味甚濃的句子，幾乎是中國觀眾（讀者）介入莎士比亞作品的基準口訣。人們對之熟悉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對哈姆雷特的了解。哈姆雷特的悲劇命運，由其分裂多元的性格鋪就，而其性格的豐富性又與人們審美的差異性完美對接，每一個人都從丹麥王子的性格光譜中擷取屬于他的那一束。

2015年，由“卷?！敝餮莸奈枧_劇《哈姆雷特》劇照

那么，這句名言究竟出自何人？

中文網絡眾說紛紜。譬如，有人說出自莎士比亞，也有人說恩格斯曾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引用……但每一種說法似乎都令人生疑。在名言系列里，“一千個哈姆雷特”天然具有一種人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特質。

當然，網上關于這句名言版權的追問也從未停歇，其中一篇文章值得關注。2014年11月29日，科學網刊發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副教授陳昌春的文章《“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疑是中國人制造之山寨版英諺》（以下簡稱“山寨版英諺”）。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一千個哈姆雷特”諸多疑似出處進行了梳理和辨析。

“山寨版英諺”一文指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久演不衰，不知何時何地傳出所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些英文網頁中對這句話的英文表述(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則大多出自國人之口。

在陳昌春看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多半是一件披著舶來品外衣的山寨貨。據他推測，導致這句偽英諺在國內廣為流傳的源頭之一很可能是《語文五年級上冊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為了講解英國女作家尤安·艾肯的散文《走遍天下書為侶》，書的編者引用了“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這個句子本身沒有出現在《走遍天下書為侶》中——“捆綁式推銷”使這句名言既揚名海外，又遍布海內。

應該說，“山寨版英諺”的考證有一定的道理。首先，《莎士比亞全集》里搜不到這句話，權威的莎士比亞官網也搜不到這句話。進而言之，在一些主流的英語引語網站，莎士比亞名下還是搜不到這句話。其次，恩格斯也未曾引用過這句話。恩格斯的《致斐迪南·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寫于1859年5月18日，文章里不見這句話，恩格斯的其他著述里也未見這句話。

至此，關于“一千個哈姆雷特”出處的兩個主要嫌疑對象被排除。比較有把握的推論是，這個英倫味甚濃的句子并非出自英語世界。

不過，若就此認定這句話“山寨”，恐怕略顯草率。

事實上，“山寨版英諺”一文的考查范圍大抵是2000年后的互聯網。問題是“一千個哈姆雷特”出現在紙質出版物上的時間要比互聯網時代久遠得多，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出版的兩本文藝理論讀物就白紙黑字記載了這句名言。

《和青年談美·修訂版》/ 李燕杰主編 / 地質出版社 / 1987-6

《和青年談美·修訂版》之《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和青年朋友談鑒賞之美》中寫道：

當易卜生的社會戲劇《玩偶之家》問世之后，曾因娜拉是否應該出走引起了軒然大波。這種強烈的社會影響連作者也未曾預料到，所以當有人就這些問題詢問易卜生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在作詩?！蔽鞣矫缹W家們說：“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笨梢娢膶W藝術作品的社會影響有時遠遠超出作者的主觀意圖。（第109頁）

《文學概論百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閔開德、黃書雄等編）之《什么是文學欣賞的差異性和一致性？怎樣理解“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中也有提及：

藝術形象作為一種欣賞的客觀對象，其基本方面是確定的、明確的，并大體規定著欣賞者感受和認知的方向、范圍和性質。這樣，盡管在欣賞中“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總還是哈姆雷特，而絕不是感受為堂吉訶德或別的什么人物。（第187頁）

這兩本書中出現的“一千個哈姆雷特”，很可能為2000年后這句話在中文互聯網上的蔓延提供了溶質。與此同時，兩本書陳述這句話背景時的語焉不詳或許也是“一千個哈姆雷特”在古今中外“亂認親戚”的原因。

還有一種說法，“一千個哈姆雷特”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美學的引入有關?！敖邮苊缹W”是歐美文藝思潮，1967年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文藝學教授H·R·姚斯提出。他認為，一部作品即使付印，倘若讀者尚未閱讀，它就只是文本。由文本到作品的轉變，仰賴審美主體的感知、規定和創造，即文藝作品功能與價值的實現取決于讀者（觀眾）的接受。

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德國文藝理論家、美學家，接受美學的主要創立者和代表之一。

