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際，《上海書評》刊發茅海建教授于2021年7月8日在“章開沅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稿，緬懷章開沅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章開沅先生的大名，當屬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這是當時中國大陸最為出色的學術著作。次年，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也是一個盛會，但我們這些研究生和青年學者沒有辦法參加。章先生便與湖南師范大學的林增平先生商量，在長沙開一個青年討論會，并對青年學者的參會論文進行評獎。那是一次青年盛會，出了許多人材。章先生從武漢趕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說這批青年學者的論文多有佳作，“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此后的幾次見面，皆在學術會議上，他在臺上說，我在臺下聽。我的老師陳旭麓先生去世后，我每次到武漢，都會去拜訪他；然我去武漢次數很少，見面亦少。雖說直接交往次數很少，交談的言語也不多，但我的感受卻很深——“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我對他十分尊敬。

章先生學問與人格，讓我深為感佩的是兩點。

其一是章先生始終走在同齡人的前面。章先生是人生經歷很豐富的人。1949年之前，他該上學時上學，該打仗時打仗，該革命時革命。這些都是當時的熱血青年心中向往的，章先生與同齡人的不同點是“健于行”。1949年之后，學術成了他的主要事業，其中辛亥革命成了他的專攻。他沒有去研究當時熱門的革命黨，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將視野專注于不那么革命、但在歷史上起到多重作用、更能說明歷史多變性的張謇。他采用的方法，又是歷史學家最具“傳統”也是最為“先進”的，即收集史料，編集子，實地考察，尋找當年的遺存。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如此做研究已屬“鳳毛麟角”。這種“獨特”的學術眼光（今天稱之為“問題意識”）和“基本”的研究方式（今天稱之為“學術規范”）使他領先于同齡人。雖說章先生的張謇研究到了很晚才出版，但一點也不過時，很難想象是六十年代的產品。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人民出版社組織編寫中國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林言椒先生各處約稿，富有學術準備的章先生立即響應。他和林增平先生聯合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學術規范榫合嚴密，最先出版，走到同齡人的前面。章先生屬于“才子型干部”，文化革命前或文化革命中，多次借調到中央機關工作，當時屬非常矚目之事，但他能做到學術本位、學者本分，有進有退，當時屬于難能，事后屬于遠見。再往后，章先生及其弟子整理蘇州商會檔案等大型史料，強調學術研究過程中的國際化，又走到同齡人的前面去了。章先生總結武昌首義，稱是“敢為天下先”，這個“先”字，我看對他是適用的。

其二是章先生培養出一大批學生。章先生是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的博士生導師最初為章開沅、李新、黎澍三人（戴逸先生屬于中國古代史的清史）。章先生又一次“領先”了。從此開始，章先生培養了一大批中國近現代史的博士，我在北大上課時，稱之為“章氏軍團”。之所以稱“軍團”，自然是人數眾多之意。但后來的博士生導師人數眾多，招收的學生數量泛濫，“章氏軍團”從數量上排名大約不再領先了；而“章氏軍團”卻越來越矚目，這是他們集體戰力的體現。我在這里沒有必要列舉章先生帳下的諸位先鋒與大將，這個名單已為學界熟知。若細看這一份名單，真是什么樣的人才都有，不拘一格；所研究的學問也是品種多樣的，同樣不拘一格。一個人如何能教出如此之多且又類別各異的人材？自然是施教有道——“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弟子就會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大師垂范，用自己的身影為眾弟子立命——“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學問之道由此而傳，章門弟子的風格由此而塑造出來。

我還想說明的是，武漢這個地方也出產名校長——華工的朱九思，武大的劉道玉，再加上華中師大的章開沅，都是大教育家的風范，將當時武漢三校，列于全國的前茅。

我聽到章先生去世的消息，立即給其弟子馬敏和朱英寫了E信：

章開沅先生是我尊敬的師長。他是真正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者，在他的生命的每一個時段，都有超越同時代學界與學人的卓越表現。他的學術成就不僅表現在他個人的學術研究著作上，更表現在他對學生的培養上——“章門弟子”已是中國近代歷史學界最強大的“軍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