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5日，貴博講壇第五期在貴州省博物館A區二樓學術報告廳舉行。來自劍橋大學的劉歆益博士演講“飲食、季節與階級：歐亞大陸是如何聯系起來的”，來自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T. R. 基德 （T.R. Kidder）教授演講“理解‘人類世’的根源：晚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的中國”。本期論壇由貴州省博物館李飛副館長主持。

講演完后，劉博士與基德教授與聽眾進行了互動交流，聽眾就感興趣的問題向兩位教授請教，兩位教授也耐心地作了解答。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貴州省博物館”（gzsbwg）。經授權，澎湃新聞分兩篇轉載。此為上篇《飲食、季節與階級：歐亞大陸是如何聯系起來的？》。

主持人貴州省博物館李飛副館長

主講人劉歆益博士

16世紀到達美洲的旅行者曾驚訝于“新世界”居民在語言、飲食、社會習慣上與歐洲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同時期來到亞洲的歐洲人，雖也感慨差異巨大，但畢竟沒有兩個世界之感。

在歐洲人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幾千年里，舊大陸的不同地區已經通過貿易、移民、沖突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生活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人群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發生聯系的呢？這個問題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紀早期，是一個比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更古老的問題。

劉博士以兩個具體的事例引出今天將要講演的主題，一是山西運城以面粉為原料蒸出來的叫花饃的食品，一是俄羅斯西部地區每年春天在慶祝季節轉換的時候要吃一種用蕎麥做成的圓形蛋餅。他演講的主題是：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古代居民是從什么時候以什么樣的方式聯系在一起的？

具體來說，花饃和蛋餅這兩種食物是不同地區生活中的儀式和季節轉換的儀式相關的行為。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要想制作這種花饃，必須利用一種起源于西方的作物——面包小麥；如果想做這種蛋餅，必須用一種產生于東方的作物——蕎麥。

考古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分別從物質和意識兩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1.考古學家的視角：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重大改變

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認為，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公元前20世紀。在此之前，舊大陸被帕米爾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區一分為二，存在著東、西兩種顏色的物質傳統。古代中國推崇白色和綠色的“玉”，西亞和歐洲崇拜藍色的”青金石”與黃金 。這個東、西物質形式與審美的隔離，甚至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公元前20世紀以后，這一格局被冶銅術的東傳打破了。

2.社會人類學家的視角：東西方社會發展步伐的開始趨同

另一位英國學者，人類學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則認為，自公元前第三千紀以來，處于舊大陸不同地區的社會開始擁有相同的發展步伐。在這里需要引入“軸心時代”的概念。什么叫軸心時代？軸心時代就是說，原來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社會和居民，以不同的腳步在進行社會的發展，所以他們前進的步伐是不一樣的；在公元前800年到300年，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突然擁有了同樣的社會發展的腳步，就好像是一個車輪被安上了一個軸，不同地區突然以同樣的速率在運動。而在此之前，大家的發展腳步是以不同的，在此之后社會的發展運用了同樣的發展腳步，發生在西方的事，總能在東方找到映照。這種歐、亞趨同的腳步，在公元前8-3世紀達到了頂點。不同地區的人們開始用“懷疑”的眼光審視原有的信仰傳統?！皯岩芍髁x”在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與希臘幾乎是同時起源的?！皯岩伞睂⒃居赡Хā嗔?、物質鉸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兩個層次：物質的現實生活和意識的精神世界。在更早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中，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將這個現象稱為“歷史的起源”。

社會人類學家的視角：東西方社會發展步伐的開始趨同

剛剛提到的兩位英國學者都于近年下世。他們給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個全球視野，告訴我們，歷史的因果不僅限于一時一地，長時段的決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會之外。 一定程度上，戰后這一代知識分子對“全球史”的關注，與他們對二十世紀的反思有關。在冷戰的背景下，發生在任何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對世界另一端產生影響。而對戰爭的反思，使許多人站到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對立面，從而強調另一種歷史的重要性。歷史有時候會是研究者生活經驗的延續。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表明，舊大陸不同地區聯系開始于更古老的年代（農業技術形成之后不久），覆蓋范圍更廣闊（囊括整個亞洲、歐洲和北非）。

