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徐志嘯 中華讀書報

本文擬對《詩經》問世以后，歷代對其所作的研究，擇其大要，做一梳理，掛一漏萬，難稱周全，故謂之“極簡史”。所謂的《詩經》學，或《詩經》研究，包括對《詩經》的編定、傳播、注解、詮釋等多方面，所涉及的領域可涵蓋經學、文學、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政治學、軍事學、經濟學、農學、博物學、藝術學等多學科。

先秦時期，由于《詩經》本身尚在創作、搜集、編定的成形時期，故傳統的《詩經》學——《詩經》研究，還未正式登場，還沒開始真正進入研究階段。這個時期，自然沒有產生有關《詩經》研究的專門論著，有的只是對《詩經》產生過程的參與、點評和引申發揮，如孔子整理編定“詩三百”，發出有關詩教的觀點，孟子提出方法論，荀子提出文化觀等。其時，涉及《詩經》的話題雖尚不屬專門的研究，但其相關的專題，卻是與后代的研究多少有關，有的還很重要——

《詩經》的基本概念——詩、詩三百、《詩經》；《詩經》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和地域；《詩經》的作者；“詩三百”的采集（采詩、獻詩）、整理和編定；孔子“刪詩說”；“詩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先秦時代詩、樂、舞與《詩經》的詩樂合一；關于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的概念及其爭議；《詩經》的應用——先秦時代引詩、賦詩及其他；孔子詩說——“興、觀、群、怨”，“思無邪”，“溫柔敦厚”，“不學詩，無以言”，“經世致用”等；孟子詩說——“以意逆志”，“知人論世”；荀子詩說——“明道、征圣、宗經”等。

兩漢時期《詩經》研究（漢學）

兩漢時代，應該說是中國歷代《詩經》研究的真正開創與奠基時期。為何這樣說？雖然，《詩三百》的產生時代在西周春秋時期，它的整理編定工作，孔子也參與了，《詩經》這個名稱的定名，稱【詩】為【經】，是在戰國時啟端——《莊子 天運》有云：“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子 勸學》有云：“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但真正將《詩三百》置于至高地位，是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被武帝采納之時，此后，儒家的幾部代表著作《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從此被奉為了儒家的經典，于是，《詩三百》就成了《詩經》——自此以后，開始了歷代對《詩經》的注“經”歷史，也即，《詩經》的研究歷史正式開啟了。

兩漢時代的《詩經》研究，總體上包括兩大派，此即后世所謂漢代傳詩的“四家詩”——“三家詩”和“毛詩”。“三家詩”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還包括文字訓詁和內容解釋），故也稱為“今文三家”（今文經學）；“毛詩”是用戰國時代的隸書書寫（還包括文字訓詁和內容解釋），故也稱為“古文毛詩”（古文經學）。

“三家詩”，指魯詩、齊詩、韓詩三家——魯詩，魯國人申公所傳；齊詩，齊國人轅固所傳；韓詩，韓國人韓嬰所傳。

“毛詩”較“三家詩”晚出，相傳為大毛公魯人毛亨和小毛公趙人毛萇所傳。《毛詩》的代表著作是《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該著是“詩經漢學“的代表作，所作訓詁解釋，釋詞明確，淵源清晰。

由于“三家詩”和“毛詩”分別代表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派，因而在兩漢時代，這兩派的今、古文經學之爭，直接影響貫穿了整個時代。具體在對《詩經》的解說上，“三家詩”與“毛詩”的分歧，既表現在政治立場上，也表現在書寫的文字、說詩的方法、解說的繁簡、章節的編次、名物的訓詁、字詞的辨析，乃至對具體詩篇的不同理解等多方面。由于“三家詩”完全站在漢代官方政治立場上，它在兩漢時代自然屬于官學，而隨著漢代統治的結束，它的生命也就告終了。“毛詩”則與漢代政治距離較遠，屬于民間傳授之學，且又不斷提高了訓詁和義疏的質量，因而它比“三家詩”的生命力顯得旺盛，此后便一直延續下去了。

