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老先生”是澎湃人物開設的新專欄。我們將拜訪活躍在科學與人文領域的老先生們，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學識、風骨與家國情懷留下歷史的存照。

開篇的主角是91歲的吳梅筠先生，她與丈夫吳家馼是新中國法醫(yī)學的奠基人。伉儷二人踏入法醫(yī)一門七十余年，“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在時代浮沉中傳遞科學的火種。

上世紀90年代，身著導師服的吳梅筠。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均為采訪對象供圖。

進入人生第91個年頭，吳梅筠的步伐遲緩了很多。出門常是保姆用輪椅推著，可在室內(nèi)走動，她堅持不要人攙扶。背弓著，小步小步地，走得緩慢而穩(wěn)健。像是一生的路途，都融在這腳步的節(jié)奏里。

家不過七十來平米。臥室的柜子里塞滿大大小小的相冊。上世紀80年代末的她，一襲白衣奔波在美國的大街，笑得意氣風發(fā)。合照總是引起追憶：胡炳蔚、祝家鎮(zhèn)、張其英……70年前的老伙計們四散天涯，播種撒花，并立于新中國法醫(yī)學的開山宗譜之上。

如今在世者廖寥。常相伴的唯有年老智力下降的丈夫吳家馼，孩子似的，常在深夜里突然躁動不安，高聲喚她：“梅筠！梅筠！”直到她起身去握他的手，絮絮叨叨念些從前的事。平緩的語調(diào)從門縫中溢出，悄然彌散在逼仄卻空曠的客廳。

客廳墻上，一幅油畫靜默懸掛：依稀十幾年前，她和丈夫并肩而坐，帶著微微的笑意；身后影影綽綽的一棟，正是華西醫(yī)科大學（現(xiàn)四川大學華西醫(yī)學中心）法醫(yī)樓。

學生們稱之為夫妻倆的“豐碑”。

“我是做老師的，我有老師樣子”

周末的“豐碑”下，吳梅筠抬起手指戳戳大門，仰頭抱怨：“這個門現(xiàn)在要刷卡了，我都沒卡，進不去噻。”

“我們才刷卡，您刷臉！”梁偉波笑嘻嘻應著。他現(xiàn)任四川大學華西基礎醫(yī)學與法醫(yī)學院副院長，自留校就和吳梅筠共用一個辦公室。她在里間，他在外間，以“給老太太看門兒的”自居。“老太太”是學生們對吳梅筠的愛稱，丈夫吳家馼是“老頭兒”。

法醫(yī)系建系十周年慶典上，正在與人談話的吳家馼和身邊的吳梅筠。

敢在老太太面前嬉皮笑臉，梁偉波說這是“隔代親”。導師張林，他有點怕。張林則怕老太太——他1979年入學，六年后跟她讀了碩士。

老太太那時候還不太老。腰挺得板正，穿大衣系絲巾，舉止大方，談吐文雅。帶著張林去外文書店，服務員緊張地從大門一路尾隨，總疑心她是日本或東南亞的來訪外賓。張林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答辯時，天熱，穿涼鞋，被老太太一通念叨：襯衣要配皮鞋，西裝要打領帶，這也是對別人的尊重和禮貌。

“體面”是她維持一輩子的風度。如今滿頭銀發(fā)，梳得整整齊齊，用一根黑色發(fā)箍別在腦后。在學生賈東濤記憶里，第一節(jié)課上她就開門見山：我是做老師的，我有老師樣子。于是站著講完整堂課，一黑板工工整整的板書。那是1997年，她71歲。

學生也要求有學生樣。男生不許穿短褲、拖鞋進教室。新生見面會上，有人習慣性往桌上一趴，她當場點名：那位同學你是不是很累，請你坐端正。有人睡過頭，拿著饅頭跑來法醫(yī)樓，她就讓他們吃完再進來。語氣倒不嚴厲，一貫的平和。

