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的影響，一種結合了遠程辦公和面對面辦公的新型辦公方式——混合辦公，成為了“新常態”。不同于早期的被動性替代方案，混合辦公在當下往往是出于企業主的主動選擇。

在國外，一些有條件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和咨詢公司，如Meta、亞馬遜、蘋果、谷歌、微軟、埃森哲等，已經把混合辦公常態化、制度化，允許員工自主選擇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在國內，攜程在經過了幾個月時間的試驗后，于今年正式推出了混合辦公制度，攜程員工每周可以選擇2個工作日在辦公室外的任何地方工作。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表示自己將提交相關提案，推廣“3+2”混合辦公模式。

微軟公司《2021工作趨勢指數年度報告》對全球31個國家3萬余人調查后發現，66%的企業領導正在考慮為混合辦公重新設計辦公區域，73%的員工希望保留遠程辦公的靈活性。該報告斷言混合辦公是大勢所趨。

看上去，混合辦公將迎來自己的時代。

兩種聲音和一個疑問

盡管如此，這個模式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聲音，時至今日仍未見分曉。

騰訊研究院發布的《T-ask遠程辦公大調查》報告顯示，支持者中超過60%的員工覺得遠程辦公不用通勤，節省了很多時間；辦公環境更自由，工作時間更靈活，能夠合理安排。

而持相反意見的員工中，有超過50%覺得遠程辦公讓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混淆。由于遠程辦公不限工作時間和地點，間接延長員工的工作時間，同時也削弱了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區別。也有員工認為，遠程辦公變相地把工作領域滲透到非工作領域，對家庭生活造成一定的干擾。

而根據攜程2021混合辦公實驗的公開數據，盡管實驗結束后支持該模式的人數接近6成，但“該模式會影響和同事交流”的擔憂仍在擔憂者中占據主流，僅從期初調研的51%降至期末的49.3%。

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看遠程辦公的問題，會發現人們的擔憂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

早在1980年開始，IBM公司就在部分員工家里安裝遠程終端，開啟了遠程辦公。但是企業和員工卻對遠程辦公愛恨交織，具體體現在怎么辨別員工工作狀態，居家讓員工與同事失去聯系，居家有太多環境干擾。

對于其中的一些擔憂，尤其是有關于員工關系和狀態方面的，至今仍然沒有明顯有效的解決手段，但有關于技術層面的擔憂，IT科技和互聯網科技提供了不少解決辦法。

PC、移動電話、互聯網、智能手機、云計算等一系列技術和工具的出現和成熟，或多或少解決了這些煩惱，即時通訊、視頻會議、協同辦公、在線文檔這樣的工具為遠程辦公提供便利，同時讓遠程和面對面辦公的體驗逐步趨同，大幅提升效率，塑造了一種全新的辦公體驗。

同樣來自攜程的實驗數據，“在家辦公”提高了員工13%的績效，離職率下降了50%。作為一家互聯網公司，攜程對上述工具的應用顯然是熟練的。

科技同樣塑造了全新的一代人。Z世代和千禧一代生于互聯網，長于互聯網，他們對于線上有天然的情感。數據表明，他們對混合辦公的需求也是最為迫切，因為他們更追求工作的自主權。

作為IT和互聯網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之一，我們有足夠豐富的應用工具，混合辦公在中國的落地，技術上應該沒有任何難度。而且，部分公司的實驗數據也已表明，工作效率不降反升，員工幸福度提高，離職率下降，為什么目前采取混合辦公的企業屈指可數？

信任危機

如果說混合辦公對于員工只是一個加分項或減分項，那么對于企業管理者而言，這是一道事關重大的選擇題。擔心員工工作效率，擔心員工失去控制，其背后是信任——企業對員工工作效率的信任，系統對數據流動的信任。

2020年初居家辦公期間，不少企業的管理者開始感到心理上缺乏安全感。以往在辦公室走廊、茶水間即興相遇的問候，能夠近距離地感受到員工的工作狀態，而遠程辦公讓這一種微妙的非正式交流消失。據微軟《2022年工作趨勢指數》顯示，54%的管理者表示與員工脫節，74%的管理者表示他們沒有及時為員工提供幫助或支援。

如何化解第一個挑戰？我們采訪了兩家互聯網公司的HR，他們所在的公司在過去兩年都或多或少經歷了不得不讓員工遠程辦公的時期，這兩位HR表示“遠程辦公對于工作效率的影響，管理者幾乎沒有明顯感知”。原來，互聯網公司長期以來采用OKR或KPI管理，并部署了大量協同辦公工具。