這里，應提到一位在漢代兼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儒——鄭玄，他為《毛詩》所作的“傳箋”——《毛詩傳箋》一書，在整個中國《詩經》研究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該書打破了師法之拘，結束了兩漢的今、古經學之爭，書中的解詩，兼融了“三家詩”和“毛詩”之說，以宗毛為主，吸取“三家詩“，并在《毛傳》基礎上作補充修訂，提出了不少屬于自家的說法，顯示了其自身的特色。

兩漢時代在《詩經》研究方面，特別值得一說的是《毛詩序》?！睹娦颉钒ù笮蚝托⌒颍笮颍ㄓ址Q《關雎序》）系針對全部《詩經》而寫的總論全部《詩經》的序言（兼及《關雎》一詩），小序則是為《關雎》以外其他三百零四篇詩所作的簡短詩意解說?！睹娦颉返淖髡呔烤故钦l，歷來說法甚多，至今爭議不決，分別有：孔子；子夏；衛宏；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毛公、衛宏合作；等等。對《毛詩序》為何而作，其文字的來源和所作序的內容是否切合原詩內涵，歷來爭議不決，難以定論。但是，不管如何，筆者認為，《毛詩序》本身是一篇極有詩學價值的文字，不但其小序部分值得參考（自然不可照單全取，必須結合作品本身與歷史時代，有所取舍），且其大序，尤值得重視——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史和文學批評史早期階段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的詩歌專論，它比較全面而又系統地總結了先秦時代儒家的詩歌理論，提出了一系列屬于儒家詩教的開創性的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主張，屬于一篇具有開山意義的綱領性理論文字。

這里，不妨全文錄下《詩大序》文字（《關雎》部分略）——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毫無疑問，從上引文字可以見出，《詩大序》在內容上，是一篇儒家綱領性的禮教宣傳文字，其封建政治色彩不容否認，但我們必須承認，這篇文字，確是高度闡發了先秦時代儒家的詩歌理論，代表了這一時代文學創作和詩歌理論的最高水準。為何這樣說？我們看它的具體文字闡述。概括地看，這篇文字的理論要點，包括以下四部分：一，精辟地闡述了詩、樂、舞三者的起源，以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與特征，其中尤其是“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開創性地提出了“詩言志”這一綱領性的主旨口號，標明了詩歌創作的目的與功用，由此，這個口號成了后世歷代中國傳統詩歌創作和理論的旗幟，其本身切中了文學藝術作品創作的本質特征——言志抒情。二，概括地點明了詩歌與時代及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密切關系，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變風、變雅”等，即是其具體體現。三，突出了儒家詩教的作用，強調了詩歌的政教功用，且明確指出，詩歌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作用，它能“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些話本身雖然包涵了濃厚的儒家禮教色彩，但客觀地說，它確實較為準確地表述了詩歌的實際功用。四，對“詩六義”的概括——風、雅、頌；賦、比、興，既判明了詩的分類，也闡述了詩歌創作的主要藝術表現手法，這對當時和后代的詩歌創作及理論，有著極大的啟示作用。

兩漢時代由于是《詩經》研究的開創和奠定時期，故而在《詩經》研究史上，漢代的《詩經》研究，便稱為“詩經漢學”，簡稱“漢學”。

魏晉至唐《詩經》研究

相對于兩漢時代，魏晉至唐這個歷史階段，《詩經》研究處于低潮期，基本上沒有形成專門的學術流派，問世的著作也相對較少，這與這個歷史時代不同于兩漢大一統社會“獨尊儒術”有一定關系，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所謂“亂世”，南北常年處于戰亂和朝代更迭狀態，即便隋唐統一后，儒家思想也還是不如兩漢時代那樣處于獨尊地位。

