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條“美國退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的消息在中國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刷了屏，然而與之相對的是，美國媒體卻反應冷淡。這種反差事實上體現出了聯合國在兩國民眾精神結構中所處位置的巨大差距。美國作為強權國家，自聯合國建立伊始，鮮少買賬；而整整二十世紀艱難地走向世界的中國則完全不同。

自一戰后以“巴黎和會”為標志而建立的“國聯”，到二戰后建立“聯合國”，見證了中國作為一個邊緣國家在國際組織中尋找位置的艱難歷史。解放后的中國，從華約陣營的一員到與蘇聯分裂，漸漸從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遺產轉入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秩序；改革開放后的八、九十年代，聯合國成為我們與國際接軌的符號性象征；即便到今日中國已在國際舞臺上從邊緣走向了核心，國民集體意識中依然把聯合國視作維持國際正義的依托。

澎湃新聞對話了旅居美國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王炎教授，回顧中國自五四以來中國自精英到民眾對聯合國（及其前身“國聯”）想象的變化，我們集體記憶中對聯合國的想象，投射出了中國百年來如何識別自身。

澎湃新聞：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消息昨晚一出來，就占據了中國各大媒體頭條，在各種社交網絡刷屏。因涉及巴以問題，在立足中東的相關媒體上也舉足輕重。但據您觀察，美國各大新聞平臺似乎并未重視這一新聞？

王炎：我基本保持每天早晚看美國三大電視網新聞節目的習慣，在CNN、MSNBC、福克斯上沒有看到“美國退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報道，而特朗普推特上一句不著邊際的話倒炒上一天。這消息我是從國內微信群里看到的，在美國卻沒有賣點。美國公眾對之如此冷淡，與中國民眾熱情之高漲相映成趣。這一熱度落差反比新聞更值得回味。

我想起70年代童年的記憶。一位小伙伴天天看參考消息，然后與我們一幫孩子侃國際局勢。他提問誰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大家一致公認是聯合國秘書長。后來看到一些作家回憶錄，說小時候也認為聯合國秘書長乃世界之主。民間樸素的世界觀，一方面看出中國當時的封閉，另一方面也窺見我們的“天下”一統的變種，把各國和各種有關無關的權力統統兌換到一個金字塔體系里，結果本來最無能力行使權力的人，卻成了世界之主，因為他在象征性形式上高居金字塔之頂。

80年代，我第一次到紐約，在一個國內代表團里。團內所有人要看位于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而不是自由女神。車送我們到離聯合國總部只兩條街之外的地方，下車問當地人聯合國在哪，沒人知道。其實到如今，你在曼哈頓大街上問怎么去聯合國，看有誰知道？但要問帝國大廈、華爾街或唐人街，無人不曉。其實俄國、或歐洲曾經的大國，對聯合國這個組織也沒有像中國人那么敬仰。這個心理大落差要回顧我們的歷史才能理解。

澎湃新聞：聯合國成立于二戰結束后，事實上聯合國的前身“國聯”正是伴隨著中國近代史的屈辱記憶而誕生的，也就是巴黎和會，直接導致了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那么中國近代歷史記憶上對這種國際組織最早的記憶是事實是它的“恃強凌弱”性。

王炎：一戰后，威爾遜總統提出“國聯”這個概念，中國剛剛走向共和才幾年時間，中國的知識與政治精英，既有被西方列強欺凌的恥辱記憶，又希冀改變國體，擺脫愚昧，步入現代，躋身世界之林，不被“國際大家庭”排出門外。世界圖景漸漸取代傳統”天下“觀。民國時期的精英知識分子將國際正義與走向世界，統統投射到“國聯”這個平臺上。而1919年巴黎和會上德國轉手膠東半島給日本，知識界一夜間從“公理戰勝”，轉向反帝反封。其實，“國聯”不過是西方強國的俱樂部，轉讓膠東就是強國博弈的一貫邏輯，與國聯的浪漫理念——主權之外建立國際組織，實現永久和平無關。日本稍不順心，國聯不讓它托管亞洲殖民地，就立刻退出“國聯”，列強從沒對國際組織抱有幻想。五四后中國知識界分化，但無論左翼還是自由派，仍對國際正義和世界組織充滿期待。

國聯的浪漫理想在二戰后有啟發出聯合國的建立，但軟弱的國際組織依然攥在美蘇的手中。

澎湃新聞：即便是從未真正被聯合國庇護，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入常”還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王炎：新中國為恢復聯合國席位，費盡一代領導人的心血，中國的精英對超國家的國際組織仍期待很高，希望聯合國給世界帶來正義與和平。但從其歷史演變的過程不能看出，聯合國就是一個虛體、一個民間組織。強國擺布它，傳統大國的國民也不把它當回事，對國際政治持現實主義態度。而第三世界國家越是遭遇不公正待遇，越對國際秩序和跨主權組織抱有道德性期許，阿拉伯、亞非拉很多國家，在出現危機時，希望聯合國解決國際爭端。但聯合國很難主導國際社會，它靠主權國家的施舍，托缽乞食，無經濟、軍事實力，是依賴性的虛體。任何組織要想坐實，必須有硬實力。

