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作為一門“年輕”的舶來學科，進入中國已逾三十年。然而這三十余年恰恰是中國經濟社會狂飆突進和媒介環境日異月殊的年代，傳播學所面臨的挑戰，是既要在中國大地落地生根，建立中國傳播學的主體性，又要應對瞬息萬變的時代潮流，建立新的研究和教學模式。而在某種意義上，這兩項任務是一體兩面的。

11月5日，中國傳媒大學“新挑戰·新坐標”傳播學教育發展論壇2017會議在京舉行，三十余位傳播學者和業者與會，就傳播學的主體性、方法論、教學模式等議題展開討論。在此次會議上，中國傳媒大學拉美傳播研究中心揭牌，會議還探討了中國的對外傳播模式和委內瑞拉等國媒體情況等議題。澎湃新聞整理了會議的兩場主旨演講的主要內容。

趙月枝：中國傳播學是時候“看山還是山”了

趙月枝教授發表了題為“看山還是山：中國傳播學術主體性在認識”的主旨演講，她將中國新聞理論和實踐形象地總結為“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三個階段。

“看山是山”的第一階段是從國際共運史的視野下理解新聞理論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認為，商業性媒體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和文化領導權的基礎設施。毛澤東則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強調：“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到了1980年代，美國新聞傳播學舶來中國，學界對于中國新聞理論和實踐的認識進入了“看山不是山”的階段。1956年美國“傳播學之父”施拉姆等人曾合著出版了《報刊的四種理論》，頌揚了與自由主義新聞理論一脈相承的社會責任新聞理論，對當時蘇聯的共產主義新聞理論進行批評性的敘述。這一學說傳入中國后，影響了中國學界對于新聞理論和實踐的理解，一套關于歐美媒體專業主義、社會責任、客觀理性的敘事被逐漸建立起來。但實際上，此書作為“冷戰新聞學”帶有的意識形態局限已經在西方新聞理論中被清算，而這一后續事實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普及。同樣的，西方傳播學界內部的反思和對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的贊許性認識也在傳播學主流敘事下被遮蓋。這多少顯示出中國傳播學在面臨西方學術領導權時的不自信和主體性缺陷。

趙月枝認為，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和歷史拐點上，中國傳播學是時候進入“看山還是山”的階段了，她總結了建立主體性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十個要點，其中包括一系列傳統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傳播經驗：其一，技術的社會性，尋找一條社會主義的技術政治路線，應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技術和社會的關系問題；其二，傳播或輿論的重要性，文化領導權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挖掘中國作為文明國家的宣傳教化內涵；其三，媒體的非私人資本所有和控制原則，傳播的社會效益第一原則；其四，將黨的先鋒隊作用和群眾路線作為基本政治傳播模式；其五，以正面報道為主，重視倡導性新聞；其六，全黨辦報與全民辦報；其七，傳輸傳播模式與儀式傳播模式的結合，構建意義共同體；其八，將作為信息的新聞和作為娛樂的新聞結合在一起，回到中國傳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傳播智慧；其九，知行合一，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學術研究在認識世界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其十，從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思想高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而在上述關切之下，趙月枝的學術主線是致力于構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其基本框架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后殖民文化研究有機結合，強調歷史的開放性、現實的多重性，尤其是不同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式在不平等世界體系中碰撞而產生新文化形式的可能性。

而在實踐層面上，趙月枝創辦了河陽鄉村研究院，鄉村被作為重新審視、解讀與想象世界體系和全球性議題的切入點而被賦予新的意義和可能，研究者也以自己的學術實踐影響了村莊和村民的主體重構過程。而反過來，年輕學者在此過程中不僅得到了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歷練，也鍛造了自己的學術自省精神和批判性的世界性主體意識。

卜衛：為誰做研究？誰有權做研究？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所研究員卜衛長期致力于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也就是研究在發展過程中，那些最少資源和權力的人群如何利用傳播改善自身狀況或者推動社會變革，比如電商扶貧或推動反家暴立法等案例。而在關注流動勞工、農村貧困人口、婦女、青少年、兒童、殘障人士、艾滋病感染者等脆弱群體的過程中，“研究政治”的問題就自然浮出水面。