在此類公司，員工早已無需向管理者證明自己是否在遠離辦公室的期間“摸魚”，每年、每個季度、每月甚至每周的動態報告材料才是最好的證明。管理者也無需因員工不在辦公室感到恐慌，各類即時通訊軟件和遠程辦公工具可以隨時與員工進行聯系，無論是工作溝通，還是生活關懷。而這樣的管理機制，正在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傳統企業所接受，并付諸實踐。

微軟首席人事官Kathleen Hogan也給出了一個解題思路。除了借助OKR管理和辦公軟件之外，還發布了一份混合辦公管理手冊，定期舉辦“線上茶水間”、“飲水機會議”等方式，在團隊文化中建立信任。

由此可見，先進的協同工具、高效的管理方式、優秀的企業文化，都是化解信任危機的“良藥”。如何解決數據流動的信任難題，即數據安全，才最令企業管理者頭疼。

網絡的世界向來是不安全的。

混合辦公由于缺少了集中式管理帶來的強安全性，缺少了公司設備、網絡等物理空間的保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員工的每一臺電腦和手機，統統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個巨大的風險敞口，暴露在日益猖獗的網絡攻擊之下。這絕對不僅僅是個體的信息安全風險，一個員工的終端連接上未經保護的公共網絡之后，也意味著整個公司的信息安全處于風險之中。

傳統的辦公方式，企業內網就像一堵封閉的圍墻，數據只在內部流動，員工只有身處辦公室才能訪問內網，IT部門只需高筑圍墻即可。然而，混合居家辦公打破了原有邊界，沒有了圍墻，企業所面臨的網絡安全威脅來自整個互聯網。

這樣的警示并非危言聳聽。IBM發布的《數據泄漏成本報告》顯示，遠程辦公導致數據泄漏的平均成本增加107萬美元。而有的企業發生數據安全問題，還不得不面對用戶的信任危機和監管層的巨額罰款。去年11月，萬豪集團因數據泄漏，被英國罰款1.24億美元。類似的例子屢見不鮮。

零信任會是一劑良藥嗎？

如何兼顧便捷性和安全性，信任每一個地點、每一個員工、每一臺設備的每一次數據流動？

以往，企業VPN是最常見的方式。企業VPN早在1998年開始在國內企業出現，它提供了一種簡單的方式，將一些遠程用戶短暫地連接到企業網絡。然而，隨著勞動力的分布越來越廣，企業需要在更長時間內保持遠程用戶的安全連接，這使得企業VPN的短板暴露無遺。它幾乎只能滿足部分員工短暫性、臨時性的遠程辦公需求。

同樣的，傳統企業VPN復雜和繁瑣的操作讓大部分非專業的員工“恨之入骨”，哪怕是已經落實混合辦公的攜程，也同樣得面臨來自20%反對者的“吐槽”——內網不穩定，使用復雜。

蓄勢已久的“零信任”，或許成為數據安全問題的解藥。

“零信任”最早由研究機構Forrester首席分析師在2010年提出，此后逐步被業界所認可，成為行業新寵。

零信任理念的基本原則是持續驗證、永不信任 。簡單地說，對于系統，它將默認不信任每一次數據流動和訪問，需要持續驗證；對于員工，只需要證明“我是我”，剩下的交給系統就行了。

由于理念的前瞻性、技術的便捷性，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先后進行探索實踐。在國外，谷歌是最早投入零信任安全架構研發與實踐的公司，整整花了6年時間才在企業網實現了零信任落地，并在2017年成功完成基于零信任構建的BeyondCorp項目。微軟也同樣在早期參與了零信任架構的探索。

在國內，騰訊自2016年起率先在公司進行探索，于2018年底在內部實踐落地了一套零信任安全管理系統“騰訊iOA”，并成為員工的日常辦公系統。彼時，全球還沒有新冠疫情，居家辦公也不是非必需。

2020年2月，復工復產成為企業的亟需，面對騰訊七萬名員工、十萬臺終端的遠程辦公需求，iOA系統成功扛過了這一場最高級別的安全“大考”。

有意思的是，谷歌、微軟、騰訊等成功內部實踐“零信任”的企業，經過這次疫情的“大考”，都走向“自用轉外銷”的道路，即通過內部項目孵化實現技術溢出價值，將方案輸送給其它企業。一方面，混合辦公大趨勢之下，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零信任；另一方面，這些IT企業從自研探索到實踐，幾乎都花了五年以上時間，深知研發的艱辛和復雜。

用技術上的“零信任”，構建企業和員工之間的信任，或許就是兼顧便捷性和安全性的最優解。

行動還是觀望？

不管混合辦公是否到來，當下的內外環境都將促使企業做出改變，無論是生產、營銷還是用工，并由外而內滲透到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和IT架構的方方面面。

而有關于混合辦公的利好和隱憂，我們只看到了一部分。但是，不管它何時到來，技術總是最先做好準備的那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