不過，這個歷史階段也還是出現了《詩經》研究的不同學派及其代表學者，它們形成了爭論或對峙狀態。比較有代表性的，魏晉時代是鄭學、王學之爭，南北朝時代是南學、北學之爭。其時，漢代鄭玄的《毛詩傳箋》標舉毛詩，融合三家詩，成為當時的權威注本，形成了“鄭學”，這引得魏人王肅的攻擊，認為這是打著“毛詩”牌子，卻引用“三家詩”，破壞了“毛詩”古文經學的家法，由此，王肅要申毛難鄭。不過，王、鄭兩家之爭，在當時影響并不大，后來鄭玄還是憑自己的地位，以及《毛詩傳箋》本身的影響，使其書得以流傳后世。南北朝時代，南學，承魏晉兼采王學；北學，承漢代推崇鄭玄。隨著隋朝統一南北后，所謂的南學北學，也就結束了對峙——北學歸入南學而趨統一。這個統一，實際是由朝廷授命唐代學者孔穎達，負責主持撰定“五經正義“（《毛詩正義》系其一）而得以完成。《毛詩正義》是魏晉至唐時期《詩經》研究的一部重要代表著作，它廣泛吸收了唐初以前歷代的《詩經》研究成果，“融其群言，包羅古義”，為《毛詩故訓傳》和鄭玄《毛詩傳箋》作疏解，集唐前漢學之大成，全部保留了《毛傳》《鄭箋》的注文，并在這些注文基礎上作疏解（后世簡稱其為《孔疏》）。《孔疏》堅持“疏不破注”原則，綜合吸取漢魏以來諸家訓詁之見解，融匯了漢魏六朝《詩經》研究的成果，全書貫穿了說解、文字、音訓的三統一，使之達到了當時《詩經》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稱是繼《毛詩故訓傳》（《毛傳》）和《毛詩傳箋》（《鄭箋》）之后，歷代《詩經》研究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詩經》學著作。

必須注意的是，魏晉至唐這一歷史階段中，《詩經》研究不僅限于學者在經學范疇內對《詩經》作注釋和說解，而且出現了文學家對《詩經》思想內容、藝術成就和藝術手法作闡述和評價，這當中包括劉勰、鐘嶸等人。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的多篇論述中，涉及了對《詩經》內容和藝術表現手法的評論和闡述，比較代表性的篇章有《宗經》《辨騷》《時序》《情采》《比興》《夸飾》《物色》等，其中分別談到了《詩經》的教化作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內容與形式、關于賦比興、《詩經》的修辭手法、《詩經》對后世的影響等。鐘嶸的《詩品》在品評詩人及其作品高下時，自然涉及到了詩歌源頭之一的《詩經》，而他的《詩品·序》中，更是直接闡述了他對《詩經》賦、比、興三種藝術表現手法的認識和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p>

宋元時期《詩經》研究（宋學）

宋元時期的《詩經》研究，實際上主要是在宋代。元代整個朝代在異族人統治下，漢族的儒家經典自然受到壓制，大約除了朱熹的《詩集傳》在當時有些影響，其他幾乎無啥可說了，因而出現的涉及《詩經》的注解，都是朱熹《詩集傳》的延申發揮。這里，擬集中闡述宋代的《詩經》研究。這個時期可稱《詩經》史上的高峰期，相對于漢代的“詩經漢學”，宋代可稱“詩經宋學”，特別是南宋問世的朱熹《詩集傳》，是宋學的代表，在整個中國《詩經》學史上，堪稱里程碑式標志。