于她，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1946年，她從浙江省黃巖縣中學考取國立上海醫(yī)學院，住在重慶南路的表姐家，每天早上搭公交車后還要走一段。起晚了就在路邊買個糯米團，楓林路上便留下她身著旗袍啃著早飯一路小跑的身影。

彼時的外科教授是沈克非，原國民政府中央衛(wèi)生署副署長。大查房時他常隨機抽患者，負責的學生要將病歷全背出來。有一次查到吳梅筠，她準備得不好，老先生委婉諷刺一句，嚇得她手抖腳抖，臉紅得話也說不利索。

“不可怕，但很嚴格。”她說。

半個世紀后，師風一脈相承。盡管從不發(fā)火，但所有學生都怵她。她不懂什么叫“通融”，考試從來無價可講。實驗室在5樓，她常從6樓辦公室下來轉轉，有時候幾個學生稍閑一點，正聊天呢，一聽到她的腳步聲，全部馬上開始做實驗，沒做的也趕緊拿個燒杯倒蒸餾水。

做她的研究生痛苦，論文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紅色批注，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反反復復改七八遍是常事。那時候還沒電腦，都是手寫。博士生實驗做出成果，她親手再做一遍復核，容不得半點疏忽。

留校當老師也不好過：要講給學生的，先講給她聽。 現(xiàn)任法醫(yī)物證學教研室主任的李英碧，最初備課時在老太太那兒“過審”。上午講一遍，不行；下午又來一遍，還不行；總共講三遍，從早上八點折騰到晚上七點，才算過關。

他不敢不講。自己做法醫(yī)學第一屆本科生時，大家基礎都差，老太太也會花很多時間，仔仔細細解釋許多遍。不僅如此，國際上相關領域已經(jīng)發(fā)展到什么程度，以后可能有什么新技術，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謂怕不是真的怕，就是敬畏。”現(xiàn)任法醫(yī)學院院長侯一平說。不少學生畢業(yè)多年，仍謹記她和丈夫的唯一贈言：“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

吳家馼在張欽廷的畢業(yè)紀念冊上留言：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

她有她的理由：法醫(yī)學都是扯皮的事，案子涉及甲方乙方，誰對結果不滿意就要來找說法。各方面的誘惑也多，務必嚴謹細致，才不會出紕漏。提起自己手底下簽過字的鑒定書，老太太伸出食指在空中一擺：“一個字我都不會改。”

要帶好隊伍，她得把這硬氣勁兒傳下去。

嚴歸嚴，她關心學生也是出名的。91級本科生辛軍平記得，有一年迎新晚會結束后，師兄安排他送兩位吳老師回家。老太太突然問：“你是甘肅來的嗎？”他說是。又問：“媽媽給你做的鞋嗎？”——她注意到他的布鞋。辛軍平點頭。

吳梅筠扭過頭對吳家馼說：“這個孩子就是楊書記說的，解剖學得特別好的從甘肅農(nóng)村來的那個娃娃。”辛軍平心里一震，沒想到平日里忙忙碌碌的她會花時間了解低年級本科生。

2015年春節(jié)，二吳與學生合照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生活清貧，學生逢年過節(jié)都來她家“改善伙食”。她得忙活兩天，第一天買菜，第二天燒，拿手菜是咖喱雞，還有家鄉(xiāng)口味的海鮮。膽大的學生點評，這個味道怎么樣，下次再放點什么東西。飯后還有水果，她專挑貴的買，“讓他們吃好高高興興回去”。

“很像母子關系。”學生廖林川說。他畢業(yè)后留校，工作、生活中遇到什么問題，都會找老太太討論，老太太出國開會還買毛絨玩具送給他兒子。關門弟子黃代新在武漢，每次回成都，都要上老太太家坐坐。遠在美國的孫光云每年春節(jié)給她打電話，能聊上兩個多小時。

