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在《申報》刊布了時在巴黎的梁任公發給國民外交協會的電報，并同時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兩天后，高呼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之北京學生，涌上街頭，火燒了趙家樓。

次年，任公作《“五四紀念日”感言》，謂“去年五月四日，為國史上最有價值之一紀念日”，實“國人自覺自動之一表征”，蓋“一年來文化運動盤礴于國中，什九皆‘五四’之賜也”。作為不在場的在場者，任公對于“五四”飽含有某種特殊的情感。

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即“五四”三周年紀念日，任公受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之邀，做《先秦政治思想》講演。其秋，復應東南大學郭秉文校長之請，移席金陵，開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學期。因“中途嬰小疾”，漢以后未成，故書名作《先秦政治思想史》。

其時也多新舊之論，亦多中西之爭，任公之講述先秦之政治思想，似與時代稍左，然則至百年后反觀其政治之追求，文化之堅守，或不失為一種符合吾國民之選擇。此學問家之為學問家，政治家之為政治家，而思想家之為思想家之別也歟？

又值一年五四，感謝上海澎湃允為轉發《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校訂說明”，作為對任公開講先秦政治思想百周年之崇高紀念。

壬寅初夏，個廠。

《先秦政治思想史》

弁言

一九二〇年三月，梁任公游歐歸來，即應上海中國公學之請，前往演講。在演說中，任公將歐游所得與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各問題之感想與發現作一比較，指出：

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即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說》，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十五日《申報》連載）

二十五日與長女梁思順函曰：“吾自歐游后神氣益發皇，決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即對于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之方針與態度，放棄上層之政治活動，轉而用全力從事于培植國民基礎的教育事業——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發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志、發起中比貿易公司和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等事，即為此也。任公自謂目的曰：“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既為吾輩今后所公共祈向，現在即當實行著手。”（五月十二日與梁伯強、籍亮儕等函）同時作《歐游心影錄》，希望青年們“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并“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稿本

任公與梁思順函又提出“吾欲在上海辦一大學”者，即其歐游歸途中與眾人所商歸國五事之一也。張君勱與黃溯初函曰：

弟意，與其自辦大學，不如運動各省籌辦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輸精神，何必負辦學之責任乎？任公于編纂雜志之外，在北方學校中居一教習地位，亦計之得者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一九二〇年條）

蔣百里實亦希望梁氏多作講學，以為可與在上海改造中國公學事合并考慮。其與張東蓀函曰：

弟以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國公學設一中國歷史講座。……任公惟做講師，才把他的活潑潑地人格精神一發痛快表現出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一九二〇年條）

張東蓀復函則謂需“大家提起興會，以助長任公之興會”（同前）。所以說，任公到大學授課或作各種講演，既是本人之意愿，更是同儕之共識。

其時，借著作、文章之刊布以浚發民族之精神，取中國歷史中類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者，與相印證，作《清代學術概論》；求古籍中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憑新知以商量舊學，作《墨經校釋》；在清華學校開授國學課，涵蓋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等，于先秦諸子而外，專講老子、孔子、墨子三圣之學術，作《中國學術小史》；后改名《國學小史》，任公自謂“講義草稿盈尺”，但未單獨刊印。今刪存稿內有《中國學術小史》草稿若干，其第一講開篇數句曰：“學術何以可貴，我們為甚么要講求學術？因為學術是有益于人類的，我們要靠學術來把我們人類的地位提高的。就這樣說來，學術的范圍卻極廣了。”后以單篇刊發者有《老子哲學》、《孔子》、《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墨子學案》等，蓋先秦為我國思想學術發軔形成期，頗為任公所重視。此時猶多注意學術之哲學層面，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與胡適之函曰：“對于大著《哲學史》之批評若作出，恐非簡短可了。頃在清華講《國學小史》，擬于先秦講畢時，專以一課批評大作，屆時當奉寄耳。”（函文轉引自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又因南開大學講授，為使讀者領會社會團體生活之意義，以助成其為一國民進而為一世界人之資格，作《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啟超《中國學術小史》稿本

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兩年內，任公又先后在北京、天津、濟南、上海、武漢、長沙、南京、南通、蘇州等地，作各類演講三四十次。因感于當時政治之混亂，主義之橫行，“無論什么立憲共和，什么總統制內閣制，什么中央集權聯省自治，什么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任憑換上一百面招牌，結果只換得一個零號”（《教育與政治》），任公意識到對于青年之政治教育尤為重要，其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在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上作《教育與政治》的講演，提到：

今日所最需要的：一、如何才能養成青年的政治意識，二、如何才能養成青年的政治習慣，三、如何才能養成青年的判斷政治能力。……這三件事無論將來以政治為職業之人或是完全立身于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

我確信這不但是政治上大問題，實在是教育上大問題。我確信這問題不是政治家所能解決，獨有教育家才能解決。

即“養成國民人格為政治上第一義”。任公稱道《孟子》所引《逸書》謂“天相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即以在上位者之人格教育普天下一般之民眾，使全人類之普遍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則政治家性質與教育家性質等同，故曰：“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

融匯中西，取長補短。借彼西方美人“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然任公以為，近數年來只有“德謨克拉西的信仰漸漸注入青年腦中”，“是我們教育界唯一好現象”（《教育與政治》），然反觀吾國之政治思想，益使他發出“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氣象為不可及也”的感嘆。任公呼喚新文化，呼喚群眾運動，呼喚青年人格，為的就是喚起中國人之國民意識。蓋國民意識者，實為德謨克拉西國家根本精神之所系。

