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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

當時間節奏變得太快，總有人想停一停，去看雕刻的時光里的豐盈與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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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強第一次完整地觀看與塔可夫斯基相關的電影是在2016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

那時候，他剛被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文學專業錄取。在老師開出的片單里，塔可夫斯基的影片是必看內容。

對蘇強來說，在此之前，這位導演不過是藝考手冊里的一個名詞解釋。

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蘇強就能從記憶里打撈出很多標簽化的形容詞，譬如“詩意”“夢幻”“悲憫”“具有精神性”。但他知道，這些用于考試的詞語，與藝術本身并無關聯。

電影節上，蘇強看的是紀錄片《塔可夫斯基：在電影中祈禱》。這部電影是塔可夫斯基的兒子的作品，講述了塔可夫斯基一生所拍的7部影片的心路歷程。

《潛行者》劇照。

放映結束，全場響起了掌聲，蘇強也跟著一個勁兒地鼓掌。在那一瞬間，他開始理解，為什么這個被影迷稱為“老塔”的人會如此飽受贊譽——因為他不單單在講故事，更是在呈現人類的心靈世界。

回到學校，他買了個硬盤，之后找老師拷貝了所有老塔的電影，花了兩天時間全部看完。

蘇強帶著巨大的興奮，在微信朋友圈里發了一段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話：“初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仿佛是個奇跡，驀然，你發覺自己置身于一間房間的門口，過去從未有人把這房間的鑰匙給我。

這房間，我一直都渴望能進去一窺堂奧，而他，卻能夠在其中行動自如、游刃有余……”也正是從那時起，蘇強開始研究老塔的電影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

今年是塔可夫斯基90周年誕辰。不久前，中國電影資料館做了一次紀念展映活動，蘇強去看了一場《飛向太空》。他說：“看完電影，我覺得有些憂傷，更多的是遺憾，因為老塔只活了54歲，要是能活得再長一點，肯定還會有更多不朽的作品。”

《飛向太空》劇照。

但他想了想，或許對于一個藝術家而言，生命的長度無法完全用時間的標尺衡量，他們真正可貴的，是給后來人留下了一筆無可復制的精神財富。

缺席的父親與兩個寫詩的人

20世紀20年代，蘇聯誕生了一個“詩”電影流派。該流派擁躉眾多，其中的成員大多拍攝的是脫離真實生活的寫意影像。

他們希望借助視覺上的符號，去表達那些深藏于心的思想。

但塔可夫斯基一開始拍攝電影時，就對這些前輩的觀念嗤之以鼻。

他認為，詩意氛圍的營造只是意識的容器，脫離了現實和時間的寫實主義，其表現出來的效果只能是矯揉造作、裝模作樣。

后來，他也確實用電影證明了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一個詩意的世界，必定要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

《鄉愁》劇照。

看過老塔的電影的人，常常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一個電影導演會對詩意情有獨鐘？這就要從他又愛又恨的父親說起。

16歲生日那年，塔可夫斯基拍過一張照片，照片里，他抱著一只黑貓，站在一面鏡子前。另一位年輕人阿爾謝尼也有過一張相似的照片，只不過，他手里拿著的道具，是一個煙斗。

比對兩張照片時會發現，兩人有著近乎一樣的神情和精神狀態。這兩個略帶憂郁的男青年，一個是世界級導演，另一個是俄羅斯著名詩人。

詩人叫阿爾謝尼，是那位導演的父親。他鮮少為兒子寫下詩篇，但兒子卻在日后的創作中數次引用了他的句子。

不少電影研究者都表示，塔可夫斯基和父親在精神上有一種明顯的延續性，他們的作品里對詩意的追求是一脈相承的。但實質上，回溯這對父子的藝術旅程時，人們也注意到，對抗、逃遁與叛逆，同樣充斥在這段復雜而矛盾的關系之中。

就像馬克西姆·古列耶夫在《塔可夫斯基父子》一書中所寫的那樣：“和父親的相似是顯而易見的，可想而知安德烈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塔可夫斯基父子》

[俄]馬克西姆·古列耶夫 著，張曉東 譯

上海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6

這令他沮喪，因為如前所述，他畢生都致力于擺脫自己身上阿爾謝尼·亞歷山德羅維奇的某些品質，結果卻剛好相反，他越是否定它們，就越是牢固地沾染了他的風格、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世界觀。”

