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張德昌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8月出版，319頁，38.00元

在一眾關于中國古代日記的研究成果中，張德昌《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是較早的一部。此書1970年在香港出版，2021年三聯書店予以重印。四十年過去了，《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在經濟史和士紳研究領域的貢獻已逐步為學界所吸收和消化，而此書在處理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使用的圖表術之方法，對今日方興未艾的日記研究仍有諸多借鑒價值，卻尚未得到有效的認識。

許多關于近代經濟史方面的著作都提到了張德昌這個名字，但對張德昌的生平及相關經歷卻言之甚少。無論港版還是三聯版的《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都沒有一篇序言或者一段話介紹張德昌的生平，因而在正式評介此書之前，筆者先談談張德昌的生平及著述概況。

一、張德昌生平及著述大略

張德昌（Chang Teh-chang，1907-2008），河南林縣人，早年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十三歲以后，隨其兄張德昭就讀于北京香山慈幼院，此期在《少年》雜志發表過《游碧云寺記》《我的過去生活的片段》等。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曾擔任《清華周刊》副刊編輯（1929年辭去），1930年（第二級）畢業，次年考取該校研究院歷史學部研究生，1935年考取中英庚子賠款獎學金，由清華大學派往英國深造。在清華大學期間，張德昌交游廣泛，與葉公超、吳晗、夏鼐等人均有較多往來。夏鼐日記1933年4月15日曾記為《清華周刊》“文史專號”約稿云：“張德昌君現患傷寒，入協和醫院，病愈后或可應征一稿。”此外，吳宓日記也有較多與張德昌往還的記載。

1937年，張德昌入職西南聯大，曾在歷史系任副教授，后在經濟學系任教授，薪水每月四百元，其時陳岱孫的薪水是四百八十元，由此可覘張德昌在當時經濟學界的地位。張德昌在西南聯大講授過“近代歐洲經濟發展史”“近代工業發展史”“歐洲經濟史”“高級經濟史”等課程。1942年，張德昌離開西南聯大經濟學系。

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張德昌已經在經濟史研究方面嶄露頭角。1932年在《清華學報》發表《明代廣州之海舶貿易》，后收入《明代國際貿易》（臺灣學生書局，1968），同年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發表《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1935年出版單行本《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這些論著表明張德昌此期的研究興趣在于沿海地區的中外貿易問題，與張德昌的現實關懷有關。在校期間，張德昌加入清華大學政治學會，曾獲得政治學會演說國語組第一名。1929年，張德昌曾發表《駁“中日締結不侵犯條約論”》（《清華周刊》1929年第32卷第4期），嚴厲批評日本記載小村俊三郎的論調。在1930年清華大學“驅逐”校長的風波中，張德昌也積極獻言。

清華讀書期間，張德昌撰文駁斥日本記者的荒謬論調。

張德昌對清華“驅逐”校長風波發表看法。

這一時期，張德昌還對印刷術及出版研究發生興趣。1932年發表《清華大學之出版事業》。1933年，翻譯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中國造紙術的發明》，為卡特（當時譯作“嘉德”）的名著《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漸》（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32）寫過書評，發表在《新月》雜志1933年第4卷第6期。此外，他曾給Allen Johnson《史家與史證》（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1926）寫過書評，見《清華周刊》1932年第38卷第1期。此書張蔭麟曾據以改寫為《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釀成一段學術公案。Johnson在書中提出“教遺物自己說話”的觀點，對張德昌治史觀念產生較大影響。在關于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受蔣廷黻等人影響，張德昌還廣泛利用晚清檔案。其三十年代的研究利用《籌辦夷務始末》檔案，給費正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到1953年何炳棣與費正清見面時，費正清仍談及張德昌的貢獻（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290頁）。