兩個農業馴化中心

距今1萬年到距今8000年—7000年前之間，在歐亞大陸東西兩側，至少有四個馴化中心（西亞、中國、印度和北非）。但比較有特色的，尤其對中亞歷史產生影響的，是東西兩側兩個馴化中心。

一個出現在西亞地區，包括大麥、小麥、鷹嘴豆、豌豆、山羊、綿羊等一系列今天西方的食物基礎被馴化完成。一個在東方中國，長江流域馴化了水稻，黃河流域馴化了兩種小米——粟、黍。因此，東西方從飲食環境和生態系統上正好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對照。

西方是一個冬季系統，東方是因為夏季風的存在，是一個夏季的農業系統。西方是一個大種子系統，所有的西亞作物的籽粒都比較大，因為需水量大，需要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而東方是一個非密集型的播種，需水量小的小種子系統。在光合作用路徑上，兩者也是不同的系統，西方是屬于碳3的農業系統，而東方是碳4的農業系統。人和動物的骨骼在同位素上會留下證據。那么，起源于中國北方的農作物系統和起源于西亞的農作物系統，是什么時候離開原點在亞洲中部地區相遇的？對后來的物質文化和古代社會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兩個“新月沃土”

舉例來說，一是哈薩克斯坦北部博爾泰遺址，該遺址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提供了比較早的馬的馴化的證據。具體來說是公元前3500年到3200年之間在博爾特遺址及周邊地區完成了馬的馴化。我們所做的工作是和植物有關的，我們在這個遺址做了一些輔選工作，希望調查它的農作物情況，而研究結果表明博爾泰遺址與農作物的選擇是不相關的。我們見到了很多植物遺存，但這些植物遺存都與采集狩獵相關，而與東西方產生的農作物都不相關。也就是說，至少在這個地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證據的遺址點。在歐亞大陸北部這個緯度上一系列的遺址，即從貝加爾湖的東部到烏拉爾山的情況都是類似的，就是這個地區的古代人類肉食量很高，馴化的動物多，以一種游牧的方式在生活，但是他們并沒有開始集中的農業生產，農業生產在北方地區看起來是一個空白。

另外一個例子是新疆天山北部的四道溝遺址，時代是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之間，我們同樣在這個地區進行了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植物考古調查。這里有證據表明在稍低緯度的地區，即北緯35度到北緯40度之間，以四道溝為代表的一系列遺址都出現了既來自于東方農業系統，也來自于西方農業系統的物種。在一個刨面底層的灰坑里，我們發現了原產于西亞的大麥的痕跡，同時發現了原產于中國北方的粟，即在同一個遺址里發現了東西雙方的農作物遺存。

在整個歐亞大陸，農業傳播的過程有一個比較集中的問題，在過去十年中被熱烈討論，就是原產于中國北方的小米的西傳問題。200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東面有幾個點，對黍種小米的鑒定表明，它不僅出現在中國的東部地區，同時出現在歐洲和高加索地區的很多遺址里，這些遺址的年代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之前。于是我們不禁提出一個問題：東西方是否分別存在一個對小米的馴化中心？小米是否被馴化了兩次？還是說小米西傳的年代特別早？

最近我們做了一個針對歐洲出土的黍種小米的碳14測年，事實上對歐洲的材料打了一個問號，結果顯示其年代僅僅在公元前第二千紀中葉。也就是說，之前認為比較早的歐洲黍種小米的證據，它的絕對年代是存在問題的，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黍種小米起源于中國再向西傳播的證據。

總的來說，公元前第三千紀，東西雙方各有一個早期的農業馴化中心，此時他們的農作物系統都在向中間地帶移動。近東的作物已經越過了伊朗高原出現在今天的印度河谷和巴基斯坦地區，同時出現在印度東方的恒河流域，表明它的覆蓋范圍到了中亞地區山地北部，與此同時在哈薩克斯坦東部和吉爾吉斯斯坦出現了一些痕跡。一方面，中國出產的小米分別向南和向北傳播，它的地理范圍已經到達今天的黑龍江以北地區，即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另一方面，它的植物證據小米也出土于青藏高原的西部、河西走廊的西部和新疆的東部。也就是說公元前第三千紀，東西雙方農作物的范圍已經遠離了最開始的馴化中心幾乎要遇到一起了，但這個時候仍然被亞洲中心地區的地理特征所隔絕，北方是一個比較干旱的沙漠地區，南方是西瑪拉雅山脈所造成的地理格局。

