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欄目介紹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相關要求，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中國光學》自2021年第1期開始開辟《院士訪談》專欄。

本欄目將結合訪談、自述等多元化形式，記錄院士們在成長、教學、科研等經歷中難以忘懷的故事，以及他們對人生、科學、教育等問題的認識與思考，以此彰顯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奉獻與創新求實精神。

《院士訪談》欄目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光學專家陳星旦先生悉心策劃和組織。陳先生雖年逾耄耋，但仍親自邀約各位院士，召集相關編輯人員進行匯編整理，逐字逐句審定終稿。陳先生的辛勤付出，實為本欄目之質量保證，深為本刊同仁所景仰尊崇。

《院士訪談》欄目將持續開展，衷心希望廣大讀者通過本欄目，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從而有所啟迪、有所收獲。

《中國光學》編委會

| 人物小傳 | 

黃本立，1925 年 9 月生于香港。原子光譜分析領域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教授。
1945 年考入嶺南大學，1949 年因病休學，1950 年因國家需要放棄畢業證書赴長春工作 36 年，后調入廈門大學繼續從事原子光譜分析研究。在金屬與合金的發射光譜分析、礦石礦物及純物質等粉末樣品的發射光譜分析、激發光源和光譜儀器的研究、原子吸收光譜分析法的建立等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是我國第一位以原子光譜分析領域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導師，也是我國第一位以原子光譜分析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為我國光譜分析領域學科的建設做出了卓著貢獻。

一、立心

1. 童年經苦難，家風安其心

1925 年 9 月，我出生于香港的一個歸僑大家庭。盡管家境不錯，動蕩的年代還是讓我不得不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艱難跋涉。所幸家庭和學校帶給了我良好的教育，讓我在品嘗生活艱辛的同時既保留了善良的品性，也養成了堅韌的意志。

我的父母因為肺病，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先后去世了，我的童年是在祖父祖母的陪伴下度過的。大祖母林云英是這個大家庭的管家，也是我的真正撫養人。大祖母的諸多教誨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對糧食的尊重，這讓我從小就養成了節儉的習慣。

祖父黃宏沛，又名贊堯，字祝三，曾長期在東南亞一帶做生意，見多識廣，凡事有自己的看法，并且非常愛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我的祖父決定取道香港回國。他對所謂大英帝國子民的身份非常反感，不稀罕大英帝國子民的身份證，沒有讓我領所謂的“出生紙”。現在回想起來，我一點都不后悔，甚至很佩服我的祖父。

祖父的故鄉是著名的僑鄉廣東新會，因家鄉地少人多，為了生計而漂洋過海來到印尼的泗水求生。打從出洋之日起，祖父就一心想著趕快賺錢，然后回國、蓋房、娶妻，養家糊口，做些公益事情。所以，他總是很忙，做生意，開錢莊（相當于現在的僑匯），幫助鄉親把錢匯回家。在我四歲時，祖父匆匆把全家遷回到廣東老家，他自己則到廣西賀縣八步與人合伙經營錫礦。生意一開始還不錯，但不久就被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壓榨得喘不過氣來。

年代動蕩，加上生活的重壓，讓祖父早早斷了讀書做官的念頭，也不奢望子孫能有高官厚祿，但還是希望我認真讀書長本事，能維持全家生計。我剛到廣州上小學不久時，考了個第四名，祖父很高興，還賞了我兩塊錢法幣。我長大后得過很多獎，唯獨這個非正式的獎，就像刻在我心中，令我永難忘懷，也讓我銘記祖父對我的希望。

在跟祖父有限的接觸中，我能感受到，祖父雖然沒受過什么很高的教育，但遇事有自己的看法。祖父漂洋過海的經歷，與各種生意人打交道的實踐，都成了一種很實際的教育，使他并不缺乏文化素質。在中華文化的熏陶下，祖父眷戀家鄉，反感所謂的大英帝國子民身份，在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下改做礦業，也是希望能為這個民族盡一份力量。

風起于清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雖然我的童年經受苦難，但來自家庭的關愛和長輩的言行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愛的種子，在我之后幾十年的學習工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 坎坷求學路，風雨塑初心

我幼年失去雙親，大祖母唯恐我再出什么事，一心只想著怎么呵護我，覺得只要我能健康快樂地活著就足夠了，卻渾然忘記了我已到了上學的年齡。在我七八歲的時候，祖母還任憑我整天閑逛。這種無拘無束的生活令我覺得很愜意，我跟鄰居一些比我大的孩子一起玩，學他們做這做那，漸漸學會寫字，甚至會寫日記。

