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作者詹姆斯·斯威尼（James L. Sweeney）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及工程系教授、普雷科特能源效率中心（PEEC）主任，同時擔任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SIEPR）及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威尼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能源政策、可更新資源利用、電力市場分析、環境經濟學、全球氣候變化政策，代表性著作包括《加州電力危機》（The California Electricity Crisis，2002）和《能源效率:建立清潔、安全的經濟體系》（Energy Efficiency: Building a Clean, Secure Economy，2016）。

斯威尼教授是美國電力和能源體制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和親歷者，其相關著作不僅在學界被廣泛引用，也在政界有重要影響力。《加州電力危機》一書揭示了美國政治體制的缺陷如何與市場設計的缺陷一并將加州電力系統遇到的工程困難擴大為經濟和政治危機。他的新著《能源效率》回顧了美國近四十年的能源大變革。

2017年9月，斯威尼教授訪問中國，并于9月7日在北京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就美國近四十年來的能源效率政策發表了學術演講。本文是這次演講的記錄稿，由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國際部綠色金融項目經理鐘洋整理和翻譯。

1973年，在經歷了1960年代的“繁榮”期后，中東石油戰爭爆發，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石油禁運和世界石油價格增至三倍，使得世界能源體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此背景下，許多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了能效的廣泛積累和提升。能效的提升進一步保證了美國經濟的穩健增長，保護了國內外自然環境，加強了國內外能源安全，推動了美國能源政策目標三角的平衡，使美國順利完成了低碳轉型。

一、能效提升對能源政策三角的貢獻

自1973年以來，出于對國家安全、經濟和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環境問題的考慮，美國能源政策的制定逐漸聚焦于能源對經濟、環境和安全所構成的“能源政策”三角及其影響。能效的提升進一步保護了國內外環境，加強了國內外安全，改善了美國的經濟健康狀況，進一步鞏固了能源政策目標的實現，為美國四十年來的能源體系發展創造了無可比及的效益。

從環境保護上看，“最清潔的能源就是不使用能源”。能效的提升直接減少了能源生產和消費帶來的諸多國內外影響，減少了能源在生產、運輸和使用中的浪費，降低了顆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氣污染物的排放，以及生產化石燃料相關的水污染，保護了自然棲息地。此外，能效提升也對能源強度變化和能源系統去碳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安全方面，能效提升使美國能源供應變得更可靠、更有預測性，恢復力也更強。效率的優化對外使美國減少了對能源進口的依賴，對內緩解了輸電線路的壓力和電網擁堵，通過減少負荷又提高了電網的靈活性。過去的六十年中，美國一直是以石油為主的能源凈進口國，承擔著石油進口蓄意限制、能源價格劇烈波動以及外交政策受牽制等安全風險。不牢固的能源系統也使得美國國內能源基礎設施抵御恐怖襲擊或者颶風等自然災害的能力不甚樂觀。因此，能效提升一定程度上比增加美國國內能源供應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經濟有效地節能對經濟整體也大有裨益。能源消費的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關，經濟問題包括GDP增長、就業數量和質量以及財富分配。政府減少能源消費可以為聯邦政府節省成本，減少聯邦赤字和貿易赤字；企業減少能源消費可以使它們獲得更多的利潤從而增加GDP；家庭減少能源消費可以帶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能源支出的減少與包括低收入群體在內的整個福利系統都休戚相關，減少電量消耗避免了無謂地新建發電站，節省了幾十億美金的資金投入，使得全社會的經濟收益有所富余。

二、能源危機前后的美國能源供應和消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到1973年能源危機之前，美國很少注意能源使用問題。

美國能源信息署的信息顯示，美國在1950到1973年間的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幾乎與GDP增速持平。美國國內能源生產的主要來源是化石能源，其次是可再生的水利發電和木材，核能所占的份額微乎其微。美國能源進口量迅速增長，其中在1970到1973年間就大致增長了3倍。此外，美國經濟平均年能源強度下降率為位0.55%，以此數據為“有限能效”基準測算，如果1973年之后能效提升有限，并于1950到1973年間的趨勢保持一致，能源消費量會以略低于GDP增長的速率繼續增長，美國能源消費量會在2014年達到180千萬億BTU。（BTU指“英制熱量單位”，1BTU等于使一磅水升高1華氏度所需要的熱量。——編注）

1973年，能源危機爆發，原本能源充足的世界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當年10月，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發動了襲擊，拉開了短暫的贖罪日戰爭的序幕。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后，石油輸出國組織中的阿拉伯成員國對加拿大、日本、荷蘭、英國和美國發起了石油禁運。在禁運政策影響下，阿拉伯成員國減少了石油的生產量和出口量，導致世界市場出現石油短缺，世界石油價格以很快的速度從每桶4美元漲到了接近12美元（換算為通貨膨脹后的2015年美元價值，相當于石油價格從20美元上漲到60美元）。

石油禁運和油價的突然上漲給處在石油進口快速增長時期的美國造成了嚴重影響，汽油零售價格上漲，汽油供不應求。1973年底，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了“能源獨立計劃”，期望美國到1985年能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為了支持這一政策目標，尼克松成立了幾個與能源相關的辦公室（美國的能源政策管理體系隨后發展成為負責燃料配給、定價管理、能源數據和分析、能源供應擴張和節能規劃的聯邦能源管理局[FEA]，以及負責能源研發、核武器和海軍反應堆計劃的美國能源研究和發展管理局[ERDA]），從屬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際能源署也于1974年底在法國巴黎成立。（1977年，聯邦能源管理局、美國能源研究和發展管理局等多個聯邦機關合并為美國能源部。——編注）

