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下旬，敘利亞大馬士革以東的古塔（Ghouta）地區發生化學武器襲擊事件。無國界醫生組織稱，當地的三家醫院當天上午共接收了約3600名患者。無國界醫生組織的運營主管認為，從“（患者的）癥狀、短時間內涌入大量病人、病人的來源以及對醫療和急救人員造成的污染來看，這是大量接觸神經毒劑造成的”[1]。敘利亞內戰中的這一事件帶來了無數死亡，還在許多地方引發了多種恐慌。很快，情況越來越嚴重。當地醫院擠滿了受傷的平民。成千上萬的敘利亞人逃到約旦和黎巴嫩，而那些地方本就已有成千上萬難民。敘利亞政府則因為失去對軍隊和軍火的控制，被形容為對襲擊感到“恐慌”?？只旁谠摰貐^和媒體報道中蔓延。在以色列，平民爭先恐后地去分發點領取防毒面具和其他物資。一個焦慮原因是怕受到來自敘利亞的化學武器襲擊，另一個焦慮原因則與美國可能采取的軍事回應有關。哪怕有人猜測美國不會做出回應，也依然引發了焦慮。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呼吁以色列人民要保持冷靜，但恐慌還在加劇，可以說是媒體的報道造成了這種恐慌：《以色列時報》稱“人民因敘利亞的威脅而恐慌”；還有諸如“搶奪防護物資”等報道，讓恐慌加劇。[2]還有其他媒體的報道：“因西方攻擊敘利亞而產生的恐懼在中東地區引發恐慌浪潮。”[3]

整個中東地區可能都陷入了對遭受西方國家襲擊的擔憂。然而，與此同時，西方國家自身更擔心的似乎是任何美國的軍事響應都會帶來的金融危機。實時互聯網通信提醒投資者為市場恐慌做好準備，這樣的提醒幾乎等于宣告必然會發生恐慌。[4]作為典型的能產生實際效果的虛擬恐慌場所，全球金融市場陷入動蕩。在敘利亞發生的這些恐怖事件引發的后果立刻席卷全球，肉體上的痛苦演變成了心理上的恐懼，同樣的事件幾乎同時引發了對死亡的恐懼、對戰爭的恐懼和對經濟損失的恐懼。這既與交流傳播有關，也與化學武器有關。

《恐慌帝國》中的所有章節都與交流及言語接觸密切相關，從詞源上看，又和傳染緊密聯系。傳播交流及其使用的手段——即媒體——使恐慌不僅僅與個人或某個地區相關。這種“‘接觸’就是恐慌如何實現傳播、交流以及如何變得‘常見’的方式”。一段講述恐慌和疾病的歷史，最終變成了一段關于傳播交流和技術的歷史。因此，恐慌也與相對時間有關，某種程度上也取決于不同媒體的時間性。

如同傳染病一樣，恐慌并不總是災難性的、即時的或迅速的。本書的一些章節談論了恐慌緩慢起到的作用（即慢性傳染）。約翰·卡羅爾的《在中國怒火漸升》說到了點子上，他提到公眾持續且低調地關注著火災和廣州事件（指19世紀廣州十三行的頻繁火災——編者注），隨時都可以往其中添把火。公眾的恐慌有時也是如此，有時這更像是一種傳聞而非熊熊大火，更像是一種長期焦慮而非某種急性反應。然而，焦慮和恐懼是兩碼事?？_爾在這一章中描述了擴散開來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殖民“焦慮”與可歸因于特定原因的“恐懼”之間的區別。[5]焦慮有時候被人們賦予了一個實際上可能是虛假的因果關系。

《恐慌帝國》一書中的插圖

詹姆斯·比蒂那一章著眼于對因氣候和地域問題而長期存在且持續蔓延的焦慮，并觀察人們是如何反應的。他認為恐慌本身有時是由致病的“東方”環境造成的。作為一種從特定區域傳播開來的發散物，恐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環境問題。英國人在印度格格不入，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把他們的人安置到氣候適宜的澳大拉西亞，或是照著澳大拉西亞的樣子改造印度的氣候。這兩種方式都不會引發恐慌，但這也確實引起了人們的反思，即恐慌和慢性文化焦慮的區別到底在哪里？如果長期被后者籠罩，恐慌殘留的記憶可能隨時會被觸發。剛開始可能并不是什么突發事件，但隨時都可能爆發成為某一突發事件。正如艾米·費爾柴爾德和大衛·梅里特·約翰斯所說的，19世紀為未來的戲劇性場面奠定了基礎，建立了恐慌時刻的記憶，包括誰能從中受益，而誰又得承擔損失。