在我九歲的時候，大祖母帶著我搬家到廣州，讓我進了離家不遠的小學。正當我越來越覺得讀書有趣時，“七七事變”爆發，日寇鐵蹄粉碎了我的快樂時光。剛讀完小學四年級的我，不得不隨著家人來回遷移，開始了我頗為坎坷的求學歷程。

國難當頭，我們一家人輾轉各地，在香港呆一段時間后，祖父決定全家從香港遷回內地廣西，在姑姑的堅持下，我獨自留在香港讀小學。這一待就是三年多，過著一種飽含艱辛卻十分鍛煉人的生活。這三年多的時間，也成了我童年教育的一個轉折點。

當時我在香港粵華附小“寄宿”讀書，但學校沒有學生宿舍，甚至沒有學生住過校，只是因為我的特殊情況，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學校才同意我“寄宿”的。所謂“寄宿”，就是每天晚上把教室里的幾張桌子拼在一起，放上鋪蓋，就在上面睡，好在香港也不冷，連冬天都可以挨過去。吃的方面，我和學校里的一個為老師煮飯的廚師搭伙，一起在廚房里吃。對我來說，這段獨自“寄宿”的歲月雖然艱苦，雖然偶爾也受人欺負需要自衛，但并不痛苦或孤獨，而是感受到了大多數人對我的善意。比如粵華附小的潘校長在學校里有個中式書柜，里面裝滿了線裝書，他讓我在課后可以借來看。因為一個人在學校里，課余時間很多，學習《古文觀止》，還背過很多古文名篇，如《阿房宮賦》《祭十二郎文》等，至今還有些印象。所以這段獨自一人在香港的學習生活，我的收獲甚多，既打下了一些古文、英文基礎，又交了好朋友，也學會了如何獨立生活，應該說是一段很重要的成長。

等我從粵華附小畢業后，寄住在堂叔公家里一段時間，等祖父來接我回家。在那段時間里，我見叔叔、姑姑們都讀大學，很是羨慕，激發了我的學習欲望。那時我就覺得自己最低限度也應該讀到大學畢業，這樣有了一定的基礎教育，將來能夠服務社會。

待按祖父的安排，等我十分辛苦輾轉到廣西八步（當時的家）時，早已過了春季的開學時間，我只能輟學在家。這時在香港交的好朋友來信建議我去廣州考赫赫有名的培正中學和培道中學聯合組辦的“私立廣州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簡稱“培聯中學”）。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毅然決定，哪怕獨自一人，也要去那里上學。

在動蕩的時局下，我因各種原因耽誤了不少時間，培聯中學也因為戰亂在招生中采取了靈活政策，學生可以通過考試來決定讀哪個年級；我決定努力一下直接考初中二年級，以搶回一點被耽誤的時間。在親朋幫助下，我認真復習，如愿考上了初中二年級。

培聯中學的校風很嚴，很注重素質教育，校長每周都要對學生訓話。我至今還記得那時校長常說的話是：“我們要培養的人，就是要一只手拿著網球拍，一只手拿著小提琴。”培聯中學雖然是抗戰時期臨時組建起來的，但老師素質很不錯，這給了我學業上很大的幫助。1942 年 7 月，我順利讀完初二，決定跳一級以同等學歷報考高中，再搶回一些時間來。在經過一整個假期的備考考試后，我收到了五所中學的高中錄取通知書，最終我選擇了華英中學。

在華英中學有件事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當時華英中學的學生都得上勞動課，學校為此劃出一塊地，讓學生自己種菜。老師把分地的事交給我，讓我負責把地平均分開，一人一塊。那么大的一片地，又是不規則圖形，怎么分得平均呢？這個問題一開始還真有點難倒了作為中學生的我。那時候沒有長的卷尺，只能用繩子、木棍等，可是量好的不規則的多邊圖形老是變形，不好計算面積。后來我把整片多邊形分成若干個四邊形和三角形；再對每個四邊形都畫上一條對角線，量出其長度，使它們都成了穩定的三角形；根據穩定三角形原理，它們不會變形了，面積就可以算出來了，這樣也就可以把整塊地的面積算好，可以分地了。老師看了后很滿意，這也讓我很有成就感，大大激發了我學習的熱情和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興趣。

在我剛上高二的時候，噩耗傳來，祖父去世了。家中經濟支柱的轟然倒塌，讓我很擔心自己能否繼續學業。好在有老師同學朋友們的幫助，加上我申請到一點助學金，又申請了半工半讀，才得以繼續著學業。

在多樣化的校園生活中，我在得到全面鍛煉的同時，也保持著自己的個性，只接受自己認為該接受的，拒絕一切我所不認可的東西，頗有些“拿來主義”的風采。就像對待教會活動，我并不熱衷但也不完全拒絕，因為在我看來，這些活動都是學習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渠道。

