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起源是二戰戰時，這是一本由美國國防部資助完成的一個研究敵對國思想文化的一份軍事報告。戰爭不僅僅是戰場上的刀光劍影，槍炮隆隆，和血肉橫飛，為取得勝利，文化也能成為武器，其作用甚至甚過槍炮。有時候，有些書，也會染上鮮血。這本書是明證。假如有一張方法去統計殺人的數據，這本書也許可以排上“二戰殺人排行榜”的前幾位。

從宏觀層面，文化是統治者最好的社會治理工具。兵器殺人，文人誅心，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了。文化也是殺人技，則在這本書里得到了體現。從此，兵器排行榜也要有所修改了。

中國人對日本的熟悉程度，因為同文同種的原因，不用細細研究，僅僅用天然的體悟和感覺就會足夠了解了。比如兩匹狼，東北狼和西南狼，無論身材體型如何差異，秉性應該是基本一樣，是相差不多的。由此一點，這本書一路往下看，文字內容一眼所見之處，即入本心，便會深有同感！同根同種的文化就會如此。由此可見文化是民族性的鑄造者。

但，僅僅是人的感悟，就會模糊和不確實些。這本書，則是對日本文化以總結，讀者得到的則是對日本文化的清晰和條理性的總結。

日本的民族性，用一個詞形容，首先就是——“干脆利落“。日本文化源于中國文化，發展到今天，通過日本自我的適應性改變——環境的和人文的和人性的，運轉規范已經有別于中國，比如儀式感，紀律性，榮辱感，尊卑制度，忠誠，獻身精神，報恩和情義等等，都呈現出”干凈利落“和”硬鋼“的感覺，這些社會和生活規則，在中國無一例外都有。但在日本，卻被提升到更高的更強的層次，而且成為日本人骨子里的精神文化和行為準則，且牢固不破。就人和社會的運行有一些東西是剛硬且牢固不破這點，在中國已經少有了，中國的文化和運行準則越來越往圓滑和搖擺發展，中國人的要越來越粗，卻越來越柔軟無力。一聲“哈依”，伴隨著利索的并腿立正低頭彎腰的一系列動作，在日本人那里一氣呵成，干凈利落！這是生活的規則，社會運轉的規則，完整而鮮明地凸顯出來，如一幀幀畫面，都成為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這些既時時約束著日本國民遵循，也讓他國國民深刻感受，這些生活準則，從文化這個柔軟的內里演變成行為的外顯，鑄造了日本能夠短時間內一致行動起來的可怕的國民性。二戰表現出來的日本國民為天皇玉碎的不投降精神的可怕，均源于此。

一聲”哈依“，一個鞠躬，日本人彎腰，起身的時候，卻透露出剛強和堅硬。中國人卻越來越不再彎腰鞠躬了，連舉手作禮，也已經廢除了。但，同時也廢除了國人人心里的禮貌謙恭和長序有別，尊老愛幼的精神。

言語和身姿的柔軟，卻反過來襯托了文化精神的強大，這是精神文明養成和文化傳承的規律。

這些同時刻同樣在影響著中日兩國的同源文化，就深度和廣度而言，無疑，在中國仍然要更深刻和寬廣一些，但這些對國家社會和民眾影響深遠的文化精神，在中國已經散亂化，異化，并且淡化，甚至不同的內容之間也完全區隔化。于是，結果就是，在中國，文化的鮮明性已經混化為一個混色體，所有的東西明顯地區分這，而文化和思想在成為精神的時候，卻又必須融合到一起，才能成為一種特有的精神和思想，進而成為民族共性行為。于是，在被時代需求這把刀切割后，放入社會的大染缸里，被中庸這根棍子不停地攪拌，猶如云南的蠟染，除了深色和白色，不能染出其它的五顏六色。就如人要有鮮明的個性，才會培養出突出的能力。中國的文化失去了該有的鮮明，而國民的素質是需要鮮明造就的。中庸了的中國文化最終中庸了整個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假如今天要鮮明地形容一個中國人動作或者行為，還真想不出，而日本干脆利落的低頭彎腰倒很有特色，令人記憶深刻。

但整本書，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兒童教育》這個章節，6歲之前充分的自由和快樂，6歲以后，開始激烈的競爭。從小開始，禮儀的訓練，紀律和榮辱感的灌輸，從家庭到學校，這是0-6歲，高于一切的教育內容，即便一個坐姿，也是反復訓練，日本人認為，禮節是大多數規則的基本前提。

可以看到，禮節是日本文化的基礎。

今天，我國在實行雙減后，是否能夠把中國的教育最終引入正確的道路，進而塑造正確的社會運行規則和一批有正面能量的人，尚不得而知。

但，起碼有一點，國家和個人是處在一樣的處境里的，國與國的競爭比人與人的競爭更艱難更殘酷，雙減這類教育的引領作用要么就是興國的開始，要么就是耽誤的開端。而如何正確地引領社會人心的轉向，卻是更為復雜的問題。

但我總相信一點：快樂，僅僅的快樂，不是實現國家和民族強盛的手段。國家和個人的強大，最終是靠艱苦卓絕的奮斗達成的。國家的興盛是要基于苦難的，國家中的人民也是必須經過苦難的淬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