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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陽，1921年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56-1986年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起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作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哲學》等。2021年5月28日上午8時45分在家中逝世，享年99歲。本文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馮琪涵撰寫。

“人生一世，不過就是把名字寫在水上”

在別人的回憶中，何先生無論什么時候總是保持低調，說話慢條斯理，闡述觀點心平氣和，不說假話，也不跟潮流對著干。

何兆武一直住在清華大學西南門內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里，學校請他搬到荷清苑小區一套一百幾十平方米的新房，他不搬，房子也沒要，還是住在褪了色的紅磚墻與水泥門廳的宿舍區。早年間，清華園里也常能看到先生蹬著銹跡斑斑、嘎嘎作響的自行車絕塵而去的身影。

不止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對于聲譽，何先生也一樣淡然和克制。還有一件為大家后來津津樂道的事：2001年，清華大學想為何先生八十大壽辦一個祝壽會，不意外，何先生是堅決謝絕。這祝壽會遂改為“何兆武史學理論研討會”，當天這老人竟鎖上家門躲了出去。

何兆武先生（前排中）90大壽時聚會留影

2005年秋，孟祥才去清華大學看何兆武，并勸他寫一部生平回憶錄，何兆武說：

“我一生沒有多少波瀾起伏的事，寫出來也沒有多大意思。”

孟祥才說：“你也是一種知識分子類型代表。像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活、教授們的風采、嚴肅而又自由的學風，所有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義嗎？”

何先生笑笑不語。

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學記》，記錄抗戰時自己在西南聯大的求學時光，被稱為“濃縮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

別人問什么時候出《上班記》，何先生卻說，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和現實政治糾纏太深，不是他這樣的“檻外人”所能率爾操觚的。接受新京報采訪時，當時92歲的先生解釋：

“我現在跟不上時代，不太寫東西了。我不會寫《上班記》，因為我只能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對上班的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

“人生一世，不過就是把名字寫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奮力，如何著意，還是如何漫不經心，結果都是一樣的，名字一邊寫，一邊隨流水消失了。”可以解讀是通透、是看淡人生、是旁觀世界和人生后的滿足，也可以從中看出：歲月--無論旁人看起來是辛苦還是值得，在先生身上留住的還是清澈的底色。在與何先生有過交往的人眼中，似水的恰是他溫潤的品性與遼闊的學識。

我們是“報廢了的那一代”

何兆武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家，幾代學者都受惠于何先生的翻譯作品，現在活躍于學術圈和文化圈的很多前輩都是何先生的弟子和再傳弟子。

他自己卻說，自己屬于“報廢了的那一代中的一員”。抗日戰爭前，何兆武在北京（北平）師大附中讀書，1937年盧溝橋事變，要升高中那一年，何先生隨全家返回湖南故鄉，在中央大學附中（長沙）讀了兩年后跟著學校又轉到貴陽。在此期間，貴陽遭遇了一次大轟炸。青少年時期戰亂連連，生活、學習條件固然也艱苦，但在先生回憶中，大家仍抱有信心，“毫無失敗主義的沮喪情緒”。

1939年秋，先生考上西南聯大。從物質上來說，那段時間確實是最苦的，餓肚子、跑空襲......可就是這樣，先生依然認為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因為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

西南聯大在當時不僅有充分的學術自由，還有充分的選課自由、旁聽自由和轉系自由。何先生在西南聯大學習時，讀過四個系。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學建筑，后來“想搞文科，但不知為什么就選擇了歷史系”，1943年本科畢業后，入清華大學讀研究生。受好友王浩的影響，一起念了哲學系研究生。半年后先生因肺病休學了一段時間，次年病休結束就轉外文系學了西洋文學。

據何先生回憶，當時除了選修了歷史系的必修課，還旁聽了政治系張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以及零星地上過許多先生的課，如國文系沈從文的中國小說史、哲學系湯用彤的大陸理性主義、陳福田的西洋小說史、馮至的浮士德、史學家向達的中西交通史等。