在我坎坷的求學路上，我從小被迫離開家庭獨立生活，既鍛煉了堅韌的品性，也讓我學會了遇事總要自己做出判斷和選擇。在困境中師友的關懷，讓我在感激他們友善、熱誠和無私幫助的同時，也讓我學會了助人為樂。而時局的動蕩、長者的榜樣、個人的境遇，讓我在童年時期就埋下的愛國種子在少年時期茁壯成長，愈發堅定了我報國、強國的初心，有了好好完成學業、將來學成為國家服務的目標與動力。

3 以興趣引路，以責任定心

完成高中學業后，我順利地考上在南方赫赫有名的嶺南大學。在那，我找到了自己的興趣，也確定了自己的目標。

初入嶺南大學，我在專業的選擇上，有過一次“突變”。可能是受祖父實業興國思想的影響，我從小崇拜“機器仔”（即搞機械的年輕人），希望自己長大后能當一名技師。我最初填報的志愿是工科，但在注冊時，遇到了一位物理系的老教授，他說：“你要是學物理的話，只要把物理學透了，將來你要搞‘工’就很容易了，你看工科的書就會像看小說一樣……”我覺得老教授的話很有道理，在深思熟慮后，決定轉到物理系。

四年大學，衣食住行的花費是不可忽視的一環。家里已經捉襟見肘，只能給我提供有限的幫助，來自老師、同學的熱情相助成了我繼續完成學業的關鍵。后來，當我有了助人的機會和能力時，也總是悄然無聲地出一份力。不過我當然也不能僅僅依賴別人的幫助。工讀生涯里，我曾當過小學老師，教孩子們畫畫，也曾在物理實驗室給鉛電池充電，在化學實驗室當儲備室管理員。我還曾幫老師準備實驗，這份工作對我的幫助特別大，訓練了我“給你半頁紙，你就要搞出個實驗來”的本領。二年級，我獲得了校物理系成績最優獎，接著又獲得了 1947—1949 年的國際學生獎學金，終于不必為學費發愁了。獎學金加上工讀的報酬，讓我“很闊”了，甚至可以節省些錢寄給祖母。

然而，繁重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終于把潛伏著的肺病誘發出來了。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我在醫院靜養了大半年，也是在這段時間里，我看書太多，發現自己眼睛不行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自此戴上了眼鏡。

對我來說，在嶺南大學度過的四年，是人生中非常關鍵的時期。在這里，我經歷了社會的巨變，經受了各種思想的沖擊，感受了生命的意義。在這里，有真誠幫助我的同學，也有著給我諄諄教導的恩師們。

在嶺南大學的教師中，最讓我感念終身的，是馮秉銓、高兆蘭教授夫婦。馮秉銓教授是頂級的電子學專家，是新中國無線電電子科學的奠基者之一。高兆蘭教授是中國光學、光譜學的開拓者之一。他們都是堅定的愛國者，有著一顆與國家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赤子之心。我喜歡的“電子學”“光學”這兩門課就是他們夫婦給上的。我至今還記得馮先生上課帶著我們一起思考；還記得高先生掛在項鏈上的金鑰匙；還記得高先生在講授每門課的緒論時，必定論述中華民族祖先在本門學科中的貢獻的情景。我覺得、只有努力學習，掌握知識，為國家和人類多做貢獻，才能回報老師的培育之恩。

在這段時間里，我也找到了陪伴自己一生的興趣——攝影。我對攝影的熱愛，始于我在大學學習照相機原理和沖洗彩色幻燈片膠卷的時候，并在勤工儉學中學以致用。我在戰亂中度過我的少年時代，1945 年以前從未用過照相機。1946 年從美國回來的高兆蘭教授教我們光學，在講幾何光學時她講了照相機原理，還把她從美國帶回來的、在當時還相當珍貴的彩色幻燈片膠卷給我們做實驗，親自和我一起把膠卷沖洗出來。可以說是高先生把我帶進了攝影這塊引人入勝的園地。

高教授把直接沖洗彩色幻燈片這些在當時算是很先進的東西教給我們，大大激發了我們探究新技術的熱情。在高先生的鼓勵下，我和一些同樣熱愛攝影的同學，組織了一個攝影興趣小組，還曾試著為同學們服務。可以說，在我走出嶺南大學校門之前，攝影就不僅僅是我的興趣了，它已經成了我的第二專業，也成了我的夢想和追求。

在我養病期間，聽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聲音，我當時真是熱血沸騰。我于 1949 年冬回到學校，一邊等候春季復學，再修兩個學分拿畢業證書，一邊給同學照相、洗相。過了不久，兩條道路就擺在我面前，讓我不得不做出新的選擇：

