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COVID科學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進行和傳播。看到研究界如此積極地應對疫情危機是令人鼓舞的，但這些活動也造成了海量的錯誤數據、自相矛盾的結論以及標題黨的涌現。隨著科學的表征（representations）變得越來越兩極化、扭曲及夸張，人們越來越擔心相關科學呈現給公眾的方式可能會導致混亂、不適當的期望和公眾信任的侵蝕。本文將探討一些COVID-19疫情背景下的科學表征相關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很多都不是第一次出現了。但是COVID-19疫情將聚光燈對準了生物醫學研究過程，并放大了不良公共交流的負面影響。我們需要做得更好。為了更好地進行新冠疫情的科學傳播，我們針對包括：政府、資助者、大學、出版商、媒體和研究界等關鍵人物提出了10條建議。

1.介紹

自2020年初以來，數萬篇經過同行評審的關于COVID-19的學術文章和預印本進入了大眾視野中。知名生物醫學期刊的投稿率大幅增加，一些期刊收到的投稿數量甚至是平時的三倍(Bauchner等，2020)。

COVID科學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和傳播。目前，從提交文章到被接受的平均時間僅為6天(Palayew等，2020)，與新冠病毒流行前所需的約100天的速度相比，這是一個驚人的增長速度。甚至一些出版物僅在一天內就通過了同行評審(Locher等，2020)。希望相關科學研究在疫情期間快速發展是可以理解的(Gleick，2020)。雖然看到研究界如此積極地應對疫情危機很令人鼓舞，但所有這些活動中顯現的不良數據、矛盾的結果以及夸大的標題加劇了信息環境的混亂(Jaklevic，2020)。前一天還發表在著名生物醫學雜志上的一項研究，被譽為權威數據，應該(也確實)用來指導我們的行動和政策(Sattui等，2020)，后一天，該研究就被撤回(Joseph，2020) (或者被要求撤稿)(Mandavilli，2020)。

隨著科學的表征變得越來越兩極化、扭曲和夸張，人們越來越擔心科學呈現給公眾的方式可能會導致混亂、不適當的期望和公眾信任的侵蝕(Saitz和Schwitzer，2020)。

在這里，我們將會探討一些與COVID-19疫情背景下的科學表征相關的關鍵問題。但這并不是要去全面分析科學是如何被優先考慮、完成、激勵和評估的(加拿大學術委員會，2010)，盡管我們會觸及這些話題。相反，我們主要考慮的是一些COVID-19科學表征中可能損害公眾信任和公共健康倡議的問題的來源和影響。這些問題很多都不是第一次出現。但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提到的那樣，COVID-19流行病既讓人們關注健康研究過程，也放大了公眾不良溝通的不利影響。

2.羥氯喹的故事

雖然有許多關于COVID-19科學表征的不太理想的例子，但羥氯喹的爭議很好地說明了事情可能出錯的方式以及這些錯誤做法導致的無數有害后果（Sattui等，2020）。2020年3月中旬，法國研究人員發表了一份表明羥氯喹在治療COVID-19方面有潛在的治療效果的預印本。（Gautret等，2020）。該研究規模較小（n=80），且采用開放性標記的方式，幾乎立即被批方法上有缺陷，無法證明其可在同行評審的雜志上發表（Voss，2020）。確實，在后來對這項研究的學術審查中也表明，它是 "一份在方法上存在嚴重缺陷的非信息性手稿"（Rosendaal，2020）。作為這項研究的直接結果（不幸的是，在撰寫本文時，這項研究已經被引用了1700多次），盡管存在這些科學問題，羥氯喹已經開始受到大量積極的媒體關注，并得到了埃隆馬斯克和唐納德特朗普等知名人士的支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公眾對這種藥物的興趣。事實上，一項研究發現，由于這些認可與支持，羥氯喹的互聯網搜索量激增（M. Liu等人，2020年），更令人擔憂的是，MDs的標示外用藥使用數量也是如此（Vaduganathan等，2020年）。

