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成為一個油膩的中年猥瑣男》的作者馮唐今年四十六歲，虛歲四十七，馬上就要到孔子所謂“知天命”的年齡，算是標準的“中年男子”了。白居易也在四十七歲的時候，仔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作了一首《浩歌行》：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發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

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系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

朱顏日漸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

馮唐在文章中感嘆自己“一夜之間，活著活著就老了”，白居易說“昨夜今朝又明日，不覺身年四十七”，兩人雖然所用文體不同，但步入中年以后對青春的眷戀與對未來的無措之感，大約是相似的。只是相對于馮唐“活得不油膩”的理想，白居易更在意的是“青史功名在何處”，所懸鵠的更高，在現實面前的挫折感也就越強。

今天的中年人，生在醫學昌明、吃穿不愁的時代，所憂之處在于因多吃少動而變得“油膩”；而在唐代，生活條件大不如今，人過中年以后，食欲降低，身體衰敗，“油膩”跟他們根本沾不上邊。那么，千年前的唐朝人面臨著哪些“中年危機”呢？

身體危機：頭童齒豁眼昏花

人們警醒自己已經步入中年，最早的契機總是來自對身體變化的體認。中國古代醫學，認為人的生命力與精力，主要來自“腎氣”，而牙齒和頭發的盛衰，則是“腎氣”強弱的直觀體現。《黃帝內經》中說男子八歲時腎氣最為充盈，因此“發長齒更”；二十四歲腎氣平均，故此牙齒堅固，智齒長成；但到了四十歲以后，腎氣逐漸衰弱，便會“發墮齒槁”，就此步入衰弱。因為有這樣的觀念，唐人發現自己的頭發開始變得花白稀疏、牙齒松動掉落時，總是非常沮喪的。

瀟灑豁達如李白，也免不了鬢邊生白的一天。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沒有那么老，他找了一個空閑的下午，對著明鏡，用鑷子將白發一根根拔去，卻發現拔去白發之后，頭發也所剩無幾了。他寫詩向朋友元林宗訴苦，說自己“長吁望青云，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發凋危冠”，中年之悲躍然紙上。

對身體變化極端敏感的白居易也常常為自己的頭發長吁短嘆，他在四十六歲時寫了一首《因沐感發寄朗上人》，說自己在沐浴時發現頭發的情況很不妙：“漸少不滿把，漸短不盈尺。況茲短少中，日夜落復白。”萬念俱灰之下，白居易甚至想直接落發為僧，遁入空門。這樣的想法，倒與如今中年人為避免脫發之苦，刻意以光頭示人的做法如出一轍。

白居易像

白居易一生的好友元稹，同樣深受著脫發的困擾。他三十歲當上監察御史，意氣風發，當時白居易鬢邊初生白發，寄詩過來訴苦，元稹還安慰他說“畢竟百年同是夢，長年何異少何為”，認為中年與少年一樣，都可以努力前程。但是不久之后，元稹因為得罪了朝中宦官，被貶到南方，流落荊蜀十年之久，除了在身體上步入中年之外，心境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四十歲那年，元稹在四川通州為官，兄長給他寄來一頂白色的頭巾，元稹試戴之后，竟然發現頭巾已經無法扎住頭發，于是作詩感嘆“病瘴年深渾禿盡，那能勝置角頭巾。暗梳蓬發羞臨鏡，私戴蓮花恥見人”，不但不愿意外出見人，連在家中攬鏡自照的勇氣也失去了，全然沒有了三十歲時不懼老境、意氣風發的模樣。

唐代男子多留長發，官員佩戴冠冕時常常要用頭巾將長發包起，再將冠冕罩在上面，因此與其說冠冕是戴在頭上，不如說大部分是戴在頭發上，唐代文官常用的進賢冠尤其如此。所以，如果頭發稀疏，無法用頭巾包起，那么冠冕在頭上就會搖搖欲墜、滑稽可笑。

唐代文官的進賢冠

白居易晚年時就曾感嘆自己“佩委腰無力，冠欹發不勝”，他的朋友劉禹錫也說自己“身瘦帶頻減，發稀冠自偏”。詩圣杜甫在中年時遭逢安史之亂，在對國家危難的擔憂下，本來就稀少的頭發更是“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到了乾元元年，四十七歲的杜甫再度回到長安時，已經是“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了。同樣在中年之時就深受禿頂困擾的還有韓愈。元和元年，年僅三十八歲的韓愈因為得罪了當權的大臣，被貶為陽山縣令，又轉為江陵法曹掾，遭受巨大打擊讓他壯志消磨，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冠敧感發禿，語誤驚齒墮”，提前換上了中年心境。