任公指出：“政治是國民心理的寫照。”故政治之目的是造福全人類。“如何而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馀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即任公自我承擔的“對于本國乃至對于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故曰：欲改造政治，先改造國民之心理；欲改造國民之心理，先改造人格；欲改造人格，請從教育始。此猶是二十年前中國之新民所呼吁的“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新民說》第二節篇名）之遺音也。

二十年后，任公仍然期此一編得“以藥現代時敝于萬一”，雖千萬人吾往矣！《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所由作也，意其在此乎！

一、講義與講授

一九二〇年四月，任公組織共學社，即與張菊生函，商請法國哲學家柏格森來華講學事，未果；七月，又與梁伯強、黃溯初函，商聘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之名義；九月，創辦講學社，為“一永久團體”，“定每年聘名哲一人來華講演”（與張東蓀函）。《講學社簡章》規定：

一、本社因欲將現代高尚精粹之學說，隨時介紹于國中，使國民思想發揚健實，擬遞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門學者巡講演。

二、每年聘請一人，基金充裕時，再圖擴充。

三、所聘請者，先注重于當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專門學者，俟擴充后以次續聘。

是年十月十二日，羅素應邀抵滬，開始訪華之旅，直至次年七月離去。在此期間，任公曾與之往還。

梁啟超《講學社簡章》稿本

其后的一九二一年春，任公學生徐志摩得英國學者狄更生薦，到劍橋大學皇家學院作特別生。復經歐格敦（Ogden）紹介，得拜識羅素。十一月七日，徐志摩與羅素函曰：

歐格敦先生談及他的計劃，擬先出版“世界哲學叢書”。他也提到你推薦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說可以翻譯了加進去。……關于這件事，我個人想提個建議。我想起梁啟超先生，就是送給你一幅畫的那位;他是這個出版計劃的最適當人選。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國最淵博學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暢文筆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國思想，以及介紹并普及西學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萬分欽仰。他在學問上吸收與區別的能力是別人永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我們如果能找到他承擔此事，那就最好不過了，我想他是肯答應的。只要你揮函一通，勸他寫一本標準的有關中國思想的書，并將叢書的總綱向他說明，我相信這會大大推動他本來就驚人的創作力，他就必然會十分樂意把書寫出來。（梁錫華譯，據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七卷）

羅素應該是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議。因為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與張東蓀函，有“英國學者近來至愿與中國學者直接為學問的合作。此君（按，指歐格敦）為羅素至友，康橋異端社主席，最慕中國文化。……今編輯《哲學心理科學方法國際叢書》，梁任公先生允著之《中國思想史》即應此君與羅素之請”云（刊同月二十五日《學燈》，據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七卷）。如此看來，任公為《中國政治思想史》，源頭可以說是出自徐志摩請羅素發出之邀請。

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九月的國立東南大學，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兼任校長。郭氏一九一四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其有言曰：“不發揚民族精神，無以救亡圖存；非振興科學，不足以立國興國。”（《東南大學史》第一卷引）他主持下的東南大學，后被稱為“中國最有希望之大學”。郭氏任職期間，積極擘畫，延攬名師。此前于南京高師時，曾邀請在中國講學的杜威、羅素、孟祿到校作演講。一九二二年更是延請章太炎（《申報》五月九日《南京快信》：“東南大學定下學期請章太炎來寧講學。”）、王國維（郭秉文六月八日與沈恩孚函：“敝校下學年須添請國文教授一人，教授詞曲詩賦等各項學程，擬延王君靜庵來寧擔任，每月敬送薪金二百元。請煩先生就近代為浹洽。”）任教席，惜皆未請得。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秉文在新學年《校長開學報告辭》中宣布：

教授除了原有的以外，還添了許多專家。除了新教授以外，還有兩位講師要報告的：一位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暑中曾在本校作短期演講，十月內預備到本校來，長期演講中國古代政治思想；還有一位是江亢虎先生，江先生是中國提倡社會主義的遠祖……現在因為國內提倡社會主義的聲浪甚高，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實施起來究竟行不行，也不可以不知道，所以請江先生來講一講，十月初便可以來校開講了。

本校不但是請國內名流演講而已，還要請國外學者來演講。國際教育會派來的兩位學者：一位是麥柯爾先生，本校請他講教育的測驗編造與應用；一位是推士博士，本校請他講科學。此外還有用洛氏基金聘請了來的一位物理專家斯密士先生，是美國康納耳大學教授，十月中可抵此間擔任物理教授；講學社聘請的一位德國生物學兼哲學專家費斯脫先生，十月內到上海，首先便到本校演講四個月。（十月二日《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

按，所謂的“費斯脫”當即漢斯·杜里舒（Hans Driesch）之訛，于此可知他的到來，也是以講學社名義聘請的。

《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

東南大學成立之初，即名師薈萃，俊彥云集，蜚聲海內，有“孔雀東南飛”之譽。以至于《申報》對該校的一舉一動，也都頗為關注，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刊謝守恒《東南大學之新氣象》：“惟梁任公來該校擔任教授《中國政治思想》一學程。”十月二十八日有《江亢虎衣物書籍被竊》：“江亢虎博士前應東大校長郭氏之請，擔任該校社會學演講，江氏于前月由京蒞寧，寓于東大校內。”《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十月四日《教育科甲子級會常會紀事》：“九月卅日晚七時，本校教育科甲子級會在梅庵開第七次常會。……江亢虎先生適于是晚到校，暫憩梅庵。”特別是杜里舒的到來，自當年十月十五日抵滬起，一直予以跟蹤報道。如十六日：“杜里舒博士夫婦今日將先作杭州西湖之游，本星期四（十九日）返滬，將在商科大學及同濟醫工大學演講，星期六赴寧，在東南大學作四月馀之長期講學。”十八日報道游杭陪同人員有張君勱、蔣百里云。二十日《南京快信》曰：“德國哲學博士杜里舒偕其夫人，昨由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招待來寧，預備作長期演講。”二十二日刊《杜里舒博士今午赴寧》：“今日乘午刻十二時半火車赴寧，同行者有張君勱諸君，郭秉文君則于昨晚十一時半先行乘車返寧，以便布置招待，因本星期一二杜里舒博士即可開始講學也。”二十四、二十五皆有報道。二十六日刊謝守恒《杜里舒博士東大演講紀》：