宋代的社會風氣，或者說宋代的經學論壇，普遍是疑經、改經，對先人的諸多經典，包括《詩》《書》《禮》《易》《樂》《春秋》等，持懷疑態度，考辨成風。這就牽涉到了這個時期《詩經》研究的新風氣——倡導懷疑，喜好辨偽，重視義理，不信詩序，探求新義。也就是說，這個歷史階段，改造傳統儒學、時興自由研究、看重實證思辨，已形成學風。其時涌現的一批《詩經》研究著作，代表性的有：歐陽修《毛詩本義》、王安石《詩經新義》、蘇轍《詩集傳》、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詩序辨說》、程大昌《詩論》、王柏《詩疑》等。宋代這些注《詩》學者，對《詩序》發起猛烈攻擊，力主廢《序》，由此，他們與當時的漢學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歐陽修作為北宋文壇的大家，在《詩經》研究上推出了《毛詩本義》，該書重點在本義說解，對前代的毛、鄭所說，多有指正，認為他們在不少方面訓釋不當，這在當時屬于開了風氣之先，畢竟無論毛還是鄭，都是前代《詩經》研究大家，他們傳世的《詩經》注本——《毛傳》《鄭箋》，歷來被奉為權威，而歐陽修居然敢于對他們大膽評議，且自創新說，為此，歐陽修的研究自然對宋代的《詩經》學起了較大影響，之后的蘇轍、鄭樵，乃至朱熹，都曾受到他的影響。

鄭樵是“詩經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對《詩序》，提倡聲歌之說，重視名物考證，他的《詩辨妄》指出了《詩序》諸多謬誤，其辨妄對象，直擊毛、鄭——指責他們的說解為“村野妄人所作”?？上В嶉赃@本《詩辨妄》已失傳，今可見者，乃顧頡剛所輯之殘本。

朱熹毫無疑問是“詩經宋學”的權威代表人物，他的《詩集傳》是“詩經宋學”集大成的代表著作?？梢哉f，《詩經》研究到了宋代，是朱熹真正建立起了可與“漢學”相對峙、相抗衡的“宋學”——“詩經宋學”至此開始確立起了它的學術體系，它以朱熹理學思想為基礎，匯集了宋人眾多的訓詁和考證成果，又顧及了《詩經》的文學特點，使得這部注釋簡明的《詩集傳》，成了當時和后世數百年的權威注本。綜合朱熹的《詩經》研究和他的代表作《詩集傳》，我們可以看到，它顯然具有以下四方面特色：其一，反對《詩序》，指出《詩序》的種種謬誤，他因此專寫了《詩序辨說》，用查核史料、對照詩篇內容的做法，駁斥《詩序》，尤其針對三百零五篇的《小序》。其二，在反對《詩序》的基礎上，他廣采眾說，充分吸取了前代各家之說，并融入自家的看法，建立了與漢學不一的宋學。其三，對“詩六義”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詮釋，比毛、鄭所釋相對更接近了詩本義——“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薄把耪?，正也，正樂之歌也?！薄绊炚?，宗廟之樂也?！薄百x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薄氨日?，以彼物比此物也?！薄芭d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不僅如此，朱熹還在他的《詩集傳》的具體詩篇注釋中，標明每首各運用了賦比興的何種手法——或單獨，或綜合（賦而比；比而興；興而比；等等），這對于讀者欣賞和理解詩篇的藝術特色，很有啟發幫助。其四，總體上看，朱熹《詩集傳》的注釋、詮解，力求接近詩本義，努力做到簡明得體，且不限于從經學角度作解說，還盡可能顧及了用文學眼光剖析詩歌的內在蘊含與藝術特色，這無疑增進了讀者對《詩經》文學價值的認識。

然而，必須指出，盡管朱熹的《詩集傳》確實有其獨特的價值和體系，“詩經宋學”在《詩經》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確不可低估，但朱熹畢竟是個正統的封建衛道士，他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為維護封建統治研究《詩經》、注釋《詩經》的，他的研究初衷，絕非為文學而文學、為詩歌而詩歌，而是力求不能有害于封建禮教的溫柔敦厚，不能違背封建的綱常倫理，目的在于宣揚封建教化、維護儒家經典的權威地位，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楚的認識。