《春望》示意圖，清晰地展現了杜甫頭發的“白”與“短”(引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不過對于韓愈來說，比起脫發，更值得擔心的是牙齒的掉落。韓愈三十五歲時就開始落齒，他在寫給朋友崔群的信里，說自己“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發五分亦白其一，須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對自己中年的衰弱充滿了擔心。一年之后，落齒的勢頭變得更為猛烈，韓愈為此寫了一首《落齒詩》，說“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并根據“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的說法，認為自己已經命不久長。幸好不久之后韓愈及時止住了落齒的趨勢，不過在此后生命中，他再也不能吃堅硬的食物了。十年以后，他寫詩給自己年輕的弟子劉師服，詩中說“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自己則是“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文字中充滿了中年男子對年輕身體的羨慕之情。人過中年之后，常常是頭發與牙齒同時步入衰朽。白居易在寫于四十歲的《自覺》詩中說“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所為“二毛”指頭發分出了黑白兩色，而“齒落”則是和韓愈一樣，掉落了臼齒。

在白發、脫發與落齒之外，唐代中年男子另一個共同的身體危機是眼病。白居易在四十一歲時，就已經“病眼昏似夜，衰鬢颯如秋”了。到了四十四歲時，被貶江州的白居易，給同樣被貶江陵的元稹寫了一封信，后世稱為《與元九書》，信中除了闡明自己“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著名文學主張之外，還述說了自己日益糟糕的身體狀況，不但“未老而齒發早衰白”，而且“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眼花又進一步加劇了。對于一個文人來說，眼睛不能視物，既影響讀書，又影響寫作，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難怪白居易在初得眼疾之后，大為沮喪，自覺此后“除卻須衣食，平生百事休”，文人生涯就要結束了。白居易的好友劉禹錫也時常受到眼疾的困擾，他在一首寫給眼醫的詩中，說自己“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眼睛的不便，會體現在生活得方方面面，讓人很容易感覺到自己的衰老無能。

心理危機：生不成名身已老

身體的衰頹固然驚心，心理上的消沉則更為沉重。那些曾在年少時懷抱非凡夢想的人，步入中年后經受了生活的殘酷打擊，便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價值。杜甫曾“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因才華橫溢而備受長輩稱許，自己也非常驕傲，只愿意與高適、李白這樣的天才結交，在酒酣耳熱之后，環顧周圍，只覺得“俗物都茫茫”，沒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但是當他來到長安，滿懷信心想要依靠自己的才華“致君堯舜上”的時候，卻接連碰壁，轉眼間已經年屆四十，卻仍然毫無功名。此時的杜甫雖然剛到中年，卻將自己稱為“杜陵野老”，被他視作“俗物”的人，如今“赤縣官曹擁材杰，軟裘快馬當冰雪”，而杜甫卻仍然處在“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的狀態，只能轉而內省，懷疑自己是否只是一個“疏頑臨事拙”的遲鈍愚蠢之人。八年以后，曾經短暫進入朝廷中央，旋即再度遭貶的杜甫，終于決定暫時放棄求官的夢想，首先找一個能夠幫助自己和家人脫離饑貧的工作。他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帶領一家南下，在經過甘肅的同谷時，已經到了拾橡子糊口的境地。這樣的處境，讓杜甫再次懷疑起了自己的能力，除了感嘆“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之外，他還寫詩自嘲“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在詩中，杜甫簡直已經變成一個浪跡山林的野人了。

韓愈年少時科場得志，二十四歲就當上了狀元，文章也受到了當時人的追捧，但是在這片刻的輝煌之后，他的仕途便一直不順。到了元和三年，四十歲的韓愈仍在做國子博士，絲毫看不到提拔跡象。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下了名篇《進學解》，通過學生之口嘲笑自己“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付出了無數的精力和努力，最終卻“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躓后，動輒得咎”，不但沒有依靠學問致身通顯，反而落得“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面對這樣的狀態，韓愈也只能自我反思，將當年文章天才的光環逐漸褪去，說自己“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眾”，能免遭朝廷嫌棄，拿到一份俸祿，就已經謝天謝地，也就不追求更高的地位了。