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君于十月二十二日偕德國大哲學家杜里舒博士、杜氏夫人、德國公使館參贊韋理士博士，與梁任公、張君勱諸氏來寧。二十三日下午七時在該校大禮堂演講，全校男女學生聽者約千馀人，大禮堂幾無容足之地。

郭校長主席略謂本校今年開學典禮時，報告除新聘教員外，并敦請中外學者作長期之演講，今杜里舒博士、梁任公先生等已先后來寧。本校今日特開歡迎大會，并請賜教。

旋請杜里舒博士演講：……

次梁任公演講，謂：“兄弟今年暑假在此演講，諸君恐已回去。此次來寧出游，覺有一種感想，為諸君述一下。我今年五十歲，在暑假未到南京以前，始往曲阜一游，仰觀曲阜之樹，發生一種奇異感想。此樹樹干呈古銅色，十馀人始能環抱，高數十丈，樹頂發生枝葉甚嫩，呈蒼綠色。至子貢手植之楛柏，由死干旁發生嫩枝，其根蒂深固，吸收養料，以助其發榮滋長，而另生新葉。此實可為代表中國舊文化胎生新文化之現象。迨仰見巍巍孔子之墓，歷經兵燹，而仍然無恙，我想掘其墓而探其寶，可發見二千年以前之珍藏古物，既而想中國人珍藏腦海中之寶，不能發現出來甚多，如智、勇、仁三者，珍藏腦海中，不亞于孔墓中之珍品。諸君肄業高師與東大，猶孔林大樹然，由一干而透出兩干，受雨露滋養與肥料之培植，發育愈為迅速。在諸位青年之心理上，如掘孔墓然，能開辟一光明之徑涂，則中國之光明賴乎此，世界之光明亦賴乎此。老實說，孔子之道，《論語》有‘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兩句可以括之。孔子之道，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均可為人類開辟學問與發揮天道人道者之指導。中國當此困厄之秋，而能發展新文化，是為人能宏道。諸君志氣高超，若能抱定宏道精神做去，充分發展自己之學問，以培養自己之人格，此則深有厚望于諸君者也。”

后由該校校長致謝而散。

按，此文一則謂郭秉文校長于十月二十二日偕杜里舒與梁任公、張君勱回寧，再則曰杜里舒、梁任公等“先后來寧”。而據《申報》二十二日謂陪同杜里舒赴寧者有張君勱“諸君”，若任公在陪同之列，其名則必當出現在“張君勱”三字之前。又按，任公十月八日與張菊生、高夢旦函曰：“弟于陽歷本月二十前到南京，復書請寄東南大學。”那么，任公是何時抵達金陵的呢？

十月十七日為天津南開大學十八周年慶典，據《十八周年紀念志盛》（《南開周刊》十八周年紀念號）記載，慶祝大會第四項為梁任公演說，題曰《母校觀念及祖國觀念》，所論“同類意識”與“團體”概念，后皆援入《先秦政治思想史》，并作生發。

又《新聞報》十月二十四日《國內專電》欄內有十月二十三日發自天津者四條，其一曰：“梁啟超、錢錦蓀二十二日均由津赴滬。”當時乘火車從天津赴南京，先走津浦鐵路抵達浦口，按，《申報》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刊《津浦鐵路行車時刻表》：特別快車需二十四個小時又三十分鐘，當天下午二時自天津東站出發，至次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抵達浦口；三次車需三十個小時又四十分鐘，當天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出發，至次日下午四時十五分抵達。再從浦口渡長江進入南京城，趕在二十三日晚七時參加演講，此行日程頗為促迫。因杜里舒已于前一日到校，故只待任公到場，中西兩位大哲學家即同臺講演，宜乎其盛況之空前也！按，據二十七日《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載二十三日《中外名流講演》條記，當晚實有杜里舒與韋理士、麥柯爾、梁任公、張君勱五人分別演講，“到會者幾及千人，頗極一時之盛云”。

自此之后，任公即投入到每日的講學、四處的演講之中，忙碌異常。據十一月二十八日與梁思順函可知，每周一至六下午二時至三時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每周一、三、五早七點半至九點半到支那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每周二上午為第一中學講演（兩小時），每周四在法政專門學校講演（兩小時），每周五晚為校中各種學術團體講演（每次兩小時以上），每周六上午為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講演（兩小時），此外各學校或團體之歡迎會等每周至少也有一次。

為講《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都是臨時自編，自到南京以來，一個月。所撰約十萬字”。任公的寫作狀態，據當年在校且與任公交往較為密切的學生黃伯易后來回憶：

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右手在寫文章，左手卻扇不停揮。有時一面在寫，一面又在答覆同學的問題。當他寫完一張，敲一下床面，讓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華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面了。（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

《中國政治思想史》稿本，今存，裝訂五冊（有廢棄稿若干頁，裝入另冊），文字書寫流暢，勾勒刪改極少。謀篇布局，條分縷析，引證考述，中西比較，互為發明，一氣而成者也。任公廣額深目，精力充沛，文筆雄健，語音清晰，或授課，或講演，聲情并茂，給同學們留下較好印象，且態度謙和，“不似胡適等人講話那樣目空一切”（黃伯易文）；所述先秦政治思想，“能洞悉其背景，故語語道出一時代與一學說之真諦，令讀者發生一種設身處地之感想”（謝守恒《梁任公先生抱病講學》），更能“令人興起蒼茫萬古之感”（黃伯易文）。《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此之謂歟！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稿本

