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東亞宗教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首屆佛教史論壇：佛教史料與史學工作坊”于11月4—5日在杭州舉行。這次工作坊大體有三個主題，共七場發表與討論：僧傳與圣傳（兩場），文本與文獻（三場），形象、儀式與史事（兩場）。這里選取部分報告稍作介紹。

僧傳、圣傳背后的“問題”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陳金華教授報告的題目是《中古僧傳與圣傳的解讀策略》。陳金華首先對傳記（biography）和圣傳（hagiography）作了區分，認為前者是對個人生涯的描述，主要關注傳主生平中能展現社會和政治立場、倫理和知識觀點的那些事件；后者則將傳主的生平理想化，其目的在于樹立一個精神典范。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充分警覺僧傳中事實和理想化的成分之間的高度交錯。對于僧傳和圣傳中的“不可信因素”，需要批判閱讀和謹慎破解，不能一棄了之。

北京大學王頌教授的報告《華嚴經傳記考：年代·撰者·史源》，是11月4日上午討論最熱烈的一篇論文。作為現存較早的經典感應傳、經典信仰史傳，相傳法藏撰作的《華嚴經傳記》在中國佛教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王頌主要探討了這部《傳記》的史源問題，涉及撰寫時間和作者。他認為，法藏在慧祥《古清涼傳》的基礎上，對內容有所加工，對體例進行了改造創新，并影響了其后的《法華傳記》。至于作者問題，王頌強調，《華嚴經傳記》成書情況比較復雜，法藏生前已有門人協助集撰。他認為，智儼傳在法藏生前就已出現，但不是法藏本人親撰。接著，他分別從“簡二傳”、“聚異聞”、“考百祥”、“謄近說”等方面考辨《傳記》的史料來源。通過考察，王頌認為，法藏時代通過與西域的交通，不斷獲得有關印度和西域的新知識；地論學派對華嚴宗的影響并非一線單傳，而是多源頭、多層面的；《傳記》在神異和感通方面對后世的影響很大。

陳金華在評議中指出，《華嚴經傳記考》這篇論文做得很精細，限于材料，有些問題可能一時弄不清楚。但他也直率地提出幾點不同看法：《華嚴經纂靈記》與《華嚴經傳記》有密切的關系，《纂靈記》可能是法藏寫的一個草稿，而論文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似乎關注不夠。另外，惠祥和慧祥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陳金華表示，他對慧祥、惠祥的關系前后有不一樣的看法，現在他傾向于認為這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陳金華還指出，《華嚴經傳記》與《法華經傳記》《觀音經》等是同一時代出現的，這一現象說明當時人們對佛教信仰的故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那么這批文獻之間的關系也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王頌在回應中表示，關于《纂靈記》與《華嚴經傳記》之間的關系，以及惠祥、慧祥問題，他還是堅持己見。王頌認為，《纂靈記》是后人編的精選本，而不是《傳記》的底稿。學術會議中有不同的觀點再正常不過了，這樣的交流無疑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中山大學張德偉教授表示，他曾用《誰之高僧？何等高僧？》做過一個報告，大意是發掘被“四大高僧”所遮蔽的妙峰福登——妙峰禪師在晚明僧、俗兩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后來卻被忽略了；這次是反其道而行之，探討“晚明四大高僧”（云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的定型過程，借此考察僧人及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張德偉認為，從錢謙益的“三大師”到后來的“四大師”最終定型，這中間有一個競爭、選擇的過程，也是各位高僧逐漸被神話的過程。這里面既有佛教內部的努力，也有士大夫參與之功，涉及話語權的競爭。張德偉分析了士大夫版“四大高僧”的選擇標準（包括世俗、宗教兩方面），比如他們都講究忠孝，關心民間疾苦，重戒律、重經典、反對狂禪，要求宗、教兼通。張德偉還以憨山德清為例討論這一話語模式所造成的遮蔽和扭曲，“晚明四大高僧”的說法既顯示出它的生命力，也壓制了其他表述，潛在地限制了今人的研究視野。

上海師范大學王招國教授（定源法師）、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教授的報告都是討論《高僧傳》的編撰和版本問題，在具體問題的判斷上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引起與會學者（陳金華、陳志遠、魏斌）的熱烈參與。

挖掘“地方性知識”的價值

武漢大學魏斌教授《曇始碑考證：史傳缺失與地方記憶》處理的是歷史研究中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即晚出的地方史料中往往記有一些不見于早期史傳的內容。從文獻考證的角度來說，這種“地方性知識”由于缺乏早期史料的比證，往往定性為傳說，歷史學者一般分析其形成、“加注”、層累演變和區域擴散的過程。魏斌期望打破這個學術壁壘，便以太原西郊狼虎寺的《曇始禪師行狀記》碑刻為例，試圖在早期歷史脈絡中觀察這類史料的價值和意義。