Thomas Francis Carter的名著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由于如上成果，張德昌在北平史學界較早嶄露頭角，1932年10月加入新成立的北平史學會，與柴德賡、陳均、戴邦偉同為事務股干事（《北平晨報》1932年10月27日）。在學術組織之外，張德昌還積極通過書評對新進出版的史學著作進行評介。僅1933年，在《圖書評論》雜志上，就刊載了張德昌為伍光建所譯《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等著作所寫的書評。

從英國留學歸來以后，張德昌在西南聯大執教，因抗戰的大變局而加速了其思想及學術關切的轉變，他開始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從1939年起，張德昌在錢端升主持的《今日評論》發表了大量議論時政的文章，從經濟學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體制建設、經濟建設等，相關文章如《憲政的經濟基礎》《工業與交通》《企業家的精神》等，產生廣泛影響。其研究興趣也更多地集中到戰時經濟與政治方面。如1941年12月10日為西南聯大經濟系學生講授“中國戰時工業”等。1941年底，張德昌曾為昆明譯員訓練班講授“英國概況”。此期因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頓，張德昌與一批西南聯大教授集體發聲，抨擊現狀。1942年4月30日，張德昌與伍啟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等九人聯署為文《我們對于物價問題的建議》，后結集為《昆明九教授對于物價及經濟問題的呼吁》（求真出版社，1945年）。該書所收后兩篇文章因張德昌離開西南聯大，而未署名，但正如編者所言，這次集體寫作是愉快的，寫出了讀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昆明九教授對物價和時局集體發聲

1944年，張德昌身在重慶，當在外交部工作，同時啟用“張昭遠”一名。同年8月，在中華書局出版譯作《戰后國際投資問題》，該書原名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由芝加哥大學教授Eugene Staley撰寫，為發展經濟學奠基性著作，原著出版于1944年6月，短短兩個月后即有中譯本問世，由此可見戰時重慶的學術空氣并不滯后。該書詳細論述了戰后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認為美國應當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投資，以完成世界經濟的均衡。張德昌認為這是關系戰后幾十年中國發展的重要書籍，因而在公務之余將其譯出。本年張德昌還翻譯了《戰后世界之改造問題》（獨立出版社，1944）。

張德昌譯著《戰后國際投資問題》，使用“張昭遠”之名。

在重慶期間，張德昌曾應友人儲安平之邀，擔任《客觀》雜志編輯并撰稿。抗戰勝利以后，張德昌還為《觀察》雜志撰稿。1945年，張德昌在《中央周刊》發表《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之使命》一文。1946年1月，張德昌與薩本棟等六人代表我國赴倫敦參加第一屆聯合國大會。1947年，張德昌翻譯了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rancis Byrnes，1879-1972）的《當代美蘇外交紀實》，該書約三十萬字，張德昌從11月2日開始翻譯，至11月11日就翻譯完成，前后不到九天時間，可謂神速。1948年4月26日，時任外交部專門委員的張德昌曾在金陵大學作《國際間之趨勢》的主題演講。同年8月底，張德昌由上海啟程，途經香港，赴堪培拉駐澳大利亞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官。

張德昌譯著《當代美蘇外交紀實》及其跋語。

張德昌何時至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尚未探知，然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上常登載張德昌的論文。此期，張德昌為一系列海外中國經濟史研究著作撰寫了書評，包括張仲禮《中國紳士》《中國紳士的收入》（1968年第1卷第1期）、景復朗（Frank H.H. King）《1845-1895年間中國之貨幣及貨幣政策》（1969年第2卷第1期）、景復朗《簡明中國近代經濟史1940-1911》（1973年第5卷第1期）、艾爾溫（Mark Elvin，1938-，漢名伊懋可）《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之模型》（1973年第6卷第1期）。此外，張德昌還發表了《清代內務府的經濟作用》（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the Ch'ing Dynasty，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1970年，張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圍繞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為研究中心的《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是書部分可看作是對張仲禮相關研究的回應和深化。《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出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1972年即在《亞洲研究雜志》撰文介紹。羅友枝、張勉治等海外漢學家在相關研究中均參考過張德昌這一專著成果。

