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黑格爾在《法哲學講演錄》中這句頗有些“臭名昭著”的話盡管長久以來受到諸多辯駁，其內在的預設和思維卻存續至今：將集體性、等級性、權威性視為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政治與文化的核心特征，并以西方精神與文化中個體自由與民主的發展歷程為標尺，將中國歷史與文化視為靜止、落后、先天不足的。時至今日，從許多西方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研究著作中，人們依然能看到這種視差與偏見：在中西二元對立的視角上看待中國，并以西方價值標準、理論框架和研究路徑理解和評判中國政治文化。

在美國加州理工州立大學教授張善若看來，上述觀念表現出一種認識論上的局限。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觀察與研究，尤其是早期研究，其使用的材料和分析角度方面的局限，和在這些局限之上得出的高度概括性的結論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而在西方求學與治學的過程中，她始終經歷著這種局限帶來的隔閡、挫折與約束。一方面，西方學界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預設和價值取向始終與她在中國的現實感受背離，而當她試圖向美國學界解釋“人情”“民本”“德治”等中國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的價值范疇時，卻時常遭遇各種不解與否定；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奠基于西方自身的民主與公民文化背景，若不加反思地“移植”這些范式和框架去解釋中國現象，往往難以真實而全面地呈現中西差異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多重面向。

這些挫折帶來更深一層的思考：到底該用什么方式切入、分析并闡釋中國政治文化？2017年10月底到11月初，張善若教授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展開了為期兩周的《中國政治文化與文本分析方法》系列講座，與聽眾分享了她數年來的反思與探索。講座中，張善若強調將中國政治文化視為一個以文本為基礎的、“ ‘文、史、哲’三輪滾動”的意義建構過程，并提倡從多層次、多面向的文本分析方法來揭示這個過程，從而闡明中國政治文化如何設定我們的價值觀、認知方式和行為規范。

一、回到“意義建構過程”：反思西方研究范式

在系統闡釋自己的理論設想之前，張善若首先對美國政治學中、主流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展開了反思。如前所述，西方研究對東方政治文化與傳統，由于歷史和知識論方面的種種原因，存在著許多限制、甚至偏見。而在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中國政治文化更是時常作為“公民文化”的對立面受到認識和檢視。她列舉了兩種典型的西方研究范式：

首先是以白魯恂（Lucian Pye）和理查德·所羅門（Richard Solomon）為代表的心理學分析方式，這種范式試圖以當時美國流行的心理學理論解釋中國政治文化與中國革命。如所羅門認為，以儒教為核心的中國政治文化具有對父權結構的強烈依賴，而19世紀以來西方列強的沖擊使中國人長期“完全依賴”的父權結構喪失，近代中國革命正是呼應人們找尋新的“權威”的心理需求。張善若指出，在這種解讀下，中國革命與政治文化被視為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情感性的對象，與西方政治文化理性化發展的形成對照。

第二種輿情研究范式則試圖通過問卷等定量研究方式分析中國政治文化特點。諸如學者史天健便通過調查數據分析比較了中西政治文化的異同，認為中國文化對權威傾向服從，西方人對權威傾向挑戰；西方以個人為中心定義利益，中國則以集體為中心定義利益。張善若肯定該研究路徑的實證意義的同時，又對其對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程度提出質疑。看似“客觀”的數據和分析結構加強了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對立，同時也很難反映兩種文化深層的差異與匯通之處：諸如，政治偏好背后的思考的過程究竟如何？人們由以行動的原則是什么？

張善若認為，在西方主流的知識環境下，現有理論框架、觀察角度、數據生成和處理程序、推論形式往往向我們呈現研究對象在偏好、態度、觀念等政治文化現象上的差異。可這并不足夠——到底什么是政治文化？研究政治文化的真正意義是什么？從靜態角度看，政治文化確實呈現為種種現象，種種與政治制度相關聯的價值觀、規范或態度等文化元素。但倘若我們將“文化”視為一種意義的賦予和建構方式的話，政治文化更是一種能動的、建構性的資源——它設定了我們特定的價值規范和認知體系，構成了我們政治行動中的文化-心理機制。重要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更喜歡什么”或“更贊同什么”這類對特定問題的回應，而是深藏在回應之下的中國政治的思考方式、行動者內在的監督和批評機制以及政治“權威”合法性的來源。

正因如此，張善若發出了“帶回到意義建構過程”的呼吁：主流的西方研究范式將政治文化現象、變量、過程帶離了其意義生成過程，而要做的正是“帶回”——回到文化意義建構和生成的過程本身。

二、回到“文本”：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文”與“化”

在回到意義建構過程的呼喚下，張善若首先關注的是中國政治文化獨特的意義建構方式，即，我們熟知的政治思想或觀念是如何產生的，這些思想或觀念又如何影響政治實踐？她著眼文化中“文”與“化”兩字，用“化成文，以文化”來概述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征。

所謂“化成文”，意指將歷史事件整理、記錄成文，在此過程中政治家和學者們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升華出戰略、政策和政治思想；而所謂“以文化”，則強調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宣傳中“文”的重要性，文以載道，文字負載了歷史和文化的種種意義。前者關注政治思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后者則意在闡述概念或觀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人們的政治行動。

