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秋天，加泰羅尼亞的獨立公投余波難平，仿佛揭開了一個歷時久遠的傷疤，將西班牙的歷史窘境再次展現在世人面前：如果不是機緣巧合的話，或許今天的“西班牙”并不會出現。

熱愛結婚的不只是奧地利人

談及歐洲歷史的話，曾經統治神圣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家族自然是個繞不過的話題。就像這個家族的格言——“讓別人去打仗吧，你，幸福的奧地利，結婚去吧！戰神馬爾斯給別人的東西，愛神維納斯會賜給你”——所說的那樣，借由聯姻而非戰爭手段擴張的哈布斯堡君主擁有長得驚人的頭銜：“奧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亞，達爾馬提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加利西亞，羅德美利亞，與伊利里亞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

這正是歐洲歷史有別于中國的最大區別所在。在東方，由于聯姻而使得兩個政權合二為一的情況從來不曾出現過。但在中世紀歐洲，繼承法明確規定女系后代與男系后代享有平等的繼承權，土地和王位都可以由女性繼承。這樣一來，領主聯姻使得領地合并又的確是尋常之事。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個中翹楚，并不意味著其他人就未曾這樣做。歷史上的西班牙的形成同樣也是一次次君主聯姻的結果。

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國的軍隊渡過狹隘的直布羅陀海峽進入歐洲，并被當時的歐洲人稱為“摩爾人”。只用了七年，他們就征服了西哥特王國的大部分國土。但摩爾人做不到徹底征服伊比利亞半島及其倔強的居民。北方的山鏈為殘存的基督教勢力提供了天然屏障。比利牛斯山麓地帶被法蘭克王國-查理曼帝國作為自己的“西班牙邊區”統治，801年，查理大帝派兵占領了巴塞羅那；而坎塔布連山區則成為抵抗勢力的淵藪。718年的科瓦東加（Covadonga）戰役標志著長達700多年的“再征服”恢弘史詩的開端。在此戰役中，阿斯圖里亞斯王國阻止了摩爾人的前進。這次規模不大的勝利被日后的基督教徒們夸張得完全與實際不符（摩爾人軍隊可能僅有千人，但中世紀文獻卻聲稱殺死了12萬人），卻在精神上給予他們極大的鼓舞。此后，萊昂、卡斯蒂利亞、納瓦拉、阿拉貢等諸多基督教小國也先后建立。

這些小國的背景并不一致。阿斯圖里亞斯和萊昂的統治者們宣稱他們是西哥特君主國的繼承人，與此同時西比利牛斯山脈的巴斯克公國則是在南方的摩爾人和北方的法蘭克人雙重進攻的夾縫中生存和壯大起來，并成為納瓦拉王國。最西面的阿斯圖里亞斯的居民說加利西亞語與阿斯圖里亞斯語，而東面的阿拉貢王國是阿拉貢語與加泰羅尼亞語雙語的。諸小國有時相處也不算和睦，譬如卡斯蒂利亞的傳奇英雄熙德一度從摩爾人手里解放了巴倫西亞，結果自公元10世紀末從法蘭克王國獨立后不斷向南擴張的巴塞羅那伯爵認為巴倫西亞是自己的領土，竟出兵攻打熙德，在被擊敗后雙方居然又戲劇性地言歸于好。

讓這些四分五裂而又勾心斗角的小集團對摩爾人同仇敵愾當然是凝聚他們的最佳方式。為了神圣的“再征服”事業，諸基督教國家開始通過令人眼花繚亂的聯姻進行整合。11世紀初，西北部地區基督教王國的版圖開始擴大，形成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國與萊昂王國的聯合。此后，北方的政治中心又轉移到萊昂-卡斯蒂利亞。費爾南多三世（1217-1252年卡斯蒂利亞國王、1230-1252年萊昂國王）違背父親的遺囑，剝奪了他妹妹們的王位繼承權，將萊昂王國劃歸卡斯蒂利亞王國管轄。兩國雖然有各自不同的政府機構、經濟制度和法律，但卻擁有一個君主，通常被視為卡斯蒂利亞王國的開端。而在半島東北部，1134年成為阿拉貢國王的米拉羅二世將女兒嫁給了巴塞羅那伯爵拉蒙·貝倫格爾四世，并于1137年讓位給女婿，從此開始了阿拉貢的巴塞羅那王朝，促使兩者合并的還有一個經濟因素：阿拉貢的農業和畜牧業相當發達，而加泰羅尼亞人則從事商業和航海，正好互補。兩者合并之后的阿拉貢王國一度成為地中海的海上霸主之一。當時一位意大利人曾寫道：“地中海的魚兒不插上阿拉貢的標簽，都不敢浮出水面”。不過即使如此，阿拉貢與巴塞羅那雙方仍舊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政府和傳統法律。