書成之后，任公作《自序》。關于該講義之撰著時間，今排印本皆謂“起十月二十三日，訖十二月二十日”。然稿本第二十二節《民權問題》篇之末，自注曰：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脫稿。時講學東南大學，寓南京成賢街成賢學舍。啟超記。

又第二十三節《結論》篇之末，自注曰：

全書成后，君勱謂宜有結論。越三日乃續作此節，蓋兩易稿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啟超記。

據此注內“越三日”推斷，除《結論》一章為二十三日定稿外，其馀脫稿于十九日，當無疑也。然細審《自序》手稿，于“十月二十三日”之“三”上施一點，則“三”字當刪去，是此講義之編寫實起十月二十日也。另據《結論》篇末之自注，“十二月二十日”內當補一“三”字，實全書定稿訖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再從《新聞報》所記，任公十月二十二日始自天津南下，則今講義開首部分，其作于飲冰室歟？

前任公與梁思順函曰：“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截止功課，回家休息。”十二月二日函又曰：“決意陽歷年內講完，新年往上海頑幾天。”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與梁思順函曰：“只有五次講義，每次一點鐘。講完就走。”十日與蹇季常函曰：“明日校課完全告竣，尚有一兩次告別講演。決十五日北旋，相見不遠矣。”明日即十一日，星期四，則是提前一天結束矣。

告別演講共兩次，十三日一次，即《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任公講道：“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軍隊式，并且僅能襲取皮毛，以致造成今日一般無自動能力的人！現在哩，教育是完全換了路了，美國式代日式、德式而興，不出數年，我敢說是全部要變成美國化，或許我們這里——東南大學——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營。”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南京的‘自由講學’，實際上是中國從摹仿日本學制改變到美國學制的一道分界線。”任公講此話之目的，是為避免青年沉淪為“消耗面包的機器”而發者也。又指出，“東方的學問，以精神為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為出發點”，而東方的人生觀，“認物質生活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蓋“精神生活，貴能對物質界宣告獨立”。這其實也就是任公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內所分析的中國政治與歐美政治比較后所作出的一種價值判斷。這其實就是任公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內所分析的中國政治與歐美政治比較后所作出的一種價值判斷；亦即該書出版時，任公在書名旁復冠以“一名《中國圣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之深意也。

《蔣維喬日記》，中華書局2014年出版

十四日一次，實為中午、晚上兩場告別演講并作宴請。蔣維喬日記：“十二時至科學社，赴梁任公之約。督軍、省長、王處長、傅嚴張三廳長及任叔永、丁文江二君均在座。午后三時赴講演廳，金陵道屬農業改進會，六時方畢。晚，各廳、處長合餞梁任公于財政廳，并演警察廳新制活動影片。十一時歸。”蔣時任江蘇教育廳廳長。至此，任公在東南大學的講學及周邊各學校、團體的講演，告一段落。十五日乘車北返，次日晚抵飲冰室。

由于撰著勞心，演講勞力，且又大醉一場勞身，十一月二十一日，散原老人于寓所宴請任公。任公曾在湖南與共事，不見者二十五年矣。散原老人開五十年陳酒相與痛飲，席間語及蔡松坡，任公凄愴傷懷，竟至大醉而歸。最終任公是得了個心臟病而回。十一月三十日《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有任公與演說會、國學研究會、文哲學會、史地學會、西洋文學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教育科、農科暫停課外演講之《梁啟超啟事》，同日謝守恒《梁任公先生抱病講學》之報道，有“梁任公先生擔任本校講師，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一課，聽者有數百人。……忽于上星期染有微恙，延醫診治，尚未痊愈，而本星期一下午二時之《中國政治思想史》，任公因青年求知如渴，仍抱病講學。……任公誨人不倦之精神，于此可見一斑”云。所幸還在初起階段，“只須靜養，幾個月便好”（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與梁思順函）。歸家后即在《晨報》刊出《啟事》，謂“遵醫命，閉門養疴，三個月內不能見客”云。四五月間，移居北京翠微山。然六月底復匆遽返津，為南開大學第二屆暑期學校講學事，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研究重心又重回清代。此是后話，詳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校訂說明》。

二、初版與三版

近代以降之學者，多有自辦或參與出版之活動，其中尤以任公為最突出，成就及影響也最巨。且又勤于著述，“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號新文體（《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節）；凡有新作面世，即行銷宇內，再版不斷，今所謂學術暢銷書作者是也。且單行之本，亦大都是經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并發行者也。

關于《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印、發，任公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與張菊生、高夢旦函曰：

在南京所講《先秦政治思想史》，因校勘之便，故在當地付印，所印凡三千部。除南京各校購取外，已屬東大事務主任將所馀者悉交南京本公司分館，聽總館指定分配，計日內當交到矣。惟此書銷路決當不惡，今計所馀者恐不過千馀部，或轉瞬即罄，故此時便當排印再版。今將印成校過之本寄奉，請即飭印五千，何如？或另印布面者一千，何如？若爾，其價請代定。或鑄紙版，先印三千亦得。請代酌。

本書之撰寫完成于一九二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課業截止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據前所引黃伯易文謂“當他寫完一張，敲一下床面，讓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華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面了”可知，印刷廠排版所根據的應該就是“打字機印稿”。否則，限于當時條件，正常情況下不可能于課業結束不到二十天之內，就將一部十馀萬字的書稿排版、校對并印刷、裝訂完成三千部，且已售出去近兩千部焉。