二、京官的生活與腐敗

在《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中，張德昌試圖以李慈銘為個案，解析一個京官的日常經歷和生活。這種考慮主要為了探析清代士大夫階層經濟收益，在張仲禮《中國紳士》的基礎上深化對京官這一群體的認識。如果仔細閱讀1968年張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上針對張仲禮《中國紳士》《中國紳士的收入》兩書所作書評，不難發現《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乃是其延伸。在那篇書評中，張德昌認為應當注意中國紳士的捐納一途，并非所有的官吏事實上都能致富，此外，他還對張仲禮著作的一些統計數字提出質疑。而這些問題，在《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中均得到回應。

在張德昌看來，李慈銘雖是正途出身，仍不免通過捐納獲得一官半職。李慈銘的這種出身及其留下的《越縵堂日記》保存了“一個京官實際生活方面收入和支出的詳細數字”（第3頁），故成為張德昌研究的典型案例。張德昌批判了那些認為李慈銘不具備典型性的質疑，他的基本觀點是京官與外吏沒有本質的區別，“今日之京官即翌日之外吏”，而且“官場是一種市場”（第2頁），因此京官經濟生活實際可看作一種投資行為。

全書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章論述李慈銘生平經歷，以見一般士人做官的歷程。第二章講述李慈銘的京官生活，分析京官的生活用度、生活方式及其收支情況。第三章概述官吏浮征勒索、吞災吃賑的情況，揭示京官生活和外官貪污的內在聯系。本書的重點主要在第二章。以篇幅而論，第一章占四十三頁，第二章為二百一十頁，第三章為十二頁，僅此一點即可看出第一章和第三章與其說是高屋建瓴式的論述，不如說是在凸顯第二章的價值。

全書第二章“京官的生活”雖然篇幅較大，但文字論述部分不過二十余頁，此外全是表格。二十多頁的文字論述部分，即“由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所見的京官生活”一節，具體分析京官的收入、經濟困窘的真相、官場積習與生活方式。張德昌論述了京官收入在官職收入如印結銀、俸餉等之外，尚有饋贈等多種形式。至于支出，除去基本生活開銷外，還可見應酬飲宴、娛樂、慶吊等開支之大。在對收支比作詳細分析后，張德昌認為京官“哭窮”和他們的糜爛豪奢活動得以并行。與今天許多研究者為晚清京官的“哭窮”感到惋惜甚或同情不同，張德昌對京官此類生活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并發現其與地方官員的聚斂、吞災吃賑等嚴重腐敗問題有內在聯系。無怪乎這項成果被腐敗問題研究專家高度關注。例如《腐敗史》一書大段引用張德昌的成果，由此認為：“在與錢相關的事情上，李慈銘是個相當憤世嫉俗、不擇手段的人。如果有錢可賺，可以舒緩他的債務壓力，能夠滿足宴會游玩帶來的大量花銷——他和他的同僚們明顯地將大量精力放在這上面——他可以做出任何道德上的妥協，采取任何措施，比如抓牢視線內的任何省級官員（他們應該有錢），來供他花天酒地，并向他們索要些禮物或錢款。他的日記提供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賬目，列舉了住房、交通、官服、仆從、娛樂、社交、情婦等各種開支。”（[美]伊曼紐爾·克雷克、威廉·切斯特爾·喬丹編，邱濤譯，劉北成、李亞麗校，《腐敗史》上冊，中國方正出版社，2016年，111頁）

張德昌對于京官腐敗行為的嚴峻批判如今已不為中國學界特別注意，但他對京官收入的計算及研究方式，卻給許多學者以啟示。張仲禮對中國紳士階層的研究，是全面而宏觀的研究，所使用的參考文獻主要在官修史書、官員著述、地方志、族譜等，盡管已經使用了曾國藩、翁同龢、葉昌熾、李慈銘等人的日記，但更多的是在各類文獻的關聯比照中使用日記，且沒有作個案的詳細分析。倒是張德昌的個案研究，影響了張宏杰對曾國藩收支的研究、白謙慎對吳大澂的研究等。日本學者竹內實研究周作人的生活時，也參考了張德昌此書。

