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工作生活6年多，新華社埃及籍記者穆小龍見證了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也了解中國制定的許多“大計劃”。穆小龍驚嘆中充滿疑惑：中國共產黨究竟有何秘訣，讓一張張藍圖變成現實？

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穆小龍來到海南省，開啟了一趟發現中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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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灣嶺鎮鴨坡村，海南省檔案局干部駐村干部、黨支部第一書記秦家越接待了穆小龍。瓊中是國家級貧困縣，1萬人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第一書記是什么官？”秦家越的職務身份讓穆小龍有點懵。

近年來，近80萬名各級黨員干部被派到貧困村駐村幫扶，其中到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的近20萬。中國各級政府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實的政策保障，駐村干部要協調扶貧項目和資金在農村落地。

在政策支持下，秦家越為鴨坡村打造了山雞、養蜂、養豬等6個產業扶貧基地，帶頭人全是黨員或入黨積極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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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村里有個“脫貧明星”是入黨積極分子，穆小龍決定去拜訪他。在黑鬃豬養殖基地，穆小龍見到了正著忙碌的許環雄。

許環雄去年年收入達到30萬元，順利脫貧，在村里引起轟動。如今，政府出資修建600多平方米的新豬舍，引進現代化養殖設備，讓他帶領36戶貧困戶養豬，今年全部脫貧。

鴨坡村的見聞讓穆小龍發現，抱團發展是個脫貧的好辦法。但其它村也是這么做的嗎？好奇的穆小龍來到瓊中另一個貧困村——番響村委會的南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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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不見人影，大片的房屋廢墟讓穆小龍不解。

國家海洋局駐村干部、番響村第一書記羅志清告訴他，村里多數房屋年久失修成為危房，是村民脫貧的最大障礙。而保障貧困戶的住房安全是中國脫貧的硬指標之一。

因此，南美村計劃利用政府資金整村拆除重建，并在此基礎上打造旅游商業街，引導剩余勞動力向餐飲、商貿等第三產業轉移就業。

村里老人也告訴他，為了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南美村從山上到山下經歷過三次搬遷，每次搬遷都離城鎮更近一步。

“南美村地少人多，發展農業缺乏優勢。但它與鎮圩相連、交通便利。”羅志清召集黨員群眾開會商量、挨家挨戶聽意見。經過近一年的思考與論證，南美村決定揚長避短，通過城鎮化消除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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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同貧困村莊的差異也讓穆小龍大開眼界：雖然目標都是脫貧，但是黨員干部必須尋找符合當地實際的發展方向，而實事求是正是中共始終堅持的思想路線。

聽說鄰縣有個中共十九大基層代表，穆小龍很感興趣：什么人能代表8900多萬名中共黨員到北京開會？翻山越嶺，他來到白沙黎族自治縣。同為國家級貧困縣，白沙和瓊中被當地人戲稱為“一窮二白”。

在打安鎮田表村，外國人的面孔并不多見。初次見面的穆小龍讓田表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羊風極略顯靦腆。

羊風極說話緩慢且言簡意賅，臉上卻布滿了笑容。簡單兩句寒暄，羊風極就邁開矯健的步伐，帶著穆小龍來到一片樹林前。

“這是橡膠樹，我們對它很有感情。為了日子更紅火，農民起早貪黑割膠，這流出來的都是錢哩。”羊風極說，1998年他被村民推選為田表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一干就是20年。

在羊風極的嫻熟示范下，穆小龍小龍用刀在樹上輕輕劃出一道口子，乳白色的膠水沿著紋路汩汩流出。

穆小龍感到好奇：共產黨員那么多，羊風極靠什么成為中共十九大代表？

羊風極說：“這需要群眾擁護。群眾支持你不是看你說了什么，而是看你為他們做了多少事。”

剛上任時，羊風極看準橡膠產業有前景，號召大家種橡膠。農民沒錢種，于是他就到縣里跑扶貧種苗，申請貸款；不會種，他就邀請專家來培訓橡膠管理技術。如今，全村山地基本都種了橡膠，僅此一項，去年村民人均收入就達6000元。工作中，他是敬業的基層干部；生活中，他是大家口中親切的“羊叔”和“大哥”。十九大召開前夕，他每天奔走在各村聽民聲、訪民情。

“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員和群眾的期待，我從來沒忘，我原本就是一個種膠割膠的農民。”羊風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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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穆小龍對什么印象最深刻？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穆小龍說，無論是寥寥數語的羊風極，還是熱情健談的秦家越，他們的共同點是——來自群眾，經過歷練和考察成為黨員后，又回到群眾中、服務群眾。

“這可能正是中共成功的秘訣。”他說。

“洋記者”手記

◎ 穆小龍（新華社埃及籍記者）

我2005年開始學中文，2011年來北京工作、生活。這些年來，我親眼見識到中國的高速發展。

我的祖國埃及和中國同是文明古國，在不少方面都比較相近，卻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我一直很想知道：為什么中國會發展得這么快？