自1973、1974年間的能源危機后到1986年世界石油價格暴跌前，能源進口和能源安全問題一直備受關注。1986年后，盡管對能源進口和能源安全的關注度有所降低，但是隨著人們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視以及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各種因素綜合作用，推動開啟了能效提升的緩慢積累過程。企業開始設計節能相關的設備，開發能源管理系統并推行能源管理精細化。一些公司改變了管理實踐，使用系統來檢測能源消費，并雇傭人員負責降低能耗。個體的自發努力也引起了政府的政策和資本投資模式的變化，公共事業公司通過與其他公司合作，幫助它們節約了能源成本，并通過提供財政獎勵降低了初期投資。能耗降低的資本投資得到了利潤回報。

持續累積的能效提升使得美國能源消費增長率遠低于“有限能效”基準，能源強度在1973到1986年間平均每年下降了2.7%，在1986到2014年間平均每年下降了1.7%。美國經濟的能源強度從1973年的14000BTU下降到了2014年的6000BTU，下降了57%。（能源強度是能源利用與經濟或物力產出之比，在國家層面，是國內一次能源使用總量或最終能源使用與GDP之比。計算方式是單位GDP所需消耗的能源，或單位產值所需消耗的能源。——編注）

三、美國能效提升解析——如何下降碳強度

理論上來看，能效提升或能耗下降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可以用Kaya公式來分析。在Kaya公式中，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單位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乘以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換言之，經濟的碳排放強度等于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和經濟的能源強度的乘積。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對應了美國國內能源市場的供給側，經濟的能源強度則對應了需求側。將經濟的碳排放強度分解為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和經濟的能源強度兩個部分，有助于區分能源需求側的能效提升和供給側的能源供應技術變化的歷史影響，也有助于分析當下正在提議或協商的各項溫室氣體減排政策的重要差異。

自1973年以來，在降低美國經濟碳排放強度過程中，降低經濟能源強度所發揮的作用是降低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的9倍左右，而能效提升是降低經濟能源強度的主要貢獻因素，對降低經濟碳排放強度的貢獻是降低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的6倍。所以，由能效提升驅動的能源強度下降，比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下降對美國的低碳轉型成效顯著得多。在能源價格上漲和能源問題認識提升兩個因素的刺激下，美國市場中涌現出了能效創新、新技術、實踐改變等諸多成果。美國在能源制度、實踐、通信、法規等方面做出的改變也進一步加大了能效提升的速度和深度，使美國經濟和文化氛圍從幾乎完全忽視能效，轉換到了持續推動能效的軌道上來。

首先，出臺能效法規，并提供各級別的財政激勵和補貼。早在1975年福特政府時期，美國就出臺了《能源政策和節能法案》以應對能源危機。此后，卡特總統于1978年簽署了《國家節能政策法案》，囊括了對制造商的影響。1987年里根總統任內的《國家家電節能法案》、1992年老布什總統任內及2005年小布什總統任期內的兩版《能源政策法案》，均擴大了監管部門的權力，規定了稅收減免額。2007年的《能源獨立與安全法案》鞏固了聯邦照明標準。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為能效投資增加了國家稅收優惠，降低了個人和企業提高能效所需的資金成本，鼓勵了投資。

其次，加大力度搜集和提供能源信息，并通過標簽鼓勵能效提升。美國能源部下屬的能源信息署專注于收集、分析和傳播獨立公正的能源信息，推動政策合理制定、市場運行高效、公眾認知更加深入。美國環保署和能源部共同主導的“能源之星”計劃（Energy Star）被國會授予了“認證和推廣節能產品和建筑物，通過標簽以及其他形式來宣傳符合最高能效標準的產品和建筑物，從而減少能耗、加強能源安全并減少污染”的授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要求大多數家用電器在零售店展示“能效指南”標簽，鼓勵消費者關注設備運行成本；強制新乘用車和輕型卡車張貼燃油經濟型標簽，以方便消費者比較競品能耗，從而提高節油性乘用車和卡車的市場份額；鼓勵新舊建筑物通過美國綠色建筑委員會（USGBC）“綠色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LEED）認證，從而促進設計和施工隊環境和居民健康的考慮。

再次，鼓勵技術和能源管理與利用的創新，加強宣傳。能源研發主要由大學、研究機構、國家實驗室、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承擔，聯邦政府的直接投資占國家能源研發總支出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資金來自于私營部門也企業。此外，在過去四十年里，多個非政府組織增加了能效活動的投入。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和環境保護基金（EDF）在20世紀70年代發起了重要的能源與氣候活動，揭示了能源生產與當地或全球環境影響之間的緊密聯系。1977年成立的節能聯盟（Alliance to Save Energy）和1980年成立的美國能效經濟理事會（ACEEE）旨在推動能效政策。1982年成立的落基山研究所（RMI）以“推動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恢復性使用”為目的。1991年成立的能源基金會（Energy Foundation）致力于改變能源政策來支持清潔能源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