明清時期《詩經》研究（清學——新漢學）

明清兩代的《詩經》研究，有個非常鮮明的差異，即明代與清代相比，明代顯然呈低谷狀，而清代絕對是高潮。明代的《詩經》研究幾乎沿襲元代，除朱熹《詩集傳》的余緒影響外，學術界較少出現有代表性有影響的《詩經》研究學者和論著。可以提及且有價值的，大約是如下二部：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獨居一格，詩史結合，不遵從傳統解說，考證有精核之處，體現了突破傳統、力求創新的努力；陳第《毛詩古音考》，推倒宋人的“葉音說”，開創了《詩經》古音韻學的研究。明代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研究學者和著作罕少的狀況，和明代的科舉取士制度很有關系——因科舉考試要求考《四書》，于是，重《四書》輕《五經》在當時便成為社會風氣，致使《詩經》學在明代自然趨于了衰落?？梢哉f，元明兩代，在《詩經》研究方面，如出一轍，都呈低谷狀，很少有具影響的研究著作（少數例外）。而清代則完全不同了，它是《詩經》學史上第三座崛起的高峰，是繼漢學、宋學之后，崛起的第三座高峰——清學，即“詩經清學”（或謂“新漢學”）。

清代的《詩經》研究繼承了漢代學派的樸實之風，講究考據，“無征不信”，一反宋學的空談義理、不務實際和明代的科舉取士、不重經學，這實際是為了擺脫宋明理學的桎梏，旨在復興漢學，故謂清代的《詩經》研究為——“新漢學“。整個清代，由于統治者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實行高壓政策，另一方面又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轉移他們的政治視線，便大力提倡經學，于是乎，大批知識精英將畢生精力付諸經學研究，使得經學由此開始興旺發達，名家輩出，著作如林，清代的《詩經》學也就自然而然成就空前、蔚為壯觀了。

清代《詩經》學的主要成就，表現在輯佚、?？焙托W三個方面，這是它特別有別于漢學和宋學的顯著特點——漢學注重注釋、疏解、正義，宋學在漢學之后注重義理，而清代的清學，則偏重輯佚、?？?、小學，體現了治學功底和精細功夫。具體來說，輯佚方面，主要是對三家詩的輯佚，代表學者為陳壽祺、陳喬樅、王先謙；?？狈矫?，阮元的《毛詩校勘記》（《十三經?？庇洝分唬┛胺Q代表作；小學方面，研究《詩經》音韻、考據學的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研究《詩經》文字、名物考證的陳啟源、胡承珙、馬瑞辰、陳奐等，都是清代的杰出學者，他們代表了清代《詩經》研究乃至整個清代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

大體來看，清代的《詩經》研究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初，宋學衰落，漢學復興，顧炎武開創考據學，創立音韻學，黃宗羲將經學與史學結合，開始學術史研究，王夫之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研究。第二階段清中期，進入清代經學研究繁榮期，考據學盛行，產生了學術史上著名的“乾嘉學派”，以古文經學（所謂新漢學）為主，對《詩經》展開全方位的考證研究，其范疇涉及文字、音韻、訓詁、名物、辨偽、輯佚、?？钡龋涑删涂芍^空前絕后，可以說，整個《詩經》研究史上，沒有哪個時代可與之相比。這個時期，產生的《詩經》研究代表作有——胡承珙《毛詩后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等，它們代表了清代《詩經》研究的最高成就。此外，陳壽祺、陳喬樅父子輯錄三家詩，魏源著《詩古微》，也值得一說。第三階段清末，古文經學被今文經學所替，今文經學開始繁榮，出現了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這是三家詩的集大成之作，此外，這個時期還涌現了所謂不今不古的獨立思考派，即在漢學與宋學以外，產生的第三派，代表學者及其著作有：姚際恒《詩經通論》、崔述《讀風偶識》、方玉潤《詩經原始》等，他們的研究，開了清末《詩經》研究的新風。

原標題：《《詩經》學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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