隨著羥氯喹故事的展開和炒作的深入（Thompson，2020），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開始調查這種藥物，盡管過去甚至是現在，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它有重大（或任何）臨床效用（Boulware等，2020；Kupferschmidt，2020；Skipper等，2020；牛津大學新聞，2020）。隨后在6月中旬，一項發表在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柳葉刀》上的大型研究認為該藥物可能導致重大不良事件的發生。這項研究立即引起了國際研究界的反應，出于安全考慮一些臨床試驗也暫時停止。當注意到用于支持危害結論的數據集的異常，許多科學家幾乎是立即批評了這項研究，并迅速撤回其研究報告（Mahase，2020b）。

羥氯喹的故事繼續發展（Gonsalves，2020）。具有不同方法學優勢的觀察性和臨床試驗等更多的證據已經出現，并表明該藥物在COVID-19的背景下不太可能有益（Qaseem等，2020）。而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Kiley，2020）和世界衛生組織贊助在內的一些臨床試驗已經停止。并且，對重大副作用的擔憂仍然存在（Downes等，2020；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2020）。

當然，在與COVID-19相關的研究中，還存在一些科學質量差以及科學傳播不暢的例子（Day，2020；Schwitzer，2020）。但是，由于對有問題的初步研究的公眾代表和名人背書而起飛的羥氯喹的爭議，凸顯了科學溝通不暢時可能出現的廣泛的不良后果，包括降低COVID-19研究工作效率，例如招募參與者進入精心設計的臨床試驗將變得更加困難(Ledford，2020)；激起了對可疑公共投資的進一步研究(Herper和Riglin，2020)；導致藥品分配決策失誤(Mahase，2020a)和資源短缺（加拿大多數省份報告了羥氯喹短缺，這可能影響到慢性免疫性疾病患者）(Mendel等，2021)，鼓勵不必要且具有潛在危害的處方(Lovelace，2020)，以及創造更高且不合理的公眾期望(如23%的加拿大人和30%的魁北克人錯誤地將這種藥物認為是有效的）（Everts和Greenberg，2020）。最初的炒作和隨后撤回的研究結果助長了陰謀論（Mikkelson，2020），而這也被用來分化公共話語。但最大的問題可能是這會導致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度下降（Laurent，2020）。

盡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羥氯喹不起作用，但仍有一些人依然相信羥氯喹。而部分原因則是由于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著名政治家的對于它的認可與支持，使得羥氯喹已經與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聯系在一起（Dearment，2020）。一旦這個想法成為他們個人身份的一部分，那么想要改變就會變得非常困難（Kaplan等，2016）。

3.公眾認知

在疫情期間建立和維持公眾信任，包括對科學和科學機構的信任尤為重要(Balog-Way和McComas，2020；Udow-Phillips和Lantz，2020)。例如，有一些證據(盡管這些證據本質上是觀察性的)表明，對相關機構的信任與采取必要的預防行為的可能性是相關聯的(Devine等，2020；Fukuyama，2020；Goldberg等，2020；Lep等，2020)。例如，法國的一項分析發現：“高信任度地區比低信任度地區減少與非必要活動相關的流動性更為明顯”(Bargain和Aminjonov，2020)。這項研究與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相一致，該研究將對政府和衛生當局的信任與更多地采用身體距離和衛生相關行為聯系起來(Seale等，2020)。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專門對科學的不信任的研究發現，這與未采取預防性策略(如保持身體距離)以及不聽取公共衛生專家對COVID-19的建議密切相關(Barry等，2020)。人們還發現，對相關機構缺乏信任與將COVID-19神話以及陰謀論的信念增加有關(Pickles等，2020)。

加拿大公眾正密切地關注著疫情的事態發展。例如，2020年6月卡爾頓大學的一項調查中發現，82%的加拿大人每天”(53%)或“大部分時間”(29%)都在關注COVID-19新聞（Greenberg和Everts，2020)。因此，公眾正在觀察建立科學理解的混亂但通常被掩蓋的過程(雖然這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失誤)和科學共識的本質轉變。 他們看到了引人注目的頭條新聞、撤稿和科學專家之間的分歧。因此，人們擔心許多不太理想的科學表征會侵蝕公眾的信任(Drage O’Reilly，2020)，尤其是隨著疫情的蔓延，以及一些研究表明中提到的全球情緒從恐懼轉向沮喪和憤怒的轉變。(Lwin等，2020)。