疾病、相關新聞報道和其引發的恐慌不一定同時到來。某地附近的霍亂可能很快就會蔓延開來，就像廣州的大火一樣。但在過去，與之相關的信息傳播交流很有可能是十分緩慢的，哪怕當局已經為搜集和發布情報付出極大努力，尤其當傳播范圍是全國時。[6]19世紀的大部分重要時刻都與海上相關，因此很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船只給澳新殖民地帶去了倫敦霍亂流行可能已經結束了的消息，與此同時，這艘船也可能把染病的人帶到了這片土地。隨著19世紀的發展，蒸汽船可能帶來了更及時的交流傳播，但諷刺的是，也有可能帶來疾病。短途旅程增加了把正處于潛伏期的病人無意中帶來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來說，孤立、緩慢和全球距離可能有益于保持健康狀態。

正如白錦文所說，在19世紀末，技術取代了這種費力且反應遲鈍的海上通信。電纜和之后的電報將整個世界連接了起來，這種方式幾乎立即就被運用于流行病學情報的傳播。在那個時代，這種速度無疑是驚人的。白錦文用優美的文字描述了現代通信是如何向著即時通信加速發展的，也介紹了以電報為代表的技術全球化。這種方式確實速度很快，但電報的局限性可能并不在于時間，更多的還是在于其線性模式。電報實現了從發送方到接收方的通信，但其增速很慢。因為它必須轉換成不同的媒介才能產生大規模的影響?？只判枰粋€乘數才能真正傳播開來，例如口口相傳的謠言、印刷媒體、廣播，或是尼古拉斯·金提到的電影。

如果因疾病引起的恐慌一直與傳播交流有關，那么傳播交流樣式的轉變就意味著恐慌及其影響也會有所轉變?；ヂ摼W時間是實時的，而舊通信機制之所以顯得非常緩慢是因為有新的數字時間機制作對比。如今看來，電報和實時之間的差距確實已經十分明顯。有可能引發恐慌的新聞消息會立刻在世界范圍內倍速傳播。事實上，所有關于互聯網如何創造了一個后現代世界的標準學術見解，都可以應用于解釋恐慌和疾病的聯系。數字世界用各種方式徹底改變了傳播交流、恐慌和疾病之間的聯系。互聯網可以僅用于提高健康傳播的有效性。[7]它為全球疾病監測提供了新的機制。[8]

過去當局在監測時，搜索的是身體癥狀，而如今只需搜索詞語表達的模式。示警的傳播方式則有以下兩種：一是老式的私人通信，也就是“情報”；二是以一種超出20世紀現代人想象的公開方式——當然，哪怕電報員最瘋狂的夢想也想象不到這種方式。一如既往，情報可以輕易越過封鎖線，因此對電報代碼的“蓄意破壞”和黑客行為一樣長期存在。但兩者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規模完全不同。

也許，新通信機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當局不干預整個進程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繞過專家立即傳播疾病或疑似病例存在的消息，人們基本不進行核實或索要授權。社交媒體意味著一種新的散文形式，一種開放且多向并且無中心的媒介，同時具有高度的個性化和超乎想象的大眾化。可以說，新的數字世界預示著圖解的主導地位將會發生改變（尼古拉斯·金從他關于流行病的“新”圖解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文字（即文本和短信）將重歸其主導地位。數字世界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世界，一個有關恐慌、疾病、傳播交流和控制的新世界。

眾所周知，在“阿拉伯之春”后，當下流行的硬件是智能手機而非電腦，其帶來的影響也無比真實?？只?、暴亂和革命本就有著悠久的歷史，再輔之以社交媒體，自然會引發媒體傳播。在相當大程度上，數字世界的政治已經抹平了最強者與最弱者、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甚至最富有國家與最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社交媒體作為一種傳播手段，既是武器也是機遇。