天主教而非西班牙的帝國

基督教政權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再征服”運動進展雖然緩慢，卻堅定與持續。到了15世紀，卡斯蒂利亞王國與阿拉貢王國又通過婚姻聯合了起來。1469年，互為堂姐弟的兩國王儲結婚。 1474年和1479年，他們分別登基，稱伊莎貝拉一世女王和費迪南德二世國王，同時他們又互相成為共治國王，“在一切法律、錢幣和印章上費迪南德的名字應在伊莎貝拉之前，但卡斯蒂利亞的紋章應在阿拉貢之前”。但是聯合之后兩國仍分別擁有各自的朝廷和國家管理機構。當伊莎貝爾一世女王于1504年去世以后，卡斯蒂利亞的王位立即傳給了他們的女兒“瘋女”胡安娜。胡安娜的健康狀況不足以親政，費迪南德卻也只有出任攝政的資格。可見，兩個王位依舊是分開的。

雖然如此，整合了兩個王國力量的“再征服”勢不可擋。捱至1492年1月2日，最后的摩爾人據點格拉納達終于宣告投降。在摩爾人悲傷與恥辱的淚水中，基督教政權經歷7個多世紀之后在伊比利亞半島終于“逆襲”成功。1515年，比利牛斯山脈以南的納瓦拉王國（巴斯克）領土被納入卡斯蒂利亞版圖；葡萄牙也在1580年以君主聯姻的方式加入了卡斯蒂利亞與阿拉貢的聯合（1640年脫離）。原本只是一個地理名稱的“西班牙”到此時第一次成為囊括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國家名稱。

但這個國家仍然只是一個松散的“大拼盤”。即使在馬德里所在的卡斯蒂利亞精英眼中，“西班牙”也只簡單地被看作卡斯蒂利亞的同義詞。1578 年，國王菲利普二世的一位官員在馬德里被刺，兇手被懷疑是阿拉貢的顯貴。疑犯逃回阿拉貢尋求庇護——阿拉貢的法律禁止國王隨意抓人，竟令國王無可奈何。就連西班牙的王位也不屬于西班牙人。16世紀早期，來自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通過聯姻占據了西班牙的王位，到了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后，主權又轉到了來自法國的波旁王族手中，來自外國的國王們甚至可以不懂卡斯蒂利亞（西班牙）語，對他們而言，并非自己個人屬于某個民族，而是某個或某些個民族屬于他們個人。

實際上，“整個西班牙的共同情感就是歸屬于西班牙天主教會的觀念；共同的回憶就是對基督教十字軍反對摩爾人的回憶；唯一共同的機構就是教會法庭，即宗教異端裁判所”。這個國家的最高使命不是西班牙的利益，而是為普世主義的天主教擴張服務。“再征服”的成功使得伊莎貝爾和費迪南德被教廷封為“天主教雙王”，這也使西班牙的統治者篤信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從而產生強烈的宗教使命感。往好處說，這種使命感成為西班牙對外擴張的動力之一。哥倫布正是在伊莎貝拉與費迪南德的資助下遠航美洲（并最終在拉丁美洲建立了龐大的西班牙——實際是卡斯蒂利亞——殖民帝國），在格拉納達易手的同一年——1492年。往壞處說，宗教狂熱將異端裁判所變成了迫害的工具，最終導致了對留在西班牙的摩爾人的驅逐。自格拉納達陷落，到17世紀20年代，約有300萬穆斯林被放逐，或被處死，曾經富甲歐洲的南西班牙變得一片荒涼。“摩爾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樣，暫時發光，但那時借來的光輝；接著就發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搖尾乞憐”。

西班牙的君主既然希望全世界都置身于純潔和正統的天主教信仰之下，就不能不把西班牙的力量浪費在毫無國家利益所在的宗教戰爭之中——既要保衛東地中海的基督教國家不受奧斯曼帝國的威脅，還要應付歐洲大陸新教國家此起彼伏的反抗——并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到 17 世紀中期，帝國的財政承受力達到極限，除了作為帝國中心的卡斯蒂利亞依舊馴服，加泰羅尼亞爆發了長達十余年的叛亂，阿拉貢、巴斯克甚至與卡斯蒂利亞王國經濟文化關系最密切的安達盧西亞也出現了要求自治的反抗運動。這是西班牙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分離運動，是各個地方對永無休止的戰爭和王室無止境的稅收要求的憤怒表達。雖然最終王室成功鎮壓了叛亂，各個地方原有的特權卻基本得以保留，離心的種子已經播下。