《先秦政治思想史》，常州新群書社印刷所印本

這部印刷于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初版，即任公與張、高函內所謂的“在當地付印”者，其版權頁印刷者署“常州新群書社印刷所”，地址為“局前街西首”，則確屬于在常州完成印刷者。然而此書的著作者與發行者，皆署“新會梁啟超”，總發行所與分售處皆署“商務印書館”。此前此后之《飲冰室叢著》、《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亦是如此；而《清代學術概論》、《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兩書之著作者署“新會梁啟超”，發行者、總發行所與分售處皆署“商務印書館”。

據一九一四年頒布之《出版法》第二條規定：

出版之關系人如左：

一著作人，二發行人，三印刷人。著作人以著作者及有著作權者為限；發行人以販賣文書圖畫為營業者為限，但著作人及著作權承繼人得兼充之；印刷人以代表印刷所者為限。（張靜盧《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卷五）

是任公自著圖書可以兼作發行人。而著作者兼發行者，無非就是利益之最大化。任公一九一六年與陳叔通函曰：“《國民淺訓》寄各處者續商發行者，即托商務，但版租欲稍優。”一九一八年函亦曰：“《通史》版權必欲自有，故不能與他方面生糾葛；而自行印、發，又所不欲。故擬托商務代印、發，而定一雙方有利之公平條件。”所謂“版租欲稍優”、“雙方有利”，即是此意。

按，任公前與張菊生、高夢旦函所言“今將印成校過之本寄奉”者，即在初版本上作了修訂之本是也。同年八月十一日，復與之函曰：“拙著似尚有未印出者，《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中、下卷。請一催。”今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之本，時間與版本署“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初版”。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一九二五年四月四版、一九二六年五月五版、一九二八年六月六版、一九三一年五月七版諸本，且皆以一九二三年八月本為初版。然則，二版何時所印？今又安在？嘗遍檢各大圖書館館藏書目，及近十四年來孔夫子舊書網交易記錄，皆未之見。

又按，結合函內“或鑄紙版，先印三千亦得”句似可推知，任公是將修訂樣書及該書紙型一并寄滬上商務印書館，建議有二：一、修版后印五千；二、直接鑄版印三千。今滬之初版，如：

改常州初版之“第厶節”為“第厶章”（參見第一章校記。正文中有“次節”等漏改處）；

《本論》第五章《儒家思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則專務以身作則，為人格的感化；專務提醒學生之自覺，養成良好之校風”句，常州初版無“專務以身作則為人格的感化”十二字；

《本論》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引《商君書》“賢者以相出為務”后，常州初版無“案相出者謂才智臨駕別人”十一字小字案語；

等等，不具列（詳參文內諸校記）。可見商務印書館最終還是據“印成校過之本”作了少許修訂，如：

正文內原題作標宋體，改為黑體字；

原中縫單雙頁皆作“序論、前論、本論”，改為單頁章名、雙頁為“序論、前論、本論”；

原中縫頁碼作“一、一二、一二三”，改為“一、十二、一百二十三”；

正文《序論》第一章倒版增一頁；

《本論》第一章末《三百年間政況及政治思想界主要人物年代表》，原以手寫石印作插頁，不占頁碼，滬初版改排入正文，增加一頁；

全書計增加兩頁（即如前所舉兩處分別增補十二字、十一字處，僅作段內推行）。

其他有些頁面，也只是通過增加字間距或空格之方式，進行了局部倒版，挖改紙型，即鑄版開印。

故曰：滬初版即常州初版之二版；滬三版即該書之三版，然商務印書館后諸版皆以滬初版為該書之初版也。按，一九二三年《清華周刊》第二期《書報介紹》曰：“《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啟超著。三一六頁，一冊，一元二角。商務印書館發行，十二年一月初版。”即將常州初版視作商務印書館初版也。該書商務印書館單行本最后一版為一九三一年五月的第七版，時任公已過世，林宰平負責《飲冰室合集》之編纂。期間，中華書局就任公著作版權一事，與商務印書館多有交涉。陳叔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與陸費伯鴻函曰：“商務所印零種，當由弟往商結束契約。”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與舒新城函曰：“先嚴全集既經弟與貴局簽訂合同，由貴局出版，則其任何部分，不得由任何他人擅印。”

任公曾將常州初版簽贈蔣百里一冊，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有五條蔣氏批語，移錄如下：

第二頁，于“世界主義”、“民本主義”、“社會主義”旁各施墨點，批曰：“徑用此三名詞未妥，擬改為：一、不專以國家為政治上之最高單位，而以人類全體為實行政治理想之目標；二、不僅以君主當愛民為原則，而以民心所推戴者為王，其理想不在君愛民，而在民愛君；三、不僅以生產為生計，要而尤注重于分配之平及均。”

第九頁，對于“中國文明，產生于大平原。……許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論及制度，能巧于運用，調和焉以冶諸一爐”數句，批曰：“調和之習慣，雖由平原之生活之氣象，亦似由于‘相對’哲學。《老子》首章即言有無相生，其義實出于《易》之乾坤。此其習慣之中于中國者甚深。即今日之對聯、桌椅，亦取雙數相對，益成為國民之天然趣味矣。國民之所以能容納眾流者，以萬事俱看兩面也。”