丈夫生病后，她就像大家庭里坐鎮(zhèn)的老祖宗，不再做什么具體的事，只欣慰地看著孩子們長大成材各奔前程，滿世界地跑。但只要她在，家就還在。

陳憶九畢業(yè)多年后，吳梅筠仍會給他郵寄法醫(yī)學相關資料。采訪對象供圖

除了“孩子”，“孫子”她也管。梁偉波讀書時家境平平，每次幫她跑腿，她都給兩三百塊錢資助。有一次梁偉波父母和弟弟來成都，她就讓他們住在自己家。退休后她很少去辦公室，去了總要跟梁偉波聊聊，還要跟他講講張林，為的是拐個彎帶話。“我不直接跟他說，怕他壓力大。”她笑。

張林現(xiàn)任四川大學副校長，每次出差會跟她報備一聲。電話接通，她開口：“張校長，我是你手底下的小兵兵……”

從“一桌兩椅”，到一棟大樓

法醫(yī)樓的舊電梯有些年頭了。吳梅筠緩緩步入，低頭看看，腳顫巍巍地蹭一下：“怎么不把地板修一修呢？”梁偉波說，還沒人顧上管。“應該有人管，怎么沒人管？”她嗔怪著：“你們噢，只曉得用，不曉得修。”

夫妻倆半生的心血，她最心疼。

年輕時的吳家馼和吳梅筠在光明路的家中。采訪對象供圖

1953年，吳梅筠和丈夫一道從法醫(yī)學高級師資培訓班畢業(yè)，被分配到當時的四川醫(yī)學院。剛來時別說一棟樓，“連一根試管都沒有！”她說。年輕的他們被同事稱“小家馼”“小梅筠”，卻已是這里最權威的法醫(yī)學教師。

副校長孫毅華引用毛澤東的名言寬慰她們：“我們黨的歷史，就是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教務長曹鐘梁關心他們，領去內(nèi)科教研室：“我給你們帶了兩個小朋友來。”教研室門口自此擺下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就是他們的辦公地。

最初兩年只能做毒物分析。1955年，全校開青年教師教學經(jīng)驗交流大會，她上臺發(fā)言：“我們一定要出現(xiàn)場！我們一定要接觸尸體！我們一定要會在顯微鏡下分析！”邏輯很簡單：講理論的同時一定要講實例，學生最喜歡案例了，不跑現(xiàn)場，算什么法醫(yī)？

下了臺，神經(jīng)病理學家黃克維教授招呼她：“以后你們有問題，就來找我。”后來，黃克維常去她狹小的辦公室，教她在顯微鏡下看切片。“不嫌我法醫(yī)學被人看不起，不嫌我年輕。”她感念至今。 

經(jīng)學校同意，他們與成都市公安局達成合作，協(xié)助檢案。后來在成都轟動一時的話劇《第一計》，就是根據(jù)吳家馼參與偵破的一個案件改編的。案發(fā)不分刮風下雨，黑夜白天，他們常常一下課就見公安的車停在樓下，晚上辦案時就把講稿揣在身上，借車上昏暗的燈光備課。

生病前的吳家馼

好景不長。1958年“大躍進”時期，根據(jù)“大學課程要砍掉三分之一”的“最高指示”，法醫(yī)學被砍掉了。她轉去協(xié)助外科醫(yī)生做檢驗。丈夫轉做行政。

“文化大革命”爆發(fā)，造反派進駐實驗室，她心心念念都是柜子里的鑒定書、病理切片，找機會把它們搶救出來，但其它事她再無能為力。“十年啊，我們什么都不能做！”至今提起，她仍語氣憤懣。

丈夫吳家馼的父親是民國時的實業(yè)家，學校里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針對他的。她自己當初整日整夜辦案，餓得前胸貼后背，結束后和刑警們一起吃飯，后來其中被打倒的人就成了下放她的理由。夫妻倆雙雙進了牛棚，分隔兩地，丟下一雙女兒在家中給婆婆照料。

