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并不是我國的本土物種，但石獅卻是我們現代生活中最常見的裝飾形象。長久以來，中國文化中的獅子是一種介于現實與想象之間的特殊存在。一方面，獅子被視為如辟邪、天祿一般的神獸，另一方面，作為貢品的獅子是中國封建王朝朝貢體系的見證者。隨著東漢以來佛教的傳播，獅子身為佛教護法的瑞獸形象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豐富多彩的獅子文化，不僅以獅子為造型的民間藝術琳瑯滿目，而且在文學家筆下還演繹出河東獅吼的千古趣聞，并進一步衍生出吃醋文化。

中國人對于獅子的認知來自一種遙遠而浪漫的想象。戰國時期成書的《穆天子傳》中記載了周穆王西巡拜訪西王母的奇幻經歷，途中所見“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爾雅·釋獸》解釋道，“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雖然晉代郭璞作注時將狻麑解釋為獅子，但狻麑本質上是一種神話形象。漢代假托東方朔之名的《海內十洲記》中，東方朔向漢武帝描述了西王母神話世界里的西海聚窟洲上，除了“宮第比門，不可勝數”，還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將獅子與辟邪、鑿齒、天鹿等神獸相并列，可見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獅子仍然是一種虛構的意象。

隨著漢帝國與西域邦國建立聯系，現實世界中的獅子才逐漸被國人所了解。最早關于真實獅子的記載出自《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注：伊朗高原東部古國）……有桃拔、師子、犀子”，根據季羨林的研究，“師子”的名稱來源于焉耆語sisak的音譯，當時被寫作“師子”；直到宋代以后，史料中才用獅子取代了“師子”。由于“烏弋地……絕遠，漢使希至”，因此最初只是帶回了有關獅子的信息。后來，長安城外的皇家苑囿開始蓄養獅子，據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故事》載，“師子圈在建章宮西南”，但遺憾的是，對于那些最早來到長安的獅子，史書中并沒有明確記載。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漢武帝平定南越，開啟了通往南亞、東南亞的海上貿易通道，當時南方沿海一帶的城市里出現了獅子形飾的飾品（圖1）。

圖1：西漢串珠飾（上）及其中的雌雄琥珀獅形飾（廣州恒福路銀行療養院M21西漢中期墓出土）

東漢年間，史料中首次出現了貢獅的記載；與此同時，佛教的傳入也讓更多普通人開始了解獅子。《后漢書·章帝紀》載，章和元年（87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一年后，漢和帝即位，《后漢書·和殤帝紀》載，“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冊府元龜·朝貢第一》載，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年），“六月疏勒國獻獅子、封牛”。如此一來，才有了顏師古注《漢書·西域傳》引三國孟康“師子似虎，正黃，有髥耏，尾端茸毛大如斗”這樣真實的描述。然而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對獅子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佛教的傳播。西晉竺法護翻譯的佛經《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載，“譬如猛師子者，百獸之王，無所懼也”，到了西晉，《駢字類編》轉引束晰《發蒙記》載，“獅子五色，而食虎于巨山之岫”。或許正是來自佛教“五色獅食虎”的認知，才讓郭璞將獅子等同于以虎豹為食的狻猊。

圖2：東漢時期墓闕前的石獅形象

佛教中身為護法的獅子可以鎮邪避惡，于是以獅子為造型或原型的石像開始出現，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洛陽的工匠有幸目睹了來自西域的貢獅，雕刻出的獅子形象十分逼真，甚至還有一些工匠被請到外地去雕造。民國時期出土于山東臨淄的石獅頸部便刻有隸書題銘“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原本這對石獅矗立在陵墓神道的石闕兩旁（圖2-左上）。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石獅出現在了山東嘉祥武氏家族墓地的神道上，這也是迄今為止最早有確切紀年記載的石獅（圖2-右上）。與此同時，以獅子為原型所創造的神獸形象如辟邪、天祿等石雕也在這一時期大量涌現（圖2-下；圖3），它們都是在西王母神話世界里與獅子相并列的西域異獸。

圖3：東漢時期的石辟邪和石天祿

魏晉時期，書畫藝術的繁榮使得以祥瑞吉獸為造型的青瓷水盂開始流行起來，其中就包括了獅形和胡人騎獅形水盂（圖4），這些獅形器的出土地點大多位于水井、硯池和墓葬中的文房用具旁。除此之外，中原也似乎受到了來自西方薩珊王朝獵獅文化的影響。張華《博物志·卷三·異獸》記載了曹操北伐烏桓時，在白狼山一帶遭遇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起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在獅子頭上，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獅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伏，無鳴吠”。后人對于曹操是否真的野外搏獅始終存疑，畢竟獅子并非產自本土，而且讓獅子畏懼的“貍”究竟為何物也不可知，國內有學者認為這是基于薩珊波斯文化中的獵獅隱喻所杜撰出來的故事。

