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做好《國務院2022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擬訂工作，司法部在2021年10月18日發布了征集2022年度立法項目的公告，重點征集包括推動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等六方面的立法項目建議。

在民間輿論場，關于《反虐待動物法》立法建議的網絡動員迅速展開。“抓住這次機會，讓中國動保的夢想成真！”的呼聲一時高漲。

近年來，關于虐待動物的新聞報道層出不窮，但現階段人們只能站在道德層面去抨擊殘害動物的行為，并不能施以實質的懲罰，鑒于這一點，關于“動物保護立法”的呼聲愈來愈大。

與此同時，對立的聲音也漸漸浮現，“動物能夠實現和人類完全平等嗎”，“任何動物都不能受到傷害嗎”，“怎么界定虐殺”……眾多質疑紛至沓來，對于致力于動物保護的愛心人士而言，這些都是在大力呼吁推進動物保護立法之前，需要思考的問題。

記者 | 孫木子 章嘉伊

編輯 | 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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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與“動物權利”

動物福利法誕生于西方社會，最早的動物福利國家立法以反殘酷的方式出現。1822年英國《馬丁法案》是現代動物福利法的先驅，該法禁止殘酷對待大型家畜，違者將被處以罰金刑。這表明，法律的關懷對象開始超越人類自身，動物第一次作為有“生命”的個體被重視。

國外的動物保護立法實踐至今已有近200年的歷史，動物保護法律體系亦日趨完善。而在我國，動物保護立法起步較晚且進展緩慢，對動物福利及權利方面的立法更為欠缺。盡管不少專家、學者為推動我國動物保護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立法進程仍很艱辛。

事實上，中國保護動物的思想自古就有。儒家“恩至禽獸”的生態哲學，體現了中國古代人類與動物關系的深刻思想淵源。各朝各代也有許多關于保護動物的立法。

1988年，中國第一部《野生動物保護法》正式通過。從1988年到2016年，我國有關動物保護及規范操作的法律文件不斷出臺。除《野生動物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等外，還分散在《實驗動物管理條例》、《畜牧法》、《動物防疫法》等國家和部門的其他法規中。其中的立法思想大多以管理動物帶來生態和經濟效益的增長、保障居民安全為宗旨。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動物保護立法直到21世紀才被正式提出，2009年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保護法（專家建議稿）》，2010年又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虐待動物保護法（專家建議稿）》，開始重點關注動物保護的立法及相關問題。

據江西師范大學法學系主任顏三忠教授介紹，在動物保護立法問題上，存在兩種派別，即“動物福利”派和“動物權利”派，這兩種派別在對動物保護的認知上具有不同的傾向，其核心立意有著本質差別。

“動物是否可以和人一樣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同等享有法律權利。”這一問題是兩派爭論的核心。

“動物福利”派認為只有人才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動物只能被動地接受人類提供的“好處”，立法不能賦予動物法律權利。

而“動物權利”派則認為：動物也可以跟人一樣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也可以享有法律權利。雖然動物不能像人一樣用語言表達訴求，但可以通過監管人來代表它們做出某些行為。

從動物權利的角度來說，權利行使的前提是主體具有權利意識，“動物不知道自己有權利，它沒有意識，也不會去維護自己的權益，”顏三忠說，“這本身就是一個難跨越的障礙。”

從動物福利的角度來說，動物福利是指動物如何適應其所處的環境，滿足其基本的自然需求。我國臺灣的夏良宙教授認為，動物福利就是要讓動物活得舒適，死得安樂。某種程度上說，是讓動物被動地獲得權益。“這就涉及到對應的義務主體誰來承擔的問題。”顏三忠表示，這個問題當下亦無法解決。

人民網在動物福利的相關報道中提到：動物福利法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其次才是一個法律問題。

“最迫切的不是對立法的推進，而是對保護觀念的普及”

近年來，社會上有關虐待動物的新聞時有發生。對街道、小區、校園里的流浪動物直接進行非人道撲殺，或將流浪動物棄置于生活環境臟亂差的垃圾場等，隨意收養與拋棄，給社會造成惡劣影響，增加了社會管理成本。

對于純粹的反倫理行為，輿論與道德可以發揮作用，但對于虐待動物事件，虐待者的道德底線一般較低，僅靠輿論與道德的譴責，約束效果并不明顯。有數據顯示，88%犯有嚴重刑事犯罪的罪犯曾有虐待動物的行為。

目前，動物保護話題在我國受到了廣泛關注，但我國的動物保護法還停留在純粹的“物”的階段，虐待動物不違法，人們無需負擔任何積極照顧動物的嚴格法律責任。

早在1998年，我國便頒布了《野生動物保護法》，《憲法》第9條亦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自然資源。”其保護范圍較為狹窄。