三、表格與張德昌的研究手段

張德昌的研究之所以對后來的藝術史研究和經濟史研究產生較大影響，主要在于他對日記史料采取了鮮明的處理方式——圖表術。圖表技術的運用，在張仲禮的《中國紳士》一書中已十分常見，但張德昌走得更遠。還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張德昌所撰論文《明代廣州之海舶貿易》《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已經附錄許多表格。至于《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則全書表格篇幅接近兩百頁。據筆者統計，全書表格有以下十五種六十八張，分別為：

1、《李慈銘出售田地畝數及所得銀數》（20頁）

2、《〈清會典〉卷二十一京官俸銀、俸米》（58-59頁）

3、《銀價之騰貴與農民之地丁銀負擔》（62頁，轉引自佐佐木正哉《咸豐二年鄞縣的抗糧暴動》）

4、《表一 李慈銘的官職收入》（67頁）

5、《表二 李慈銘每年官職收入與支出的比較》（68頁）

6、《表三 李慈銘每年飲宴娛樂應酬的費用》（69頁）

7、《表四 李慈銘每年犒賞的費用》（71頁）

8、《表五 李慈銘每年家用的數字》（72頁）

9、《表六 李慈銘歷年典質與借貸的數字》（74頁）

10、《李慈銘為京官時期每年收入表（同治二年至光緒十五年）》（75頁，每年一表，總計二十七張表格）

11、《李慈銘為京官時期每年支出表（同治二年至光緒十五年）》（119頁，每年一表，總計二十七張表格）

12、《表七 李慈銘歷年官職收入與饋贈收入的比較》（265頁）

13、《銀錢比值的變動》（270頁）

14、《有關物價的資料》（286頁）

15、《有關工資的資料》（300頁）

通過對《越縵堂日記》中相關數據的挖掘與整理，張德昌在書中建立了一個豐富的表格系統。數十張表格所構筑的圖表網絡并非冰冷而孤立的，至少在張德昌看來，它們是極具說服力的證據。此外，這些表格除了服務于文字論述之外，表格內部之間也存在關聯。正如張德昌自述：“李慈銘逐年的收入和支出，除了詳表外，本書所附的表一至表六，是根據歷年收支詳表，予以分析編制而成的。”（第4頁）在這些表格中，表一至表七為全書表格的核心，其他幾張表格則主要為解讀這七張表格服務。

分析這些表格，我們不難發現：在設計這些表格時，張德昌敏銳地抓住了李慈銘與數字兩大關鍵因素，從而對這部日記中的經濟信息進行細致地挖掘。在提取經濟數字之外，張德昌還特別根據研究目的設置了重要的類別，如將李慈銘的收入分為官職收入和饋贈收入。這樣的類別劃分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卻也在一開始就直指了研究的目標。表格在此不僅是技術性的數據呈現，還具有明確的研究目的。例如，張德昌圍繞官職收入和支出、官職收入和饋贈收入等比較而設計表格時，已暗暗指向他所關心的重要問題：京官的合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不言而喻的是，張德昌早已初步預判了官員在制度性收入之外，獲得大量模糊的灰色收入。表格中建立這種比較和關聯不過是為了確切說明預判的準確。

在分類處理具體數字時，張德昌既實事求地按照日記原有文字記錄小項名辭，又在此基礎上，將各種收支概括為一些大類。如此一來，我們不僅得以確切知道李慈銘的收入明細及開銷清單，也能在類別上進行深入的闡釋。例如李慈銘同治二年支出表格中有“書籍文具”一項，通過表格很容易知道此項總計花費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二十文，其中日記簿就買了三冊，總共花費六千文。這種分類的初衷是為了方便處理數據，但由于張德昌研究的傾向性，因而一些類別的收支情況未得充分挖掘。例如李慈銘“書籍文具”的開銷占其收入比例的統計。而這，也是后來者在張德昌基礎上，可繼續開拓的方面。