多年以后，曾落井下石的人邀請她去家里玩，她推辭；人家送她書，她扔在一邊。“我最恨他。”她毫不諱言。即便到了91歲，無論朋友或敵人，大多消散在歷史的風云里，她依舊不肯原諒。

“我不相信菩薩，也不相信上帝，不信什么神。因為我是學醫(yī)的，我只信科學。但是他們（當年打我的人）都走了，還走那么早，我還活著，有些事情確實（善惡有報）。”她暢快地笑。1978年，中央衛(wèi)生部囑咐四川醫(yī)學院院長馬俊之，讓她轉告二吳，請他們草擬一份全國法醫(yī)學高等教育的計劃草案。“文革”后據(jù)公安部調(diào)查，全國公檢法系統(tǒng)受過高等教育的法醫(yī)僅有320人。而公檢法、鐵道系統(tǒng)及法醫(yī)教學研究機構，共需高等專業(yè)人才近10000名。

法醫(yī)學仍舊冷門。吳家馼去參加一個會議，主辦方專門安排人去車站接，但沒有接到。他自己去了，坐在那兒聽人家回來說：接法醫(yī)，法國的醫(yī)生，沒看到外國人啊。

1983年10月23日，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衛(wèi)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山西太原晉祠聯(lián)合召開全國高等法醫(yī)學專業(yè)教育座談會。包括四川醫(yī)學院在內(nèi)的六所院校，設立了法醫(yī)學本科。

1983年10月26日，全國高等法醫(yī)學專業(yè)教育座談會在山西太原晉祠召開。

經(jīng)歷過嚴冬之人，最珍惜春天。夫妻倆應聘為全國法醫(yī)學專業(yè)教育指導委員會成員，參與學科規(guī)劃，并承擔起系列教材的編撰、審定工作。法醫(yī)學大樓開始修建。她常常早上七點多到辦公室，晚上七點以后才回家，中午有時候就在辦公室吃盒飯、泡面。忙碌里像是憋著股勁，要把失落的十年補回來。

1985年初，夫妻倆經(jīng)多方努力，得到國家教委正式批準補辦華西醫(yī)科大學“第一屆法醫(yī)學助教進修班”。進修班學員陳憶九回憶，16門課中，有一門還請來國際法醫(yī)科學會第一屆主席、知名法醫(yī)學家Spanoghe教授講學。這在當時絕無僅有。

教材中還有兩套英文書籍，是夫妻倆作為教育考察團成員赴美國后帶回來的。原版書貴，大半個月的工資沒了，他們也不計較，又自掏腰包讓學生膠印出來。

十年后，吳家馼主編《法醫(yī)學》，還拉進修班的學員做編委。“就是希望你不要離開這個東西，因為編書一定要有實踐、教學。每到一兩年要再版，把我們抓在一起。”現(xiàn)任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黨委書記的陳憶九說。夫妻倆一直要求他們，要堅持科學研究的思路和法醫(yī)學教育的事業(yè)。 

1986年，法醫(yī)學系正式掛牌，設置四個專業(yè)：病理、毒物、物證、精神病鑒定。吳家馼任主任，吳梅筠任法醫(yī)物證學教研室主任。那是他們的花甲之年。

當時的毒物分析方向沒有團隊，吳家馼從藥學院請來教授做帶頭人，又著力培養(yǎng)年輕人。藥學院畢業(yè)留校的廖林川被他鼓動來讀博士，吳梅筠則請了好幾位其他專業(yè)的老師，組成指導小組培養(yǎng)他做科研。

1988年，法醫(yī)系大樓竣工，高11層，建筑面積5781㎡。此后一天，吳梅筠與學校原教務長曹鐘梁相逢于樓下，曹老師對她說：“每當我經(jīng)過法醫(yī)樓的時候，我覺得上面這兩個人，是在做事情的。”這句話，她至今記憶猶新，引以為傲。

