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去年 7 月至今，“雙減”政策已經落地了將近十個月。十個月以來，整個教培行業從內向外發生了肉眼可見的變化，依托教育衍生的教育出版業同樣受到影響，在歷史長河中進行著自身的演變。其實，從“內容印刷復制”轉向“知識推陳出新”，一直是教育出版機構多年來努力的方向之一，而“雙減”的出現無異于為其按下快進鍵，進一步加速了進程。那么，教育出版這個老牌行業，在新光景下究竟發生了哪些新變，未來又將迎來怎樣的新生呢？

01

階梯式格局形成，教育出版舉足輕重

從全球出版機構年度出版種類和收入構成看，整個出版業主要由教育出版、大眾出版及專業出版三大內容板塊組成。其中，教育出版往往舉足輕重，占據重要地位。這一點，中國也不例外。

國家新聞出版署數據顯示，教育出版占我國圖書出版市場的份額相當大。2017 年，我國圖書市場整體規模約為 1800 億元，其中教育出版規模約為 1100 億，占比超過 60%。到了 2020 年，國內上市出版企業排名前三位的中南傳媒、新華文軒、山東出版，其教材教輔出版和發行收入分別達 68.22 億元、62.13 億元、78.58 億元，分別占當年總營收的 65.14%、68.97%、80.59%。通過數據，教育出版在整個出版行業的地位可見一斑。

教育出版規模如此之大，與我國國民經濟增長、文化消費支出增加以及國家產業政策的大力扶持不無關系。近年來，隨著教育投入規模的持續擴大，教材教輔、少兒圖書等出版發行需求也日益旺盛。2019 年，國內圖書零售市場銷售碼洋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達到了驚人的 1023 億元；2020 年，受疫情影響，圖書消費市場出現了近二十年來的首次負增長，但仍有近千億元銷售額；到了 2021 年，“雙減”等政策因素雖給市場增添了一定變數，但在教輔圖書剛需背景下，整個市場依舊保持較強的活力。據開卷等數據公司提供的銷售數據來看，教輔圖書市場并未明顯的下降趨勢。

大的市場規模自然也帶來了激烈的競爭，當下，教輔圖書出版流程分為內容策劃、印刷、出版、發行和零售多個環節。由于我國政府相關單位對出版社嚴格實行資質審批制度，因此具有出版資質的出版社均為國有企業。在教輔圖書策劃環節，民營企業則占據大部分市場。

形象地看，我國教輔教材出版市場格局主要呈三級階梯狀。其中，第一梯隊主要是由南方出版傳媒、長江傳媒、鳳凰傳媒等國家、省市級的出版集團組成；第二梯隊由世紀天鴻、世紀金榜、曲一線等擁有專屬特色出版物的民營出版巨頭組成；第三梯隊則是由一些產業鏈尚不健全或規模相對較小的出版社組成。值得一提的是，新華書店在教育出版領域具有壟斷優勢，占據行業龍頭地位。

02

“雙減”影響舊業務，但也催生出新需求

去年 7 月，“雙減”政策正式落地，使得教培、在線教育行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對于千億級的教育出版市場而言更是如此，尤其在教育類出版融合產品、線下圖書與線上教育內容、服務的融合等方面引發了諸多探討和關注。

現代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王春霞表示，“以前出版機構作為教培內容的供應方、推廣方，在家庭、學生、教培機構之間起到橋梁紐帶作用。新格局下，教育出版機構一方面要從教育高質量的目標出發，服務學校教學主陣地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把社會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對接學校教育需求，分類指導、精準施策，做好策劃、多出好書。”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潘峰則將“雙減”帶來的改變，細化到圖書品種、選題策劃、發展方向3個具體環節。他認為，“從品種來說，原有面向教培的教輔產品會下架，相應教輔圖書品種都會減少；從選題來說，教育社要及時調整，側重提升教師教學技能和學生學習能力方面的選題，而不是搞單純的題海戰術；從發展方向來說，要提高教育知識服務能力。當下缺乏的是素養導向的優質內容，能滿足個性化學習要求的分層作業。”

從業內專業人士觀點不難看出，“雙減”政策的頒布，將進一步推動行業向精細化、多元化方向發展。一方面，隨著作業量降低以及學校教學材料的嚴加管控，傳統教輔總量以及學科類教輔品類勢必有所減少；另一方面，“雙減”政策后，學生自主學習時間得到釋放，導致校內綜合素質類教育時間也隨之增加，素質類相關教材圖書將產生一定的缺口。

事實上，近幾年持續推行的各種減負政策，已經很大程度上規范了校內教輔圖書發行，數量得到了一定的精簡。因此，以校內教輔圖書為主體的出版社雖受到影響，但沖擊并不突然到難以應對；但從另一角度看，隨著校外培訓的減少，學生有更多時間進行自主學習，對課外學習資料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間接對出版社的“造血”創新能力提出更強的考驗。

長遠來看，“雙減”政策給教育出版帶來的影響，絕不僅僅是教輔市場這一簡單變化。正如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那樣，其背后所隱含的可能是中國教育工作的重大轉變，在思想理念、結構規模及發展模式等方面都會隨之發生變化。

03

政策日趨完善，數字化多元合作成關鍵

受教育固有屬性的影響，與其他行業有所不同，教育出版以政策導向更加明顯，政策在出版、發行及價格等環節均有明確管控。1990 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出版管理條例》、《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對圖書行業策劃、出版、印刷、發行、銷售各個環節進行規定，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

政策日趨完善下，教育出版行業目前已比較成熟穩定。但相應的，其也陷入了發展的瓶頸期。尤其后疫情時代的到來，網絡化教學與數字化出版成為常態的當下，作為面向市場的出版企業，各教育出版機構更需及時考慮自身今后的發展方向與經營模式。在保持自身傳統優勢的前提下，積極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將傳統紙質出版與數字出版、線下教育與線上教育進行深度融合就成了關鍵所在。

就目前情況而言，各大出版社乃至教培機構都在進行自身的數字化布局。好未來在 2022 年 Q4 財報中就透露了最新的轉型方向——“智能教輔”，表示公司正在打造智能教輔等相關出版產品；去年 6 月，猿輔導控股的重慶斑馬智學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其經營范圍就包含出版物批發、出版物零售；網易有道也在去年升級了智能教輔系統，宣稱可以評估學生能力、生成學習路徑、定向提高、查漏補缺。

再將目光拉回到出版社，一些出版社已將目標指向在線教育，尋求數字化轉型。山東出版集團與騰訊開展合作，搭建智慧教育學習服務平臺，參與山東省“智慧校園”建設；浙江出版傳媒則推出“青云”在線教育品牌，希望在3年內完成四項數字資源和課程服務項目建設；中南傳媒研發的教育全品類產品線已經進入全國 25 省，服務一萬多所學校，并成功落地海外國家。

可以講，教育出版行業發展到今天，已不單單是產品的競爭，而是更加趨向綜合服務的競爭。出版機構也不再僅僅是一家印刷發行商，更應該是一家具有課程開發、教研服務能力的教育專業機構。未來，在教育出版向教育服務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誰能將自身的服務水平做到更貼切市場、契合用戶心理，誰就能在與日俱增的市場競爭中占得先機。

結語

隨著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對精神層面的追求會不斷得到升華，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類產品的需求也會愈發旺盛。并且，伴隨眾多出版機構數字化轉型的落地發力，相信整個教育出版行業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