圖1：20 世紀 80 年代黃本立與恩師高兆蘭先生促膝長談（左一：黃本立）

一方面，我正在向美國華盛頓大學提出讀研究生的入學申請，因為大學期間一直獲得該校資助的獎學金，被錄取的機會很大。另一方面，我的一位大學同班同學來信說“東北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基地，很需要理工科人才”，信中還提到“長春有個東北電影制片廠”，言下之意是“你愛攝影，如果感興趣也可以到那兒去。”

馮秉銓、高兆蘭先生在這方面為我做出了榜樣——廣州臨近解放時，嶺南大學的有些老師，由于不了解情況，不是跑到香港去，就是設法出國。而馮先生卻在我休學住院期間，在給我的一封信中明確地闡明了他的意向："We will stay here to do our job and do it well"。

老師說：“我們決定留在這里”，同學說：“東北很需要理工科人才”。我把前者理解為老師為自己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榜樣；又把后者理解為“這就是新中國的召喚”。這字字句句都像是燈塔，照亮了我的前路，把我牢牢地吸附在祖國的大地上。我想先去做國家需要的，等以后有機會再調到東北電影制片，做我感興趣的攝影工作。

我們共五位同學決定北上，其他四位雖然當時都還在廣州，卻都早已畢業大半年了，自然毫無顧慮，決意馬上動身。只有我，因為生病耽誤了一學期，還得再讀幾個月才能拿到畢業證書。我當時想：“不就少兩個學分嗎？幾個月能多學多少東西？只不過多了一張羊皮紙（畢業證）罷了，參加革命哪還顧得了這種事兒？”于是，我們五個同學就熱血沸騰地北上“革命”去了。

二、立業

1 光譜解碼者，篳路啟山林

1950 年 3 月，我懷著建設祖國的滿腔熱情，興奮地來到東北科學研究所，成為了物理研究室一名見習技術員。所里成立了檢驗室，組織了各種專業分析小組，開始了發射光譜的研究，在國內首先建立起光譜分析組，加強研究所與產業部門的結合。因為國家的需要，我暫時放棄了攝影家之夢，全身心地投入到當時國家急需的光譜分析研究中去，從此與光譜分析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那個年代，百廢待興，生產任務繁重，對光譜分析技術的需求量很大，但卻受到人才和設備短缺兩方面的制約。我一進研究所，就親眼目睹了生產部門如何成天追著研究所，請他們幫助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問題。我意識到自己沒有那么多時間去慢慢“見習”成長，也深深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名新中國科技人員的光榮與責任，于是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進所后的第一個研究課題——“光譜分析之研究”之中。

不久，我所在的物理研究室接到了一個緊急任務：為無機化學研究室研制成功的電解鋅作定性分析。在我看來，“急需”就得想辦法盡快解決問題，于是我就跑到研究所的倉庫里頭去東翻西找，看看有沒有可用的舊儀器。但幾經戰亂，哪還有現成的儀器。但我仍不肯罷休，一個角落又一個角落仔細翻找，希望能找出可用之物或替代品來。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讓我在一大破爛堆里找到了解放前日本人扔下的廢舊小型攝譜儀。這個廢舊小型攝譜儀已經不成形了，既生銹，又缺零件……我高興地把攝譜儀弄了出來，先是清理干凈，然后加以修復，又利用大學時期學的光學知識調整它的光學系統，直至把它變成了可用之物。

有了這臺攝譜儀，我增強了信心，又跑到破爛堆里東翻西找，結果意外地找到了幾盒雖已過期很久但還勉強可以用的感光板。就這樣，靠著“修舊利廢”，我完成了來到東北科學研究所的第一項發射光譜分析工作，并順利發表了第一篇論文，也算是旗開得勝。對我來說，成績、文章都顯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能為國家解決一些問題了，這讓我很開心。

就這樣，從接受一個個小任務開始，我很快地完成了從學生到科技工作者的角色轉換。隨后，我完成了“人造石墨之定性分析”和參與了“不純物存在時吸收光譜之研究”等工作。我又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球墨鑄鐵中鎂含量之光譜定量分析”的任務并運用到生產上，這也是我完成的第一個光譜定量分析法的工作。有了成功的經驗，加上進口了新的攝譜儀，我先后研究建立了黃銅的光譜分析方法、球墨鑄鐵中球化劑鎂的測定方法、電解銅陽極泥等的定量分析方法、不銹鋼的光譜分析方法等，并協助工廠分析了大量的樣品，解決生產中存在的技術問題。