聯合國也有輝煌的一瞬間，一度有一定的實權。那是在冷戰后，美蘇兩極的一極坍塌，華約分崩離析。國際秩序出現一時真空，聯合國發揮了作用。九十年代初，對科索沃打擊、對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國際審判等，在很短暫的一段時間里一度輝煌。但必須承認，這個組織的理念浪漫，很理想主義。而且，實際操作中，有一整套成熟、縝密和完善的工作原則，恪守與主權國家政府之間公平、公正的關系，能長期堅守這些原則，實在令人敬佩。但冷硬的現實政治，決定它很難有所作為，一旦塵埃落定，大國權力架構趨于穩定，它能發揮的作用變小。

澎湃新聞：六七十年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隔絕，但是與蘇聯陣營的關系，以及在中蘇交惡后與亞非拉第三世界的交往十分密切，中國在世界圖景中位置的不斷變化，中國人對聯合國的想象一直是一如既往的？

王炎：的確，毛時代中國與西方北約陣營隔絕。從建國直到中蘇交惡之前，我們的世界圖景是華約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在這個世界里曾一度是自足的。但中蘇交惡到中美緩和，這一過程中，中國人對于西方、對于聯合國態度出現轉變程，政治精英推動了這一轉變。

改革開放后中國人對聯合國的想象，與“開放”和“國際接軌”密切相連，聯合國在八九十年代對中國的象征意義巨大。從社會主義陣營轉向與西方接軌，當然不是與某個西方國家對接，必須用政治正確的官方話語，即在聯合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們是一個世界》歌曲的流行，以及后冷戰淡化主權，讓“聯合國”、“地球村”主導自由主義文化，在心照不宣的應和中，聯合國、特別是教科文組織，在中國大眾文化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外交涵義。

澎湃新聞：改革開放后，我們又開始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社會。八十年代進來的那種“地球村”的想象，和民眾對重新嵌入世界的渴望緊密相連，這也和五四時期的精神結構形成了參照。

王炎：晚清有封閉、落后、挨打的記憶，新中國之初有被世界隔絕的經驗，“走向世界”是中國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愿望。制度上與國際接軌，文化和思想上自我否定，這一五四傳統為所有知識和政治精英共享，即使國共內戰，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真正分歧。愿望一定要投射到具體的組織上，才覺得踏實。因此，無論民間還是主流媒體的宣傳，中國參加聯合國維和、派出維和部隊，在國民心中是很大的榮耀，只有參加聯合國的行動，才算得到國際認可，只有國際認可，才算貨真價實，自己宣傳不作數。所以，聯合國在國民心目中具有崇高象征意義，是“走向世界”地標。

澎湃新聞：國際政治中的八十年代不同于文化界的“文化熱”，當時中國人面對世界圖景是：那個時候東歐在劇變之中，蘇聯還未解體，亞非拉不少新興獨立的民族國家仍然在國家建設之中。八十年代，聯合國這個框架對于中國民眾的象征，與我們第三世界的認同、社會主義世界的認同有什么聯系嗎？

王炎：社會主義在國際政治上的一個遺產是國際主義，以階級為價值核心的國際主義——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受壓迫民族團結起來。這是中國到70年代早期之前的重要理念。中蘇交惡、中國入聯合國、中蘇邊境沖突，讓這個理念發生變化。聯合國框架與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不是一回事。聯合國的框架是二戰后大國建立的國際秩序，比共產國際主義隱含了更多現實主義成分。從尼克松訪華到改革開放，中國漸漸從國際主義遺產轉入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秩序。我們從支持亞非拉民族獨立，轉向大國博弈的國際政治邏輯，從1972年到80年代逐漸完成了這一個轉型。后來越南、非洲和阿拉伯國家與中國疏遠，與中國角色的轉變直接相關。世界也在七八十年代從激進走向保守，革命消解而進入后革命時代。這既是中國自身的轉變，也是世界大勢的變化。

澎湃新聞：今天我們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早就不再是“第三世界”時期要依托虛弱的國際正義來維護尊嚴了。

王炎：中國從邊緣弱國在幾十年內成為強國，崛起之迅猛，使大眾文化觀念落后于現實，文化沒有趕上中國的地位。民間以聯合國為正義代表維持國際秩序的美好愿望，與現實有一定落差。兒時想象聯合國為世界之主，或仍留存在集體記憶中。大眾文化是歷史記憶的容器，新的現實進來，舊的觀念慢慢蝕損。所以，美、俄心目中的聯合國，與中國大眾的認知才有這么大的差別。

政治是實力政治，中國實際上——而非完全在聯合國框架內——已經扮演著大國角色。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念正深入到政界和大眾文化之中。我們也許仍應看到聯合國象征的積極意義，它給未來永久和平希望帶來希望。我們這個重禮儀、講場面的民族，也許永遠對聯合國情有獨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