“研究政治”的概念是在2015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倫敦政經學院聯合主辦的“全球數字化時代的兒童權利研究”專家研討會上提出的。在這個互聯網和大發展的時代，巴西有40%的家庭沒有互聯網，南非只有23%的兒童與雙親共同生活，印度大部分婦女沒有接近技術的途徑，婦女和兒童智能通過“人聯網”（human internets）獲取信息，而在中國仍有47%的非網民。于是，為什么要做研究？為誰做研究？誰有權設計研究？誰能參與研究？研究結果如何利用？這一系列問題就擺在了我們面前。

研究的政治指的是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資助方、專業領域發展、政治集團及其意識形態和行業競爭等方面的影響。研究結果可能有利于大企業、政治集團、專業發展或研究者本人發展，這里面滲透著各種權力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我們的研究設計、研究進程和研究結果。

而從更加隱性的角度看，每個研究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因其信仰、生活經驗和所受教育等因素逐漸形成價值觀。當研究者進入研究時，盡管抱有“價值中立”的理想，但不可避免地對研究所涉及的諸多問題做出價值判斷。而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可以說研究是具有政治性的。

由此，卜衛認為，研究者有幾個要問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誰資助了研究？資助本身也是一種社會議程設置，在可能的條件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的研究者會自覺地尋找社會發展的真問題進行研究，而審慎對待這種議程設置。

第二個問題是學術資源來自哪里？每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大都有相對穩定的研究范式，包括一系列中心問題、概念術語、命題、理論假設、研究方法甚至研究盲點，這些要素就成為研究者的參考準則。研究者不僅需要準確地區分這些領域和范式，而且需要反省這些學術資源。

第三個問題是研究問題來自哪里？是誰的研究？研究要誰解決問題？卜衛以性別研究為例提出一些實例，比如目前中國流行的高性別比問題，到底是為了解決男性婚配問題還是解決女性出生權利問題？目前中國更加緊迫的到底是“剩女”問題，還是農村“剩男”問題？是去研究女性如何消費珠寶，還是研究女性生產珠寶時受到的損害？對研究問題進行反思，意味著研究者要對研究問題的提出視角和立場采取一種質疑的立場。

第四個問題發生在收集數據過程，研究者找誰去收集數據？研究者應在觀察或調查時關注和陳述哪些事實或數據？第五個問題是研究者采用何種理論框架或假設或理論視角來解釋事實或數據？第六個問題是如何使用和推廣研究結果？

而深入思考“研究政治”的基礎上，卜衛提及了跳脫或打破凝固現成知識的“作為方法”。為了說明“作為方法”這個比較別扭的術語，卜衛舉了一系列例子：臺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陳光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邁哈姆特·曼達尼（Mahmood Mamdani）的“非洲作為方法”的第三世界思想路線、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Mezaadra博士的“邊境作為方法”。以“邊境作為方法”為例，Mezaadra博士在分析世界各地案例的基礎上，反省了流動政治和移民主體性的困境。在當今世界，資本可以進行無國界的流動，但移民勞工的流動則被限制，而且這種限制愈演愈烈。結果，移民生活在不確定的危險環境中，僅僅作為移民勞動力、難民或沒有合法身份的人，而無法成為公民。對他們而言，邊境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加強了。 “作為方法”不僅是一種方法，而且是對以往研究批判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研究思路，一種視角。而在這種具有自反性的審視下，形成這種新的“方法”，也就形成一種新的學術主體性。

而在這樣的理論關切下，卜衛倡導一種民族志的教學方法。批判民族志本是一種研究方法，集中于權力、社會公正、壓迫等社會議題，幫扶社會中的邊緣群體，通過他們的研究對抗不平等。在此過程中，研究者也把自己放在被審視的文本中，反思自己的角色。而卜衛則積極將民族志的方法用于教學，長期身體力行地將年輕的研究者帶到村莊，帶到田野，曾進行諸如貴州苗族流動人口聚居區、皮村、河北農村就地勞動力轉移鄉鎮，小毛驢農場、遵義和重慶返鄉工人組織、深圳綠色薔薇、九野樂隊等社會組織或現象研究。卜衛認為，在此過程中，學生既完成了主體的自我塑造，也為社會作出了貢獻，在認識世界的同時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