倫敦經濟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COVID-19危機可能使人們，尤其是在那些很少或沒有受過科學教育的公眾對科學家的看法產生負面影響(Aksoy等，2020a)。具體來說，研究人員以過去的流行病為指導從而得出結論，COVID-19危機“將降低人們對科學家個人的信心，惡化其對科學家是否誠實的看法，并削弱人們對科學活動有益于公眾的信念”（Aksoy等，2020年a)。另一項來自法國的調查發現：羥氯喹的垮臺和口罩使用政策這兩個分化嚴重的話題造成對科學的信任度下降10%(Matthew，2020)。

迄今為止，加拿大圍繞COVID-19的公共話語并沒有像我們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看到的那樣兩極分化(Merkley等，2020；Padilla和Hipola，2020)。他們對于衛生和科學機構的信任度相對較高(加拿大統計局，2020)。如果被問及相關問題，大多數加拿大人仍然會說他們對學者、醫療保健提供者和公共衛生官員有信心(加拿大統計局，2020)。盡管如此，我們不應該自滿(Robinson，2020)。有一些疫情相關的證據表明：人們對科學的信任正在下降，許多加拿大人認為科學界是精英主義者(安大略科學中心，2017；Semeniuk，2018；Weber，2019)。其他研究表明，疫情可能導致公眾對公共機構的信任普遍且長期地下降(Aksoy等，2020b)。此外，在特定人群尤其是土著居民的背景下，還會有些復雜的信任問題需要考慮(加拿大政府，2019；Kolopenuk，2020)，因為這些人在現有的研究機構中得到的服務很差，甚至還可能遭受到傷害。

信任可能會很快喪失，并帶來可怕的后果(Robinson，2020)。事實上，公眾對科學的看法和信任問題在疫苗接種的背景下可能會變得更加突出。研究發現，對科學缺乏信任與接種COVID-19疫苗的意愿下降有關(Palamenghi等，2020)。許多加拿大人已經對所有疫苗都有所顧慮，猶豫不決的情緒也正在上升。2020年8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46%的加拿大人同意“一旦有疫苗，他們就會接種”，而五分之三的加拿大人擔心安全問題(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020)。反疫苗團體的言論顯然對公眾的看法產生了不利影響，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利用并激起了公眾對相關科學充分性的擔憂(Crow和Stacey，2020)。鑒于對疫苗研究過程，尤其是在美國，可能會受到政治干預的擔憂(Lafraniere等，2020)以及科學機構和科學知情政策決策的信任受到侵蝕相關的社會和健康問題似乎可能會加劇。事實上，2020年8月的一項調查發現，“78%的美國人擔心COVID-19疫苗批準過程更多地是由政治而不是科學驅動”(Silverman，2020)。

4.傳播與科學界

顯然，創建準確、平衡和可信的科學表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確保科學工作以透明的方式良好進行，其中就包括確保公眾可以訪問相關數據(例如，配置可公開訪問的數據存儲庫)。人們愈加擔心COVID-19科學的生產和傳播的壓力導致科學質量下降(Dinis-Oliveira，2020)。制造混亂和失去公眾信任的最快方法之一是發表和宣傳不能令人信服的、粗心的或是欺詐性研究(Yarborough，2014)。不幸的是，在這個恐慌的、疫情出版時代，這種事情可能發生得太頻繁了(Retraction，2020；Steinberg，2020）。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這造成“破壞有效的循證反應”的“大量低質量的研究”的出現(Glasziou等，2020)。這包括高調和頻繁撤回經過同行評議的期刊文章(Yeo-Teh和Tang，2021)，盡管目前還不清楚撤回率如何（Abritis等，2021)，但截至本文撰寫時，監督此類活動的實體單位“Retraction Watch”共報告了36項被撤回的COVID-19研究。