曇始是東晉十六國后期、北魏前期的高僧，有關他的生平事跡，主要見于三種資料，一是《高僧傳》，二是《魏書·釋老志》，三是《山右石刻叢編》著錄的《曇始禪師行狀記》碑刻。《高僧傳》和《釋老志》的內容差異很大，但這兩種正統史傳并未記載曇始曾在狼虎寺修行。那么，當地為何會流傳有關曇始的傳說呢？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曇始確曾在狼虎山修行；一種是并無其事，出于某種原因而附會。為深入探討這一問題，魏斌首先做了碑石年代和拓本的“復原”工作，然后梳理各種文獻中提到的曇始生活過的地點，將其勾聯成一幅“曇始地圖”，接著考察這幅“地圖”所可能反映的佛教史面貌——這個觀察“雖然并不能確定曇始是否以及何時在太原狼虎山修行，但在考證過程中，可以明顯看到四世紀晚期、五世紀早期僧人的流動性與政局變幻、經典整理和新譯之間的密切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志遠擔任評議。陳志遠說，這原本是一宗懸案，而作者通過方志和金石書，特別是與曇始碑互文的《治平寺莊賬》，復原了北宋大觀年間太原西山的寺院群落，一下子把立碑的背景盤活了，對碑文的重新分行和解讀“令人拍案叫絕”。至于作者繪制的曇始地圖，陳志遠指出，七個地點來自南北兩地性質不同的史料，體現不同的意圖，若不強合，還存在其他解釋路徑。例如晉南青蓮寺有凈影慧遠之師曇始造像記，而慧遠擲筆臺等遺跡聞名于敦煌。太原附近曇始碑在北宋的出現，或許與慧遠事跡在晚唐之擴大有關。

如何利用造像記推進佛教史研究

“七世父母”是佛教寫經和造像發愿文中特別常用的一個祈福對象，陳志遠《釋“七世父母”》討論此定型句的含義。他表示撰寫此文的目的之一是回應戒律學的新轉向。Gregory Schopen等人研究表明，在印度社會里，出家僧侶與家庭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陳志遠計劃撰寫一系列文章討論中古佛教與孝道的關系，在漢傳佛教語境中對此作出回應。另外，在史料學方面，他希望將數量龐大但內容高度程式化的北朝佛教造像記，與佛教教理學的討論做一聯結。文章對“七世父母”的兩種解釋作了縝密的梳理，并探討了“七世父母”與天子七廟之間的關系。

上海師范大學侯沖教授在評議中表示，他自己也曾注意到“七世父母”，但并未深究。侯沖指出，陳志遠論文中有相當多材料是初次見到，頗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向陳志遠提了兩個問題：道教“七世父母”來自哪里？道教“七世父母”與佛教“七世父母”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侯沖認為，就普通人而言，“七世父母”一般會理解為在自己之前的七代父母，當然這種“世”是輪回的，所以才有生身父母或現世父母之說；把七世父母理解為七代先祖，跟七廟相聯系的情況，則僅見于帝王材料。

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教授在綜合討論環節指出，石窟在中國基本上是由西向東建造的，排比一下論文所引造像記的材料，是否可以說“七世父母”這種現象跟材料出現的先后有某種關系？如果“七世父母”源自造像記，是從西域來的，那么它的意思跟傳統儒家思想肯定有相當大的差別。另外，張雪松還就具體材料中“七世父母”的含義提出了不同看法。

“活的”文獻、圖像與儀式

浙江大學馮國棟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活的”文獻研究：以佛教文獻為主的思考》，他自承這是受北大鄧小南教授《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啟發。文獻學在一般人眼里無非是目錄、版本、校勘等比較枯燥的學問，怎么“活法”？馮國棟首先梳理了現代文獻學研究的學術脈絡，他認為“文獻學”的內容與方法是由中國古代“治書之學”發展而來，然而古人把這門學問叫“校讎學”。而“文獻學”一詞始見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其意義大抵是以史料為核心的廣義史學。因此，文獻學現在成了以方法為主為其他學科提供史料的工具學科，文獻學是否就只能為其他學科提供史料，這是作者關注的起點。馮國棟認為，文獻有四個性質：即文本性、物質性、歷史性與社會性，而傳統文獻學主要關注的是文本性的問題。他期望引入西方書志學、考古學、書籍社會史、閱讀史等學科的方法和理念，嘗試建立一種“活的”文獻研究。并通過《景德傳燈錄》的例子，說明校勘中存著“實質性異文”和“非實質性異文”，二者的表現形式、處理方法及背后所蘊含的理念皆有不同。他還以南宋大川普濟的塔銘為例，說明塔銘生產的過程，以及在由行狀到塔銘，塔銘上石前與上石后文本發生的變化。他認為我們對文本生產的過程越清楚，對文本的理解才能越深入。

