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就是要明確家事審判的職能不僅具有裁判職能，還應當具有對婚姻的救治職能。人民法院不僅是死亡婚姻的解救場所，更是治療生病婚姻的醫院。”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杜萬華日前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

作為一名基層法官，我比較關注家事審判改革。誠如杜萬華所言，家事無小事，家事即國事，家事案件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休戚相關。家庭是社會組織的最小細胞，家事審判不僅追求的是個案公正，更是夯實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

數據顯示，自2003年以來，我國離婚率連續14年遞增，僅2016年就有近500萬對夫妻離婚，算上離婚牽涉的家庭成員，一年涉及的人數可達數千萬。隨著一段婚姻的破裂，未成年子女成長環境、老年人贍養等各種社會問題都將凸顯出來。有鑒于此，以挽救危機婚姻為主要目標的家事審判改革應運而生。

離婚有兩種途徑，或是協議離婚，多是到民政局辦理；或是訴訟離婚，就是要到法院打官司。通常情況下，采用訴訟方式的，當事人雙方的矛盾要大于采用協議方式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起訴到法院離婚的，即便不是“死亡婚姻”，也算是“病危婚姻”了。

但是，家事案件畢竟有著與普通民事案件不同的特性，表現為有著較強的倫理性、情感性，這是冰冷的證據、機械的法條所無法完全解決的。相比較其他普通民事案件，在審判手段上，調解優于判決；在審判目標上，社會效果優于法律效果。法官如果單純依據證據和法條徑行判決，工作量雖較小，但案結事未了，家庭、社會出現的裂痕并未得到真正的修復。

讓司法有溫度，法官有溫情，充分發揮法院的教育、疏導功能，成為此次家事審判改革的重要內涵。在“拯救危機婚姻”的宗旨下，各級法院不再“只分財產不管感情”。

比如，審理中不盲目追求結案率，給當事人雙方留置一段“冷靜期”。之前有媒體報道，一位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很多當事人一時氣頭上跑來離婚，為挽救這些婚姻，常常借故電腦、網絡出現故障，為當事人留下了冷靜思考的時間，一時被傳為佳話。

再如，以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為契機，組建家事審判法庭，由有著豐富人生閱歷的法官組成，同時引入懂心理學的司法輔助人員介入；建立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由法院牽頭，聯合多部門協調解決；有的地方還創造性的開展工作，如四川宜賓縣法院率先運用“離婚考卷”，通過試題讓雙方和法官客觀地對婚姻做一個評估，從而為各方最終正確處理提供參考。這些措施都取得積極的效果。

筆者所在的縣，地處西南邊陲，受人口流動頻繁等因素影響，多年來離婚率位居全省第一，離婚案件也一直占法院民事案件的近一半。在確定為試點法院后，全縣逐步建立了52個“無訴社區”，通過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法院指導、社區參與，匯集社會各類資源共同化解家事矛盾。不僅做到對危機婚姻早治療、治療好，更做到早發現、早預防。

有必要強調的是，家事審判改革并未違背婚姻自由這一基本原則。婚姻自由，既包括結婚自由，也包括離婚自由。如果已明確評估為“死亡婚姻”，當事人雙方或一方已經處于極度痛苦中，決不能因為迫于社會或一方當事人的壓力而判決不予離婚，畢竟法律是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當然，即便要判決離婚，也要注意合適的方式和時機，以將各種負面效應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