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

迅

門牌號

作家和城市的關系一直是個意蘊深厚的話題，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彼得堡的關系、巴爾扎克和雨果及巴黎的關系、喬伊斯和都柏林的關系等等。魯迅先生的一生輾轉遷移，在多個地方求學、工作和生活，比如紹興新臺門，北京紹興會館、八道灣11號、磚塔胡同61號、西三條胡同21號，廣州白云樓，上海景云里23號、拉摩斯公寓、大陸新村9號……不同的地方在魯迅生命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記，他所居住的地點也因此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文化價值。

近期學者薛林榮推出的《魯迅的門牌號》是其“微觀魯迅”系列的第四部，也是收官之作。以“門牌號”為脈絡，薛林榮不僅用筆下的文字復現魯迅的日常生活，交代了兩者的密切聯系，而且注重考據，見微知著，將地域和寫作深入鏈接，展現他對魯迅文學表達的理解。

門牌里的人生煙火

文 / 趙瑩

魯迅一生游歷多地，從紹興東昌坊新臺門降生，至少年時期輾轉南京、日本求學，再到青年時奔赴浙江、北京、廣州等地謀生，最后晚年寓居上海，度過生命的最后時刻。可以說，魯迅的人生，始終與城市緊密相連，既夾雜著魯迅的心路歷程，也涵蓋了城市的人情況味，構成了魯迅生命中豐富的精神坐標。對于作家薛林榮而言，魯迅不單是一位文學大家，更表征著一種文化屬性，他的日常飲食、花草種養、作品封面乃至居住門牌，都是對他文學生活的微觀寫照。為此，他追隨魯迅的腳步，多次踏足其故居、博物館、紀念館等地，以門牌號為線索，另辟蹊徑，從特殊視角闡釋住所與創作的關系，回望了魯迅堅韌而又燦爛的文學生涯。

▲ 2019年上海虹口區推出的“魯迅小道”地圖

顯然，薛林榮對魯迅的研究是別具一格的。在新著《魯迅的門牌號》中，作家以時間為軸，細心梳理魯迅涉足的地理印記，展現一代大師的生活史、創作史和心靈史。在魯迅心中，紹興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此后的精神家園。由于兒時歷經家族巨變，飽嘗人情冷暖與世俗冷眼，魯迅選擇離鄉出走，擺脫當下困境。所以在這樣的現實境遇下，魯迅筆下的故鄉是孤寂、荒涼的，暗含傳統文人的失鄉之苦。同故鄉疏離后，魯迅逐漸淡忘曾經的傷痛，而用閑散溫暖的文字構筑起精神的原鄉。他將童年時期的百草園、三味書屋等地搬入散文，與幼時的記憶相互交織，勾勒出一代人的生活圖景。還有北京八道灣、廈大生物樓、廣州北新書屋、上海大陸新村等不同的地方，都見證過魯迅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如家人齊聚、兄弟失和、工作紛爭、愛子出生、疾病纏身、油盡燈枯等。薛林榮將這些瑣碎記憶收集歸攏，集腋成裘，并與其跌宕的心理空間交相呼應，串聯成一部鮮活有趣的“魯迅別傳”。

▲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的魯迅形象

以“門牌號”為脈絡，薛林榮不僅用筆下的文字復現魯迅的日常生活，交代了兩者的密切聯系，而且注重考據，見微知著，將地域和寫作深入鏈接，展現他對魯迅文學表達的理解。為此，薛林榮通讀魯迅的各類作品，如日記、書信、小說等，并結合他人的文字資料，力圖剖解魯迅思想和情懷構成。比如暫住磚塔胡同時，魯迅正處于艱難困苦的人生光景，對遷居的苦難日子深有感觸。也在此時期，他真正與北京底層市民有了接觸，價值觀也隨之改變。于是，他寫下小說《幸福的家庭》《祝福》等，用反諷的筆法展露舊社會的黑暗現實，也宣泄著內心的惶惑和苦悶。再如西安之行對魯迅的創作影響頗深，他將見聞與思索寫入《說胡須》《看鏡有感》等雜文與書信中，并從長安昭陵帶箭的駿馬上看到漢唐雄風的歷史遺存，認為必須“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足見場所與寫作思維的互證關系。