正如大衛·阿諾德解釋的那樣，為控制、延緩或消除恐慌所做的努力可能會徹底白費。為控制恐慌而采取的措施同樣可能在無意中制造恐慌。這話本就正確，在數字世界里則更顯有理。那些旨在解決危機而進行的干預（也就是阿諾德所謂的“政府過于草率的行動”），可能很容易就成為加劇災難的催化劑。例如印度在1896-1897年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本就是對恐慌和混亂的一種煽動。他認為恐慌總是難以預測的，甚至可能超出可管理范圍，是一種幾乎難以計算和預測的風險。在印度，盡管黑死病和流感的死亡率與發病率相差不多，但黑死病造成了嚴重的公眾動亂，而流感卻沒有。因此，從與恐慌和疾病有關的歷史事件中，當局可以學習如何遏制這兩者的發展，以及如何將遏制恐慌演變為風險管理。但事態也有可能超出當局的可管理范圍，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暴發就證明了這一點。

這幾章恰當地納入了科學史上空間轉折的相關內容，并與地理敏感性相融合，而地理敏感性長期以來一直是疾病管理歷史和疾病管理史料編纂的標志。[9]恐慌總是具有地理屬性，會在不同地區蔓延，就像傳染病一樣。

印度爆發鼠疫，人們紛紛逃離疫區。圖片出自法國畫報 Le Petit Parisien1897年1月的封面插圖

正如若昂·蘭格爾·德·阿爾梅達在對1851年《國際衛生公約》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情況存在已久。歷史學家們傾向于把這次東西方世界精心組織的大會視為一次失敗的嘗試，因為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共識，但若昂·蘭格爾·德·阿爾梅達則認為，無論好壞，這一公約仍舊為未來國際衛生公約奠定了廣泛的基礎。作為東西方世界之間流行性地緣政治學的早期實踐，《國際衛生公約》在注重公共健康的歐洲人和疏忽大意的奧斯曼人之間建立起了某種健康邊界。就公共健康而言，奧斯曼帝國的管理方式被視為異類，該國被認為是會威脅到西方國家公共健康的“弱國”之一。[10]

1851年，敘利亞仍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國際衛生會議的參與國之一。實際上，它幾乎是當時的討論核心，因為大馬士革是麥加的主要轉口港，而每年的麥加朝圣行動對注重衛生健康的歐洲人來說都是一個重大問題。160多年后，敘利亞、疾病和恐慌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這次依然是東西方之間的問題，尤其是關于化學武器的討論已經引發了有關非文明戰爭和文明戰爭的爭論。 [11]幾乎不可避免的是，如今這被定義為伊斯蘭世界和非伊斯蘭世界（但暗指基督教）之間的“文明沖突”。1925年，國際聯盟發布的《日內瓦議定書》正式認定化學武器是非文明的。[12]但是化學戰的歷史及其引發的恐慌始于歐洲內部事件，而非西方和奧斯曼（或者說“東方”的任何地方）之間的沖突。1915年，德國率先在比利時戰場部署有毒物質，引發了對化學戰最初的憤怒和恐慌。人們被不可見的毒氣悄無聲息地毒死，而（紳士風度式）戰爭的不成文規則也因此被打破。這是對文明的威脅，尤其是戰爭中的各方都使用了毒氣。冷戰期間，緣于美國和蘇聯軍火儲備多樣化，引起恐慌的并不是使用化學制劑本身，而是以威脅為目的進行使用。

化學戰和生物戰可能是最能引發恐慌和疾病的東西。就敘利亞事件而言，似乎是政府自己使用了化學武器。而在西方，這種威脅更多地來自非政府組織，存在于無法預測且不透明的恐怖組織覆蓋區域。最好的預防措施是什么？是信息獲取，還是教育？至少在某個案例中，疫苗接種被認為是一種基本手段，既能干預公共健康，也能反生化恐怖活動：“為城里的人接種疫苗以防恐慌的發生?！?span style="color:#bdc3c7;">[13]實際上，這種特殊的預防性干預措施有三重效果：疾病免疫、恐怖免疫以及恐慌免疫。

在19世紀和20世紀，恐慌、疾病和恐懼的動態交互一方面從東西方的帝國軸心轉移到了全球南北的新帝國軸心，另一方面又轉移到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文明沖突”上。在冷戰時期，恐懼——即潛在的恐慌——是一種強大的武器，在所謂的“反恐戰爭”期間又再次成為所向披靡的武器。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后帝國主義的表現，但在另一個層面上，這其實是舊帝國主義邏輯的直接延伸?？只攀桥c生俱來的，尤其當它與疾病和死亡聯系在一起。它也因此可以輕易地被引導或改變方向，陷入恐慌的人們在這個過程中被利用殆盡。所以，對于恐慌和試圖控制恐慌自有一套倫理標準。盡管在媒體和通信領域發生了驚人的數字革命，觀念和信息的“常態化”成為21世紀的最大特征，但世界大國的博弈中仍然交織著對疾病的恐慌。