公元前第三千紀：可能的作物傳播路線

我們可以用植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的方法來調查在公元前第三千紀東西方農業傳播的具體路線和年代，發現有三種可能存在的路線：中間一條是后來被稱為“絲綢之路”的路線，它跨越了內亞的山地，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天山南北地區、河西走廊，與黃河流域的中下游相連接。另外一條是北方草原地帶，就是今天貝加爾湖地區，包括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南部，連接哈薩克斯坦的北部。然而前面所舉的博爾特遺址的例子表明，在這個年代里沒有發現任何農業的痕跡，所以北方的這條路線在目前來看是不成立的。第三條路線：是否存在一條路線直接連接海洋，把南亞次大陸和東亞連接起來？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中間的絲綢之路的路徑是存在許多物質文化上的證據的。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假設：是否存在一條線路，跨越山地，沿著喜馬拉雅山脈，也就是從印度河谷到恒河流域，跨越西藏的東南部地區，與中原發生聯系？

對出土碳化小麥進行直接測年

下面我想用兩個例子來解釋這種可能性。對公元前第三千紀和公元前第二千紀的時間范圍里，中亞、東亞、南亞三個地區出土的小麥直接測年的數據表明，小麥在東傳的過程中有兩個很好的年代序列。一個年代序列出現在絲綢之路的區域里，也就是從哈薩克斯坦出發，沿著天山南北地區進入河西走廊以及黃河中下游地區。另外一個是南下的年代序列，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山地出發，向印度河谷的上中游前進，一直到印度南部。

直接測年數據表明大麥的情況和小麥的剛好相反，大麥的傳播路線并沒有沿著絲綢之路展開，在新疆以及中亞的中部地區，大麥的年代偏晚，新疆的大麥的最早年代是公元前第一千紀，它們的年代都晚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及青海湖地區。沿著印度河谷到恒河流域，以及西藏東南地區和青海地區，有一個比較好的年代序列，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假設：是否有可能是由于作物不同的生物特性，以及不同人群對作物進行利用的區別，導致公元前第三千紀存在兩條不同的東西方交流的路徑，一條是沿著內亞絲綢之路的山地路線，另外一條是南亞次大陸和中國地區的直接聯系。

小米也是同樣的情況，粟種和黍種小米向西傳播似乎有兩個路線。黍的西傳是經過新疆和內亞地區的；粟的西傳是首先南下進入東南亞和南亞次大陸。不同的作物因為植物特征不同，以及農業上對作物的管理方式不同，可能存在不同的連接方式，也就是說歐亞大陸上東西方在青銅時代物質文化交流可能存在不同的路徑。

食物全球化

兩次長距離的食物交換對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一次跨越大片陸地，第二次跨越海洋。1492年后，隨著美洲大陸的發現，原產于美洲的作物（如玉米與土豆）被引入舊大陸。與此同時，來自舊大陸的人口、食物和疾病傳播到美洲。歷史學家柯沃斯比（A. W. Crosby）將這個過程描述成“哥倫布交換”（Columbian Exchange）。

更早的一次交換發生在史前時代。始于大約公元前5000年左右， 完成的時間不遲于公元前1500年。起源于西亞的大麥、小麥等“近東”作物來到了中國東部地區，原產中國的粟和黍傳至西歐，水稻種植的范圍由東亞擴張至南亞和東南亞州。北非的高粱和珍珠粟出現在印度，印度的瘤牛傳播到中東。公元前1500年，小麥和黍（分別產于西亞和東亞）的分布范圍已經覆蓋了整片歐亞大陸：東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歐洲各國和中亞山地，南到印度洋。史前時代農作物傳播的廣度，由此可見一斑。