圖2：1955年黃本立在中科院吉林應化所做原子光譜分析實驗

我剛參加工作那段時光，在金屬、合金的分析方面做得比較多，這些都是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的。當時，大家基本上都不考慮做這個會對個人有什么好處，會出什么“科研成果”，只要能對工廠有幫助就很高興了。實際上，當時做的幾種合金鋼，到現在也還是重要的產品。如含鈦的不銹鋼，不銹鋼含鈦就能減輕重量，這可是航空用的，這說明我們的國防工業當時就已起步。

在為自己工作解決生產實際問題感到自豪的同時，我也在不斷思考，腦子里經常會冒出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我就把這些零星的想法先記錄下來，也詳細記錄一些實驗現象、結果；在完成某階段工作任務后，一有閑暇，便開始整理，同時進一步深入思考、研究。這種習慣無形地指引著我的方向，使我樂于沿著這個方向一項接一項地做下去。

現在來看，在解決生產實際問題中，我思維發散出的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其實是一些學科問題。就像我在鉬礦光譜半定量分析的研究中，通過小改進提出了“接階法”、“內標法”，發展并改善了“數階法”，提高了該法的準確度，擴展了分析測定濃度范圍。這種測光方法雖不是什么發明，但還真能解決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確實是對“數階法”的發展，也給光譜分析學科帶來了新的內容，這也是“以任務帶學科”的很好體現。

總的來說，我在研究所的工作，就是生產需要分析什么，我就做什么，并且把它做好。這些工作基本是服務性的，從表面看似乎沒什么值得深入研究，但我用心、用腦，全力以赴，也很幸運地在服務過程中有所發現、創新創造。我曾提出一種可以測定鹵素的新型雙電弧電路，也曾和同事通力合作用濾光片式火焰光度計改裝建立了國內第一套原子吸收光譜裝置，開始了原子吸收光譜分析法的試探性研究，這些都是當時的工作帶給我的收獲。

就這樣，我在長春應化所一干就是 36 年。后來調到廈門大學，我也繼續從事老本行，做著光譜分析的相關工作。隨著科研成果越來越多，到了 1993 年，我有幸成為我國第一位以原子光譜分析為研究方向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也讓我更有干勁地在這個領域不斷深耕。

2 正身以正人，桃李自成蹊

在我求學的過程中，得到了很多來自師友的幫助，這些幫助既讓我走過了當時的難關，也為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當我走上工作崗位、成為一名老師之后，就想像我的恩師馮先生、高先生一樣，既“把教學工作當作一項科學研究來對待”，又視之為一門藝術，絕不能誤人子弟。

其實，我參加的第一次教學實習，是在大學時代為小學生上美術課。當我來到東北參加工作后，我也是積極培訓工廠的技術人員。為了滿足國家重工業發展對光譜分析人員的需要，1954 年，我們所長提出光譜分析組搞訓練班的想法，付諸實施后定名為“光譜學習會”，由我負責實驗指導，講我很感興趣并且擅長的暗室操作、照相材料的性能等課程，這算是我教師生涯的正式開始。

走上教師這條道路，我一生都牢記韓愈《師說》里的話：“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為了不負此任，我在教學中，常常教育學生如何做人，做一個大寫的人，不忘啟發他們的心智，讓他們去闖一條符合自己的科研之路。我上課除了傳授專業知識外；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要求他們凡事透過現象探求本質，關鍵的實驗結果要反復去驗證；要求學生都得腳踏實地從基礎做起，然后精益求精。

我對恩師馮先生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非常佩服，他在授課時總能讓課堂上的學生自始至終跟著他的講授進行思考。以此為目標，我會精心地準備每一堂課，用心制作每頁幻燈片，力爭做到輕松自如而又生動風趣，讓學生有所收獲。

為了備好一堂課，我有時得耗費一個星期、一個月甚至幾個月的時間查文獻、記筆記、做圖表、設計投影的內容，手工制作并仔細修飾每一張幻燈片。我對課件的制作要求很高：內容要簡潔，盡量配有圖表以避免繁冗枯燥；要精細美觀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減少他們的聽課疲勞；引用材料要有出處，尊重知識產權等等。

除了理論知識之外，我還特別注重學生的“動手”能力、實踐能力，所以我帶學生有個突出特點，就是經常帶著學生動手“搭儀器”。在我看來，動手能力強否，事關學生研究能力是否系統全面，故而是不可疏忽的。

我讓學生在搭建儀器的過程中掌握方法的原理，并且自己動手加以實現。我認為，做研究工作，如果你只想得到數據，不想發展方法，那你只要買一臺現成的儀器，找一個分析工就可以解決了，完全沒有必要讓研究生或者教授去測數據。假如你想發展方法，深入開展研究工作，你勢必會遇到現成的儀器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所以我覺得買到手的儀器永遠都是“舊”的儀器，最新的儀器一定是在實驗室，需要自己搭出來。

