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摘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年第5期，原題為《晚清英國駐華外交代表機關印信、公文的“中國化”》，作者管世琳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博士后。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為節選版本，有改動，原文注釋從略。

文書往來，是使領館處理交涉事務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同于會晤、談判等口頭表達形式，文書必須遵循一定的體例。中國公文尤其如此，由于中國社會嚴格的等級劃分，不同級別人員之間的文書往來，必須要選擇不同的公文體例，每一種體例都自成一套話語體系，以此來彰顯收、發文雙方的身份與地位。正由于不同文書的體例、話語所隱含的等級關系，晚清時期中英雙方之間文書往來制度的形成經歷了長時間的從誤解、沖突到學習、調整、適應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英國駐華外交代表機關實現了公文的“中國化”，掌握了這套中國官方的話語體系，學會在不同群體之間選用不同公文體例，以達到最佳的意義表達效果。

照會:與官方的平行文書往來

在廣州一口通商時代，英商與廣州當局的交往通過行商轉遞“稟”與“札”的形式展開(鴉片戰爭前，英國駐華商務監督也只能通過這種方式交往)，這種間接和有位階等差的交往方式令英方極為不滿。鴉片戰爭爆發后，英國人“在天津、浙江投書，擅用照會，僭稱公使大臣”，而琦善的復函也放棄“札諭”這種居高臨下的舊例，改用“照會”樣式，由此確立了一種新的外交公文文體，一直沿用至今。

照會并不是英國人新創的公文文體，而是中國既有的一種“在不相隸屬的文武衙門之間行文時使用”的公文樣式，“中國地方大員給屬國國王的文書，也以照會為主”。照會這一新文體的確立，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調整和適應，在這一過程中，照會的格式在原有基礎上有一定的調整。如中方去掉了官銜之前的“天朝”二字，英方根據西方照會習慣在末尾加入了諸如“順候時祺”之類的問候語，并添加西元日期。

照會這種平行文體的確定，并未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中英雙方關于文書往來的摩擦。一方面，條約規定依照官員層級區分公文格式，由于地方督撫的職銜高于領事，英方要求督撫在給領事的札文中，不得出現諸如“飭令”、“飭遵”、“遵照”之類“秉權飭令屬員”的用語;另一方面，在邸報、轅門抄中刊載的清政府官員公文中出現對英方“無禮”的措詞，英方也會提出交涉。例如，威妥瑪曾就上諭中出現“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一句提出抗議，認為“中華仍視泰西諸國儼如賊匪，甚至在上亦用’肆意猖獗’等字”，會造成上行下效的后果，使得地方官員和民眾輕視乃至排斥外國人。

此外，公文謄寫過程中的抬寫問題亦是如此，英方要求參照《欽定科場條例》對于抬寫的規定，涉及英國的“君主”、“國家”等詞要“一體抬寫”，不能中外有別，輕視英方。由于此類糾紛層出不窮，中英雙方在1880年議定《中外往來儀式節略》時，對于照會、信函中的彼此稱謂、啟始語、結束語、問候語、落款等格式和用語，都作了細致入微的規定。

告示:曉諭民眾之下行文書

清朝百姓與使領館人員往來的禮儀，《中外往來儀式節略》并沒有涉及，不過《節略》對英國使領館官員與中國官員的品級對應和相應稱呼作了明確規定。公使、領事、副領事稱“某大人”，翻譯、隨員稱“某大老爺”，官方稱其為老爺，老百姓們更是本能地將他們視為高人一等的“洋老爺”，對待洋老爺的心態與對待中國官員的心態無異，甚至認為洋老爺更具權勢。寓華外交官也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洋老爺”，一應做派完全效仿清朝官員對待老百姓的做法，恪守嚴格的上下、尊卑等級秩序。老百姓陳情要用“稟”，使館發布告示則曰“為曉諭事”。