張善若隨后用她與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景懷斌教授共同發展的“‘文史哲’文本分析方法論”來更細致地闡述政治文化的產生：“文”，強調論述者通過問題和論證策略的運作，建立事實、進行說服；“史”，意指通過文的表達，對歷史現實進行構建、表達、討論，以形成事實層面上的共識；“哲”則表達從事實和共識中總結出政治思想的過程，被總結出的政治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具有相當強的合法性和說服力。

事實上，不管是從遠看——諸如先秦經典的基本討論方式，還是往近了看——諸如毛澤東的各類革命手稿，人們都能發現這個用文記錄史，并將對歷史的思考凝聚成政治哲學的過程：如《論語》中孔子不斷回溯周初文武時期的歷史，要求學者由此體認其中的“道”與“仁”；又如《井岡山的斗爭》中毛澤東通過對現實經驗的分析和理論化，對民主集中制的支持等。這種意義建構的過程展示的既是李澤厚先生提出的、中國政治文化有別于西方文化的“實用理性”精神：無論是“自然法”概念還是“社會契約論”等觀念，邏輯的演繹、純理性的推論始終在西方的合法化價值觀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在中國政治文化的建構過程中，引導意義生成并帶來說服力的是事實、經驗、以及對事實和經驗的理性分析。這種實證的傾向，貫穿了文、史、哲滾動的三輪。

問題是，要怎么切入這個意義建構的過程，從而呈現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質？張善若將目光投向“文本”。在她看來，文字和語言是政治思考、交流和討論的主要媒介，尤其是在識字率和教育率很高的現代社會中，一切思考和交流最終會落實到文本上；在此意義上，任何文本都可以成為可以被分析的數據，并揭示政治或社會文化的某些面向。張善若認為，文本分析，在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中有著尚未被完全發掘的巨大力量。她指出，在以文本為主導的政治文化分析中，我們需要將文本回歸到其文史哲構成的意義制造過程中，通過將文史哲材料轉化為文本數據，使這三個維度的數據都能運用到分析中。

三、一個案例：《大學》的文本闡釋

如前所述，張善若期望挑戰的，是西方研究中未闡明的假設和偏見（即將中國政治思維視為未啟蒙的、非理性、教條化的），以及無助于反思這些假設、乃至強化了中西二元對立的西方主流研究范式，她呼吁將政治文化研究帶回其意義建構過程，并讓文本分析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發揮其長期被忽視的力量，由此呈現動態的、立體的、文史哲相互激發的中國政治文化。就整體而言，她認為中國政治文化存在深深的實用理性傾向，而文本分析將作為一種實證化探究引導我們更深入理解中國政治文化中實用與理性的特點。

但哪些能成為被分析的文本？到底要如何展開文本分析？張善若認為，“文本”應該是一個內涵極廣闊的概念，除經典著作外，其它形形色色的政治文本——諸如領袖講話、日常討論、宣傳告示、法律法規等都能成為我們透視、分析和反思政治文化現象的豐富數據基礎。而在文本分析方法上，她期望將現代詮釋學中對“釋義”的精到見解、內容分析中的定量分析、和話語分析中的語言分析結合，使文本分析“科學地”超越作者對文本的主觀解讀和建構上，盡可能保證研究、分析的精確度和系統性。

令人感興趣的是，要怎么在文本分析中將定量與定性分析結合？在這種綜合性的、多層次的文本分析視角下，文本將重新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張善若通過與景懷斌教授合作的《大學》文本的分析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啟發性的案例：

首先，基于將政治文化視為可以被激活、啟動、從而指導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基本認識，張善若將“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作為引導文本分析的核心問題。她將《大學》文本中關涉這三個問題的段落分別列表提煉出來，并探討每個核心問題下不同表述的論證方式。我們看到——

其一，在“是什么”的問題下，先驗性論證被運用最多。諸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對為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文本并未給出任何經驗性論證，而是直言“道”從“天”而來。其二，在“為什么”的問題下，經驗性論證被運用最多。諸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句話中，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歷史經驗解釋了為什么應以“修身為本”。其三，在“怎么做”的問題下，評估性論證被運用最多。實用性指向成為評判“怎么做”的標準，文本內對“修身”的具體指導，正是為了“家齊”、“國治”與“天下平”。

而這些分類和分析給了我們怎樣的信息呢？張善若指出：

從“是什么”中，我們看到《大學》的根本論點是道德性論點，“道”先驗性地被斷明從“天”而來，每個人都有從“天”得到道德的稟賦，中國政治的推動性力量是“道”，道德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從“為什么”中，我們卻看到了儒家文化中更實證性的面向——儒家學者是以事實和經驗為基礎，通過日常生活、社會習慣和風尚、歷史經驗給予觀察和分析的論證的，通過這種經驗性總結，《大學》將學與行視為獲得道德的途徑，從格物到修身，“知識”成為道德體系的基本。而從“怎么做”中，儒家思想中實用性指向則進一步凸顯，個人德性化道路最終是為適合政治和社會發展要求，儒家文化用以指導行動的原則因而包含對個體、社會和國家內在共同利益的關照。通過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結合，儒家“實用理性“的特質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三個方面不同的指導性取向上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