第二十六頁，關于第二期周公、第三期封建制結果，批曰：“孔子夢周公者，蓋中國之政治規模至周公而始立也。懸想當時其規模之宏遠，氣魄之偉大，實令人驚絕。故我欲畫中國政治事業史為三大段，即禹為第一期，周公為第二期，秦始皇為第三期也。周公之經營，似宜較為明晰的敘述。周公利用當時部落之形勢，而變之為人為的封建。當時王畿千里，自可以控制天下。蓋分封之國，所謂百里、五十里，僅指其開辟隸屬言之，數傳以后，漸至繁富，勢不得不兼并而成大國（在漢初之封建猶且如此），故霸政之興，自然之勢也。況成周又遭夷狄之難乎！會盟征伐，益必有遺傳，并非倡之自霸主。封建制度之成功有二大要素，其一則家族組織之精密，其一則筑城術之發明是也。蓋當時名之曰封建，其實則屯墾而已，不（按，疑衍）故倡之自貴族，且自身共往耳。”

《先秦政治思想史》蔣百里批點本

第二十六頁，于“政令漸衰，諸侯不共，宗周卒為一異族名犬戎者所滅”一句旁各施墨點，批曰：“此說近俗。”

第三十二頁，于標題“天道的思想”，批曰：“似宜改為‘天道思想之變遷’。”

批語雖少，意思實多，蓋二人平時交流所及者乎？且讀者遘睹不易，故錄之以備參考。

三、譯本與譯者

任公之學術著作，譯作日文者常有，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梁思順函有“日本人把我近年的著作翻譯出好幾部”，次日與張菊生、高夢旦函有“《清代學術概論》日本有兩譯本”、“聞《歷史研究法》譯本亦將出”云。而同時有英、法文之譯者，似惟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一種耳。茲分述之。

（一）英譯本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公作《自序》，即謂“書成后，徐志摩擬譯為英文，劉文島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擬譯為法文”。陳從周《徐志摩年譜》：“家書：‘八月廿四日由歐抵滬。……今晚（重陽日）又因學事與父親同去南京。’此為至南京成賢學舍參加歐陽竟無講學事。”按，舊歷八月廿四日即十月十四日，重陽日為十月二十八日。徐氏訪任公，推薦英國藝術史家羅杰·弗萊（Roger Fry）來華演講，希得以講學社名義邀請。事具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徐氏與傅來義函（梁錫華譯，據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八卷）。次日，東南大學舉行南京高師畢業同學會歡宴杜里舒、梁任公、張君勱，三人并有演講；晚宴之際，任公語諸同人謂“所講之《中國政治思想史》，已有人譯成英、法文，不日即可告竣”云（《申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另見《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謝守恒《南高畢業同學會歡宴中外名人志盛》）。

《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譯本

《自序》言“徐志摩擬譯為英文”，蓋該書之撰寫實即出徐氏向羅素之建議，故譯為英文介紹與西方，是題中應有之義。任公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與其師康有為函曰：

呈上紙三張。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謁之少年，其人為弟子之弟子，極聰異，能詩及駢體文，英文學尤長，以英語作詩，為彼都人士所激賞。頃方將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譯為英文也。

就在任公寫信給老師推薦這位“少年”的半個月前的五月十日，這位“少年”向歐格敦寫去一信，說道：

關于梁先生論中國思想的書。這完全是我的錯。這本書（中文本）不僅已經寫就，而且兩個月前已經出版。書名沒有完全遵照你的建議，而是叫《中國政治思想史》。但這和思想通史大致是一碼事。梁先生非常高興知道你有這樣的計劃和建議，他想要我把它翻譯成英文，我也答應了。但到目前為止，我只翻譯了導言。書的篇幅極長，翻譯成英文，我想起碼有350頁。如果我下決心干，估計一夏天可以干出不少活。不管怎樣，我個人認為這是東方極有價值的著作，我不會在意花幾個月時間翻譯它。（劉洪濤譯，據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八卷）

這里有幾層信息：一、歐格敦建議之書名可能是“中國思想通史”；二、徐志摩答應了任公要他承擔英文翻譯的工作，且已將導言譯出；三、雖然篇幅較大，徐也愿意花幾個月時間來翻譯它。按，今英譯本正文計一百九十九頁。

孰料半年之后的十一月十五日，徐志摩再一次致信歐格敦曰：

至于梁先生的書，我真是慚愧極了，一方面對不起你，另一方面也對不起梁先生。我不是不愿意承擔這一翻譯工作，但這意味著要花三個月時間全身心投入，而我擠不出這么多時間。（同上）

徐直接打了退堂鼓。徐之所以不愿意承擔，歸根結底是不愿意拿出三個月全身心時間給“他人”，這在徐的其他書信里也有流露。

徐志摩與羅素函稱作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Series（《世界哲學叢書》），與張東蓀函則是《哲學心理科學方法國際叢書》，實際該叢書名為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英譯本書名作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一九三〇年倫敦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出版。按，據該書書末所附《已出版書目》有蕭公權的Political Pluralism（《政治多元論》），《在進行書目》有胡適的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中國思想小史》）。前者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后者未覓得實物信息。

譯者處署“L. T. CHEN”，介紹處寫“General Secretary,Peking Y.M.C.A.,Editor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eries”。按，L. T. CHEN即陳立廷，一八九五年生于北京。一九一三年畢業于清華學校；一九一七年耶魯大學畢業后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同年隨華工赴法，從事青年會工作；歐戰結束后回國。一九二八年任北京青年會總干事，兼北大史學講師。次年赴滬，從事青年會工作，后兼任太平洋國際學會主任干事。一九三五年任國際問題研究會中英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九年受中國政府委派，參加國際勞工局農業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并往各國宣傳中國抗戰之意義，以期加強國際人士之同情與援助。著有《最近太平洋問題》、《關稅問題》等。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十五期對陳立廷作介紹，曰“曾將梁啟超氏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譯成英文本”，即此書也。