學“仵作”？“沒虧”

時隔近三十載，站在全國排名第一的法醫(yī)學院樓下，91歲的她依舊憂心忡忡：一個醫(yī)學院，沒有外科、內(nèi)科肯定不行；但沒了法醫(yī)學，好像什么也不影響。這樓要是塌了，還有錢重建嗎？要怎么把這個學科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呢？

很難想象，六七十年前，這還是個死活鬧著不要學法醫(yī)的小姑娘。

當年從鄉(xiāng)下的廟里考到上海，天地陡然開闊。她喜歡周末去影院，或在十里洋場看繁華街鋪的櫥窗。上鋪睡著傅作義的二女兒，教她用北方饅頭夾肉松吃。朋友在復旦讀文學，一本本借她國外的小說，她晚上躲在被子里，看得天昏地暗。

畢業(yè)前的1951年，新中國百廢待興。中國現(xiàn)代法醫(yī)學鼻祖林幾教授牽頭，中央衛(wèi)生部在南京第五軍醫(yī)大學舉辦為期一年半的法醫(yī)學高級師資培訓班。她被選中時，還不知道法醫(yī)是做什么的，四處打聽。

中國現(xiàn)代法醫(yī)學鼻祖林幾教授的照片，吳梅筠至今珍藏。

“人家說就是仵作。”她心都涼了。高中畢業(yè)時，父母希望她嫁人。她看著一生沒有職業(yè)、在家伺候父親的母親，堅決不肯。父親從政，應酬頗多，她亦不喜，只想做個自由職業(yè)養(yǎng)活自己。“一個女人應該獨立。”她說：“我不甘心，一定要讀書。”母親拗不過，變賣首飾供她讀了大學。學醫(yī)苦，她想著，以后可以開診所。好不容易畢業(yè)，怎能去學仵作？

“好鬧情緒哦。”她怎么都想不通。到了南京，天天打報告：“叫我做人體解剖都行，別讓我做法醫(yī)！”黨干部、團干部、大班長、小班長，都來做思想工作，她成了班上的風云人物。最終還是沒辦法，只有服從。

不喜歡歸不喜歡，學習歸學習。班里三個科研小組，她是其中一個組長。另一個小組長是吳家馼。盡管每月補貼只有18元，伙食費就要花掉10塊，她還是會應吳家馼的邀請，一起去新街口跳國際舞、下館子。畢業(yè)前，他們被派去天津學俄語，就在那里登記結婚。

一個月后到成都。原本在內(nèi)科教研室，做醫(yī)生也名正言順；但當時社會上，法醫(yī)不受重視，也從未被納入醫(yī)學范疇，專業(yè)隊伍由護士、警察、獸醫(yī)等組成，大多只有初高中學歷。她的認真勁和好強心上來了：“把我放在這兒我就做了。做我就做下去了。做什么都要做好。”

話雖如此，本性中的坎兒不好過。后來她自己要求跑現(xiàn)場，結果一看到尸體，又站那兒不動了，要做半天心理建設：人家送我來不是旅游的，是叫我做檢驗，要出結果來說話。自我鼓勁一陣，再下田坎，或去茅坑邊，淌著溝里的水，支著煤油燈，開始細細翻查。

科研才是她的真愛。1958年后“法醫(yī)學教學小組”掛靠病理學那幾年，她和臨床醫(yī)生一起工作，幫他們做檢驗。有一例肺腎綜合征要做腎移植，她端著盤子站在一旁看。腎臟產(chǎn)生超級排斥反應，趕緊又摘下來，她接回實驗室，在顯微鏡下觀察。

“看血漿啊，白細胞穿過來穿過去啊，像電影一樣。別的細胞都不發(fā)光，就腎小球會發(fā)光。挺好玩兒的。”幾十年后回憶起來，她還是興高采烈得像個孩子。那段“小打小鬧做科研”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喜歡的時光。

