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首屆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終身榮譽獎”揭曉，共有10位建國以來長期在公共政治課教育教學一線工作，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在世的本市資深專家學者獲此殊榮。澎湃新聞擬發布“終身榮譽獎”獲獎學者系列稿件，本文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夏禹龍篇。

夏禹龍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上海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科學》主編。去年，他獲得了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學術貢獻獎。在幾十年的教研中，他曾長期從事鄧小平理論、科學學、領導科學研究，在區域經濟領域提出梯度發展理論，較早提出了浦東行政改革走“小政府、大社會”方向以及上海要開“國際博覽會”等觀點，共出版專著二十余種，發表論文二百余篇，并選輯《夏禹龍文集》。是一位兼顧理論研究和社會現實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人生經歷

夏禹龍生于1928年，祖籍浙江杭州。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據稱是南洋模范中學第一個共產黨員。那是1945年1月，抗日戰爭已近尾聲，上海街頭的日本憲兵讓他感覺觸目。當時的他感到共產黨才是真抗日，而國民黨比較敷衍。并且，他始終相信民主自由、個性解放，而彼時國民黨腐敗，共產黨代表的力量才更有利于國家的未來。夏老特別提到：“當時我看魯迅的書比較多，魯迅的雜文基本都看了。魯迅的思想對我也是比較有影響的。”就這樣，他成了一名共產黨員。

之后因為參加學生運動，夏禹龍被南洋模范中學開除，轉入復旦中學。抗戰勝利后，他先上了大同大學電機系，一年之后因參加學生運動，再次被學校開除。于是轉去念中華工商專科學校機械系，黃炎培還教過他工商管理課。又過半年，夏老考取了圣約翰大學，土木系。入黨四年，念了五個學校三個專業。這段時間，他讀到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很大地影響了他對共產黨的印象。還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等，以及少量馬克思的書。那就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初閱讀。

夏老起初念的南洋模范中學，以理工科著稱，高三的課程都由交通大學的老師來教。夏老表示“我其實是工科出身，一直念的是理工科”，社會科學是后來時代與際遇影響下的轉向。在之前接受《社會科學報》的訪談中，夏禹龍認為，南洋模范中學留給自己最大的財富，除了科學知識，最主要的是嚴謹的邏輯思維，“我對形式邏輯要求非常嚴格，十分警惕論證中偷換概念、前后不一這樣的邏輯毛病”。這種理工科思維，極大地影響了夏老后來的社會科學研究，他認為，任何理論論證“最起碼是要符合邏輯的”。

新中國成立后，夏老開始在青年團工作，1956年調至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理論處，研究中共黨史。之后那段動蕩的歲月，屢受沖擊。1968年，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學編輯室擔任編輯，又從中共黨史變成了研究哲學，當時的哲學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即使在如此不平靜、無法深入做學問的特殊時期，夏禹龍還發揮了理工科的專業優勢，與人合作奔赴全國實地考察，出版了一本《橋梁史》。直到“文革”結束，夏老重回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

十年學術黃金期：為改革開放鼓與呼

1979年，在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思潮涌動，自由釋放，未來豐富的可能性激發著學者們的思想活力。已過天命之年的夏禹龍迎來了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

那一年，他去武漢參加了全國科學技術史研討會。會后，與同為上海代表的劉吉、馮之浚、張念椿同坐長江輪順流而下回上海。他們四人由此結緣，開啟了合作研寫長達十年之久的一段學術佳話。“這就是我們四個人最初的開始，在輪船上寫了一篇文章談論中國科技史，發表在《文匯報》。后來有人叫我們‘四君子’。”

“四君子”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異軍突起，也有上海的一些同仁戲稱他們是“四條漢子”。他們的創作方式在現在看來，有些特殊。崗位和專業各不相同的四人，平時各自學習研究，相約聚談則開啟頭腦風暴，天馬行空，暢所欲言，談完之后往往一篇文章的初稿就出來了。這樣一篇篇積累起來，就會成為一本書。這些文章并非出于他們的工作任務，完全是自由思考、自我要求的結果，“我們覺得改革開放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就討論什么問題”。夏老80、90年代寫的文章和書籍，大多是四人共同署名。“這個十年是我們的黃金時期，一共出了書有100萬字，文章也有100萬字，這兩個當然有重復，因為文章以后就并到書里了，但總共是有100多萬字。”