就《和青年談美·修訂版》和《文學概論百題》相關章節的觀點來說，的確與接受美學有相通之處。

20世紀80年代，正是包括接受美學在內的西方文藝思潮大量引入中國的時代。一切都嚴絲合縫，對“一千個哈姆雷特”出處的探究似乎要被導向姚斯等人的作品。

可是，一位學者的文章顛覆了這種理所當然的推斷。他就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他的文章《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最初刊發于《哲學研究》1957年第四期，后來收入《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五卷：

就是同一時代，同一民族，并且同一階級的人們對于同一文藝作品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朱光潛全集》第五卷第90頁）

這里的“一千個哈姆雷特”，是凡20卷《朱光潛全集》里唯一一次出現，也是目前所掌握的中文文獻資料里最早的呈現。但從朱光潛文章中的表述看，這句話是加了引號的。換言之，“一千個哈姆雷特”是朱光潛的引用，而非原創。

朱光潛究竟引用了誰？此人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此言是落實于文字還是口頭表達？

在20世紀80年代歐美文藝思潮大量引入之前，還有一輪西學東漸的浪潮，那就是在50年代乃至更早的延安時期對俄蘇文論的譯介。其中，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三位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批評家堪稱標桿人物。在建國之初的中國文藝理論界，大有言必稱“別、車、杜”之勢。

維薩里昂·格里戈里耶維奇·別林斯基（ 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 1811—184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哲學家、文學評論家。

在“別、車、杜”三人中，別林斯基又是開創性的人物。對于別林斯基，朱光潛的名著《西方美學史》辟有專門章節予以介紹，稱“別林斯基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替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奠定了美學基礎”。

很巧，在《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中有一篇《莎士比亞的劇本〈哈姆雷特〉：莫恰洛夫扮演的哈姆雷特角色》。此文于1838年分三期連續發表于《莫斯科觀察家》上。

“哈姆雷特是戲劇詩人之王的燦爛王冠上面的一顆最光輝的金剛鉆”即出自此文。別林斯基還在文中富有創見地提出：哈姆雷特的性格是分裂的，意志是軟弱的，但這不是他的天性所造成的，而是“認識責任后的意志軟弱”。別林斯基對哈姆雷特的定義和論述，給人以豐富的啟迪：

它偉大又深刻：這是人生，這是人，這是你，這是我，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個人的演技里面，都可以看到哈姆雷特，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可是同時，這將是兩個不同的哈姆雷特，就是說，每一個雖然都是同一概念的忠實表現，但將具有自己獨特的面貌……（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5月版，《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第442頁、514頁）

若論啟迪，最重要者恐怕是別林斯基將人們對哈姆雷特審美的差異性闡釋到了極致：哈姆雷特是我們每一個人，而每一個人對哈姆雷特的演繹都具有自己獨特的面貌。

誠然，別林斯基并沒有在《莎士比亞的劇本〈哈姆雷特〉》明確說出“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他的論述之于這句名言，猶如針對一道數學題排列了詳盡完整的解題公式，一位稍具專業素養的人就能據此填寫答案。而答案則呈現于朱光潛的《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

別林斯基眼中的“哈姆雷特”，即便算不得“一千個哈姆雷特”的源頭，至少可以算作孕育這句名言的水源地。

二、除了巴爾扎克，還有誰喜歡去咖啡館？

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更完整的句式是：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中文網絡居主流地位的說法是，這句話的版權屬于法國文豪巴爾扎克。

《紐約客》短片《巴爾扎克的咖啡館》中的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的確嗜咖啡如命，尤其當他處于寫作狀態時。在國內頗有影響力的茨威格版《巴爾扎克傳》（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7月版，吳小如、程毓徵譯）第八章《黑咖啡》中，作者以“鴉片”“毒藥”“殺人的精靈”來形容傳主對這黑色液體的依賴：

咖啡就是再開動機器使用的黑油，巴爾扎克看它比吃飯睡覺都重。他恨煙草，煙草不能刺激他達到工作所需的強度。對于咖啡，他卻大唱贊歌：

“咖啡滑下去到了胃里，它就把一切推入運轉。思潮猶如大軍中各路縱隊勇往直前。回憶洶涌而來，大旗高擎，將隊伍帶進戰場。輕騎兵奔馳在前，思維的邏輯如炮兵拖著輜重和炮彈隆隆而來，昭晰的觀念作為狙擊手加入決斗。角色們各著衣冠，稿紙上鋪滿墨跡。戰爭在黑色液體的流注中開始，然后完結，就像真實的戰場包圍在火藥的黑煙中。”

