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由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胡英澤教授組織、發起的“黃河文化話語方式與內涵挖掘學術報告（一）”在線上召開，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河南大學、聊城大學等學校參會者達200余人。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黃河文化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什么是黃河文化？如何開展黃河文化研究？黃河文化的內涵是什么？黃河文化研究如何落實到國家重大戰略的具體實踐中？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學術問題。因此，吸收各學科的優秀研究成果，運用系統的學術術語、核心概念、邏輯結構，形成歷史敘事和內涵挖掘的方法論，構建黃河文化學科體系，這是最高的學術使命。“黃河文化話語方式與內涵挖掘學術報告（一）”即是圍繞這些重大問題展開的學術討論。

黃河文化研究要立足于黃河母體，黃河河道的形成、演變是重要的基礎。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徐海亮主講的《龍山時期黃河下游演化與治水文明的興起》，探討了龍山時期黃河下游的河道演化與治水過程，認為龍山時期及地質時期黃河下游的演化，是歷史時期黃河河道變遷的某種預演。歷史時期黃河多次南北改道存在重要的地質動因。華北平原基底構造決定了黃河河道的走向。黃河的古泛道帶主要包括現行黃河以北的禹河泛道帶、漢志河泛道帶；黃河以南的濟水泛道帶、汳河泛道帶、潁水泛道帶；跨越現行黃河的瓠子河泛道帶。史前黃河多次、長期奪占濟水，入侵淮北平原，濟水與黃、淮若即若離，休戚相關。龍山時期黃河演化與當時的氣候環境、地質災變、構造活動有很大關聯，在缺乏人工堤防的情況下，黃河下游河汊分流，處于天然的瀚漫狀態。龍山時期先民的規模性治水，發生在黃河主流北上回歸河北平原之后。在古兗州、豫州（今天的魯西南、豫東、蘇皖北部），人類利用水土環境變遷和氣候條件，通過適應河道變遷的新格局，整理了局部的水土環境。龍山時期黃河的遷徙過程與當時的人類族群遷徙密切關聯，不同族群在治水過程中保持頻繁、長期的文化交融、社會交融，最終龍山晚期的社會族群通過治水，協和萬邦，促成了中原各大族系的融合。各方國組織起來，成為治水的基本力量，社會形態發生嬗變，以中原夏后氏為核心的大一統的國家終于產生。中國各種典籍將龍山文化后期長達200多年先民治水、開展社會經濟活動的傳說進行層層疊積，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大禹治水”的創世紀故事。人類規模性的治水與社會形態的轉變、國家形態的形成相聯系，正是規模化的治水工程催生了第一個集權王朝國家機器的產生。災害挑戰人類，但危機反而是文明發展與躍遷的契機。黃河河道的變遷，就是中華文明不斷融合、發展與嬗變的歷史。

景觀文化是指人們在與景觀長期互動的實踐中，所創造和形成的具有與該景觀相適應的精神觀念，并把這種觀念具體地體現景觀環境中，但較少有人關注景觀在地理空間“長時段”的擴散問題。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主講的《歷史景觀的“復制”與“再生”——以黃河“龍門”為例》則在這一問題上別開生面，具有方法論上的示范意義。從黃河“龍門”的景觀原型與意象來看，“龍門”一詞出自《尚書·禹貢》，即“龍門西河”。“禹鑿龍門”的故事始于先秦，到兩漢時期已經深入人心。起初，龍門地點并無非議，龍門山橫跨黃河兩岸，西岸為陜西韓城，東岸為山西河津。兩漢時期，“龍門”景觀發生了復制和再生，出現了伊闕龍門與“魚躍龍門”。伊闕龍門與大禹治水有關，其構成并不復雜，“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與“龍門”景觀構成相同。從東漢至南北朝時期，“龍門”景觀的內涵與意象得到很大的充實與豐富。隋代是“龍門”景觀復制的一個重要的關鍵點。東都洛陽是全國政治中心，伊闕的地位較前代更顯重要，其“龍門”之名也被普遍接受。隋唐時期，河東龍門與伊闕龍門并列，不少文人墨客對其大加贊美。北宋以后，龍門景觀的擴散加速非常明顯，南方地區“龍門”景觀呈增加之勢。這和唐、五代以后多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及其引發的南方開發和地理探索的情況存在密切關聯。明清時代，龍門景觀的復制進程達到高峰，散布在全國各地。“龍門”景觀的復制與再生內在的動因是中國的水利建設，大禹治水是其普遍接受最重要的因素。“龍門”景觀的復制與再生，不僅揭示了黃河文化在黃河流域內部的擴散，而且展示了從黃河流域擴展的長江流域甚至更為廣闊地區的空間歷史過程。

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徑流量深受降水影響，氣候及其突變則是影響降水的根本原因。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歷史系、云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潘威副教授主講的《道光皇帝的水利危機：氣候突變對清朝河務的挑戰》，從“氣候—社會”的分析視角出發，通過大量的數據統計，提出道光時期中國東部夏季風強度變化頻率變大，夏季風雨帶的進退時間與華北雨季開始時間出現了不穩定。加之西向臺風持續活躍，運動軌跡更加深入內陸，黃河中游徑流量異常增大，達到近300年來的峰值。道光時期，黃河入汛時間非常不穩定，年際變化大，極端年份集中，這給下游修防備料造成了嚴重困難。氣候是道光時期黃河下游頻繁決口的重要觸發因素。黃河汛期極不穩定、洪峰規模和頻率等黃河水文環境變化，對治河事務提出新的要求。這一時期國家財政與河務財政均遇困境，國家治河制度出現臨時性轉向，對黃河的實際掌控能力逐漸喪失。

河治則國治，黃河治理為國之大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賈國靜副教授主講的《清代黃河治理及其政治意蘊》，從歷史時期治水與政治的關系入手，指出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宋代治河、明代治河保漕與保護皇陵等均涉及政治考量。她在以往水利史、環境史、災害史等研究基礎上，對清代黃河治理的政治意涵作了細致分析。清前中期之所以強力干預黃河治理，“治河保漕”似乎成為中外學界的成說。中國作為奠基于黃河流域的農業大國，黃河治理是治國安邦的應有之義。清代前期治理黃河是消弭災害、保障民生的重要舉措，具有建構滿清政權合法性的宏觀戰略考量。清初皇帝拜謁大禹陵、封典河神、探尋河源等與黃河治理有關的活動，是其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環節。清中期以后，黃淮河患日益加重，黃淮運水系重陷困境，清廷通過拓展機構建置，增加在河官員人數，完善制度規定，加大財政投入、矯治河工弊政，努力恢復治河舊制，表現出恪守祖宗“家法”，竭力“事河”的政治文化意蘊，重視治河成為清政權的傳統，在國家強力干預下的黃河因承載著重要的政治使命而成為一條政治之河，清代治河的政治意義也遠在經濟與社會意義之上。學界有關治水的探討，主要有治水社會、水利社會、治水政治、水之政治等幾種類型，而“水之政治”與前三者不同，它是從災害史視野出發，探討清代黃河水患、黃河治理與國家政治的復雜交互，既注意水患治理對于政權建設的一般意義，以及治河之于漕運的重要價值，更將黃河水患治理置于特定的時代背景中，挖掘其對清代前期國家構建所具有的特別意義。黃河治理進入清代政治文化傳統之中，對清代中晚期的黃河樣態產生了深刻影響。

黃河文化不僅需要兼顧上中下游，而且要多學科交叉滲透，“黃河大合唱”，在一個系統的邏輯框架內，從不同學科、不同視角對黃河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理論概括，“講好黃河故事”，服務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