這樣的學術創作方式，頗具八零年代的時代特色——學術的赤誠，思想的不羈，創作的愉悅，合作的信任。時隔多年回憶往昔，夏老語速明顯加快，那段思想解放時期知識分子心系民生、參政議政的熱情頗具感染力。有評論認為：這段根據現實需要，不受傳統學科限制，經世致用的非典型學術研究經歷，不僅使得“四君子”在觀念上、理論上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大量資源，也為后來諸多學科的發展留下了一大批可用的成果，因而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原創性的學術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趙修義評價夏老做的領導科學，是著力于推進決策的科學化，“不僅在總結中國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大膽吸收國外的研究成果，全面論述了決策科學化要解決的若干基本問題，而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處理好秘書與參謀的關系，咨詢業的定位等諸多非常實際的操作層面的問題。這些工作體現了學科研究與策論研究相結合的取向，領風氣之先。”

1983年初，“四君子”在《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雜志上發表了《梯度理論和區域經濟》一文。一開始，“梯度理論”并不完全為人所認同。其實，“梯度理論”和鄧小平“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達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一致的。夏禹龍由“梯度理論”進而研究鄧小平的地區發展戰略，在1994年10月出版了一本專著《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中國地區發展戰略與布局》的專著，這是夏老對鄧小平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

上海社科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方松華，對1980年代“四君子”連發文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鼓與呼，印象深刻。方松華深感夏老那一代學人貢獻了很多原創性思想，領時代潮流，開風氣之先，既與當時的氛圍有關，也和他們自身品質有關。他認為，“最閃光的就是他們的真誠與擔當。那一代學人有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經歷，夏老也曾在此過程中受到沖擊，但他退休之前和我們臨別贈言時曾說：‘我盡管受過很多磨難，但我初心不改，我還是堅守我的理想，那份真誠’。”

1992年，夏禹龍與李君如合作的《鄧小平的管理思想與領導藝術》一文，獲得“五個一工程”論文獎。1993年6月，中宣部在上海召開了全國性的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議結束后成立了全國“五大中心”，分別位于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防大學、教育部和上海社科院。其中，上海社科院的“鄧中心”是唯一在地方設立的研究中心。正如趙修義的評價：“夏禹龍籌建這個中心，創辦《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雜志，在地方上都是最先吃螃蟹的。”

夏老還積極參加上海的決策咨詢工作，尤其在舉辦世界博覽會和浦東開發開放方面，他的不少研究給政府決策帶來了幫助。此前有評論稱，夏老和受過系統專業訓練的社會科學學者不同，也和從革命隊伍中走出來的一般知識分子不大一樣，他自我評價：“我的研究雖然也要配合形勢，但它是獨立的學術研究。”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在《憶學界“不老松”》一文中也提到，夏禹龍先生研究理論的最大特點是密切聯系實際：他是上海最早一批表態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參與真理標準討論的學者之一；在鄧小平和中共上海市委未決定開發浦東之前，他既從內部上報，又公開發表“開發浦東”的主張。當時，是開發浦東還是開發金山的問題尚在討論中。夏禹龍等人從變化后的當今地理、經濟實情考慮，認為開發浦東比較切合實際，便大膽地建議開發浦東。

生命不息，為學不止：中國往何處去？

到了晚年，夏老依然沒有停止學術思考。從訪談中可知，他依然在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化的問題；強調當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應當注重基礎理論，不僅要重視自然科學的、科技的創新，更要注重制度創新，而只有理論自信才能建立制度自信和遠大理想。

上海社科院《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常務副主編曹泳鑫，和夏老共事將近20年。他說夏老退休后，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就離開科研，而是依然不間斷照常上班，堅持研究，快80歲的時候還申請到一項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研究課題。“夏老的學術生涯比一般的人要長，直到現在他還在不停思考一些問題。他一生熱愛學術，熱愛著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理論研究。”

曹泳鑫認為，和夏老那一代伴隨著改革開放走過來的前輩相比，現在的新生代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往往缺少實踐經驗和歷練。“夏老做研究，更講究從中國國情、改革開放的實際出發，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兩者結合較好，能切合實際地為政策決策提供理論支撐。而新生代往往從學校到學校，即使踏入社會也多限于學術機構，做研究往往書齋氣息比較濃；并且今天新生代對中國傳統歷史也不大了解，反而對國外的東西了解更多，思考所得未必契合中國國情。因此從治學態度到研究方法，從治學態度到治學方法，夏老都很值得新生代學習。”

如此持久的為學動力從何而來？夏禹龍告訴我們：“我這一生經歷了這么多變化，而始終沒有被打倒，現在生活上也沒有什么困難，命運對我還不錯。能為中國進一步現代化的發展，繼續貢獻自己的看法，或許是少數我現在還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一。社會給予我的已經很多了，我能夠回報社會的就是盡力提供一些我的思想和智慧。”