沒有咖啡他就不能工作，至少不能按照這種方式來工作。紙筆之外，他所到之處都要帶上“咖啡機器”這件不可缺少的裝備，其重要不減于他的桌子和白色袍子。他很少讓旁人準備咖啡，因為旁人不會把這興奮劑的毒藥做得如此濃黑有勁?？Х染褪撬镍f片。因為同一切毒品一樣，咖啡也得愈喝愈濃，如果要它保持效力，他就不得不愈來愈增多地吞食這殺人的精靈，才能跟得上神經上日益增加的負擔。

如果說他那五萬杯咖啡（這數字是某一位統計家估計他所飲下的杯數）加速了《人間喜劇》龐大體系的寫作，它們也要對心臟過早的衰弱負責，那心臟本來強得像一口大鐘。拿克加爾大夫，他的終身的朋友與醫生，在他的真正死因問題上提出：“是多年心臟病發作，由于長夜工作和服用——毋寧說是濫用——咖啡而日益嚴重，他為了與人的正常睡眠需要來斗爭，不得不求助于咖啡。”（第151—152頁）

創作中的巴爾扎克，咖啡是開動機器的黑油、激發靈感的火石、堪比紙筆的裝備，當然濫用咖啡也是致其死亡的原因。茨威格文中引用統計家的“為寫《人間喜劇》飲下五萬杯咖啡”之說，在漢語世界流傳甚廣，這也為巴爾扎克“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提供了堅實的數據支撐和敘述背景，凡稱此言屬于巴爾扎克者，都少不了拿“五萬杯咖啡”來背書。

在茨威格筆下，巴爾扎克是一個將咖啡研磨入生命的角色?？闪钊速M解的是，通讀茨威格版《巴爾扎克傳》，卻找不到這句“巴爾扎克名言”。

搜索另一本比較權威的傳記——安德烈·莫洛亞版的《巴爾扎克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艾珉、俞芷倩譯），同樣描繪了一位浸泡在咖啡里的巴爾扎克，但同樣找不到這句“巴爾扎克名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莫洛亞版《巴爾扎克傳》第七章《工作》中，作者以巴爾扎克恩主貝爾尼夫人的視角和口吻寫了一段話：

巴爾扎克不僅僅是支“筆桿”，還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筆桿”。幾乎每天，他不是去伏爾泰咖啡館，便是去法蘭西劇院附近的密涅瓦咖啡館與他的伙伴們相聚。（第118頁）

應該說，“他不是去伏爾泰咖啡館，便是去密涅瓦咖啡館”與“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句式是接近的，而且都與咖啡館有關。

不過仔細推敲這兩個句子，還是有明顯區別，后一個句子的邏輯結構要比前一個句子繁復。更重要的是，兩個句子表述時的主語不同，前一句主語是第三人稱的“他”，后一句因為是“巴爾扎克名言”，所以主語是第一人稱的“我”，也就是“巴爾扎克”。

電影《巴爾扎克激情的一生》劇照

那巴爾扎克究竟說沒說過這句話？

查閱一些主要的外文引語網站，如“引語調查者”“智慧引語”等，巴爾扎克名下均無這句“巴爾扎克名言”。擴大范圍，在包括法文網站的外文網絡中搜索，結果同樣是無。相反，“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與另一個人聯系在一起，他叫彼得·阿爾滕貝格。

阿爾滕貝格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奧地利猶太裔作家，維也納人，原名理查德·英格蘭德。1896年，在他37歲時開始使用“彼得·阿爾滕貝格”的筆名。

在《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3月版，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以下簡稱《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如此評價自己的猶太同胞：“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使維也納文學達到歐洲的水平……”（第26頁）

毫無疑問，阿爾滕貝格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令人驚訝的是，由于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阿爾滕貝格的寫作收入竟無法維系他的日常所需。于是，維也納中央咖啡館便成了他重要的生活舞臺。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茨威格 / 舒昌善等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1991-3

1876年開業的維也納中央咖啡館，可謂大名鼎鼎。在20世紀初，它是奧地利乃至全歐洲文人墨客們的精神家園，也是政客商賈們的流連之所。

時間倒推一個多世紀，你可以在此發現茨威格、弗洛伊德、阿爾弗雷德·波爾加的身影，也能找到埋頭趕稿的托洛茨基、凝神沉思的鐵托和百無聊賴的希特勒。

茨威格稱這家咖啡館是“民主俱樂部”，每個人都可以在此享用一杯便宜的咖啡和免費的報紙雜志，坐上幾個小時，寫作、辯論、玩紙牌、接收信件等。這些人中，與中央咖啡館聯系最緊密者，自然是才華橫溢又生活窘迫的阿爾滕貝格。