以圖表的方式處理日記中的這些數據，不能不用到統計學的方法。張德昌對統計學方法有著鮮明的自覺，曾在書評中對張仲禮利用統計學的方法提出商榷。張德昌認為“統計表格的單元必須有同等價值，然后可作綜括的指示，否則反而導致誤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68年第1卷第1期，249頁）。在表格整齊劃一之后，表格的一體化仍有風險，因其不僅面臨數字的準確性難以確定的問題，在對官員平均俸酬的計算中也可能存在誤差，如由于州縣等地貧富不一，導致官員收入呈現較大差異。“優缺”之外，“邊缺”“苗缺”等貧苦的官缺，如何計算進去，也難以把握。或許正因這些原因，使張德昌放棄了對整個中國官員階層收支的統計，而采取個案作為分析。

總體而言，在處理這些數據時，張德昌選擇原樣照錄。然而表格內在要求數值整齊規范，但錢銀的不斷浮動令這項工作很難推進，故表格中銀錢并行記載的情況十分常見。為解決這一問題，張德昌在附錄或相關表格的說明性文字中，多次提及銀錢的比率。這種處理顯然十分必要。唯有掌握錢銀動態比率，后續關于李慈銘官職收入占其總收入比重的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礎。由于銀錢比值常隨時空變化發生較大波動，關于銀錢比值的變動的記載，非表格所能承載，因而張德昌在附錄中仍然以文字記錄了“《越縵堂日記》中有關錢銀比值變動的記述”。張德昌建立的關于錢銀比率的基礎表格，有助于為李慈銘日常收支建立統一的計算方式，而他繪制的關于物價和工資的表格則有助于人們對李慈銘的收支情況產生直觀印象，從而使枯燥的數字變得更易為人理解。張德昌的這一細膩處理，得益于其一貫的經濟史研究素養。早在1942年，張德昌在《近代中國的貨幣》（《人文科學學報》1942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已顯示他對清代貨幣制度、銀錢比波動等領域的興趣，他指出“近三百年來中國貨幣的變動，是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之大動脈”。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史研究對銀錢比值、物價有著長期的關注，而張德昌此書也很早引起學界注意。如1999年《近代史資料》曾摘編《1855-1889年銀錢比價、物價等資料》印行，并加按語云：“本篇原載張德昌著《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一書（香港中文大學1970年出版），作為附錄附于該書之后，系作者根據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及其他書刊中有關資料，摘錄編制成表。對了解清末主要是北京地區的銀錢比值變動、物價、傭工工資以及清末經濟史，頗有參考價值，特刊出以饗讀者。”（《近代史資料》總第96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82頁）《近代史資料》選編者看中此文對經濟史研究的貢獻，也注意到表格在處理此類問題上的先進性，因而將其作為史料進行摘編。

本書中的大量表格，不僅有助于讀者深入理解李慈銘收入與開支的細枝末節，也可以講述一個京官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張德昌的有意篩選下，這些表格還型塑了李慈銘在好罵文人之外的形象，揭示了一位典型京官在衰世的奢靡及不斷哭窮的變態樣貌。這些表格通過數字，呈現了理性而銳利的分析手段及令人不容忽視的結論，使得沉睡于筆記和日記之中的一些文本獲得意義再生。對研究者而言，表格最突出的優點，在于它讓閱讀日記時模糊的印象和描述性話語變得清晰而堅實。換言之，表格是研究的導引，也是研究必要的補充。研究者介入日記，在看似雜亂無章的日常生活中，難免力不從心，而表格提供了格式化解剖日記的方式，使得日記變得易于理解。張德昌在《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中之所以取得許多突破，正得益于對表格方法的嫻熟使用。