英譯本卷首有《譯者注解》、《作者簡介》與《譯者自序》三篇，對該書著者與內容、學術成就及價值等作了介紹。書末附《漢語專有名詞表》、《索引》及《叢書》所收各書之推薦語。

（二）法譯本

同樣的，任公所謂“劉文島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擬譯為法文”云者，也只是“擬”而已。按，劉文島字塵蘇，早年從事革命。一九一七年拜任公為師，次年充任公赴歐考察團隨員，后得任公資助，入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二二年與廖世劭婚后再同赴巴黎，一九二五年獲博士學位，歸國任武昌中華大學教授。任公之所以如此說，蓋一九二二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劉、廖翻譯的法國卓萊《新軍論》，列為共學社《時代叢書》之一種。其時前后，二人正在國內，當有往還也。劉文島后參加北伐戰爭，曾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武漢市市長及駐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公使等，一九四九年赴臺灣。廖世劭，江蘇嘉定人，一九二八年逝世于上海，歸葬武漢東湖，年僅三十二歲。

《先秦政治思想史》法譯本

今之法譯本《先秦政治思想史》書名作La Conception de la loi et les Théories des Légistes à la veille des Ts'in。一九二六年由北京China Booksellers Ltd.出版。封面署譯者兩位：Jean Escarra與Robert Germain。前者介紹處寫 “Professeur à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Université de Grenoble,conseiller juridique du gouvernement Chinois”，后者寫“élève breveté de l'école des L．O．V.,vice-consul de France”。按，Jean Escarra漢譯作約翰·愛斯嘉拉（一八八五—一九五五），法國人，法學家，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顧問。據《燕京學報》第二十一期容媛《國內學術界消息》，一九三六年北平法文圖書館（éditious henri vetch）與巴黎西來書局（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聯合出版約翰·愛斯嘉拉的《中國法》（Le Droit Chinois）一書，作者介紹處寫道：“約翰·愛斯嘉拉先生是位法學專家，在巴黎大學法科及比較法學研究所擔任‘著作法’講座有年。他兼治中國法律，在巴黎大學中國學院講授《漢律考》、《韓非子》等課。”文末對該書之不足也作了評述，曰：“書中除現行的立法制度、司法組織及法律教育外，其馀關于中國法律思想及法制的沿革等部分，大都依據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沈寄簃先生的《歷代刑法考》等書，以及巴黎大學中國學院主任格拉南先生的著作。”這當是得了翻譯該書之便。Robert Germain漢譯應是羅伯特·熱爾曼，除法文介紹為法國駐中國副領事外，一時未能覓得其他更為詳盡之履歷。

法譯本卷首有Georges Padoux《序言》、譯者《前言》。《序言》作者載名封面，并作介紹謂“全權公使、中國政府顧問”。按，Padoux即寶道（一八六七—一九六〇），自一九一四年起擔任中國政府顧問，一戰后參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中德復交、山東問題處理等重要涉外事件；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續聘為立法院、司法院、交通部法律顧問，直至一九三一年退休。正文實則僅譯了該書《前論》第七章《法律之起原及觀念》與《本論》第十三至十六章《法家思想》，共計五章爾。書末附《索引》、《刊誤》。

法譯本流傳較罕，因是節譯，當年或僅在法律學界之小范圍內作交流歟？

（三）日譯本

重澤俊郎譯，一九四一年一月創元社出版，列入《創元中國叢書》。按，重澤俊郎（一九〇六—一九九〇），一九三二年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曾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助手，一九四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助教授，一九五〇年升任教授。主要研究先秦至漢代之經學與諸子學，著有《左傳賈服注攟逸》、《原始儒家思想與經學》、《中國的傳統與現代》等。

《先秦政治思想史》日譯本

日譯本卷首有《譯者序》，除介紹任公生平之外，對任公在現代中國之思想啟蒙與學術推動上，予以客觀評價曰：“他在思想方面可以說是新中國先驅性的存在，在學問方面則是對現代中國學術界啟蒙性的存在。如今看他的思想，未必十分卓絕；作為實踐家，他的行動也未必沒有可責備之處；但他對當時青年的刺激，成為新社會強力出發的原動力。……在理解新中國思想學術之時，必須要理解原著者梁啟超在思想方面和學術方面是新中國誕生的動力。”在中日戰爭處于相持之際，如此評判，亦頗可玩味。又謂翻譯時，曾向平岡武夫借閱若干書籍云。

上述三書暨資料之搜羅，多有不易。英譯本、日譯本請白愛虎代購自孔網。法譯本孔網雖有見售，然索價頗昂，力不能勝，轉請劉景云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復制若干頁；后經雷強之助，自海外舊書網覓得一冊，并為作法語文字之校正。日譯本之《譯者序》請蘇枕書為作翻譯。對不諳外文如我者，于三書之紹介可謂是極艱難的，故只能簡列版本信息，聊存其概而已。

四、底本與校本

此番整理，以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五年第五版為底本；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簡稱“稿本”）、常州新群書社印刷所一九二三年一月印刷之第一版（簡稱“初版本”）、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飲冰室合集》本（簡稱“《合集》本”）為校本。大體原則如下：

《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第五版

（一）稿本文字凡可兩存或優于底本者，出校說明。否則不出校，如《本論》第七章《儒家思想》引《荀子》“俄則屈安窮”句之楊倞注“猶言屈然窮”，稿本與初版本皆作“猶然屈然窮”；同章引《荀子》“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稿本與初版本皆作“祿天下而不以自為多”；商務本皆已改正。按，如《本論》第十四章《法家思想》引《尹文子》“治亂續于賢愚”句，“續”字《尹文子》他本作“屬”、“系”者，此類原書版本之異，文中未校，于此說明。