在研究生最后一年，“一二·一”學生民主運動，西南聯大北上分家。1946年，因母親病的嚴重，先生去了臺灣，解放戰爭開始了。后來先生回了岳陽老家在當地中學教書。1950年，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政治研究院學習了半年馬列理論和黨的政策，畢業后分配到北京圖書館工作。

先生說去北圖的初衷是，可以看很多書。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沒可能靜下來。

在一個學者最有精力和創造力的年齡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運動頻繁、學術發展停滯的時代。

自己是屬于報廢了的那一代中的一員，暮年觀道，日增惶惑；青年時代的理想和向往早已黯然消逝，而晚年的感觸和斷想卻又往往惶惑猶疑、不敢自保。看來自己浮生一世，不過是無端地陷入一場思想上無窮無盡、而又永遠不可能得到最后定論的追求罷了。

——何兆武《歷史理性的重建》后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南北。是年中共歷史所總支委員會通知：“經審查何兆武同志沒有政治問題，過去強加給他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宣布平反。有關材料予以銷毀。”

“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何先生參與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主持的《中國思想通史》的研究與撰寫工作，主要參加了宋明理學一些部分和明清之際西學傳入的研究工作。在這一階段，何兆武還翻譯了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與人合譯的羅素《西方哲學史》。

何先生認為歷史研究有不同的方面和層次，但是對于個人，對于整個民族的文化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應該研究思想史和心靈史，沒有哲學的深度就不能達到深入的理解。

對于中國史的研究，先生將主要精力聚焦在明清和近代，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中負責的是近代部分，主要涉及了郭嵩燾、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嚴復和孫中山等人物。先生自述之所以涉及這些人物，并不純粹是因為代表性，還與先生自己的志趣、性情和學習范圍有關。很多學者談論思想史就是談思想的內容，先生卻認為應該涉及多方面的思想與心靈生活。

先生主要的著述和翻譯工作都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改革開放以來完成的。從1980年代初開始的大約20年時間，是先生研究工作環境最穩定、時間最充裕、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何兆武除了翻譯大量西方經典著作，還有相當多數量的史學理論等方面的譯作，同期也展開了對史學理論的深入而系統的譯介和研究。

何兆武在史學理論方面對于20世紀西方史學理論重要的流派、問題和人物有著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此外，先生在科學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發表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1990年，發表譯作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論文《沖擊與反響——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等；1991年，譯作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出版；1994和1995年，著作《歷史理性批判散論》與《歷史與歷史學》相繼出版；1998年，發表《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等重要論文，集中闡發了他對史學理論的根本問題的考慮。2001年，著作《中西文化交流史論》、譯作《論優美感和崇高感》出版，發表《談中學與西學》；2002年，出版著作《西方哲學精神》、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2005年，先生出版著作《歷史理性的重建》，發表論文《關于康德的第四批判》......即使在八九十歲的高齡，先生仍保持著旺盛的思想力與學術活力。（此處列舉的著作成果僅是冰山一角）

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才能毀滅他。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因而，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

—— 帕斯卡爾（何兆武譯）

1998年，先生被授予首屆 "正則學術促進獎"，授獎詞為："半個世紀以來，何兆武先生秉承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學風，在極其困苦的環境下，勇于思考，筆耕不懈，為現代漢語思想學術作出了長久的貢獻。"

“歷史乃是自由人民的自由事業”

2015年4月20日，年屆94歲的何兆武獲頒“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先生學貫中西，卻無留洋的經歷，翻譯法文、德文和英文作品頗豐，并且可以說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水平，用弟子彭剛的話說，“盧梭、康德、帕斯卡、羅素等人著作的何先生譯本，構成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人閱讀史上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和精神底色之一。”

彭剛與何兆武先生，攝于2011年

何先生曾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情結”，先生這一代人非常在意和珍惜18世紀以來啟蒙運動一些最基本的觀念，把民主、自由和科學當作矢志不渝的追求。“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們不能總是強調自己的特色，而抹殺普遍的價值。”

彭剛表示，“雖然何先生關于啟蒙運動具體的、直接的討論不多，但他翻譯的作品中——盧梭、康德、孔多塞等人的著作——都對啟蒙有著很多直接的討論。”