大麥和小麥的東傳這兩個比較具體而微的例子，把我們的視野拉回到整個歐亞大陸，我們看到在公元前第二千紀之始，甚至在公元前第三千紀結束的時候，歐亞大陸的農業系統以及古代人群的交流已經形成一個廣袤的網絡，這個在年代上比我們想象的要早，比之前所提到的考古學家視角和人類學家視角想象中的歐亞大陸東西方交流的年代都要早，假設中有四個舊大陸的馴化中心，一個出現在西亞地區，一個出現在非洲的西部或者非洲的北部（現在學界尚有爭論）；另外兩個馴化中心都出現在中國，一個出現在長江流域，一個出現在黃河流域。

中國小米向中國以外地區是怎樣的傳播路徑？一方面，粟作的小米通過內亞山地經中亞地區傳播到高加索以及歐洲的東部地區。黍種的小米首先南下進入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水稻的傳播是在縱向的范圍內，已經把南亞、東亞和東南亞聯系起來了。在西邊大麥和小麥馴化后的傳播情況是怎樣的？一方面向西傳播進入歐洲，另一方面跨過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傳入東亞。在南亞和北非之間有一個非常類似的低緯度地區的動物與作物之間的交流，比如說印度的小米傳入了北非，北非的小米和高粱傳入了印度，幾乎是發生在同一個時代的。

公元前第三千紀在歐亞大陸的連接，歐亞大陸的物質文化、社會以及農業的連接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年代曲線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到了這個年代結束的時間，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以農作物為基礎的，以植物為基礎的東西方的交流業已完成。也就是說，東西方文化上的交流可以在這樣一個年代框架中重新考量。

宏觀與微觀：長時段過程中的個人

從地形學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中國的地形是三個階梯：中部的低地地區、內蒙古高原以及西邊的云貴高原和青藏高原。在整個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我們農業的發展以及農業的傳播都遵循了地貌的基本原則。

對比近東地區包括約旦河谷、伊朗高原和土耳其西南的西亞地區（距今1萬年到8000年之間農業產生的一個核心區域），以及與中國早期農業相關的遺址點，地圖顯示農業并不產生于河流谷地，無論是在西亞還是在東亞，最早的農業并沒有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核心谷地，中國大河流域的平原也并未給我們提供最早的農業證據，反而最早的農業證據出現在與山相關的山前的兩個族群交集的區域。所以在西方一個很著名的理論家認為我們常常過分強調河流水文對早期農業的影響，而忽略了山前地帶和山區對農業的影響。

有這么一個諺語，“地理學是關于地圖的，而人物傳記是關于伙計們的”?？脊艑W在今天的發展和數據積累，進入了一個從宏觀轉向微觀的時期。除了要了解長時段的社會、人口，以及農業發展的過程的脈絡，我們還需要具體考慮在這個長時段過程中人的生活狀態。

下面舉幾個例子，一個是青海地區的喇家遺址，在公元前第二千紀的后半葉，這個時候東方的作物已經傳到西方，而西方的作物也已經傳到東方。這個地區正好是沿著河西走廊的東西農作物和食物交流的核心地帶。在喇家遺址出土了面條的遺跡，淀粉粒和石灰石的分析表明這是一碗用粟黍，同時參入了小麥做成的面條。這里剛好是我們所講的東西方交流的一個交匯點，因此這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在某一個點上的東西方交流的證據。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使用穩定同位素分析，根據光合作用的不同路徑，我們可以把人類的主食分成兩個大類，一個是碳3類的作物，一個是碳4類的作物。西亞的所有的麥類作物包括堅果和水果的根莖、水果蔬菜等作物都是碳3類的，人類主食中有幾種重要的碳4類的作物，包括玉米，中國出產的兩種小米粟、黍，北非出產的高粱以及日本小米。人和動物吃了不同的作物會在骨骼、體內留下同位素的痕跡，根據穩定同位素的化學分析，可以復原古代食物的情況。在我們的議題里，所有西亞地區產出的農作物都是碳3位的，中國北方產生的所有農作物都是碳4位的，在兩者中間的地區剛好形成兩個不同的同位素元素分野的情況。