真正稱得上被“保護”的只有野生動物，但是即使是受到保護的野生動物種類也十分有限。受到國家和地方野生動物名錄保護的動物品種只是我國所有動物品種數的十分之一。

“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動物分三六九等。”政法學院講師劉君表示，如何給動物進行分級，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把握不同量刑的標準，在現階段都存在一定的困難。

近日發生的上饒撲殺寵物狗案更多涉及個人財產的問題，談到動物保護立法的問題，顏三忠和劉君兩位教授都提及了2016年那起引起巨大爭議的“鸚鵡案”。

2016年5月，深圳男子王鵬人工養育6只鸚鵡并進行售賣，后調查得知，其中兩只鸚鵡為列入野生動物保護名錄的珍稀物種。王鵬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罪”被刑事拘留。

關于“販賣人工養育的、被列入名錄的珍稀物種是否觸犯我國法律”這一問題，庭審中雙方展開了激烈辯論。最終，王鵬被判處2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3000元。野生還是人工養殖，決定了案件的走向，也凸顯出了在我國動物間的明顯差異。

人們對待動物的觀念也有著巨大差異。著名的“玉林狗肉節”曾引起部分愛狗人士的強烈抵制，當地部分民眾則表示狗肉節是民俗和個人消費自由。《環球時報》的評論提到，從現實條件看，兩者都各有其理由和依據，這兩種意見高度分歧，難以彌合，從而形成復雜難解的社會問題。

總而言之，關于動物保護問題，人們的價值觀并沒有形成社會共識。“現在最迫切的不是對立法的推進，而是對動物保護觀念的普及，從思想上引導民眾去善待動物。”顏三忠說。

劉君表示，現階段談立法為時尚早，“保護動物權益有必要性，但立法沒有可行性。”

立法缺位下的動保努力

在制度上，我國沒有建立動物相關的統一管理體制，也不存在官方承認的動物管理與保護組織。因此，有著許多致力于動物保護事業的民間組織，他們作為介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為公眾參與動物保護提供了組織化的渠道和載體，在保護動物、維護動物的權利、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炒粉”，愿你的生命能換來“文明”》，2021年11月16日，針對上饒撲殺寵物狗案，南昌市小動物保護協會秘書長圓歡署名在協會公眾號上發布文章，呼吁疫情防控期間以更溫和、人性化的方式對待動物。

南昌小動物保護協會已經成立了十余年，協會基地坐落在南昌市安義縣下屬的偏遠村落中，基地內只有包括協會會長李盼在內的三名工作人員，負責協會運轉的專職人員僅有兩名。受疫情影響，協會每月收到的募捐大打折扣，流浪貓狗的數量也大幅增加。

在各地組成的民間協會中，資源缺乏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由于法律和制度層面的限制，許多動物保護組織不具備法律合法性，即沒能登記注冊，這也導致社會大眾參與度低下，地區發展不均衡。

普及動保觀念是攻克立法難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動物保護概論》作為我國第一本動物保護教科書，于2009年正式出版。據東南網2010年報道，國內首部中小學動物保護教材《動物保護》走進了廈門中小學的課堂。全國各地動保組織積極開展的小動物救助認養及動保宣傳普及活動，也日益受到年輕人尤其大學生群體的接受與認可。

從管理體制上來說，除了更好地引入和把握民間力量，建立動物注冊登記制度，完善從業人員培訓制度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現在，已有部分城市上線了養寵管理許可證。劉君表示，嚴格管理動物養殖，為養殖的動物辦理許可證，是在正式立法前規范動物管理的有效舉措。

早在疫情爆發之初，世衛組織和國家衛健委專家便相繼澄清：沒有證據顯示貓狗等寵物傳染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期間，對待動物需要采取更有溫度的做法。近日，南昌疾控推出人性化寵物防疫隔離預案，在寵物主人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可委托親朋好友上門照顧或進行寄養，小型犬在征得隔離場所的同意后，可帶至隔離場所。

我國許多城市，也采取了相關舉措：上海市黃浦區的居民集中隔離時，可以將家中的寵物帶上；廣東省廣州市安排工作人員輪流上門喂養留守寵物；也有一些地區組建救援服務隊，一邊消殺，一邊代養貓狗和家禽。

“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待動物的態度，可以折射出人類對自身的態度。”顏三忠說。對于人類來說，動物稱得上是弱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善待，亦能彰顯出社會文明的進步。

盡管立法之路道阻且長，但每一位愛心人士都有著好的愿景，更有發聲的權利。廣泛呼吁與傳播帶來的社會影響力是巨大的，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是一個永恒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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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