我常常用海洛夫斯基因為研制出電化學分析極譜儀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事勉勵學生，因為用現成的儀器來做實驗，最多只能在方法和樣品處理方面轉圈子，而得不到足夠的訓練。有什么樣的科學研究需要，就選擇什么樣的研究手段，進而選擇合適的儀器進行組裝以實現自己的研究目的。這些東西做過一遍，可能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畢業以后不斷受用。

我愛我的學生，所以我一絲不茍地嚴格要求他們。這種嚴格要求既是出自對學生的愛，也是出自一個教師的責任。我愛自己的學生，但愛不應是溺愛。愛意味著責任，嚴格要求才是真愛。我絕不唯自己意見是尊，不會天天為學生安排工作任務，而是會啟發學生新的研究方向，卻又不會告訴學生應該怎么做，寧愿讓學生自己去東看看西摸摸……這樣，學生在我的指導下，冷不丁就會看出點什么名堂，搞出一點什么花樣來，甚至會有一點創新的東西。

在課業之外，我會和學生一起吃飯、一起休閑、一起外出開會。工作、學習跟生活要做好平衡。我們之間聊的話題很多，也會講些好玩的笑話，就像朋友一樣。

在 1998 年，教育部授予我“全國優秀教師”的光榮稱號，我很感謝。我認為教育是神圣的，我也樂于從事教育，肩負起這份責任，用我淺薄的能力為國家培養更多的人才。

3 文章千古事，勿失半寸心

在對待學術問題上，我是本著嚴肅的態度，并且要求嚴格。我經常對學生說：“文章千古事，白紙黑字，馬虎不得。”對科研，我是充滿敬畏的，強調實事求是，一絲不茍。

我來到東北科學研究所之后，用光譜分析解決了許多問題，并針對其“不好用”的一面，進行了很多創造性的改進。在 1957 年，我提出了一種可以測定鹵素的新型雙電弧電路，并向所長吳學周先生匯報。所長是分子光譜專家，一眼就看出它的價值，并讓我整理出來。我本想發篇研究簡報簡單寫寫就行了，沒想到吳所長讓我一改再改，六易其稿，這才讓“簡報”在《科學通報》上發表。從此以后，我不僅自己寫文章常要改五六遍，對學生也這樣要求。我還特別注重文獻引用，講求實事求是，在研究工作上，自己做了多少就只能說多少，用了別人的研究成果必須有說明。

除此之外，我還特別重視實驗現象和實驗結果。在別人看來，我對待實驗數據重視得有點較真；哪怕是對我平日很看重的學生，一旦發現實驗記錄做得不認真，我就會發火；而且要求學生一定要認真記錄好原始數據。我認為，做科研工作，自然就要按照科學規律做事，在科學實驗中如實地記錄觀察到的實驗現象和實驗數據，對科研工作者來說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起碼的要求。

數據是反映實驗情況的，科研上的任何一個結論，都得在實驗數據的基礎上，經過計算、分析、推理，最后得出結論。要是數據本身是不可靠的，那很難得到可靠的結論；在數據的整理取舍中，也要盡量減少數據上的誤差。數據誤差可能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實驗不準確，一個是人為的，甚至是造假的。后者肯定要消滅，但如果是因為實驗條件不好，做出來的數據不準確，那可能沒有辦法避免，但一旦發現就要通過重新設計實驗，重新做實驗來解決問題。實驗數據要能在重復實驗中重現才能用，需要被反復驗證。為了證實自己的想法，無中生有地搞出一套東西來，那絕對不行。哪怕是一條曲線，也不能隨便畫。

我認為論文是要寫的，但寫論文一定要以實驗結果為基礎，扎扎實實做好實驗是根本，實驗做好了，數據自然會出來。做學問一定要實事求是，有一說一，切忌自我吹噓、夸大其詞。在基本上靠手抄的無電腦時代，對待畢業論文，我都是學生寫一遍，我改一遍；學生重新抄一遍，我再改一遍，再重抄一遍……抄抄改改，總共得折騰好幾遍。老師學生都很累，但我寧愿陪著你累，也不會讓你輕松地過關。只要文章中還有浮夸的詞匯，我就會毫不客氣地統統刪掉。

我之所以這樣做，源于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如果學術風氣不好，會毀掉年輕人，也會對我國科研事業造成巨大的破壞。我要他們做一個扎扎實實的研究者，一個老老實實、堂堂正正的大寫的人。我認為，學生可以各有各的想法，你無法要求所有的學生想的都跟你一樣，但老師必須經常教育他們不要浮躁，要踏踏實實設計實驗做實驗，不要只想怎么搞出一個好的數據，寫出一篇像樣的論文來而弄虛作假。另外，我經常教導學生，千萬不能剛出了一些成績便自吹自擂，一定不可以有一說二。無論是在給學生上課還是在平常的相處中，我都非常重視給學生傳遞學術道德，也經常給校內外其他學生作相關講座，用實例說明樹立正確道德觀念的重要性，教導他們要做學問必須先學會做人的道理。