雖然對現有研究機構和激勵結構的詳細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圍，但保持研究過程的完整性應該是一個優先事項，這也是不言自明的。在疫情期間，可以理解緊迫感(Tingley，2020)，但是對快速結果的渴望不應以侵蝕科學標準為代價(Pang和Elkhodiry，2020)。正如Alex John London和Jonathan Kimmelman所言，“危機不是降低科學標準的借口”（London和Kimmelman，2020)。這一點也得到了H. Clifford Lane和Anthony Fauci的呼應。“穩健的科學以及合乎倫理的臨床研究仍然是對COVID-19患者進行有效治療和預防的最快也是最有效的途徑”(Lane和Fauci，2021)。不幸的是，有一些證據表明，目前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通過對臨床試驗數據庫中的數據來進行，預計只會產生“低水平的證據”，因為幾乎沒有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因此，“大多數研究可能不會產生有意義的科學證據”(Di Girolamo和Meursinge Reynders，2020；Pundi等，2020)。一味的追求速度也會給相關科學的發表以及向公眾和決策者的表述帶來問題。例如，有人擔心大量的論文提交會像引發羥氯喹爭議的論文所強調的那樣(Locher等，2020)給同行評審過程帶來壓力，并且“薄弱的，甚至錯誤的研究結果會被傳播、放大并有可能進入科學和大眾話語之中”(Bell和Green，2020)。雖然這其中一些已被迅速撤回(Retraction Watch n.d.)，但一旦作品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中傳播，就很難挽回損失，這也包括對公眾信任的負面影響(Wysong，2020)。

為了應對這些擔憂，一些關于如何改進發布和同行評審流程的建議被提出(Bauchner等，2020)，例如建立新的編輯標準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期間保持研究質量，并要求同行評審員接受充分培訓(Bazdaric和Smart，2020；Palayew等，2020)。一些期刊，其中包括涉及最近備受矚目的COVID-19相關撤稿事件的《柳葉刀》(Medical Xpress，2020；Rabin，2020)，已經提出需要調整同行評審流程，以確保對相關方法和數據進行更嚴格的審查(Caulfield，2020a)。

解決預印本，即同行評審前的研究發布的爆炸式增長也至關重要。(Van Schalkwyk等，2020)。預印本可以成為傳播數據和從同事那里獲得建設性批評意見的寶貴工具。(大多數期刊，包括80%的最具影響力的期刊，允許在提交前傳播預印本）(Massey等，2020)。但預印本也可能導致未經核實的不良研究的傳播，從而混淆公共話語(羥氯喹問題就始于預印本)。在疫情期間，預印本以難以置信的高速度進行生產和獲取。它們對公眾和政策的討論產生了影響(Majumder和Mandl，2020)。一項研究發現（諷刺的是，這是一份研究預印本的預印本），疫情使得學術界、公眾和新聞媒體對預印本的參與度增加。例如，他們發現“COVID-19預印本的訪問和傳播是非COVID-19的預印本的15倍”(Fraser等，2020)。因此，一些學者正在努力開發一種非正式的、公眾可訪問的、快速的預印本審查，這將有助于向公眾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Eisen和Tibshirani，2020)。

除此之外，還需要考慮科學家如何在社交媒體上或是直接向公眾展示他們的工作。例如，如何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工作既可以塑造對作品的后續引用，也可以塑造公共和政策話語(Kousha和Thelwall，2020)。科學界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使得他們以過于熱情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事實上，在整個知識創造過程中，從提交資助(Matthews，2016)，到撰寫成果(Vinkers等，2015)，到制作機構新聞稿(Yavchitz等，2012)，再到與大眾媒體的互動(Kamenova和Caulfield，2015)，都存在著鼓勵科學炒作的力量和激勵措施(Bubela，2006；Bubela等，2009；Caulfield和Condit，2012)。而正如我們在其他領域看到的那樣，這種炒作(Ball，2015)會對公眾理解科學和衛生政策(Caulfield，2018)、相關產品和療法的營銷(Caulfield等，2016)又或是(Master和Resnick，2013)公眾的信任(Resnick，2019)產生深遠的影響。

科學界必須繼續參與公共對話，這包括質疑用于進一步分化公共表征的錯誤陳述和謊言。但是對于研究界的人來說必須要以審慎和準確的方式描述他們的工作(Leeming，2018)，包括反思這項工作的局限性以及它如何適應更廣泛的證據體系。