四、圖表與統計：日記研究的基本思維

許多日記研究論著都有大量排比日記內容的引文，這種例舉形式是研究者采用卡片式方法處理日記文獻的痕跡。所謂卡片式方法，指閱讀日記時對相關資料進行摘錄，最終以時間順序呈現摘錄成果的一種研究手段。對日記研究而言，卡片式是一種常規的操作辦法，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在處理數字等信息時，存在諸多不足，即使分析文本時，卡片式方法也往往不如圖表式來得直觀而有效。

經常閱讀日記的研究者當不難發現，日記常常呈現無中心的傾向，而圖表能提供一種框架和直觀的結構，準確地將日常生活模塊化處理。經濟學史方面對日記材料的運用，體現在對數字的敏感度上。自此以后，在日記中廣泛使用表格成為一種標準的研究方式。在日記研究著作中，也就很難不出現圖表的影子。新近出版的王振忠《明清以來徽州日記的整理與研究》（2020）等日記研究專著即多有其例。而張德昌顯然是廣泛使用圖表研究日記的先驅。

圖表顯然并不是以一種分析方法“重新描寫”日記的內容，通過可視化給拒絕閱讀冗長日記的人偷懶使用。圖表的使用可能改變日記研究的方式，即我們看待日記，不再將它視作一種休閑式的讀物，一種精神上閑散的對話及用來提取片段信息的資源庫。日記將成為自帶信息結構的、呈現一定規律性的研究資料。以圖表術處理日記就是將這些信息結構呈現出來，從而使日記獲得意義上的解放。例如，想要在日記中得到一些規律性的結論，可利用統計學中“擬合”（fitting）的想法，將現有日記中的各類數據通過一系列表格和公示，建立一種聯系。這種聯系有可能證明結論，也有可能證明一個結論的破產。圖表所呈現的每一個標記，每一個變化，圖形呈現的起伏，因而都有潛在的含義。同時，不連續的或是細微的日記中的信息，也將在一個整體中獲得意義。這樣一來，不僅《越縵堂日記》等大部頭日記在研究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那些小型日記或片段式的日記也將獲得意義。例如在利用日記對京官收入作研究時，高心夔等人短暫的記載，也可被納入關于京官收支的巨型圖表之中。如此一來，單部日記使用時被遮蔽的價值也可以得到激發。

建立一系列圖表的背后，是統計思維在發揮重要影響。張德昌的研究提出了一種類似統計推斷的方法（statistical inference），即根據李慈銘的京官時期的收支情況，去推斷龐大京官群體的總體狀況。李慈銘作為一個樣本，成為研究的焦點。為了考察京官的收支，張德昌針對這個問題，把自己期待的結果放在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加以檢驗，通過處理繁瑣數據進行推導。這并非為了證明早期張仲禮關于中國紳士的研究，而是為了“拒絕”，不斷掃除先行研究的誤區，從而接近歷史的正確。張德昌這種假設檢驗的方法，是日記研究應當推動和著力的地方。其方法在某些方面看來有點類似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而日記則恰恰可以作為這種“求證”方法的演武場。

當然，將統計方法和圖表術運用到日記研究中，必然要求研究者一開始就選取最佳的日記作為研究對象。這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張德昌的眼光，他選取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勝過后來張宏杰等人選取《曾國藩日記》。這不僅因為曾國藩京官時期留下的日記規模遠遠小于李慈銘，更在于曾國藩和李慈銘日記記載體例的差異。在日記中，李慈銘對于日常生活俗物的關注，遠遠勝過了曾國藩。綜合考慮到這些因素，則以李慈銘日記為基礎作統計，所得出京官個體收支的情況會更接近于歷史真實。