▲ 1932年11月27日，魯迅在北京師范大學演講

薛林榮寫魯迅，素愛擷取史料中關于魯迅的生活概況，以平視的姿態觀察他的人生閱歷，娓娓道出魯迅豐沛多樣的各類雜事，諸如師友會面、借款購房、旅途游記等，精準再現了他在婚姻、情感乃至交友方面的趣聞逸事，令人看到“作家”身份之外的魯迅。就像魯迅在創作之余，也擁有不為人知的嗜好。他喜歡飼養壁虎，卻討厭貓狗等常規寵物，甚至把它們寫進文章中，一吐心中不快。他還愛收藏畫冊，短短三四年間，就先后收藏《龔半千畫冊》等近百冊畫冊，數量之多，范圍之廣，令人驚嘆。在家人心中，魯迅的性子是剛強而又柔情的。他孝順年邁的母親，關照家中的兄弟，對愛人、孩子多為照顧；在鄰居眼中，魯迅幽默大方，與鄰里關系融洽。在磚瓦胡同里，他有時會送給俞氏三姐妹積木，還給她們買糖果、點心吃。就連幫工們之間吵架，以致魯迅整夜失眠，他都未去喝止他們。因此，《魯迅的門牌號》將魯迅的文學成就與私人生活融為一體，呈現出有人情、有溫度、有思想的人物畫像。

書中還包含了作家間的相識與會面、相知與背離、交往與合作的故事，書寫了文人們的隱秘往事，從文學事件中映照一代名家的精神足跡，洞見整個時代文壇的風云變幻，我想，正是由于《魯迅的門牌號》兼具趣味與嚴謹的特點，讀者可從中捕捉若干個生命的截面，真正走向魯迅真實多元的精神高地。

《魯迅的門牌號》

薛林榮 /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

1927

3

，白云樓26號二樓

1

1927年3月29日，魯迅搬出中山大學的標志性建筑大鐘樓，搬進了珠江東堤上的白云樓。

欲訪白云樓，先尋白云路。

“白云”是廣州市的文化符號，無論白云路、白云樓，還是白云機場，都與廣州東北部的南粵名山白云山有關。秦末高士鄭安期隱居白云山采藥濟世，晉人葛洪在此煉丹，唐宋以后，杜審言、韓愈、蘇軾等文人登山吟詩，寓情于物，豐富了嶺南文化。明清羊城八景中，“白云晚望”居其一。羊城新八景中，“白云松濤”居其一。白云樓所在的白云路建于1912年，當時路北段東川橋一帶稱川龍口，是源于白云山的水道，故名。這條路一直是建國前廣州最寬的馬路，且首次試驗性建成中間有綠化帶的復式馬路，有“模范馬路”之稱。

▲ 廣州魯迅紀念館

現在，當年試驗性的復式馬路早已成為天下馬路的基本樣式，白云路上也是綠意森森，一棵棵遒勁的榕樹立在路邊，盤曲扭結的枝干透著南方式的倔強。道路的盡頭，一幢土黃色的舊式洋樓在周圍的環境中顯得極其醒目，并且氣度不凡，這就是白云樓。

白云樓建于1924年，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二層樓房（目前的三樓是后來加蓋的），圓形立柱有羅馬建筑韻味，門窗裝飾富巴洛克風格，透露出富麗堂皇的感覺。據說此樓西南和北面墻壁上原懸掛木刻“白云樓”橫匾，后改為水泥，今已不存，只看到西段第一道門上方浮雕有“郵局”二字。原來新中國成立后，白云樓曾為郵電部門職工宿舍。外墻上釘著一白一黑兩塊石碑，其中顯示白云樓魯迅故居早在1985年就成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當年，魯迅租賃了白云樓西段第一道門二樓的北室，計有1廳3房，與許壽裳、許廣平合居。

白云樓底層是郵局，二樓中間是樓梯，一梯兩戶，分為北室和南室。北室“一廳三房一廚房一廁所”，共五六間房。南室共十間房，包括一個八角亭。歷來將南室定為魯迅故居，事實上不然。1963年當廣州魯迅紀念館館長張競先生詢問許廣平魯迅故居位置時，她當場手繪了白云樓故居的方位圖，確認了北室才是魯迅故居。

▲ 魯迅在廣州活動足跡

許廣平在《我所敬的許壽裳先生》中說：“租了廣九車站的白云樓，除了廚房、女工住房、飯廳兼會客廳之外，我們每人有一間房子，但魯迅先生首先挑選那個比較大而風涼朝南的給許先生住，寧可自己整天在朝西的窗下書寫。”魯迅的《朝花夕拾·后記》文末所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寫完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

魯迅給許壽裳讓出來的是北室最大的一間，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后來搬出學校，租了白云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方以為課余可以有讀書的環境了。”

據何春才回憶，“白云樓是一所很大的洋房，魯迅先生只賃了其中二樓的一幢有一廳二房一廚房一廁所的房子。他的書房、寢室兼會客廳的房子是入門的第一間，面積相當寬闊，當中的一邊，安置著一張板床，對面是一個放滿了書的架子，西窗下有一張書桌，此外還有幾張藤椅。他的書桌上經常放著一盆青蔥可愛的水橫枝”。