圖4：晉代青瓷獅形水盂

南北朝時期，南齊將領憑借對獅子的樸素認知，以獅子形象作偽裝，在戰爭中擊敗了林邑國的大象軍團。《南史·卷三十七·列傳二十七》載，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宗愨（què）被任命為振武將軍，作為安西參軍蕭景憲的軍副征討林邑。開戰后，宗愨兵分幾路“拔區粟，入象浦”，面對南齊大軍吹枯拉朽、攻營拔寨的強大攻勢，林邑國王“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后無際”，親自率領身披重甲的大象軍團奔赴前線。面對敵人的象陣，“（宗愨）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御，象果驚奔，眾因此潰亂，遂克林邑”，宗愨讓麾下偽裝成獅子，最終大敗敵軍，攻下了林邑。

雖然這一時期戰亂頻繁，但西域貢獅并未斷絕。《南史·卷四·齊本紀》載，“建元三年（481年）……九月辛未，蠕蠕國王遣使欲俱攻魏，獻師子皮褲褶（kù xí，古代騎馬時穿的戎裝）”，蠕蠕國王希望聯合南齊攻打北魏，于是進獻了獅子皮衣。《梁書·卷第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載，“普通元年（520年），（滑國）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五》載，北魏武泰元年（528年）七月，“萬俟丑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于魏，丑奴留之，改元神獸”，匈奴人萬俟丑奴起義后，扣下了波斯國的貢獅，甚至還把新政權的年號命名為“神獸”；到了第二年，“爾硃天光之滅萬俟丑奴也，始獲波斯所獻師子，送洛陽”。然而，由于北魏政局動蕩，剛剛即位的元恭帝不久便以“禽獸囚之則違其性”為由，“命送歸本國”。后來，“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于路殺之而返”，可憐不遠萬里而來的貢獅竟然命喪歸途。

圖5：北魏龍門石窟萬佛洞石獅浮雕，愛德華·沙畹攝于1907年

南北朝佛教盛行，佛教中的獅子意象開始逐漸融入社會生活。《南史·卷五十·列傳第四十》記載了梁武帝天監（502-519年）初年，“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劉顯回答梁武帝說黃獅子不如白獅子厲害，這種觀點來自佛教經典《大智度論》：“黃師子雖亦能踔，不如白髦師子王”。在北方，獅子頻繁出現在佛教造像場景中（圖5），有時與蓮花燈一同出現，成為唐、五代獅子蓮花燈造型的藝術源起（圖6）。與此同時，每年佛教節日的佛像游行中，有人還會扮成獅子給佛像開道。《洛陽伽藍記·卷一》記載了洛陽長秋寺，“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彩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于都市”，從“吞刀吐火”、“彩幢上索”等可以推斷，這恐怕便是后來舞獅的雛形。

圖6：佛教文化中的獅子蓮花造型

佛教所賦予的獅子祥瑞不僅可以保佑升官，而且還能辟邪祛病。一方面，因為佛陀以獅子為坐騎，所以夢見騎獅子是大吉之兆。《南齊書·卷二十六·列傳第七》中記載了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敬則年長……夢騎五色師子”，后來官拜太尉尋陽公；還有人將獅子蓮花燈諧音“連登太師”，寓意官運亨通。另一方面，獅子能夠辟邪祛病源于佛教中獅吼可以震懾鬼魅。《八朝畫錄》記載了劉宋年間，畫師顧光寶聽聞朋友“患瘧經年，醫療皆無效”，于是“以墨圖一獅子，令于外戶榜之”，當天晚上，“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戶外皆點焉，溉病乃愈”，夜里獅子吃掉了疫鬼，瘧病便痊愈了。《益州名畫錄》中也記載了兩則病人坐在獅子畫像下病體痊愈的故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內畫此二獅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吳興太守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故名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第一個故事是病人坐在展子虔所繪的獅子壁畫下很快痊愈；第二個故事是梁昭明太子受了風，御醫束手無策，張僧繇效仿展子虔畫了兩頭獅子，秘密地放置在太子寢殿里，當天傍晚便痊愈了。盡管這段記述在時間上有些問題，梁昭明太子去世的時候展子虔還并未出生，但其中所體現的獅子辟邪消災的祥瑞內涵卻是無疑的。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五代時期，《益州名畫錄》記載了孟蜀廣政年間（938-965年），身為翰林待詔的畫師蒲延昌“畫獅子一圖獻于蜀王”，當時正趕上“昭遠公有嬖妾患病”，于是當天便將這幅獅子掛在臥室，“其疾頓減”。