民族主義浪潮

晚至1774年，有人還提到了西班牙各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差異性”：“一名安達盧西亞人一點也不像一名比斯開人；一名加泰羅尼亞人完全不同于一名加利西亞人；一名巴倫西亞人和一名山里人之間的情況也一樣。”此時，宗教熱情已逐漸冷卻，另一種新興的思潮即將沖擊整個西班牙帝國——這就是民族主義。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傳世之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的說法，啟蒙運動與大革命摧毀了中世紀神圣的宗教共同體的觀念，民族作為“想象中的政治共同體”的概念在18世紀后期開始出現。而第一波民族主義的浪潮發軔于美洲，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之前，歐裔海外移民的共同體已經發展出他們的民族概念。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一個現成的、足以成功地主張自己權利的政治、文化和軍事的手段”，結局便是已經平靜地存在了近三個世紀之久的西屬美洲帝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分裂成了18個不同的國家。

差不多與此同時，1808年拿破侖大軍的入侵也喚醒了西班牙本土的近代民族意識。法軍面對的不是一支軍隊，而是全體西班牙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將大革命后的法國入侵者視為異教徒軍隊和無神論者。當時在馬德里讀小學的維克多·雨果記得，所有的西班牙孩子都在“為皇帝而戰”的游戲里把拿破侖稱為“Napoladron”，意為“拿破侖強盜”。這是一場真正的全民戰爭，一位法軍士兵在家信里感慨“這里從小孩到老人都是我們的敵人”。

1810年西班牙民眾自發組織了加的斯議會，并于1812年頒布了第一部憲法。該憲法第一條宣布：“西班牙民族由兩半球的所有西班牙人組成”；第二條：“西班牙民族是自由和獨立的，不是且不能是任何家族或個人的世襲財產”；第三條：“主權實質上屬于民族”。趕走拿破侖之后的波旁王朝雖然本意就跟他們的法國親戚一樣“什么也沒有記住，什么也沒有改變”，卻畢竟不能阻止歷史的車輪。出于整合西班牙（實即卡斯蒂利亞）“民族-國家”的目的，加泰羅尼亞的傳統特權一項接一項地被取締了：1822年，加泰羅尼亞刑法被廢除；1829年，加泰羅尼亞貿易法被取消；1834年，加泰羅尼亞各種地方法院被解散；1837年，加泰羅尼亞貨幣被取締；1845年，加泰羅尼亞地方行政機構被撤銷。在合并到西班牙之后一直在實際上保持了獨立性的巴斯克地區也不例外，他們在貿易、稅收及軍事方面保持高度自主和特權的“福埃羅斯”制度在1840年后開始逐漸廢除，并于1876年徹底完結。

然而，就像杰拉德·布倫南所指出的那樣，“對于西班牙，正常的狀態是，它是小的，互相敵對或老死不相往來的共和國組成的一個松散的聯盟。在歷史上的某些偉大時期這些渺小的中心會因為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響，一致行動； 而當來自上述思想的沖動衰退后，它們仍舊四分五裂，各自為政”。早就具有分權傳統的各地方與西屬美洲的卡斯蒂利亞人后裔一樣滋生了民族主義。在整個19世紀，西班牙的經濟發展腳步蹣跚，唯獨加泰羅尼亞與巴斯克跟上了“工業化”的步伐。到1900年，加泰羅尼亞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2%，而全西班牙只有34%。加泰羅尼亞的紡織、商業與巴斯克地區的冶金、機械行業的興旺，使得當地的經濟狀況在西班牙首屈一指（1930年加泰羅尼亞的人均產值是全西班牙的1.8倍），知識階級與中產階級隨之壯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湯姆·奈仁（Tom Nairn）在《不列顛的崩解》中的論斷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典型的民族運動的形態，是一個活躍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領導群，試圖動員群眾階級并將其能量誘導向對新國家的支持上”。1892年3月， 200余名來自加泰羅尼亞百余個城鎮的民族主義組織的代表通過并發表了《曼雷薩基本綱領》，要求建立一個在西班牙國家之內的自治政府；建立加泰羅尼亞自己的高等法院；建立通過普選產生的代表制議會，該議會擁有刑事和民事的立法權，并有權批準和監督本地區內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這一綱領實際上意味著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成熟。差不多在此同時，薩比諾·德阿拉那（1865-1903）也成為鼓吹巴斯克民族主義的思想家。在薩比諾看來，巴斯克同西班牙的聯系是發生災難的原因，他繪制了未來的巴斯克國家的國旗和徽章，主張巴斯克各省在自愿的基礎上組成統一的聯邦國家。1894年德阿拉那成立了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領導巴斯克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甚至較為溫和的加利西亞知識分子也設想在天主教的和傳統的西班牙君主制下恢復建立一個歷史上的和天主教的加利西亞。