告示下行文書特點，是通過“諭”這種帶有命令口吻的語詞，以及朱筆圈點表現出來的。朱筆圈點即是用朱筆書寫日期，并圈點出關鍵信息，體現的是作為上級的文書發布者的權威。鴉片戰爭之前，清朝地方當局札行洋人的札文上是有朱筆圈點的，鴉片戰爭后有些地方督撫在給領事的札文中也延續了這種做法，但招致了英方的抗議。為此，1880年各國駐京公使在與總理衙門磋商“中外往來儀式”時特別提到朱筆圈點一層，提出“中國外省官憲行屬員文內，向用朱筆圏點，近于示式，與外國官員文件似可不用”。

卜魯斯出朱筆圓點告示

“近于示式”四字非常值得玩味，由此可見，他們對與清朝官憲曉諭百姓的告示有朱筆圈點這一程序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非常了解朱筆圈點這種醒目的符號蘊含的“政治隱喻”。英方一方面要求地方督撫在給職銜較低的領事行文時放棄這種體現身份高差的方式;另一方面則又在給中國百姓的告示中全面繼承了這一套做法，以體現其高于中國百姓的權威，使告示能夠對百姓進行一定程度的震懾。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所顯露出來的實用主義取向是毋庸置疑的。

移文:與太平天國的文書往來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英國等列強本來采取觀望的態度，但隨著太平軍占領上海、南京等通商口岸及長江沿線地區，嚴重危及到了英國的商業貿易，如何與太平天國當局交涉非?？简炗v華使領的智慧。筆者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查閱檔案時，偶然發現3份1853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香港總督文翰致東王楊秀清等人的公文副本，雖不能探明英國駐華外交部門與太平天國當局文書往來的全貌，但也頗能反映英國駐華外交人員“中國化”的程度。

文翰致楊秀清移文副本

文翰的這3份公文選擇了“移文”這一文體。何新華在《清代朝貢文書研究》一書中將檄諭、移文歸入下行文書一類。何的研究認為，清代外交檄諭、移文主要用于與未通貢國家之間的往來，除了用以通告事項外，在雙方出現沖突、誤會時，也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表明己方的嚴正立場。這類文體發文的主體是清政府地方長官，而非中央政府，“一方面因為外國與中國沒有建立正式的朝貢關系，另外也有限制沖突規模、為以后轉圜預留余地之意”。

據此我們很容易得出如下的推論:文翰(或者其翻譯官等助手)對于“移文”的特點及適用對象是了解的，之所以選擇移文這一文體而不用照會這種平行文體，一方面是因為英國與天平天國方面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相反英國與太平天國的敵對方清政府有著正式的外交關系;另一方面，英國雖然一度在清政府與太平天國之間保持中立的態度，意在避免卷入雙方的紛爭，但太平天國的占領和封鎖嚴重威脅了英國在長江沿岸的貿易，必須給予太平軍一定程度的震懾。

寓華外交官的中國化

“中國化”(Sinicization)這一概念來源于美國歷史學家芮瑪麗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一書中提出的“寓華外交官的中國化”。芮瑪麗雖未給“中國化”下明確的定義，但從其行文中可以歸納出“中國化”的幾個重要表現:“受到中國歷史悠久的魅力的影響”;熱衷于研究中國文化(甚至被認為有“中國文化癖”);熟悉并贊同用“中國思維方式”來處理對華關系。

筆者認為，寓華外交官“中國化”的核心是掌握“中國思維方式”，在沉迷于中國文化魅力的表象下，他們認識到了中國悠久文化和歷史傳統形成的“中國思維方式”對中國社會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力，因而與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官員打交道就必須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研究中國文化則是掌握“中國思維方式”的必由之路。按照跨文化心理學的理論，這是進入異質文化后的文化適應過程。對于一般人來說，如果適應不了可以抗拒甚至逃離，但對于寓華外交官來說，由于肩負的國家使命，他們不但要盡可能快地掌握對方的規則，還要盡可能地利用對方的規則來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無論是照會、移文、信函、告示，雖由使領館雇用的中國書手代筆，以達到語言通順、字體美觀的效果，但他們并不能越俎代庖決定采用何種公文體例。熟悉乃至破解不同文書體例的話語體系，則非一日之功，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文化適應過程，繼而在此基礎上做出利己的實用主義的選擇。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