最早，在塔可夫斯基的眼里，父親是一個怯懦無比的男性——因為阿爾謝尼在他3歲那年就離家出走了。

父愛，在他的青少年時期，幾乎是一個完全不存在的概念。

這也算作是塔可夫斯基童年的一個創傷。在他的自傳性電影《鏡子》的開篇，母親坐在橫木上，凝望著遠處，等待父親的歸來，但朝她走來的那個人，卻有著一副陌生的面孔，她喃喃道：“他不會再來了。”

《鏡子》劇照。

很長一段時間內，塔可夫斯基只得和母親相依為命，而母親的家教又極為嚴格。

比如，在看到別人享用美食時，不能表露出饞的想法；而遇到挫折時，不能示弱，更不能哭。這塑造了他敏感、過度自尊的性格。而這些，正是很多詩人身上所具有的特質。

上了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之后，塔可夫斯基開始和父親有了頻繁的接觸。

兩人常常徹夜對談，話題則涵蓋了歷史、詩歌、政治等各個領域。在溝通的過程中，塔可夫斯基漸漸察覺，眼前的這個人，和他有著近乎相同的對藝術的理解。他們都想闡釋人性的美，也想展現理想的生命狀態。

在塔可夫斯基的日記《時光中的時光》中，他如是寫道：“我很久沒見父親了。

《時光中的時光》

[蘇]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著，周成林 譯

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6

沒見他的時間越長，去見他時我就越是沮喪與憂心忡忡。顯然，我對父母的感情很復雜。跟他們在一起，我不覺得自己是大人。我也不覺得他們把我當大人看。”

成年后的塔可夫斯基和阿爾謝尼仿佛不是父子，而是一對忘年的知己。

可縱使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交往的歲月里，有相愛的時光，也必定有相殺的時刻。在塔可夫斯基的青春期，阿爾謝尼就斷言，他毫無才華，能有個技工學校上，就已經謝天謝地。

但塔可夫斯基顯然不認同父親的說法。為了跟父親較勁，他毅然選擇了拍電影這條路。他為自己的詩人父親驕傲，他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父親的自豪。所以觀眾能看到，他的電影很多都是在回應父親，像《伊萬的童年》《犧牲》都是如此。

而塔可夫斯基在建構影像世界時，也會像父親那樣，讓詩性貫穿其中。從這個維度看，塔可夫斯基和父親一樣，也是一位寫詩的人。

“電影創作的實質是雕刻時光”

拍電影時，塔可夫斯基格外注重“詩意邏輯”。他認為，詩不是一種體裁，而是對世界的感受，是一種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

一些人或許又會疑惑：什么樣子的影像才能稱之為詩性？實質上，這一概念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有過體現，譬如，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不同性格的兄弟，其實是為了展現人們復雜的精神世界。塔可夫斯基也是一樣，在描摹現實的基礎上，他也在竭力地探索著人性的深遠之處。

著名導演布列松在其《電影書寫札記》中也提到過“詩意邏輯”，在他看來，電影就是要解決人的肢體與其周遭環境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是要經過藝術家的處理和再創造的。

《電影書寫札記》

[法]羅貝爾·布列松 著，張新木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1

像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就有很多這樣的意象設定。譬如，游動的水草、處在原野之中的房子，看似狀物，實際上是在表現人漂泊、孤獨等特定的精神狀態。

但正是因為堅持創造詩意，塔可夫斯基的作品給很多觀眾留下了晦澀難懂的刻板印象。人們無法用傳統電影的觀看方式來完成對其影像的信息的解碼與譯碼。

于是，一些人便說他所信奉的是精英主義的審美，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表達，甚至有人說他的電影是有害無益的。

1986年，深受折磨的塔可夫斯基迫于無奈，不得不寫一本書來澄清那些歪曲與誤解。這本書就是《雕刻時光》，而書名正是那個影響了眾多創作者的觀點。

塔可夫斯基在書中是這樣闡釋的：“以事實的形式與表現雕刻時光——這就是電影作為藝術最重要的理念。”