至于能發(fā)多少論文，獲什么獎，她倒不放在心上。學生辛軍平覺得，那種境界如今很難再達到：“從思想上面，時代不一樣了。”后來帶學生，實驗成本總是超支，她一直拿自己的科研經(jīng)費補墊。這風氣傳了下去，按張林的話說：“華西法醫(yī)的優(yōu)點就是允許你做實驗，不怕浪費材料，只要你愿意，隨便做。”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外開始做DNA檢測，公安部的研究所也在嘗試。吳梅筠思想斗爭好長時間：有錢搞嗎？能跟公安部比嗎？最后一咬牙：“不搞不行，時代的潮流必須要跟！”

正好孫光云來讀博，他們自己設計了一套實驗方案，做DNA比對。沒錢買PCR的儀器，孫光云就把破舊的烤箱、孵箱拿來修好。倆人站那兒盯著，人工調(diào)整，硬是把結果做了出來。拍成的照片掛在實驗室墻上好些年，她也因此成為西南地區(qū)親子鑒定第一人。

孫光云后來成了教研室里掌握技術最多的人。學院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吳梅筠想讓他留校。他想出國，吳梅筠想了想，拿著他的報告改了幾版，盯著他講了幾遍，又在會上與阻攔者力爭，堅決同意，最終讓他走了。如今論起，她只說：“留他是對的，但不放人不公平。”

她希望年輕人有更好的胸懷、寬廣的視野，把學科帶到更高的層次。張林也是她推薦出國讀博的。1999年，華西醫(yī)科大學法醫(yī)學院成立，張林正在德國順風順水做著博士后。她思前想后，又打電話去，談整個學院發(fā)展，希望他回來接班。

一年后，四川大學與華西醫(yī)科大學并校，她又推薦張林去學校做行政工作，想著他從國外讀博士回來，若能管科研，對學校科研發(fā)展有利。2017年，張林被任命為四川大學副校長，老太太卻搖起頭來：“涼拌菜！”在她看來，副校長就是整天開會，可惜了。張林此前做過幾年華西第二醫(yī)院院長，她覺得“當院長還能做些實事”。

大半輩子過去，她現(xiàn)在想，醫(yī)生解決生的問題，法醫(yī)解決死后的問題，做法醫(yī)好像也不錯。何況，“外科醫(yī)生那么多，你去做，不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做法醫(yī)還是很有成就感的。當年什么情況？現(xiàn)在我們培養(yǎng)出的，起碼都是大學生，還有碩士生、博士生。”

“沒虧。”她說。

1996年，學生們給兩位吳老師過70大壽。

吳梅筠坐像。采訪對象供圖

“做什么把什么做好”

辛苦了一輩子，總有遺憾。她和丈夫美洲澳洲都跑過，唯獨沒去過歐洲，80多歲時想去，行程都定好了，臨行之前吳家馼突發(fā)腦梗。后來吳梅筠常勸別的老師，工作之余要留點時間給自己。

大女兒吳紅說起來略帶傷感：“在我們這種家庭里面，孩子基本是沒人管的。”吳紅剛記事時，約莫三四歲，有一天晚上睡著了，家里沒人看，被父母帶去出現(xiàn)場。睜開眼時就在鐵路邊上，一條大腿橫在面前。

“總覺得她每次做完案子回來，身上有一股味，不知道是心理因素還是真的。”她微微蹙眉。小學時同學來玩，好奇去翻書架。滿架的法醫(yī)學書籍，嘩，打開一本書，扔了就跑——里面的圖案太可怕。

母親在家里的存在感“絕對欠缺”，她第一次來月經(jīng)母親都不知道。印象最深的永遠是母親的背影：工作的背影，在家學習的背影。“小時候給我梳一次頭，梳得緊緊的，眉毛都吊起來那種，因為梳一次可以管三天。”她搖搖頭。