對于廣泛的社區來說，有意義地參與科學對話同樣重要，特別是為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提供信息的研究(Tworek等，2020)。這些干預措施既有預期的后果，也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經濟、社會和健康負擔分布不均等問題。在COVID-19的背景下，有證據表明一些社區正經歷不成比例的疾病負擔。與此同時，對疫苗研究過程等的不信任程度也在增加(Hoffman，2020)。在衛生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最佳實踐研究中，從研究問題的提出、方法設計、研究行為，到結果的解釋和傳播或交流，都越來越多地整合了社區合作伙伴和患者的聲音。當科學發現可能被解釋為導致對個人、社區或人群的污名化或公開的種族主義時，最后一點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公眾參與的理念體現在加拿大的三大研究理事會政策聲明中:涉及人類研究的道德行為(CIHR等，2018)和國家以患者為導向的研究戰略(CIHR和加拿大政府，2019)。公認的參與需求是基于如果受研究影響最大的人是積極的合作伙伴，公眾信任可能會得到加強這樣一個前提。雖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圍，但土著健康研究則更進一步，逐漸由由土著社區進行領導和控制(FNIGC，2021)。

5.公共衛生政策與科學傳播

地區、國家和國際公共衛生機構是疫情期間科學信息的重要來源。盡管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和加拿大公共衛生局等機構的一些建議引起了爭議，但臨床醫生、衛生保健機構、教育工作者、公眾和政治家都會向公共衛生當局尋求證據的更新以及如何最好地進行管控的建議(卡爾頓新聞編輯室，2020；Goldberg等，2020)。因此，以保持公眾對科學和相關機構信任的方式進行科學傳播至關重要。

例如，公共衛生當局應該誠實和清楚地說明用于提供建議的科學狀況(Leask，2020；Mello等，2020；Robinson，2020)。這包括“對新型冠狀病毒和COVID-19的已知和未知的情況保持透明和公開”(Pak和Adegboye，2020)。無論其理由多么高尚，無憑無據的或過于簡單的教條式的利益或危害聲明只會助長兩極分化。從長遠來看，這似乎有可能對公眾信任以及對科學和科學家的看法造成真正的損害。由于視覺媒體不同于印刷媒體，我們還必須注意傳播模式。為了保持清晰和維護公眾信心，需要發言人、背景和信息的一致性(Luth等，2013)。

如前所述，關于在公共場合使用口罩(Zhang等，2020)的建議不斷變化，已經被指出可能是引起公眾不信任的的一個“引擎”(Urback，2020)。評論員聲稱，這一指導方針的改變或者說是那些對口罩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人所稱的不斷變換觀點(多倫多太陽報，2020)促使公眾對公共衛生機構的信任度下降(Gerson，2020)。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衛生當局應該對模棱兩可且不斷變化的證據進行坦誠相告。正如公共衛生專家Rutter等人(2020)所指出的，在疫情期間，“大多數數據都是有缺陷或不完整的”，我們需要“對此保持誠實和透明”。當然，科學幾乎總是這樣展開的而并非疫情所獨有的。因此，確保公眾理解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知識轉化的過程也至關重要。

在疫情期間，公共衛生決策通常需要使用不太理想的證據體系(Greenhalgh，2020)。而基于新興科學的建議將會(也應該)演變。當新的證據和(或)社會條件發生變化時修改原有立場不應被視為整體的失敗。公共衛生官員可能傾向于提供強有力和明確的信息是可以理解的，但明確證據的模糊性也很重要。有證據表明，對不確定性保持透明實際上是可以提高可信度(Ratcliff等，2018)、信任(Fleerackers，2020)以及公眾理解(Jenson等，2011；Porter，2020)。公共衛生當局可以提供一個清晰且可行的信息，以準確反映現有科學的方式調動我們的共同價值觀。事實上，正如科學傳播專家Dominique Brossard所指出的：“當一天結束時，最好說‘盡管我們不能100%確定但目前的最佳實踐是這樣，一旦我們知道更多，我們會第一時間讓您知道”（Drage O'Reilly，2020)。