張德昌專著中表格相對文字取得絕對優勢，令人印象深刻。此書中表格與文字在篇幅上的這種不均等，表面上看是張德昌對圖表的偏愛，如果仔細分析背后的原因，還體現了張德昌對于日記信息的解釋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張德昌繪制了許多表格，但他并未對這些表格做過多的闡釋。如果將之納入歸納和演繹這兩種基本的治學方法或者統計思維中，則張德昌毋寧更為偏愛歸納法。張德昌將李慈銘的日常收支分門別類細細統計，但對每一類的開支、開支去向的分析，卻采取了規避的態度。我們固然可以說張先生治史極為嚴謹，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張先生的研究仍偏重于中國傳統治學方式。周勛初先生曾總結中國古今學術轉變，以為中國古代學問多重歸納法，乾嘉樸學尤甚。至于王國維，始有現代學術因子，因其懂得運用演繹法。近代“史學二陳”，陳寅恪擅長演繹，陳垣則仍是“步步為營”的歸納法，故二人治學差異如漢代名將李廣和程不識。由周勛初先生的論述來看，張德昌在《清代一個京官的生活》中多列舉表格，以為歸納出關聯，則結論自現，實類似乾嘉學者札記。然或由于本書演繹不多，故在假設、推論及開掘新命題上未能予以后學更多啟發。

使用圖表處理日記中紛繁復雜的信息，依賴歸納法往往能夠得出一些較為切實的結論，但遺憾的是，這些結論可能不過是印證從前的命題，或將其推導得更為細致而已。此外，通過圖表歸納得出的結論，可能因為預設了一種傾向性的命題，而往偏頗的結論上越走越遠。對材料豐富的日記文獻而言，為證明某一傾向性結論而尋找材料，無疑十分輕松。此時，反而更應該重視一些反例，尤其是那些在日記文獻之外的例外。在此，不應當忽視的是卡爾·波普爾提出科學結論的“可證偽”性質。畢竟，圖表可能強化了日記研究的偏見，使人忽視一些“不和諧”的材料。

此外，張德昌目前采用的圖表法也還有一些不足。如在處理李慈銘京官時期收支問題，圖表建立的是二維坐標，即某一時間段，李慈銘的收支情況，而無法充分反映這一時期李慈銘的生活狀況及交游。在時間、收支這兩個坐標軸之外，李慈銘的其他信息仍然必須借助于文字才能呈現。盡管文字可以有效地補充圖表所不及的信息，但這些無法直觀呈現的文字信息，卻赤裸裸地表明圖表術的有限。在這方面，應當有意識地引入向量，在時間和收支的維度之外，反映其他維度信息的變化。

總的來說，張德昌在《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中采取一種最為笨拙但是最為有效的辦法處理李慈銘的收支數據，而并沒有取巧選擇抽樣處理，值得我們深表敬意。盡管李慈銘日記多是長時段連續性的日記，但統計學中的抽樣辦法并不適合。日記記載的隨機性決定了通過抽取樣本進行觀察和研究，并不能推斷出總體的特征。即便那些體例較為完整的日記也存在不確定性。但張德昌的研究仍有啟示效果，即針對個體日記的研究雖然無法抽樣進行，可如果建立足夠龐大的日記數據庫，那么抽樣應當是可行的。此時，這類抽樣不僅可針對敏感的數字，同樣可對日記用語作檢測。只要日記文獻數據足夠龐大，通過時間維度重新確立坐標，那么研究同治年間、光緒年間的京官的收支情況，完全可以通過抽取某些年份的某些人的日記作樣本，從而推導出總體性的結論。

五、可視化：日記研究如何“更好看”

日記研究不僅可以從表格和統計思維中獲益，還可更進一步，將圖表呈現得更完善。換言之，在日記信息的圖表呈現中，也需要革新技術。張德昌在書中大量使用表格，已經充分運用“一圖勝千言”的特點，但那些表格卻并不好看。借鑒“歷史上最好的統計圖形”——《拿破侖遠征圖》，可以給日記中圖表的呈現提供啟發。如果采用類似圖制作《李慈銘京官時期收支圖》，條形區域代表收支變化，則讀者可以快速確定李慈銘的收支浮動情況。事實上，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出使日記、學政日記等長距離旅行文本時，無疑可充分借鑒《拿破侖遠征圖》。