4 老驥未伏櫪，志豈止千里

1954 年的光譜分析會，不僅是我邁入高等教育行列的開端，還認識了光機所派來的學員、后來成為我的終身伴侶張佩環女士。因為出國交流、下鄉等，我們 1960 年底才結婚，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晚婚了。

在光機所激光研究部分遷到上海后，張佩環調入應化所，我們在同一個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時間。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她心里有著自己的原則：生活上不分你我，互相幫助；但在科研上跟我分得很清楚，她覺得在科研上分不清楚你我是不好的，覺得任何一方都不能沾對方的名氣。她堅持自己選課題，而且都盡量選跟我做的課題沒有太多聯系的，我們夫妻倆從來沒有聯名做過同一個科研項目，更沒有一篇文章同時署上兩個人的名字。

我們沒有制定過什么宏偉的奮斗目標，凡事只想盡力而為，不管壓力多大，也能夠互相體貼相互幫助，互相攜扶，盡力地去化解困難，完成任務。我更多的時間花在工作上，她總是忙完自己的工作還竭盡所能地為我提供后勤保障，我們兩人各司其職，形成了一種很默契、很自然的分工。

后來，為了服務國家的廈門發展戰略，我夫人張佩環服從組織需要，調到廈門工作。當時我已年過花甲，廈門大學時任校長田昭武先生知道這個消息后，把我作為“特殊人才”引進了廈門大學，我很感謝他，讓我有機會開始新一輪的創業。

我剛到廈門大學時，既無科研設備又缺乏資金支持，但搞光譜分析是需要儀器的，沒錢咋辦？我就試著聯系一些在長春時打過交道的國外儀器公司。國外儀器公司知道我，對我比較有信心，考慮到如果我們用某個儀器實驗做出科研成果，那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正面宣傳，將有利于打開中國市場，所以他們也很樂意把一些儀器捐贈給廈門大學，共建實驗室。就這樣，我很快就把工作開展起來了。

有了儀器還需要人，經過一番努力，在兩三年之內，有多位留美博士進站做我的博士后，隊伍很快也建立起來。人一多，儀器又不夠用。于是，我們想方設法利用我們這個群體的影響力，經過一番努力，陸陸續續得到了國內外幾家儀器廠商的贊助，建立了雙贏互利的模式，解決了儀器不足的問題。

有了人，又有了儀器，局面一下子打開了，大家在欣慰之余充滿干勁，開展了多個科研項目研究，一些科研成果也走在了國際前列，在國內外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我們的原子光譜實驗室也逐漸成為國內一流水平。

圖3:1990年黃本立與第一批博士后們的合影（右二：黃本立）

在進入“古稀”行列之后，我越來越覺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力不從心將成必然。在研究工作上，自己應該逐步退居二線，以便給中青年后輩留出更大的科研空間，讓他們在獨當一面的研究中，更快地成長為學術帶頭人。

在此后一個較長時間段內，我雖仍從事很多工作，但逐漸改變自己的工作方法：在科研組里，我會就提出的課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也常就科研中出現的問題與他人交換意見，但決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即使我覺得按某種的意見去做可能行不通，甚至真的行不通了，我也從不完全否定或一味責備。在我看來，年輕的科研工作者通過探索與實踐所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將是他們迅速成長的最好養料。

除了在學術工作上，我還特別重視儀器產業的發展。我曾自己動手搭建很多儀器裝置，解決了很多科研難題，并將搭建儀器裝置視為光譜分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廈門后，我曾向廈門市領導呼吁和建議，對儀器產業加以扶持，并得到了廈門市政府的支持。但要搞好這個產業，還得有元器件和精密加工等各行業的配套發展，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

只呼吁是不夠的，還要去做。我對國內一些儀器生產廠家的發展十分關心，并一直給他們以力所能及的指導和幫助，向廠家介紹國際上的儀器新動態和新技術，參加一些自主開發的儀器產品鑒定會等，為促進我國儀器產業的發展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對我來說，可能不太關注企業是否獲得經濟效益，而更在乎我國是否獲得相關的自主知識產權、更在乎儀器產品的國產化。