一些人建議，重要的是向公眾提供可支持的理由，說明為什么會需要額外的預防策略，包括有關證據和目標的細節(Seale等，2020)。公共衛生機構也需要使用廣泛的交流平臺，特別是社交媒體，以確保科學知情信息在公共話語中發揮主導作用(Lovari，2020)。這可能包括與社交媒體平臺合作，以促進與“來自公認的衛生當局的建議鏈接”的“升級”(Limaye等，2020)。

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政治影響力的問題。以科學為基礎的衛生機構必須以獨立的方式做出決定，不受政治動機的干擾。否則這些機構影響公共衛生的能力會大打折扣。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康復期血漿治療的信息和可疑批準(Kupferschmidt和Cohen，2020；McGinley等，2020)和美國疾病控制中與預防心的對無癥狀個體檢測的政策變化(Sheridan，2020；Troisi，2020)都強調了政治干預如何影響公眾信任和科學的公共表征(Wilson，2020)。

6.媒體報道

媒體如何報道科學，尤其是在疫情期間(Gozzi等，2020；Liu等，2020)，也很重要。它會影響公眾的看法和態度(Zheng等，2020)、政策的制定、臨床實踐和研究的重點。而新聞報道也會導致錯誤信息的傳播和公共話語的兩極分化(Green等，2020)。那些無論是在電視、廣播、平面媒體還是在線平臺等大眾媒體工作的人都應該注意不要炒作或歪曲科學，包括結果的確定性(Abbas和Lamb，2020；Strazewski，2020)。真正改變游戲規則的突破是少之又少，例如只有不到10%的實驗藥物被批準用于臨床且有望進入臨床試驗（Lowe，2019)。實際上，科學研究是一個反復的且總的來說很緩慢的進程。然而，媒體卻更喜歡近期收益的明確聲明。

有許多記者組織強調準確和有分寸的報道的重要性(2020年初稿；Hanage和Lipsitch，2020；Mulcahey，2020；加拿大科學媒體中心，2020)。盡管如此，仍有許多報道并不理想，正如羥氯喹的報道那樣產生了重大影響。正如科學傳播專家Saitz和Schwitzer (2020年)在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樣，新聞媒體經常關注和炒作一項研究，過分強調研究結果的潛在意義，而沒有將研究置于現有證據的背景下。

一些人還認為，媒體所報道的內容尤其是在疫情早期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例如，一項研究發現，電視新聞報道大多強調死亡和死亡率，而很少談到與預防行為相關的科學(Basch等人2020)。

雖然新聞媒體確實可以改進他們的做法，但我們要知道媒體上出現的許多錯誤信息和炒作都來自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Caulfield和Condit，2012；Woolston，2014)。例如，新聞稿中對研究的表述，而這些表述通常是對研究成果的炒作，與公眾對科學的表述是存在關系的。當然，許多關于COVID-19科學的錯誤信息都發生在社交媒體上。這些信息不是由專業記者而是由社交媒體平臺的用戶創造和傳播的。事實上，社交媒體被認為是COVID-19錯誤信息的主要驅動力，并且那些從社交媒體獲取新聞的人則更可能去相信錯誤信息 (Bridgman等，2020；Caulfield，2020b)。盡管如此，大眾媒體仍然是疫情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并且對如何看待和利用科學產生重大影響。

7.討論和建議

科學一直處于各種外部壓力之下，包括意識形態的要求(Baran等，2019)、軍事和國防需求(Finkbeiner，2018)，以及無處不在的利益動機。當然，學術界的激勵機制，獎勵出版數量和“影響因子”,而不是質量和社會效益(Plackett，2020)也或好或壞的塑造了研究企業。政府、資助機構和研究機構就如何支持和資助研究而做出的政策決定（這其中包括了幾乎每個加拿大研究資助機構都接受的商業化推動）(Caulfield和Ogbogu，2015)有助于影響該研究的完成方式以及對公眾的表述。