母親好強，對別人要求也高。從小到大，吳紅壓根沒有過學醫(yī)的念頭，便一直學理科。高考前一個月，她轉學文：“為這個，我媽一輩子沒有原諒我。”后來她在大學教英美文學，很多年里都被母親質(zhì)疑：“你教的這個能算是專業(yè)嗎？”

解釋不通，她就不解釋。所幸培養(yǎng)出一個做“CTO”（首席技術官）的兒子，側面證明她身為文科生仍然保持了對科學的關注。事實上，“有這么一位熱愛科學的母親，你不可能對科技毫無感覺。”吳紅說。她能理解母親的事業(yè)。醫(yī)學院里長大的孩子，很容易從別的孩子那里，聽說他們的父母如何談論自己的父母。

“這些都會影響到你。”吳紅笑一笑：“我學到的就是做一個好人，一個努力工作的人，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智慧的人。”盡管有過怨氣和矛盾，但她始終認為，母親對自己的影響是正面的。

“她很大氣，細枝末節(jié)根本不在乎，包括家里的開支。”吳紅說。她覺得自己也繼承了很大一部分，例如不八卦家長里短，生活盡量簡單。年過六十，她逐漸更加明白，人一生要做的事情太多，而生命是有限的，只有不在乎一些東西，才能在別的方面獲得更多。

母親執(zhí)著于法醫(yī)學的一生，在她看來，未必是大的家國情懷，更多是對專業(yè)的責任感。“媽媽看重學科的突破。她出國，看到中國法醫(yī)遠遠落后于外國，就想趕上去。想得比較具體。”吳紅說。

吳梅筠則說，自己是“一個規(guī)規(guī)矩矩的中國人，符合時代對我的要求”。

1980年，遠在美國的弟弟寫信，讓她去美國定居。她不是不動心，可去了兩年，還是回來了。一是不愛開車，二是除了科研什么也不敢做，做什么都覺得像“資產(chǎn)階級”。“絕對不能定居。我家人還在國內(nèi)，如果出什么問題，他們怎么辦？”她滿腹憂慮。有些時代的印記，刻骨銘心地留在了她生命里。

至于一生的成就，她三言兩語就給打發(fā)了：教學生是老師的職責，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不然誰給你發(fā)工資？案子必須做，不做案子算什么法醫(yī)？科研也要做，不做科研，一輩子當助教能行嗎？

“我這人就一個特點，做什么把什么做好。”吳梅筠總結。

諸多崇高贊譽之外，這或許是最貼近本真的解讀。

“我要把這個家扛起來”

午后陽光正暖。窗邊就是飲水機，她拿個瓷杯，從大瓶里舀一勺咖啡粉，慢條斯理地把瓶蓋好，放回原位；再撕開一包奶粉，抖一抖，耳邊的銀發(fā)微微顫動；最后挖一勺蜂蜜，伸手去按熱水，攪一攪，穩(wěn)穩(wěn)地放在茶幾上。

見來訪者許久未動，她又往前推推：“我按自己平時的方法調(diào)的，不知道合不合口味，你嘗嘗。”扶在杯上的手指修長白皙，指甲潔凈潤澤。歲月好像待她特別優(yōu)容，和人在一起稍久，就能讓人忘了她的歲數(shù)。

“我也挺忙的呀。”她說。前段時間，張林給她帶回一袋西湖龍井，她早晨若想得起，便泡一杯，坐在窗邊戴起眼鏡，對著 iPad 看上半天。學生們有幾個微信群，她要刷刷消息。看到法醫(yī)學相關的文章，覺得有道理的還要轉發(fā)。還有些“亂七八糟的視頻”，看著玩兒。

外孫和小女兒一家都遠在美國。她在微信上和外孫視頻，說英文，自稱是在上海醫(yī)學院時打的底子——當年都是全英文授課，看原版教材，她被折磨了半年才緩過來，現(xiàn)在卻很懷念。