在他看來，“藝術的偉大與多元性在于，它并不證明什么，也不解釋什么，不回答向它提出的疑問甚至諸如‘小心！危險’的警告，等等”。

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電影被那些既有的特殊影像元素或符號所束縛。他也在這本書里寫道：“我的責任在于，讓人在觀看我的電影的同時，感受到自己需要愛，感受到美好的召喚。”

觀眾也并非都滿懷惡意。很多普通人在看過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后，都給他寫了信，在《雕刻時光》一書中，他就援引了不少其中的句段。比如，新西伯利亞的一名女工在看了《鏡子》后這樣寫道：

“所有折磨我的東西，所有我缺失的東西，所有我渴望的東西，所有讓我憤怒、惡心或窒息的東西，所有讓我感到光明或溫暖的東西，所有讓我賴以生存的東西，所有讓我毀滅的東西——都在你的電影里。”

《鏡子》劇照。

身份各異的寫信的人，讓塔可夫斯基仍舊相信“詩意邏輯”的電影可以反映人們的內心世界，哪怕再平凡的個體，也都可以在那些影像中實現共情。這給了他堅持創作的極大動力。

《雕刻時光》

[蘇]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著，張曉東 譯

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6-5

然而，礙于當時國內政治、影視審查等原因，他生命的最后那段時光，始終都處在流亡狀態。

帶著無盡的鄉愁，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在巴黎去世。

令人感到荒謬的是，在他去世之后，蘇聯政府授予他列寧勛章，還恢復了他的半官方職務。

而蘇聯的電影界對他的態度更是急轉而上，從最開始的謾罵羞辱，轉變為帶著阿諛奉承的意味的夸贊。人們稱他為偶像、流亡藝術家，以及電影界的神。

中國影迷口中的“圣三位一體”

在中文的語境下，蘇強覺得，文藝青年之間的關系似乎可以拿塔可夫斯基來衡量——“只要你看老塔，咱們就是好朋友”。

在豆瓣網上能明顯看出，塔可夫斯基是最受人喜愛的文藝電影大師之一，有人甚至將其奉若神明，從“圣三位一體”的稱謂中就可見一斑。

蘇強覺得，之所以會這樣，一方面是因為老塔的電影確實有反映人內心的東西，另一方面，比起其他文藝片，老塔的作品沒那么長，也沒那么悶。

其實，塔可夫斯基的影片進入中國的時間并不算長，最早的一部是《伊萬的童年》，是作為“內參片”給專業人士批判的。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部分城市曾經放映過他的《安德烈·盧布廖夫》，但在當時，這談不上有什么影響。

《安德烈·盧布廖夫》劇照。

直到1993年，來自臺灣的電影愛好者莊崧冽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老塔的電影才開始正式進入影迷的視野之中。

大概有人會好奇，為什么一個學生能把這位導演引介給眾人？事實上，莊崧冽來到大陸的時候帶了一本書，而這本書就是《雕刻時光》。

1997年，莊崧冽用從媽媽那里“騙”來的拍電影的錢，開辦了雕刻時光咖啡館。

在學生們的傳閱中，這本書也成了咖啡館的“鎮館之寶”。

一杯卡布奇諾，再配上塔可夫斯基的深邃思想，這是那個年代不少學生關于藝術和小資生活的至高想象。

隨著書的紙泛黃、毛邊增多，老塔的電影也開始通過錄像廳、DVD等場所和介質流傳開來。

與此同時，各大高校的課堂上，分析與講授塔可夫斯基電影的課程層出不窮，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蘇強說：“我在本校蹭過不同的公選課，只要是跟電影沾邊兒的，幾乎都會講到老塔，講的例子也都很相似。”

除此之外，后輩的導演們也在采訪里頻繁提到塔可夫斯基。

畢贛就曾直言，《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都是他與塔可夫斯基的對話。老塔的電影語言、《雕刻時光》里所闡釋的藝術理念，都在深深地影響著后世。

《路邊野餐》劇照。

那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是：為什么在今天，人們依舊愿意去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

或許是因為，現在的時間節奏變得太快了，總有人想停一停，去看雕刻的時光里的豐盈與浪漫。

在一次次巨大的浪潮面前，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就像一個令人安心的歸處，總能給人無盡的撫慰。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原標題：《只要你看塔可夫斯基，咱們就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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