我們認識到，對這些復雜的、相互關聯的、系統性的影響研究的公共表征的因素進行深入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們也認識到，改進科學表征本身并不一定會帶來更好的政策和更知情的公眾。這些都是巨大而復雜的挑戰。但我們在這里的目標比較狹窄，只關注參與COVID-19科學傳播的幾個關鍵行動者（見圖1）。在疫情期間，科學的傳播方式已經對公眾的看法、健康和科學政策以及預防策略的采納產生了影響。但是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傳播問題并不是第一次出現。事實上，在許多方面，它們都凸顯了許多長期關注科學傳播方式的負面影響。這其中包括與研究結果的解釋、出版過程、新聞稿和媒體報道有關的問題。因此，我們提出了一些超越疫情相關性的可廣泛適用建議：

1.研究界包括資助機構、研究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研究人員和出版商，應該優先考慮并捍衛研究過程的完整性。聯邦、省和機構研究的資助機構，以及研究機構，應該考慮他們的標準、激勵措施和評估過程如何影響科學的建構和向公眾傳播。

2.研究人員應該在整個知識創造和轉化過程中以一種可衡量的方式展示他們的工作，將他們的結論置于更廣泛的證據基礎中，并考慮所用方法的局限性、優勢和弱點。相關科學組織應考慮接受這項建議，并將其作為一項義務。

3.證據、數據和方法的透明度有助于科學在公眾中進行慎重和準確的表述。這就要求研究人員將數據和結果，尤其是臨床試驗的數據和結果，存放在適當的可供公眾訪問的存儲庫中(如clinicaltrials.gov)。

4.研究人員應監控他們的工作(以及與其專業領域相關的工作)在公共領域的表現，并在適當的時候，使用包括各種社交媒體平臺等一系列媒體，糾正公眾的錯誤表述。研究人員在開展這類公眾參與活動應得到支持、認可和激勵，并在需要時獲得適當的培訓。

5.不管外界壓力如何，同行評審的標準應該保持高水準。研究界，如加拿大衛生研究院、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委員會、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加拿大科學院委員會等機構應與學術出版商密切合作，制定在危機時期處理同行評審的策略。并且，這項工作應考慮如何提高同行評審過程的可持續性，而目前這一過程主要依靠學者們志愿服務的時間。

6.重點關注如何在公共領域進行展示未經同行評審的研究結果(如預印本)，其中包括強調結論的初步性質。研究資助機構、大學、學術期刊、科學協會等需要進一步考慮預印本的地位，以及如何應對它們對公共話語可能造成的傷害。

7.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在向公眾發布新聞稿或制作出版物時，不應夸大研究(包括臨床試驗)的益處或影響，應在現有的和可獲得的證據(包括臨床試驗結果)的背景下開展工作，并注意所用方法的局限性。作為傳播過程的一部分，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應考慮編寫摘要，讓公眾和研究結果最相關的受眾及社區都能查閱。

8.公共機構，如公共衛生當局以及省級和聯邦監管機構，應該對用于決策的證據(和其他考慮因素)保持透明，包括不確定時期對當前知識狀況和科學性質變化的誠實評估。公共機構也應避免教條主義，在解釋和表述科學時不受政治干預。

9.新聞媒體以及更廣泛的大眾媒體應該努力以盡可能準確和詳實的方式展現科學，包括不要夸大結果的重要性或轉化時間框架，不要不適當地推斷超出研究范圍的結果。記者還應在現有證據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并認識到特定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軼事、證詞和單一研究的有限科學相關性。

10.研究人員和科學傳播者必須意識到，研究有可能以傷害個人、社區或人群的方式被解讀。如羞辱、污名化或種族主義等。應與研究參與者合作進行交流，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聽取他們的意見。

原文：Timothy Caulfield, Tania Bubela, Jonathan Kimmelman, and Vardit Ravitsky. Let’s do better: public representations of COVID-19 science. FACETS. 6(): 403-423. https://doi.org/10.1139/facets-2021-0018

關于作者：Timothy Caulfield是加拿大衛生法和政策研究主席，法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以及阿爾伯塔大學衛生法研究所研究主任。他對干細胞，遺傳學，研究倫理，科學的公共表現和公共衛生政策等主題的跨學科研究使他能夠發表350多篇學術文章。Caulfield還是屢獲殊榮的紀錄片電視節目A User's Guide to Cheating Death的主持人和聯合制片人，該節目已在60多個國家/地區播出，包括在北美的Netflix上播放。

翻譯｜陸胤宏

校對 | 盧薔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