何先生對于西方的關注主要是英、美、德、法幾個國家，對啟蒙運動，尤其是對美、法兩國的革命感興趣。1958年出版的《民約論》（后改名為《社會契約論》）開宗明義“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何先生贊嘆：盧梭既是哲學家、思想家，又是文學家！其實何先生的譯作又何嘗不是文學，在精準、透徹地再現了作品的同時，平實的語言中又極富美感和韻律。

先生在《從天賦人權到人賦人權》一文中進一步解釋基本概念：“自然權利論”（經常被翻譯為“天賦人權”），這個譯法沒錯，但是“天”在漢語中有涵蓋掌權者的意味，比如“天子”、“奉天承運”，而“天賦”、“自然”和“人性”，在原文中只是一個字---nature。“自然是絕對的，是故人性就是絕對的，是故人的一切權利就是絕對的。”此文從盧梭和柏克入手，討論了“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以及兩者的區別與聯系，是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文獻。

除了重視盧梭的觀點，何先生對康德，尤其是康德的第四批判情有獨鐘。先生認為康德提出的許多問題，至今任然是人們精神世界的核心問題，是近代性（或現代性）的關鍵性論題。在康德人生的最后階段，他的思想已轉移到“什么是人”的問題上，即人的歷史和人的歸宿。

人既然只可能是自由的，所以人文世界的歷史就是自由人的自由事業，并沒有先天注定了非如此不可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

自由是人文世界歷史的前提，歷史乃是自由人民的自由事業，它絕不是自然世界中那種被給定了的必然。它既然是在自然世界之中進行的，當然也就要受到自然世界的必然性的制約。但同時它又是自由人的自由創造，所以它又是人文的（即自由的）歷史，而不是自然的（即必然的）歷史。這種意義上的自由的歷史，乃是他思想上的最后歸宿。

——何兆武《關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近來，大眾輿論圈經常出現的康德的基本論點——“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何先生在《康德也懂歷史嗎？》一文中也重申過這句名言。

“啟蒙的遺產，是尊重個人的尊嚴、個人的自由，相信個體的理性、個體的努力，能夠為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復興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那一代知識分子把追求國家富強當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設科學理性當作自己的目標，而把民族的整體崛起看作個人幸福的基礎。

幸福，是一種通過苦惱的歡欣

何先生曾想要寫一本《幸福論》，他說“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先生和老友王浩關于“什么是幸福”的話題討論過多次，何兆武說幸福歸根到底還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識上的一種狀態。簡單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為它沒有經歷批判的洗練。幸福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是一種“durch Leiden，Freude”（通過苦惱的歡欣）。

人是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為不幸而生。王浩喜歡談人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話題我們討論過多次，我也樂得與他交流，乃至成為彼此交流的一種癖好。

他幾次談到，幸福不應該僅僅是pleasure，而應該是happiness。前者指官能的或物質的享受，而幸福歸根到底還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識上的一種狀態。我說，幸福應該是blessedness（賜福）。可見福的內涵是一種道義的，而非物質性的東西。我說，簡單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為它沒有經歷批判的洗練，不免流入一種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淪為愚夫愚婦的說法。

一切必須從懷疑入手，“有一種更高層次的懷疑，它每天都在不斷地與自我戰斗。如果我們能活到有結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歸宿就是圣潔，唯一的逃脫辦法就是愚蠢”。幸福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是一種“通過苦惱的歡欣”，而不是簡單的信仰。

——何兆武《上學記》

何先生在西南聯大上學時，同許多青年人一樣常常思考人生的意義，先生當時借閱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之悲劇的意義》）一書，作者Unamuno認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榮，先生把書拿給湯用彤先生看并詢問他的意見。湯先生說，人生追求的不是光榮，而是peace of mind。后來，先生又讀到Unamuno的一些作品，發現他并不如之前的印象，實際上是在追求那種不可捉摸、難于把握而又無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質，似乎在暗示人生不可測變，不可立語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義無法傳達。后來，何先生晚年再度提起“幸福”，說：“人生追求的是一種心安理得，內心的平靜，這就是幸福。”

本文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馮琪撰寫。

原標題：《追思何兆武先生：“我們不能總是強調自己的特色，而抹殺普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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