注釋

1.“Syria Symptoms‘Point to Neurotoxic Agent（敘利亞癥狀指向神經毒劑），’”Aljazeera（半島電視臺），August 25，2013. 可查閱：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3/08/201382417141280856.html（2014年9月17日訪問）。

2.“Gas Mask Centers Boost Hours as Israelis Line up for Protection（以色列人排長隊領取防毒面具），”Times of Israel（《以色列時報》），August 29，2013. 可查閱：http://www.timesofsrael.com/gasmask-centers-boost-hours-as-Israel-line-for-protection/（2014年9月17日訪問）。

3.“Fear of West Attacking Syria Sends Panic Waves Across Middle East（對西方攻擊敘利亞的恐懼在中東掀起恐慌浪潮），”Firstpost（《第一郵報》），August 29，2013. 可查閱：http://www.firstpost.com/world/fear-of-west-attacking-syria-sends-panic-waves-across-middle-east-1068443.html（2014 年9月17日訪問）。

4.“Prepare for Market Panic（為市場恐慌做好準備）：Jim Rogers（3：07），”Reuters，August 28，2013. 可查閱：http://www. reuters. com/video/2013/08/28/prepare-for-market-panic-jim-rogers？videoId=260178527&videoCha nnel=5（2014年9月17日訪問）。

5.參見Ranajit Guha，“Not at Home in Empire，”Critical Inquiry ，Vol. 23，No. 3（1997）：482-493.

6.辛迪·麥克里里和柯爾斯頓·麥肯齊很好地描述了海上時期的信息傳播情況，見：“The Australian Colonies in a Maritime World（海上時期的澳大利亞殖民地），”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ume 1. Indigenous and Colonial Australia（《劍橋澳大利亞史·第一卷：澳大利亞土著和殖民時期》，ed. Alison Bashford and Stuart Macinty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560-584.

7. Sylvia Wen-ying Chou（周文穎） et al.，“Social Media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Health Communication（美國社交媒體的使用：對健康傳播的影響），”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醫學互聯網研究雜志》），Vol. 11，No. 4（2009）：e48.

8.參見：Lorna Weir and Eric Mykhalovskiy，“The Geopolitics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紀全球公共衛生監督的地緣政治），”in Medicine at the Border: Disease，Globalization and Security，1850 to the Present（《邊境醫學：1850年至今的疾病、全球化和安全》），ed. Alison Bashford（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6），560-584；Lorna Weir and Eric Mykhalovskiy，Global Public Health Vigilance: Creating a World on Alert（《全球公共衛生警戒：創造一個警惕的世界》）（New York: Routledge，2010）.

9.Diarmid A. Finnegan，“The Spatial Turn: Geographical Approach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空間轉向：科學史中的地理方法），”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生物學史雜志》），Vol. 41，No. 2（2008）：369-388.

10.參見Patrick Zylberman，“Civilizing the State: Borders，Weak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in Modern Europe（文明國家：現代歐洲的邊界、弱國和國際衛生），”in Medicine at the Border，21-40.

11.Chris Godburn，“O'Donnell: ‘War Is the Breakdown of Civilization’（奧唐奈：戰爭標志著文明的崩潰），”MSNBC（微軟全國有線廣播電視公司），September 10，2013. 可查閱：http://tv.msnbc.com/2013/09/10/odonnell-war-is-the-breakdown-of-civilization/（2014年9月17日訪問）。

12.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

13.Thomas A. Class and Monica Schoch-Spana，“Bioterrorism and the People: How to Vaccinate a City against Panic（生物恐怖主義與人民：如何為城市接種疫苗以抵御恐慌），”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臨床傳染病》），Vol. 34，No. 2（2002）：217-223.

本文為《恐慌帝國：傳染病與統治焦慮》的后記，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恐慌帝國：傳染病與統治焦慮》，【英】白錦文（Robert Peckham）/編 何文忠、蔡思慧、鄭文慧/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