一個世紀的頑疾

民族主義浪潮沖擊下的西班牙王國實際上有些類似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奧匈帝國。一戰末期，哈布斯堡君主國的內部結構終于崩潰。在很短時間內，所有的民族都拋棄了帝國，甚至君主國德語地區的居民代表也自行宣布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成立，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就此完結。相比之下，同樣是聯姻產物的西班牙王國比較幸運——他們畢竟明智地避免卷入了世界大戰。不過，到了1931年，相似的一幕還是上演了。馬德里的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統治并宣告共和，隨之而來的是巴塞羅那借機宣布建立“加泰羅尼亞共和國”；薩拉戈薩（阿拉貢）、薩拉曼卡（卡斯蒂利亞）、拉科魯尼亞（加利西亞）也陸續成立共和國，統一的西班牙似乎即將解體。

新的共和政府努力收拾殘局。在多次談判后，加泰羅尼亞共和國最后更名為“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1936年，《加泰羅尼亞自治條例》、《巴斯克自治條例》也陸續制定完成。就在這時西班牙非洲軍團的佛朗哥將軍借機發動政變，西班牙內戰爆發。這場歷時兩年半的戰爭造成了近百萬西班牙人的死亡以及共和國垮臺，獨裁者佛朗哥也打著“使祖國的天主教價值觀免受法國和歐洲現代自由主義傷害”的旗號，走上了歷史舞臺。

為了加強不得人心的獨裁統治，佛朗哥主張國內絕對統一。他自己也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只支持西班牙民族主義，而在西班牙民族之內容不下其他民族主義了。佛朗哥政權一建立就取消了作為共和派主要政治基地的加泰羅尼亞及巴斯克的自治權。在佛朗哥看來，假如獲得自治權利，它們很可能立即選出一個左翼的自治政府：而剛剛在內戰中失敗的“赤色分子”，很可能立即以西班牙經濟最發達的兩大地區為基地，死灰復燃。軍事強人佛朗哥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只有強權壓制：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及安達盧西亞主義領導人被槍斃，全國被監禁的政治犯中近一半是巴斯克人。

可是，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晚期，“政權不得不面對復活的地方民族主義。到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省地區的地方權利尤其被當作廣泛的民主要求的焦點”。隨著1959年恐怖組織“巴斯克祖國與自由（埃塔）”的創立，巴斯克的地區抗議采用了暴力的形式，并在1973年暗殺了佛朗哥的得力臂膀、總理卡雷羅·布蘭科將軍。巴斯克人在首都市中心的道路上埋設的炸彈威力如此之大，以致總理乘坐的豪華轎車被炸到了摩天大樓的屋頂上，這促使反對派給他起了個昵稱“西班牙第一個宇航員”。至于較為理性的加泰羅尼亞人的抗議手段則是通過一項大眾喜聞樂見的運動——足球。巴塞羅那足球隊被視作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象征，每一次贏得與皇家馬德里隊（與佛朗哥政權聯系最密切的球會）的“國家德比”都被整個加泰羅尼亞視為反抗佛朗哥獨裁統治的勝利。

佛朗哥的鐵腕最終被證明無法解決西班牙的問題，1975年11月佛朗哥壽終正寢后，他親自指定的繼承人、原波旁王室的王儲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伊始就承認西班牙由多民族組成，并表示要尊重地方的權益，將西班牙轉變成一個地方自治的國家。1977年9月11日，竟有100多萬加泰羅尼亞人在巴塞羅那集會游行，歡呼加泰羅尼亞實現自治。當時看來，西班牙的問題似乎已經通過歐共體（歐盟）倡導的后民族國家的多元認同得以消弭，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現實似乎又否定了這一點。或許，對于以君主聯姻拼接成型的西班牙而言，最終的解決之道，會像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年）于1932年在西班牙議會所說的那樣：“加泰羅尼亞……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只能容忍。不僅僅是其他西班牙人必須容忍加泰羅尼亞人，而且加泰羅尼亞人也必須容忍其他西班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