上海師范大學侯沖教授提交的《從齋供到齋供儀式——以文獻的釋讀為中心》是此次論壇唯一一篇專門探討佛教儀式的論文。如何釋讀大量從民間蒐集到的佛教等宗教儀式文獻，是研究者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侯沖曾撰文指出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偏誤，并對寶卷、變文及佛教儀式文獻提出新的見解。他認為，俗講并不是通俗的講經，而是唐、五代時期一種在三長月（五月、九月、正月）經官方同意或得到皇帝敕令后，由某些寺院舉行的勸俗人施財輸物的佛、道教宗教法會。隨著視角的轉換和認識的更新，侯沖指出，變文和寶卷都可用于齋供儀式，從屬于齋供儀式文獻。如果將佛教儀式分為修持儀式和齋供儀式，齋僧則是修持儀式與齋供儀式的分水嶺，因為齋僧提供了齋供儀式的最基本框架，而齋主、齋意和儀式專家是齋僧或齋供儀式的三個核心元素。這種三位一體的模式同樣見于道教和閭山、梅山、茅山等派的宗教儀式，所以“齋供模式”這個概念還有助于理解中國古代宗教儀式。

復旦文史研究院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本土佛教的傳說在明代宮廷藝術中的表現：考證北京大慧寺大悲殿的壁畫題材》（A Popular Buddhist Story at the Ming Court of the Early 16th Century: Images of Miaoshan in the Monastery of the Great Wisdom in Beijing and the Precious Scroll of Incense Mountain）是圖像史與佛教史相結合的一篇論作。白若思認為，北京大慧寺大悲殿壁畫的題材，即妙善公主出家修行，成道后變為大慈大悲觀音菩薩的傳說來自《香山寶卷》。《香山寶卷》以俗語和韻白相間的形式寫成，16世紀初傳入皇宮。皇宮里的太監在修建大慧寺時命令畫家畫出妙善公主傳說的情節，與當時內宮宗教文化及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精神需求有關系。白若思期望通過視覺和文獻資料的比較，解釋太監愿望與《香山寶卷》之間的關聯。

這次佛教史論壇內容相當豐富。說是“佛教史”，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許蔚《趙宜真傳記書寫中的舍棄資料》其實是一篇道教史論文。但正如與會學者所說，佛教離不開道教，道教也離不開佛教，佛道交融是常態，那么研討會把這種“交涉”納入進來，是得宜之舉。打破畛域是推動研究的必然，四川大學王大偉《魏晉時期涉醫僧人研究》是佛教史、醫療史、身體史的跨領域探索，浙江大學孫英剛《中古政治史上的月光童子》是宗教史與政治史的融合，中國美術學院蘭宇冬《苦味的征服——佛教與中國茶飲關系新探》是宗教史與生活史、飲食史的交叉，杭州市社科院李輝《文獻、圖像與考古的相互印證——以杭州南高峰塔為例》則是圖像史、考古學與佛教史的結合。

由于會議主題是佛教史料與史學，所以討論文獻版本、利用各種類型文獻的研究，構成論壇的最大宗。包括臺灣師大黃敬家《宋代禪門史料對異僧系譜的建構》、南京大學卞東波《稀見和刻本宋元詩僧文集叢考》、浙江大學張旭《俄藏黑水城文獻TK326號寫本考辨》、杭州師范大學劉正平《釋名一<國朝禪林詩品>的版本與學術價值》，日本東北大學齋藤智寬《五代宋初佛教史書閱讀札記》等。吉林省社科院尚永琪《鳩摩羅什的來華機緣及相關諸問題》、江蘇第二師范大學劉學軍《法顯“南下向都”史事發微》則側重史事的考辨。

論壇氣氛比較活潑。尤為難得的是，即使很專門、很小眾的研究領域，也能形成交流、討論的氛圍。這要歸功于會議的組織者。比如，美國洛杉磯西來大學龍達瑞、陜西省社科院古籍所楊志飛和中山大學張德偉等學者就《永樂北藏》《永樂南藏》等文獻展開對話，讓人共享切磋、研討之樂。陳金華在討論環節指出域外學者的專著對某個話題已有所研究，隨后在微信群中把具體書名公布出來，也是新技術下學術交流之一例。

“佛教史”論壇旨在打破文史哲學科界限，為學界提供一個研討問題、凝聚共識的平臺。論壇將由不同單位接力主辦。會議最后，與會者還達成了一項共識：下一屆佛教史論壇將由“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