何春才此文編入《魯迅生平史料匯編》時，有一條注，說“一廳二房”應為“一廳三房”，這也是北室的結構。

何春才回憶：

我常去見他的時候，正是南方特有的悶熱的時候。他喜歡在深夜趁著風涼寫作，甚至有時寫到天亮，白天是起得很遲的，會客的時間大半在下午。這時強烈的陽光從西窗射入，我往往走得滿頭大汗到了他那里去時，他總是很關懷地說：“把大衣脫下來吧。”我便把中山裝解下，穿著沒有袖的薄背心，起初很不自然，以后也就習慣了。他也很怕熱，經常穿著半袖的底衣，有時將席鋪在飯廳的花磚上困覺，這多半當他身體有些不舒服的時候。

▲ 1927年8月19日，魯迅拍攝于廣州

何春才還說，魯迅自奉薄而待人厚。比方他抽的香煙是彩鳳牌之類的次等貨，而給朋友或學生抽的卻往往是美麗牌之類較好的香煙。另外，平時吃的菜蔬很隨便，款待熟人時，肴饌則頗豐厚。

白云樓“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非常適合寫作，看得出，魯迅對此處環境是很滿意的。

即便如此清幽，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中這樣描寫白云樓周圍的環境：“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在清幽又吵鬧的白云樓上，魯迅開始著手整理《小約翰》譯稿。

魯迅在《小約翰》引言中談到了與齊宗頤（齊壽山）翻譯《小約翰》的過程，最初是在北京中央公園一間紅墻的小屋里譯成草稿，然后魯迅把草稿帶到廈門大學，又帶到中山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了‘學者’。結果是帶著逃進自己的寓所——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熱的房子——白云樓”。

2

魯迅回歸創作，是他在廣州做出的抉擇。從骨子里說，魯迅更擅長自由創作。

魯迅此前一直生活在要學術還是要創作的糾結中。早在廈大時期，他就在思考：“兼作兩樣的，倘不認真，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則于余暇時做，不過倘使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1927年7月16日在廣州知用中學演講時，他又重提此話題：“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里面的人，幾乎沒有兼作教授的。”

▲ 魯迅與廣州木刻青年，李樺 作

1927年7月17日，魯迅致信章廷謙，告知其通信地址將發生變化：

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擬于八月中關門，因為鐘敬文（鼻之傀儡）要來和我合辦，我則關門了，不合辦。此后來信，如八月十日前發，可寄“廣九車站旁，白云樓二十六號二樓，許寓收轉”，以后寄喬峰收轉。

廣州期間，由于事務繁雜，魯迅幾乎停止了他的小說創作，完成于廣州的《眉間尺》其實早在廈門時期就構思和準備好了。魯迅在廣州時期的絕大部分作品屬于機動靈活的雜文，其中不乏對困頓、挫敗的書寫。魯迅把在廣州所寫的一批雜文輯為《而已集》，可以看作他對自己在廣州的小結：“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他曾經批評廣東文藝氛圍淡薄，可讀之書甚少，于是他接過孫伏園租過的芳草街44號創辦了北新書屋，而且累計自掏腰包60元付房租。該書屋于3月25日開業，在魯迅離開前的8月15日停業，不但沒有賺到錢，魯迅還倒貼上了80元左右。但該書屋對當時廣州的文藝青年而言，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好去處。“青年們像蜜蜂飛進花叢一般，盡情地采擷著珍貴的養分……魯迅為了讓生活在沉悶中的青年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絲毫不計較自己付出的代價。”（李江《魯迅與中山大學》）

在廣州，魯迅見證了革命策源地到反革命策源地的轉換，被淋漓鮮血嚇得失語，他也受了“紅中夾白”的廣州“革命”的欺騙，感受到政治背后的骯臟。他不得不為和許廣平的生活尋找更合適的安置空間。此時，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可以為魯迅的安全提供更好的屏障。上海有租界，并且由于國共的對抗、國際勢力的介入，在混亂之中魯迅反倒相對安全。據曹聚仁分析，魯迅在上海“那十年間，有驚無險，太嚴重的迫害，并不曾有過”。魯迅完全可以靠稿費和版稅體面生存，并且給許廣平一個名分。

1927年9月3日，即將離開廣州的魯迅致信李小峰，談及他對廣州生活的小結：“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作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事前事后，我常常對熟人嘆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這已經預示著魯迅不得不逃離廣州。

四年多后的1932年4月24日夜，編完《三閑集》的魯迅，在該書的序言里回首往事，更加坦率地說到了離開廣州的根本原因：“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

魯迅是這樣評介廣州的：“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

他還說：“廣東還有點蠻氣，較好。”

在廣州短短的8個多月時間內，魯迅整理了膾炙人口的《野草》《朝花夕拾》《唐宋傳奇集》和《小約翰》等著譯，寫下《而已集》《三閑集》中的不少名篇，世界觀、人生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1927年9月27日，焦慮的中年人魯迅攜他的愛人許廣平登上“山東號”輪船，離開廣州去上海。

一代文豪與廣州的緣分終結了。這不是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時代風云和個人命運淘洗的必然結果。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歷史資料

原標題：《若將文學地理縮小為擇居環境，魯迅的門牌號藏著多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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