阿爾滕貝格與中央咖啡館的聯系緊密到什么程度呢？他除了睡覺，其余時間均在此處消磨。他的通信地址是此處，留言傳呼是此處，待人接客是此處，不消說，奮筆疾書還是在此處，而他的成名作《地方新聞》亦是在此處擬就。總之，阿爾滕貝格生活在此處。所以有人戲言：他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請注意，這句話的主語是第三人稱的“他”，而非第一人稱的“我”。換言之，這種表述明確了一個事實：這句話不是阿爾滕貝格說的，而是別人對阿爾滕貝格生活狀態的描述——他與中央咖啡館“不離不棄”。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

這個事實，在德文網絡中已成定論。有趣的是，當這個事實翻譯為漢語表達時卻成了阿爾滕貝格的自我描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阿爾滕貝格說過”也有相當的影響力，是僅次于“巴爾扎克名言”的存在。此等訛謬因何產生？恐怕與兩本關于咖啡文化的書有關。

第一本叫《與畢加索喝咖啡》（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版，吳梅東編）。此書附錄部分收錄了一篇呂鴻賓寫的《一位咖啡迷的咖啡手記》。此文開頭引用了“一位維也納藝術家的自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杜c畢加索喝咖啡》里的這篇文章，雖未點出“維也納藝術家”是誰，卻完成了主語人稱的切換，由“他”變成了“我”。

第二本叫《打開咖啡館的門》（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張耀著）。此書扉二頁，也引用了“一位維也納藝術家的自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打開咖啡館的門》也沒有點出這位“維也納藝術家”是誰，卻在正文第六章《“咖啡中心”——一個世界的支點》中，濃墨重彩地敘述了阿登伯格（阿爾滕貝格）與咖啡中心（中央咖啡館）的不解之緣，甚至還摘錄了阿爾滕貝格所寫的《咖啡館之歌》：

你如果心情憂郁，不管是為了什么，就去咖啡館！

深戀的情人失約，你孤獨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館！

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館！

看了扉頁上的句子，又讀了正文第六章的描述，將阿爾滕貝格認作“維也納藝術家”是合乎邏輯的聯想。很遺憾，聯想難成事實。無論阿爾滕貝格與中央咖啡館是多么不可分割，這句關于咖啡館的名言終究無法掛在他的名下。這是別人對阿爾滕貝格的評價。

至于“別人”是誰，現有文獻資料沒有給出答案。言說者或許真是“一位維也納藝術家”，或許只是中央咖啡館里一位普通的侍者。能解開這個謎的，只有阿爾滕貝格自己。如今，“他”（阿爾滕貝格雕塑）依然坐在中央咖啡館進門的第一張桌子旁，笑迎世界各地的文藝小資前來打卡。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桌前的阿爾滕貝格雕塑

三、把婚姻比喻成“圍城”，誰啟發了錢鍾書？

有個句子非常精準地表達了《圍城》的主題：“婚姻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里的人想出來?！?/p>

就像小說作者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在電視連續劇《圍城》片頭所寫：“《圍城》的主要內涵是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p>

但翻遍小說《圍城》，里面并沒有一模一樣的文字。嚴格說來，這個句子是對小說中一段酒局漫議的提煉。

這一幕出現在小說第三章，趙辛楣張羅的場子，方鴻漸、蘇文紈皆出席，當然還有兩位新結識的客人：善做舊詩的外交才俊董斜川和通曉西哲的學界大咖褚慎明。席間，方鴻漸談及羅素的婚姻狀況，“跟羅素很熟”的褚慎明便借題發揮。原文如下：

慎明道：“關于Bertie（羅素）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國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p>

蘇小姐（文紈）道：“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鴻漸，是不是？”

無論是英國古話還是法國諺語，功效大同小異，都表達了人們對自身的某種處境譬如婚姻的辯證思考。而錢鍾書也通過上述對話向讀者傳遞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息：

婚姻的圍城之喻，是他的借用而非原創。

電視劇《圍城》劇照

雖然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但“癡氣旺盛的錢鍾書”（楊絳語）應該不會有如此惡劣的趣味，生造出兩個比喻，然后分贈英法兩國。

值得深究的是，錢鍾書對兩性關系的這番妙喻到底源自哪里？褚慎明和蘇文紈誰更靠譜？

根據已知條件推斷，既然小說名為《圍城》，那么里昂大學文學博士蘇文紈小姐所言“被圍困的城堡”，顯然是一個更合乎邏輯的源頭。事實上，在小說第三章的那場酒局上，作者就已經表達了對褚慎明的懷疑。當褚慎明聲稱“幫羅素解答過許多問題”時，錢鍾書看透了筆下人物的內心戲，不無嘲諷地作了旁白：“天知道，褚慎明并沒吹牛，羅素確問過他什么時候到英國，有什么計劃，茶里要擱幾塊糖這一類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問題……”