（二）任公稿本，原即施以新式標點（含專名線）；而其時之新式標點無頓號，語詞（含人名、書名等）并列，俱用逗號；且任公好用分號。今茲標點符號，大體依從稿本，可用頓號者（原為逗號）改為頓號，多數分號改作句號，以合當下之標點符號使用習慣。按，多數并列單字如“儒、墨”、“孔、老”、“夏、商”、“秦、楚”等，中間施以頓號；然如“堯舜”、“孔孟”、“老莊”、“秦漢”、“漢唐”、“唐宋”、“歐美”等具有成詞性質之并列字，兩字連用時，則中間未施頓號。

（三）底本、稿本、初版本三本字旁之單圈“○”，互有出入，茲匯此三本內字旁之有圈者于一本。

（四）任公征引前人文字，明引暗引，或憑記憶，或述大意，覆核原書，頗有差異。今凡脫訛衍倒致文義稍有錯亂或文氣不甚連貫者，則為校改，并出校說明。馀則一仍其舊。

（五）凡屬于任公本人或時代習用之字，如“個”、“狠”、“才”、“那”、“獎厲”、“絲豪”、“輕養（氫氧）”以及“起源”與“起原”、“勃興”與“浡興”、“部分”與“部門”（有部分意）并用等，不作校改。

（六）附錄之《中國政治思想史序論綱要》、《先秦政治思想史刪存稿》、《先秦政治思想》、《先秦思想家小傳》四篇，皆據稿本收入；謝守恒據課堂講授記錄并整理之《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三大特色與四大潮流》一篇，據《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收入。其中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五四講演之《先秦政治思想》一篇，曾先后刊發于《晨報副刊》、《法政學報》、《改造》、《梁任公學術講演集》、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飲冰室合集》等，俱作參校。

《中國政治思想史序論綱要》稿本

由《中國政治思想史序論綱要》可推知落筆前之謀篇布局，示著述之門徑；由《先秦政治思想史刪存稿》可推知寫作中之增刪改易，觀思緒之變遷；為我們了解任公創制之法與修改之跡，提供了第一手的文本，故皆輯作附錄。

至于《先秦思想家小傳》，從每篇篇末“梁啟超曰”來看，或即為專書之一種，惜今僅存《伊尹》、《箕子》、《太公》、《周公》、《周代諸史官》、《管子》六篇。按，《周代諸史官》內所列老聃、左丘明后注謂“別詳專傳”，未見；又，《管子》篇缺“梁啟超曰”及以下文字。然如《周代諸史官》提出，“欲研究先秦思想者，當知新學派未發生以前，先有此種官府學派、半宗教的學派，然后各種新學派若何繼承、若何蛻變、若何反動，乃可得而察也”，可與《本論》第一章《時代背景及思潮淵源》“前此教育為學官掌之，舍官府外無學問”對看。而在《周公》篇末之“梁啟超曰”，說道：

言圣必稱周、孔。孔子開新思想者也，然孔子實長育于周代舊思想之中。豈惟孔子，諸子皆然矣。周代舊思想，則周公其創作者，且其總匯者也。夫易象者，自然哲學之先河也。官禮者，禮治主義之極軌也。其訓誥之文，則王道浹人事備矣。周公以介弟作元輔，以大思想家為大政治家，其為一代世運所系，不亦宜乎！

《先秦思想家小傳》稿本

此段文字頗有深意，所謂“以大思想家為大政治家，其為一代世運所系”云者，任公蓋以此自期許焉！研究先秦之政治思想，終歸為現實服務，而“今之中華民國冒民權之名以亂天下者”，因“‘小人’以參政權”。所謂“小人”者，非生理上之小人，實乃“人格未完成之‘小人’”是也。任公之東西南北走，講學講演，亦以求青年“人格教育之實現”，故己之“教育活動”即“政治活動”，惟有一以貫之而已矣。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校訂，未若《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復雜，然此篇《校訂說明》諸節之考述，實非容易。如為查閱《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曾先后請劉景云、王松霞、蕭亞男、蘇芃、程章燦、韋力、劉易臣、胡曉、朱翠萍、吳敏霞、姜妮、張宇青助力，終于陜西省圖書館覓得若干期；另請陳鑫代檢嚴范孫未刊日記、張玉亮代索《舒新城日記》等；郭惠靈、李成晴、李碧玉分任校對之勞；是所深謝者也。

原擬于《講義與講授》后設《新學與舊學》一節，俾以此考索任公一九二二年秋赴東南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背景與目的，以及此后之出處與事功，則歐游與“新文化運動”所產生之影響，誠有莫大之關系焉！結合此前國內輿論多新舊之論，且各種主義，交錯流行，你方唱罷我登場。作為甲午后倡維新并引領思想界近三十年之梁任公而言，亟需反思東方文化之價值。蓋所謂新無常新，舊無恒舊，舊學商量，以新精神是也。任公曰：“中國對于全世界人類文化之最大貢獻，究為何種學術？試再四圖維，厥唯政治哲理。……政治為人類進化之樞紐，亦為文化演進之中心點。”（《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三大特色與四大潮流》）其所倡導者，實乃儒、墨、道、法中之優秀思想可為現代人類服務之精神也。此與今日之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理一也。

然則《新學與舊學》節，思之數月，不得一字。曾與黃振萍上下其議論，起予雖多，終因業馀進行，夜深燈昏之際，總感力不從心，且淺識如我，亦難以作更為深入之研討，故只好棄之矣。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惟梳理撰述之過程與版本之流傳，旨在佚篇之蒐輯與文字之校訂，期讀者得有善本可讀，于愿足矣。

辛丑臘月，個廠于仰顧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