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院檢察長能否列席法院審委會會議？審委會的決定能否由出席會議的委員的多數決定？8月31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法院組織法修訂草案，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就審委會的議事規則、任務等發表修訂意見。

審委會制度是當代中國法院制度體系中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對法院的訴訟活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其弊端也日益顯現。如全國政協委員、律師施杰曾多次在全國“兩會”上指出，審委會主要根據承辦法官的口頭或者書面匯報作出裁決，并未直接參與庭審，有違直接審判和審判公開原則之嫌。

8月28日，施行37年的法院組織法迎來首次大修，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委員王勝明在作說明時指出，修訂草案總結審委會的有益經驗，并根據改革實踐，對審委會的任務、組成、議事規則、決定的效力及司法責任作出規定。

審委會的任務：委員建議進一步細化

修訂草案第36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設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的任務是總結審判工作經驗，討論決定重大或者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以及其他重大問題。

郎勝委員認為，法院作為審判組織，其職能應緊緊圍繞審判工作，現行法院組織法對其規定是明確的，就是重大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該條中‘其他重大問題’是指什么不明晰，建議不寫。”

符躍蘭委員和杜黎明委員均建議進一步予以明確和細化法院的任務，增強可操作性。

“這里既要體現司法改革的精神與成果，讓審判者判案，判案者承擔責任；又要體現人民法院作為獨立行使司法權的主體而不是法官個人，強化審判委員會的內部監督責任。”杜黎明建議第36條修改為：“各級人民法院設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的任務是總結審判工作經驗，討論決定重大或者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監督合議庭或者獨立法官的司法裁判行為，以及其他重大問題。”

在分組審議時，呂薇委員則建議，為強化審委會對案件的監督指導和增強承辦法官的責任意識，建議在第36條堅持“重大、疑難、復雜”標準基礎上，增加研究討論案件的范圍。

具體而言，包括四類：立案過程中，屬于新類型的，對是否屬于受案范圍把握不清的案件；刑事案件中無期徒刑、死刑（含死緩）、擬判無罪等重大疑難復雜類案件、免于刑事處罰的案件；存在法律法規不明確或者法律沖突的案件；執行案件中執行回轉類案件。

審委會的規則：委員建議按照多數委員的意見決定

修訂草案第39條對審委會的議事規則作了規定，即應當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審委會會議由院長或者院長委托的副院長主持。審委會實行民主集中制。

對此，陳國令委員認為，審委會的決定應按照全體委員的多數意見作出，而不是出席的委員中的多數意見。

陳國令說，如果按照目前修訂草案規定施行，會出現少數人定案的情況。比如審判委員會有13名委員，有7名委員出席會議，出席的7名委員有4名意見一致，就可以作為多數意見，形成審判委員會的決定。但這4名委員尚未達到審判委員會人數的1/3，是否就認為是代表多數委員的意見，需要慎重考慮。

“如果認為此類情況不妥，建議不再對出席會議的人數作出要求，直接規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應按照全體委員的多數意見作出，確保審判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一定是代表了大多數委員的意見。”陳國令建議第39條可以調整為：審判委員會召開會議，由院長或院長委托副院長主持，審判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應當按照全體委員的多數意見作出決定。

史蓮喜委員也表達了類似于陳國令的觀點。她建議第39條仍采用現行法院組織法規定，即“審判委員會召開會議，應當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會議由院長或院長委托的副院長主持，審判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會議決議由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

她解釋說，單純表述實行民主集中制，不能表達出會議決議由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在實踐當中容易出問題。如果過半數出席會議的委員當中，有半數通過即可做出決議，對一些重要案件，重大問題的處理，可能會出現審議不透或者不嚴肅的問題。

檢察長能否列席法院審委會會議？

在審委會議事規則中，現行法院組織法和修訂草案均規定，審委會舉行會議時，同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列席。不同的是，修訂草案還規定，檢察長委托的副檢察長也可以列席。

對于檢察長能否列席審委會會議，在分組審議時有兩種不同觀點。

列席會議的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勇認為，在加強對司法監督，加強檢察院法律監督職能作用的背景下，應該要強化檢察長列席法院審委會的作用。從司法實踐經驗看，列席審委會確實可以收到實實在在的監督效果。

因此謝勇建議增加規定：“討論決定案件時，同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或者檢察長委托的副檢察長應當列席”。

王明雯委員則建議刪除“檢察長可以列席審委會會議”的規定。她認為，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列席審委會的會議，對判決結果是有影響的，而且又沒有規定代理律師可以來列席。“我覺得這種規定不符合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與獨立行使審判權和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方向相違背。”

地方中級、基層法院能否設置審判專業委員會？

修訂草案第41條規定，高級以上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可以在審判委員會內設刑事審判、民事行政審判等專業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疑難案件。這意味著設置專業委員會的條件限制在高級以上人民法院。

陳國令委員建議刪除該條限制在“高級以上”的字眼。他說，在審判委員會內設置刑事審判、民事行政審判等專業委員會，是近年來人民法院推進司法改革、更好發揮審判委員會職能的一項實際舉措。在全國范圍內，不少的高級、中級、基層人民法院都設立了審判專業委員會，對提高審判委員會專業化程度起到了明顯作用。

陳國令還說，據其了解，解放軍軍事法院也成立了刑事審判和民事審判委員會，運行效果良好，如果按照修訂草案規定，高級以上人民法院才可以設置審判專業委員會，解放軍軍事法院不屬于法院組織法規定的高級人民法院，除非另有授權，否則設置專業審判委員會將于法無據。地方中級、基層人民法院也不能再設置審判專業委員會。

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陳舒建議將第41條修改為：“各級人民法院根據業務范圍，可以設立刑事審判、民商事、行政審判等專業委員會，討論咨詢重大、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法院院長、副院長是法定成員”。她說，這樣不僅落實了司法責任制，也給法官在適用法律問題上，提供一個討論咨詢的平臺。

委員建議健全審委會成員回避制度

在分組審議時，多位委員均建議健全審判委員會成員的回避制度，強化錯判、誤判中審委會成員的追責責任。

符躍蘭委員建議，實行審判委員會公告制度，公開名單查詢方式，方便當事人申請回避。

呂薇委員也建議，實行審委會委員公告制度，提供審委會成員名單的查詢方式給案件當事人，并給予其提出回避申請的權利，回避理由和回避的決定程序參照合議庭回避事項。

“審判委員會成員的表決結果將決定該表決成員的責任承擔。”呂薇說，如果審委會的表決結果為一致通過，一旦案件出現問題則由審委會對外承擔不利后果，并且案件結果作為審委會成員考核和職務調整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