圖表術運用于日記研究，不僅可以實現數值數據的提取，也可將其他信息可視化。在這方面，僅僅經濟數據的處理就可以利用折線圖、直方圖、餅圖等等。這些統計圖形并非僅僅是提供“可視化”的花活，而可能改變研究的取徑，同時開拓研究的結論。經濟史研究主要針對經濟數字，包括收支情況，具體到飲食、交通、購買書籍等價格信息。張德昌的研究初步處理了這些數字信息，但對于這些數據的分布、波動情況等均未深入探析。故由那數十張圖表，我們不容易獲悉李慈銘隨著年齡和職業變化的收支波動情況，也不容易直觀看出其各項收支如印結銀、贈予等收入的變化情況。在對日記中的數字進行挖掘之外，還可對日記中其他信息進行處理。如在統計規律之外，關于作者的足跡分布、作者閱讀書籍的時段、范圍等，可采用等高線圖、大規模散點圖等方式呈現。當然，目前對于日記使用圖表提取信息，主要借鑒其他學科成熟的方法，對日記特殊的記載如天氣、每日作息等，尚未開發出專屬于日記的、可重復使用的可視化數據處理模型。在這方面，黃漢的《日記文獻的數據庫化及可視化呈現——以姚鼐〈惜抱使湘魯日記〉為例》（孟建編《數字人文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通過浙江大學徐永明教授團隊開發的“大數據與學術地圖平臺”，對姚鼐行跡做了可視化處理，將日記信息初步還原到歷史地理空間。該圖所繪制的路線途中的每一個節點，都標記了姚鼐行程的時間、地點及其經緯度，并將日記及其他文獻（如地方志）等信息包蘊其中。如此一來，這張地圖打開了姚鼐的歷史世界，為探索姚鼐學政期間的路線、環境及其在同一時空中的行為，提供了直觀的介入方式。如果同一時期的其他文人的日記同樣得以逐步轉化為這類圖形，那么關于清代文人交游及行跡、詩文創作現場的研究，將因之獲得極大推動。

姚鼐典試山東、湖南首途路線圖，黃漢制圖

將數值的提取視作日記文本分析的一部分，則張德昌《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等著作無疑做了先行探索。在日記文本分析之中，如果能在文本挖掘（Text Mining）之外，通過自然語言處理（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等手段，制成相應的圖表，將有更多的發現。日記中除了數字較為突出之外，模式化的套語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那些描述關天氣、出行方式、拜訪師友等日常狀態和行為的語句往往以程式化形態寫出。這樣一來，利用句法結構分析、文本分類、文本聚類等方法處理日記文獻，將十分有效。更為令人可喜的是，日記之中由于時間的天然分割，使得信息抽取變得十分方便，因而將日記文本信息作結構化并非難事，最終無論關于日記套語的詞項或語項的矩陣，都較為容易建立。也就是說，一旦日記研究者普遍打開這一視野，則繪制圖表不再是一個是難題。問題只在于，如何建立這些圖表的內在結構以及解釋這些圖表的價值，即如何將圖表做得“更好看”。

綜上而言，將統計學和圖表術的方法廣泛運用到日記研究中，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不過把日記研究做得“更好看”，不僅對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可能對讀者提出更豐富的挑戰。已經有不止一位讀者公開聲稱《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表格太多，影響閱讀。這些讀者的聲音顯然并非無理取鬧，畢竟，通常由橫豎線條組成的表格確實令人感到枯燥。這也是為何許多中文核心學術期刊嚴厲拒絕作者在論文中插入表格的重要原因：很少有人喜歡一邊閱讀嚴肅的論述，一邊費力思考表格的深意。然而，如果圖表做得足夠“好看”，讀者難道會拒絕開啟嚴肅的思考之旅？

（注：本文關于張德昌在港經歷及卒年等情況的介紹，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陳文妍博士、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朱冶博士等機構和學人的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