微信是吳紅教她用的。但吳紅說，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發(fā)郵件，還是她教的。學生張永亮1995年入學時，看到法醫(yī)系為吳梅筠配備了一臺286計算機，采用的是DOS系統(tǒng)。“對于70多歲老人的難度可想而知。”張永亮說。她把所有命令都記在一個筆記本上，對著筆記本在計算機上一遍遍練習。學生要幫忙，她不肯：“我不能拿你當拐棍。”

“她學習欲望非常強。”吳紅說。前段時間朋友打電話來，還談及老太太，說“文革”期間去她家玩，被桌上的書嚇一跳：“你媽媽還在學日語啊？”除此之外，吳梅筠還會俄語、德語，如今老了老了，才只剩下中英文。

退休后很長一段時間，她還在評審資料，幫博士生看論文，還編寫了1100多頁的《法庭生物學》。每天吃完早飯就去辦公室寫，中午吃外賣，坐沙發(fā)上打個瞌睡，下午繼續(xù)寫。直到去年，梁偉波派一個自己的研究生去照顧老太太，結果她一個電話打過來，跟他說，這個學生的論文怎么怎么樣……梁偉波哭笑不得：“我趕緊說，這個安排好了，您不用擔心。”

2000年，學生們在吳梅筠家?guī)退^生日。

放不下工作，倒放得下自己。70多歲時她得結腸癌，手術后拒絕化療，說要是撐不過去，就這樣得了，如果運氣好的話，也就不需要。

如今吳家馼臥病在床，時時要找“老伴兒”，一定要她陪，她反倒更惜命，一個勁地說，一個人把健康搞好最重要：“這個家全靠我維持著，我絕對不能生病。我要把這個家扛起來，把老伴照顧好。”

她拿出結婚時的合照，指著年輕的吳家馼：這是帥哥不？得到肯定回答后，得意地笑。他們的婚禮很簡單。吳家馼5歲喪父。吳梅筠的父親在她考大學后去世，母親則在建國初含恨而終，二姐送她一條毛巾被，代表娘家禮品。他們買幾包糖扔在實驗臺上，同事們“茶水自備”，就算是禮到了。

吳家馼、吳梅筠結婚時的照片。

在學生眼里，他們的家庭和事業(yè)相輔相成，是真正志趣相投的夫妻。學生們都說幾乎沒看到過他們紅臉。大女兒吳紅則說，他們年輕時也吵架，但大多為了工作，很少為家里事。母親說話直來直往，父親總是滿口應承：“好好好。”但話里拐個彎兒，又繞回自己的觀點上去，看上去倒像是母親說的意思。

2006年，吳家馼和吳梅筠80大壽上。

年輕時吳家馼好酒，后來得了糖尿病卻舍不得喜歡吃的甜點，吳梅筠常在一旁管著：“酒少喝點”，“那個不要吃了”，像管小孩一樣。有時候酒超杯了，她拿過來就喝，不給他剩。法醫(yī)系傳言，吳家馼老師雖然是經(jīng)驗豐富、強勢果斷的領導，但和吳梅筠老師在一起，就是“耙耳朵”。

老頭兒不以為意。學生都聽過他的“格言”：“打老婆是下等人，與老婆平起平坐是中等人，怕老婆是上等人。”五十周年金婚時，系里給他們慶祝，吳家馼當著一眾同仁和學生“表白”：“我這輩子有幾件得意的事，其中最得意的就是找了這么個老婆。”

老太太沒當回事。說起來只笑笑：“我們還是蠻好的。以前上下班，路上都是牽著手走的。吵架他都讓著我。”

這是老一輩人的愛情嗎？當然。老太太抬首，一臉理直氣壯：“不是愛情怎么在一起？”

（文中部分內(nèi)容參考書籍《吳家馼、吳梅筠從教五十年》，《繼往開來——振興中國法醫(yī)教育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