我曾經問過中國朋友這個問題，很多人告訴我： 因為中國共產黨很厲害。

1、共產黨生命力為何強大？

2013年，我開始在新華社擔任阿拉伯語改稿專家之后，有更多機會去了解中共的機構和政策。可是，光靠文字而不是實地去了解一個國家，我覺得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很多外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覺得中共有點神秘。

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我到中國最南邊的省份海南近距離接觸最基層的共產黨員。這讓我興奮。

作為對中共了解不多的外國人，我準備了一大堆問題。比如，中共黨員人數有8900多萬，它如何保持高效和執行力？

從中國首都北京出發坐飛機，經過3個多小時，我飛抵海南省省會——海口，又坐了約2個小時汽車，才抵達我這 次發現中共之旅的首站——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灣嶺鎮鴨坡村。

瓊中是個國家級貧困縣，還有1萬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鴨坡村黨支部第一書記秦家越先生接待了我們。他個子不高，既熱情又憨厚。村莊不大，有新蓋的二三層樓房，也有傳統的平房，讓我感覺充滿活力。

說實在的，第一次見面，秦先生的頭銜讓我有點懵。“第一書記”？我們外國人都知道“第一家庭”“第一夫人”等概念，“第一書記”是個什么官？我像個“好奇寶寶”，首先發問。

秦先生說，第一書記是連接貧困村莊和中南海的一座橋梁。中央高層制定了到2020年全面脫貧的宏大計劃后，全國有近20萬名像他一樣的第一書記被選派到各地貧困村，負責在基層執行和落實計劃，幫助窮人脫貧。

2、共產黨員如何帶頭與協調？

中共承諾，到2020年讓4300多萬中國農村窮人全部脫貧，其中包括海南省約30萬貧困人口。

秦先生對“第一書記”的解釋讓我有點明白，為什么中共的執行能力那么強。

中國很大，每個村莊的情況都不一樣。我這次學到一組很重要的詞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鴨坡村的資源和狀況較適合發展農業，于是第一書記秦先生培養了不少致富帶頭人，養雞的、養豬的、養蜜蜂的等等。另外，他們還把村里的農產品掛在網上賣。這些致富帶頭人現在都是村莊的人才或入黨積極分子。

對像我一樣的外國人來說，“入黨積極分子”是全新的概念。它指那些想要積極加入共產黨的人才。

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致富帶頭人”的概念。我覺得這種模式特別好，大家可以共享好處。每個貧困戶都想致富，可是沒有好的政策、沒有強大的執行力如何致富呢？

因此，我覺得第一書記的工作很重要，除了傳達中南海的計劃、協調脫貧致富工作，他們還要不停鼓勵大家、給大家指路。

然而，并不是每個村莊都適合原地發展農業。距鴨坡村40多公里的紅毛鎮番響村委會南美村則選擇了不一樣的發展道路——原址拆遷重建。

3、基層只有一種發展模式？

番響村黨支部第一書記羅志清說，村莊原來大多是平房，狀況也不是特別適合人住，離高速公路很近，所以城鎮化是比較好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不是很信任黨員干部，村民肯定不會同意。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這種信任也不是一夜之間就有，而是來自中共之前工作的成果。

這次發現中共之旅我還體驗了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項目——扶貧夜校。

一開始當地人向我介紹時，我還鬧了個笑話，把“夜校”聽成了“夜宵”，到了地方還在到處找：咦，怎么沒有吃的？

結果，我只看到了幾十名村民在夜色中重返課堂，觀看其他地方成功脫貧的視頻案例，并展開討論。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老人說，這讓他們想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掃盲夜校。

這種方式特別有中國特色，我在別的國家從來沒見過。

4、什么人能成為黨代表？

緊挨著瓊中的白沙黎族自治縣也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海南省當地人自嘲說，兩個縣加起來就是“一窮二白”。

在白沙縣打安鎮田表村，羊風極正忙著征求村民意見。他身兼副鎮長、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多個職位。他帶著基層的民聲，代表8900多萬黨員到北京參加中共十九大。

他原是一名割橡膠的農民，帶著村民一起脫貧，后來一步步成為黨員、村黨支部書記、副鎮長，今年更當選中共十九大代表。

我問他：什么樣的人能成為黨代表？他說，要成為黨代表，不光看你說了什么，更要看做了什么。中國不是有一句名言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回到海口，中共海南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王和平給我上了一堂很特殊的“黨課”。我問了很多問題，如黨校是什么？中共靠什么贏得人民信任與支持？他都一一回答。

這堂“黨課”讓我對中共的了解更深了。這次發現中共之旅雖然只有短短幾天，卻讓我初步了解到中共為什么有能力管理如此大一個國家。

我也知道，僅僅靠這幾天去了解一個有8900多萬黨員和96年歷史的政黨是不夠的，中共十九大是外界了解中國和中共另一個好機會。

不管你喜不喜歡，一個在短短幾十年內帶領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政黨，值得外界佩服和好好研究。

（原標題為《“洋記者”下鄉調研，發現了中共哪些成功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