褚慎明吹牛不假。問題是，此人吹牛的目的是挾羅素以自重，即向他人表明“我和羅素談論過婚姻的事”。大前提成立，價值判斷蒙混過關，則羅素是否引用英國古話、英國古話是真是假，皆屬技術分析。而依據藝術創作“故事虛構，細節真實”的一般原則，錢鍾書似無必要替褚慎明的“好友”羅素杜撰出一個“金漆的鳥籠”。

考察羅素復雜的情史，總體來說，他對婚姻持負面評價。在寫于1929年的《婚姻與道德》中，羅素說道：

只有在自由和自愿的條件下，愛情才可能生長，如果加上義務的枷鎖，它就會消亡。如果人們對你說，愛某個人是你的義務和職責之所在，你肯定會對此人產生厭惡之情。因此，婚姻想把愛情和法律的約束集于一身，是很難獲得成功的。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英國哲學家。

由此看來，錢鍾書在小說中引用“金漆的鳥籠”與羅素對婚姻的態度高度吻合。

可縱然如此，一個疑問依然沒有解決：

鳥籠和城堡，哪一個是圍城之喻更可靠的源頭？

對西方兩性觀念史進行梳理，可以發現，他們自古就對婚姻抱一種“憧憬與逃避、渴望與厭棄”的矛盾心態。蘇格拉底與悍婦太太桑蒂柏的故事，簡直可以編一本笑話集。為此，蘇格拉底還留下了那句關于婚姻的至理名言：娶妻還是不娶妻，人不論做哪一樣，都會后悔。

注意，蘇格拉底的話與“婚姻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里的人想出來”在意思上已經很接近了。

那么，從蘇格拉底對婚姻的理解到錢鍾書的圍城之喻，誰完成了中轉？

1980年2月，錢鍾書的《〈圍城〉重印前記》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線索。在這篇文章的第二段，錢鍾書談及他最終未能完成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時說：

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談藝錄》）以后，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脫胎于法文成語(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百合心”的法文成語，意為人心如百合，花瓣層層剝落，每一瓣都可以分給一個人，卻終而虛無。百合心之喻，可引申為總是輕易愛上別人卻得不到幸福的單純女子。

不對“百合心”作過多解釋，《〈圍城〉重印前記》一文的要害是“也脫胎于法文成語”的“也”，它告訴人們一個重要的事實，《圍城》脫胎于法文成語“被圍困的城堡”。換言之，蘇文紈小姐的確是泄露婚姻天機的那個人。

以“被圍困的城堡”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可以查到一個叫“Pierre Marie Quitard”的法文名字，中譯名是皮埃爾·瑪麗·吉塔爾。

一位叫慧的豆瓣網友曾對皮埃爾·瑪麗·吉塔爾（Pierre Marie Quitard）以及此人與《圍城》的關聯進行過詳細的考證。根據慧的考證，吉塔爾1792年出生，1882年去世。他是一位語法專家，更是一名戲劇作家。《圍城》里的這句話來自吉塔爾所著《法國諺語和諺語語言的歷史、文學及法律研究》，書中原話是這么寫的——

迪弗雷納的喜劇中有一句話：婚姻這個“國家”有一個特點，外國人想要進去住，而里邊的居民卻想逃離出來。這個尖刻的句子來自一句阿拉伯諺語：婚姻就像一道圍墻，外面的人想進去，里面的人想出來。（關于吉塔爾的考證，版權歸“慧”所有，因無法直接聯系作者，特此聲明并表示感謝。）

1937年秋至1938年夏，錢鍾書曾在巴黎游學一年。博聞強識的他，讀過吉塔爾的這本書，屬情理之中。然而一個疑問伴之而來，如果錢鍾書讀過吉塔爾的著作，為何不徑直說“一句阿拉伯諺語”？

合理的解釋是，婚姻的圍城之喻在歐洲甚至拓及中東地區，是一種經傳播而共享的觀念，有著多源交錯的發生史，人們用更為豐富的物象來表達對婚姻——結或離、進或出、娶或不娶的矛盾心態，吉塔爾所言阿拉伯諺語或許只是其中一脈。論源頭，蘇格拉底對婚姻的理解比之阿拉伯諺語，顯然要深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