【訪談部分】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包括科學學、領導科學、區域經濟、鄧小平理論等。有什么是您在研究這幾個不同學科時一以貫之的？

夏禹龍：一以貫之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研究這幾塊都是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呼應改革開放的需要。用這個基本都可以概括了。

澎湃新聞：您在2014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我們“要向現代社會靠攏”。什么是您理解的現代社會？我覺得這和您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關聯。

夏禹龍：我認為現時代整個還是資本的時代，沒有脫離資本發展的中心，資本還在向全世界發展。所謂全球化，就是資本向全球擴張。市場經濟的主體是資本，全世界都依賴，全球化也就是資本通過市場向全球擴張。我們搞改革開放，也就是從封閉中走出來，這是世界的趨勢。

但是資本有兩重性。馬克思講了，資本有文明性，也有野蠻性。一方面，資本向全世界擴張，我們要參加進去，我們原來在外面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我們要想辦法遏制資本的野蠻性（比如它容易導致兩極分化），發揮它的文明性（比如它能發展生產），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

按照《資本論》，要使得資本的利潤增長小于勞動人民的工資增長，就是勞動人民的收入增長要高于資本的利潤增長，這樣才能逐步公平。現在的趨勢還是資本的增長高于勞動人民的收入增長，這就是現在的問題。資本的發展一定要有利潤的，但資本的利潤跟勞動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是越來越大，而是逐步逐步縮小，這就是社會主義。但是現在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做到這一條，這是一種努力方向。

中國也遠遠沒有做到，但是作為共產黨人，我們的方向是要達到社會主義。所以，我一直講，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一種道路方向，是我們黨的爭取目標，并不是已經成為現實了。

澎湃新聞：您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對當前國內理論界最有價值的部分又是什么？

夏禹龍：馬克思主義是要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要現代化，要適合于現在的形式。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跟現在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了，他不可能預見到這些新狀況，要把他放在他當時的歷史語境和社會條件中去理解。

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是對的，但他對當時資本所處的階段分析是不對的。他當時認為資本不久就可能不行了，實際上資本還處于發展階段，后面還長呢。他對于當時社會中資本所處的發展階段，他的分析過分超前了，這是他時代的局限性，我們也不可能過于苛求他。現在我們就要把馬克思基本原理跟現代的特點結合起來，所以馬克思主義要現代化。

那么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還要中國化。因為中國有其特點，這個社會相當有特點。中國社會應該很了不起的。全世界古老民族，文化沒有中斷的，只有中國。希臘不行了，埃及也不行了，巴比倫也不行了。不但文化，它們的種族都不一樣了，古代希臘人跟現在的希臘人不是一回事，埃及的古代人和現代人也不是一回事。當然印度好一點，但印度始終沒有統一，它是缺少歷史感的民族，它的神話和歷史也搞不清楚。所以，真正能夠保持文化民族性的就是中國。中國不能妄自菲薄，中國這個特點還是要考慮。

所以馬克思主義首先要現代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只講中國化，不講現代化，那你就搞到古代、專制去了，這個也不行。所以這兩者要統一起來。

澎湃新聞：您怎么評價當前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夏禹龍：現在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有一個大問題，就是缺乏基礎理論，研究的都是應用，都是“現在市場經濟怎么搞”這類具體的問題。基礎理論——像為什么我們叫社會主義、我們的一些社會理論什么意思——這類基礎的理論問題是回避了的，大家不談，很少有人在研究這個。

現在所有的所謂創新，都是在應用層面上。基礎理論這一層面，我們現在觸及得很少。這個問題，短期來講，不去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長期來說，會產生大問題。要理論自信，要建立遠大理想，沒有基礎理論層面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一塊我們要提倡，除了應用——我不是反對基礎應用——而是基礎理論一塊，需要有人來研究，現在大家研究的都是些具體應用問題。一定要形成一定的環境，能夠研究基礎理論。因為基礎理論的研究過程，肯定不會一提出來都是對的、百分百正確，肯定會有錯誤什么的，但只有這樣充分討論，才能行。當然有人擔心搞得不好，會引起思想混亂，那么可以在一定的范圍里，比如說在學術界或者在有限的內部討論，一定要造成比較寬松的環境。不僅自然科學需要有這樣的環境。現在講科技創新，更重要的其實是制度創新。講制度創新，那么就需要為知識分子研究基礎理論，提供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政治環境。

當然這個問題也不能一下子放開，但是我們要在一定范圍里面，逐步逐步做這個事情。基礎理論一下子也解決不了，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長期不解決，理想信念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