另一個例子是甘肅東部地區一個比較大的墓葬，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400年之間，這個墓葬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通過對出土的人和動物等進行谷歌分析，知道他們當時吃的是西亞的作物，還是中國出產的作物。我們對甘肅出土的一系列墓葬遺址進行了骨骼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他們吃了很多小米，也吃了西亞的大麥和小麥。我們把這幾個墓葬分成兩組，這兩組是有時間性的區別的，也就是說所有年代早于公元前1900年的人，他的骨骼同位素都顯示出一種很強的碳4性，也就是說他們以小米為食，是以粟和黍為主食。而年代晚于公元前1900年的墓葬，他們都出現了類似于碳3性的情況，他們吃粟和黍，同時也吃從西亞傳入的農作物。1900年，在安德魯·謝約特論述中是一個集中點。這兩種區分為我們理解古代社會、理解這些人的社會關系提供了一個線索。我們看到，以這個時間點為限，早于這個時間點，不管你在當時社會里處于什么樣的階級和等級，你都屬于碳4的，是小米為食的。無論你在社會關系和等級中處于一個什么位置，你都會吃到大麥和小麥，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假設，就是西方作物的傳入，它的社會動力并不是社會上層所帶入的，而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飲食，與最基礎的卡路里相關，與每天的主食的生活習慣相關。在中國甘肅地區的幾個遺址點，今天天山東北側的幾個同時代的遺址中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在河西走廊，人們的飲食習慣開始從碳4轉向碳3，以小米為主食轉向以麥類為主食。在哈薩克斯坦東部，人們的食譜發生了反向的轉換，由碳3轉為碳4，也就是說人們放棄了以西亞作物為主食的生活習慣，開始吃從東部地區傳來的小米，就好像同時有一個反向的食譜的變化。

講壇現場

兩個飲食傳統

在公元前第二千紀，來自東方的飲食傳統對歐亞大陸的西側發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包括新疆地區，人們是以原產于中國北方的粟和黍為主食。在西亞地區和歐洲地區絕大部份的區域是碳3類的，以麥類作物為主食。在歐洲和高加索地區出現的12個遺址表明，以小米為主食的現象已經進入歐洲。我對植物考古和動物考古的穩定同位素數據的梳理，得到了這樣一個印象：在公元前第二千紀，中國存在兩個不同的飲食和消費的傳統。這兩個飲食傳統是以季風區為界的，一個涵蓋了今天的黃土高原的范圍，一個是包括河西走廊新疆，甚至延伸到西藏的東部地區。這兩個區域是截然相反的飲食和廚藝的傳統。

東部地區我稱之為飲食上的“保守主義”，在公元前第二千紀這樣一個飲食文化變革的時代，人們在飲食上是相對保守的，并沒有改變新時期以來產生的飲食傳統，飲食上依舊以粟和黍為代表，同時比較少攝取動物蛋白。東方飲食技術與西方也是截然不同的，東方是蒸與煮的飲食技術，比較傾向于粒食。在這條線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食物的變革，從原來的以粟黍為主食轉變為對西亞起源的麥類作物的依賴，對動物制品的需求都在增加，西方在技術上是烤和磨，制成粉食。

從飲食上看，兩個截然相反的飲食傳統，同時在第二千紀存在。物質文化上也有一些與此相關的證據，牛津的羅森教授從物質文化和審美傳統上，把中國的第二千紀分成三個區域，一個是東邊的從新石器時期以來的一個審美傳統。在西邊的草原地區，從歐亞草原到中國的西北地區社會似乎一直以類似的腳步發展。羅森教授承認他的假設是對四川大學教授“半月弧文化傳播帶”假設的發展，認為公元前第二千紀有一系列新的生活方式從西向東一直在傳播，其原點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核心地區，從伊朗高原向東，新的事物和新的方式，包括對動蛋白的攝取、對動物紋飾的利用都在從西向東傳播，它進入了中國的半月弧地區之后沒有辦法向更東部的地區傳播推進。東部地區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權力和社會組織的傳統，這些傳統似乎與飲食相關。