元代書法家鮮于樞書寫的《進學解》

貞元十九年，二十四歲的元稹與三十二歲的白居易同時考上了書判拔萃科，又同時做了秘書省的校書郎，兩人都是少年得志，才華橫溢，前途無量。但是不久以后，兩人的仕途分別遭到了重大打擊。元和十年，四十四歲的白居易，因為得罪了權貴被政敵攻擊，外放為江州司馬。白居易本已在中央立穩了腳跟，忽然遭遇這樣的貶謫，心情落至低谷，到達江州以后，他寫了一首《謫居》詩說：“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史。逢時棄置縱不才，未老衰羸為何事。”將遭遇貶謫的原因歸結為自己的“不才”，同時又深深為自己身體的衰弱而擔憂。在這樣的低落心境中，白居易改變了年輕時關心時局、熱衷政事的性格，認為“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開始潛心著述。而早在五年之前，元稹因為做御史時過于正直，得罪了太多同僚，被貶謫到江陵，后來又去了四川通州。四年以后，他在一封寄給白居易的詩中，形容自己當時的境遇是“五千誠遠道，四十已中年。暗魄多相夢，衰容每自憐”，心情也已低落到了極點。

幸運的是，他們熬過了中年的低谷之后，大多都迎來了命運的轉機。杜甫依靠朋友嚴武在成都定居，還營建了自己的草堂；韓愈因為文才被皇帝關注，重回中央任職，不久就做上了皇帝的秘書；在元稹寫下“衰容每自憐”之后一年不到，他和白居易便一同被調回了中央，先后做上了中書舍人，最后元稹還一路晉升，最終當上了宰相。當他們時來運轉之后，再回頭看看中年困頓時的抑郁之情，一定會覺得輕松而釋然了吧

應對之法：遇事知裁剪，操心識卷舒

以上所舉的幾位，都是唐代士人群體中才智最為出眾的人物，然而即使是他們，到了中年之后，依然會為了身體的衰頹和事業的困阻而意志消沉，甚至自我懷疑，可見中年危機在人群中是多么的普遍。那么在面對中年危機時，唐朝人又有什么好的應對之法呢？

在上文提到的白居易所作《自覺》詩中，白居易在嘆息自己“形骸日損耗”之后講到了一位與自己同年出生的崔舍人：“同歲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與貌，衰盛隨憂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白居易認為，面對中年的來臨，恐懼退縮只能讓心情越來越壞，我們應該安然接受身體與心理的轉變，以樂觀的態度，迎接新的生活，“不畏復不憂”，自能安然度過危機。白居易在此后的人生中，也時常踐行著這樣的生活方式，不論多么艱難都努力為自己找到排解的理由，比如文章開頭寫到的《浩歌行》中，白居易在感嘆自己“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后，又說“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既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青年早逝的英才也并不少見，能不受饑寒地活到中年，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事了，又有什么好過度憂愁的呢？正是有了這樣的樂觀心態，白居易硬是以衰弱多病之身，活到了七十五歲高齡，那位與他同歲，“容光方灼灼”的崔舍人崔群，反而還比白居易少活了十五年。

除了保持樂觀的心情，尋找一個能讓自己全心投入，并能從中獲得價值感的事業，也是應對中年危機的好方法。韓愈在四十五歲尚為國子博士，還不斷遭到攻擊和排擠，他雖然郁悶，但并不絕望，因為還有一份重要的事業等著他去完成。當世之人追求的是功名利祿，而韓愈追求的則是“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他立志“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而所謂“吾疆”與“吾陂”，就是他欲以之匡正天下士風的載道之古文。正是有了這份堅持，韓愈才可以銳意于儒道復興和文章改革，成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一代文宗。

韓愈像

最后，懂得有所舍棄，遇事不要太過斤斤計較，也是唐人對中年人提出的重要建議。晚唐詩人杜牧在度過了“十年一覺揚州夢”的年少輕狂之后，也曾身陷中年危機，他感嘆中年之后諸事蕪雜，“只言旋老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在四十歲時，更由中央官員被外放為偏遠的黃州當刺史。憤懣之余，杜牧寫了一首《自遣》詩，為自己中年以后的生活訂立了幾條規則。第一條是“聞流寧嘆吒”，聽到駭人聽聞流言不要立即相信驚嘆，是要小心求證其真偽；第二條是“待俗不親疏”，面對所有人時都要公平對待，不要有親疏差序；第三條是“遇事知裁剪”，碰到蕪雜繁忙的事務要根據輕重緩急，有所取舍；第四條是“操心識卷舒”，不要對任何事都費神關照，而是要保留精力，勞逸結合。歸結起來，這四條都有一個共同的原理，那就是對一切都看淡一些，多一點放松，少一點糾結。

這樣的建議，雖然出自千年之前，但對今天的中年人來說，大概也同樣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