我不僅特別重視國內光譜分析事業的建設，還把目光放到了國際學術交流上。我覺得高端的學術交流很重要，看過別人先進的東西，即便我們受種種條件限制，一時還無法都拿來用，但潛移默化，總能少走一些彎路。在學科研究上，不同的國家各有特長，比如說，基礎理論是歐洲強，但美國善于搞新技術。所以坊間有一種說法：“歐洲人搞基礎，美國人拿過來用。”面對面的交流，是及時向人家學習的極好機會，也是向外國宣傳我國的大好時機。

每當我不遠萬里出國赴會的時候，我都想著能否把這種頂級峰會搬到中國來開。這樣的話，中國就將有更多的學者，不出國門就可以參加高規格的國際光譜會議，更及時地聽到世界各地光譜領域的最新研究報告。而我們中國，也能更及時地對外展示我們的科研成果，讓更多的外國學者了解中國，提升我國在光譜領域的國際地位……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申辦國際光譜大會（CSI）的時機逐漸成熟。于是，我向有關部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中國化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光譜學會的支持，經過了十年的努力，申辦才得以成功落地中國廈門。我們組建團隊共同籌辦此次盛會的召開，為國爭光。

在之后的四年里，要把會議辦成“one of the best, if not the best”，我感受到肩上壓上了沉甸甸的擔子。在責任心的驅使下，我一心撲在會議籌備工作中，在把握會議大方向的同時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具體瑣碎的會務工作。我參加了每一次籌備會，也會反復考慮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和大會報告的人選，親自撰寫會議邀請函。這些工作是繁瑣的，但我充滿熱情，樂此不疲，常常在深夜還在堅持工作。

然而，正當各項籌備工作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時，發生了一次慘重的車禍。當我住進重癥監護室時，心中想的、擔心的首先就是 CSI 的籌備工作，再三拜托團隊，要抓緊督促各項會務工作的進展。為了讓自己盡快恢復，我開始了循序漸進的鍛煉，但我總覺得康復的速度太慢，實在按捺不住，就請求醫生允許我把電腦帶到病房，在身體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查收郵件，回復一些與 CSI 有關的重要郵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四年磨一劍”，第 35 屆國際光譜會議迎來了如雷般的掌聲。透過掌聲，我感受到了大會成功的喜悅。我很感謝來自各方面的幫助和支持，感謝與會者的熱情投入，是大家的努力使大會取得成功。

5 鴻爪留身后，膏澤印時光

2012 年，我曾應邀在沈陽召開的“第二屆全國原子光譜分析及相關技術會議”上做過一場題為“雪泥鴻爪——一個花甲的原子光譜生涯”的報告。我用“雪泥鴻爪”來回顧、總結、評價自己 60 多年的原子光譜分析生涯，在我看來，我做過的一切，猶如飛鴻腳爪踏在雪泥地上，偶然留下指爪痕跡罷了。在飛快發展的科學史上，個人研究痕跡轉瞬即逝，不值一提，偶有“鴻爪留身后，遺澤印時光”，絕無值得炫耀之處。

圖4：2008年廈門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前排左二：黃本立）

我這一生，從生產服務出發，在原子光譜分析的研究領域干了幾十年，從未改變研究方向。我扎扎實實地做好每一次分析，并力求在理論研究上有所突破，也得到了些微的成果。無論是金屬與合金的發射光譜分析還是礦石礦物及純物質等粉末樣品的發射光譜分析，無論是激發光源的研究、光譜儀器的研究，還是原子吸收光譜分析法的建立和研究，我一直是國家需要什么，我就一門心思做好什么。

在我看來，我在原子光譜分析領域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盡責而已。我從事光譜分析行業，是因為當時國家生產事業需要；我在交叉學科中探索，是為了突破學科新的科研問題；耄耋之年籌辦國際會議，是為了年輕人能有更好的機會去接觸學科前沿。

我喜歡做研究，也喜歡教書。我始終牢記：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認為，要培養出有利于社會的人才，必須從促進青少年成長做起，必須全社會共同參與，為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一片凈土。因此，我經常擠出時間參加有助于青少年成長的活動，對學術界出現的腐敗現象更是深惡痛絕，多次應邀做有關科學道德及素質教育的報告，從各個角度詳盡闡述恪守法紀和科學道德準則的重要性，同時鼓勵年輕人要提高自身素質，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勇于挑戰權威，勇于追求真理。我為嚴謹求實的學風鼓呼，是為了有更多的人為科研攀高峰，這是我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

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人都會變老，但年紀并沒有阻擋我探索科學的腳步和報國的拳拳之心。我自幼多病，曾以為這輩子最多能活到 50 歲，可如今已年近百歲。無論是來到廈大再接再厲的追趕學術前沿，還是在耄耋之年籌辦國際學術會議，我只是想用我淺薄的能力為國家的發展盡上綿薄之力，我雖老了，但仍想做些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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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李瑱、王旌堯、李耀彪、趙陽、趙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