另外，最近一篇文章是以青銅技術的東傳為例，青銅技術原產于伊朗高原，甚至是歐洲以南東部地區，它在從東向西傳播的過程中都發生了轉型，就是說在進入一個新的地區之后，并沒有以原來的面貌、原來的方式存在。青銅技術在在歐亞草原的傳播過程中，經常在草原的文化中見到權杖頭、刀和鉻。在整個中亞地區缺乏以青銅為炊具的現象，但是在公元前二千紀和第一千紀之間，當青銅進入中國東部地區，大量的炊具在形成，就是說跟農作物的傳播一樣，飲食的傳播，當作物向新的地區進入時，必須經歷一個改造的過程。

以此類推，農業傳播的過程，在史前的食物全球化的過程中，農作物和食物本身的移動是沒有壁壘的的，在歐亞大陸的傳播是有壁壘的，但是飲食傳統是相對保守的，是拒絕大范圍移動的。從西向東的傳播過程中的麥類作物是不斷經過選擇和改造以適應東方的飲食傳統。比如說從東向西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小米被制成了粉狀，做出的面包和煎餅，小米本身的粘性被減弱，是一種相對固守的飲食傳統對移動中的作物進行的改造。

在對地理范圍的討論之外，我們得到一個有趣的時間軸： 首先移動的是農作物，隨后是馴化動物、有致幻功能的植物（如大麻與麻黃）、新的飲食方式（例如東方的蒸煮傳統和西方的面粉技術），之后是畜力牽引工具（例如馬車）、冶金術、布匹、寶石，最后是絲綢、玻璃、香水與香料。這個時間表會當然會隨著新的考古證據而發生改變。但似乎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線索：果腹的糧食移動的時間早于有身份象征意義的動植物制品，農業制品早于手工業制品。也許最初的推動力來自社會底層，農業生產者，不擁有太多物質的人 。

誰是最初的推動力？

我們正在討論的時代早于文獻記載，所以無從知道當時人對外來食品的態度。然而可以從后世對外來食物的記載中得到一些信息。1694年的馬賽，從埃及亞歷山大港開來的船只上裝滿了歐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來分給沒有糧食的窮人。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窮人分發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面包。18世紀，大米、小米、蕎麥和玉米這些外來物種被歐洲窮人作為充饑主食，富人們只吃小麥面包。在西非，玉米（美洲作物）的最初推廣是為了喂養黃金海岸的礦工。在愛爾蘭，窮苦的農民首先種植土豆。故事總不脫離貧窮與饑餓這兩條線索。

公元前2000年，小麥種植的技術已經傳遍中原大地。然而，當時人口比較集中的中原地區，人們只以粟與黍為食。只有在人口相對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麥成為古人的主食。這與16世紀玉米引入中國的情況類似。富裕的江南地區拒絕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藥等美洲作物首先在當時比較貧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廣。

比較完整的關于飲食的記載出現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后的幾百年間。在公元前8-3世紀的相關記載中，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值得我們注意。一種強調富足、享樂、精致而多樣的生活，以《楚辭》為代表；另一種崇尚簡樸、緊縮，對享樂主義持批判態度，其中《孟子》對食物，尤其是對社會既得利益者、享樂主義的批判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杰克·古迪告訴我們，這兩種態度同時存在于古代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 。一邊是富人們在炫耀他們的奴隸、美好的生活、豐富而多樣的美食 。另一邊是對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過分消費 。

如果這兩種態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帶來的一個間接結果，我們仍然受到這個結束于公元前20世紀過程的影響。地理學家Danny Dorling說：“當你看地圖久了，你就會看見在一些線的一邊，人們富裕、健康、活得長久；而線的另一邊，人們貧困、多病、短命；就會開始接近本質的問題。”

最后，張博士講了麥當勞擴張的例子。從1940年到2000年，麥當勞的發展脈絡是從美洲向歐洲的西部地區、南美洲和澳大利亞大洋洲發展。有趣的是，直到1990年到1994年之間，麥當勞才非?？焖俚剡M入了今天的俄羅斯及中國地帶。如果我們反思這個過程中食物傳播的動力，你會發現食物本身、食物技術與交流本身是不相關的。這張圖向我們展示的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地緣政治的結果，麥當勞在1990年能進入獨聯體和中國，與冷戰的結束、柏林墻的倒塌是相關的。作為一個考古學家，我常常反思，在我們的考古訓練里能不能見到這樣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