圖7：唐朝彩泥塑獅舞俑和昆侖奴俑，吐魯番阿斯塔納墓地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隋唐時期，舞獅表演在上流階層中十分受歡迎。白居易的《西涼伎》描寫了邊關將領觀看舞獅表演的場景：“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元稹在《西涼伎》中描寫了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宴請賓客觀看百戲時的舞獅表演，“哥舒開府設高宴……前頭百戲競撩亂……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與此同時，唐代的舞獅表演與前朝宮廷音樂相結合，創造出了盛大的太平樂，也被稱為五方獅子樂。《舊唐書·志第九·音樂二》載，“師子鷙獸……綴毛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昆侖象”；如果再結合《樂書·卷一百八十八·龜茲部》中“髙丈余，各依方色，每一師子有十二人，戴緋抹額，衣執紅拂，謂之列師子郎，舞太平樂曲”的記載，可以想象太平樂的盛況：在一百四十人的樂隊伴奏下，分別由十二人操作，舞五只不同顏色、高一丈有余的假獅子，前面還有裝扮成昆侖奴的兩人手拿繩子和拂塵作戲弄獅子狀。由于五色代表五方，寓意天下，因此據《玉海·卷一百五》載，“非大朝會不作”，只有外邦來朝的大型朝會才會上演；同書轉引《景龍文館記》載，“（景龍）三年（709年），晏吐蕃使于大慶殿，奏五方師子太平破陣樂”。

圖8：唐代西域獅紋裝飾銀器

唐朝前期，大唐帝國國力強盛，不僅西域使者頻繁向中原進貢獅子，而且帶有獅紋裝飾的器皿也被胡商帶入長安（圖8），當時長安城里的獅子文化也十分流行。《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載，“貞觀九年（635年），（康國）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秘書監虞世南為之賦，自此朝貢歲至”，唐太宗為了嘉獎康國國王不遠萬里覲見，命虞世南寫下了《獅子賦》。后來，武周和玄宗年間，《新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二十七》載，“證圣初（694年）……大食使者獻師子”；《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載，“（開元）七年（719年），訶毘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師子”。隨著唐三彩的流行，三彩獅子像也出現在長安佛寺中（圖9）。除此以外，長安城里還出現了春日互贈獅子造型花束的風俗，后唐馮贄《云仙雜記》“百花獅子”條目引《曲江春宴錄》載，“曲江貴家游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圖9：唐三彩獅子雕塑造型

安史之亂后，大唐國力漸衰，無力畜養獅子，于是貢獅被送歸本國，《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一·工藝部八》記載了當時一位擅長畫名馬異獸的畫家韋無忝，“曾見貌外國所獻師子，酷似其真。后師子放歸本國，惟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雖然獅子被送回西域，但是每當看到獅子的畫作，眾人依然會感到恐懼。

到了宋代，史料中有關貢獅的記載銳減，《宋史·志第一百七·輿服六》載，“元豐三年（1080年），廣西經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馬”；《宋史·本紀第十七·哲宗一》載，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十二月壬戌，于闐進獅子，詔卻之”。自從哲宗詔令不準進獻獅子后，宋朝人對于獅子也逐漸陌生。到了南宋，人們甚至都無法辨別貢獅的真偽。《癸辛雜識·續集下》載，“近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人們竟然因為獅子與畫作中的不一樣而心存懷疑；后來“其入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直到眾人看到了老虎的反應，才“以此知為真獅子焉”。于是有人又開始懷疑畫作中的獅子：“唐閻立本畫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為何物？豈所貢者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者為獅子之異品邪？”，從中足以看出宋人對于獅子的陌生。

雖然宋代真獅子難得一見，但獅子有關的文化變得更加流行。舞獅依然是非常受歡迎的雜技節目，每逢重大節日，皇家舉辦的大型雜技表演中便有舞獅環節。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農歷三月，皇帝在臨水殿觀看爭標錫宴和寶津樓觀看諸軍呈百戲。開場后，先是十幾名鼓手簇擁一位歌手出場唱“青春三月驀山溪”曲，然后在鼓笛的伴奏下，一位力士揮舞紅色大旗拉開了表演序幕，緊接著便是“獅豹入場，坐作進退，奮迅舉止”。從“奮迅舉止”可以看出，宋代舞獅已經十分接近近現代的舞獅表演。

更為有趣的是，讓無數男人心存敬畏的“河東獅吼”典故也出自宋代。原本獅吼是佛家用語，《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中形容佛陀在講法時，“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但蘇軾在《寄吳徳仁兼簡陳季常》中卻巧妙地借用獅吼的“無畏”與“雷霆之聲”，調侃了他的朋友：“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東坡詩集注》解釋道，“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原來，自號龍丘居士的陳季常是一位官二代（注：其父陳公弼，官至太常少卿、工部侍郎），平時喜好廣交朋友，狎妓游玩，但他的妻子河東柳氏卻兇悍善妒，每次陳季常宴請賓客時請來聲妓，柳氏就一邊用棍子敲打照壁，一邊大吼下逐客令，后來便有了“河東獅吼”的典故，影響后世近千年。

圖10：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鎮宅”銘獅紋枕，故宮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宋代人將獅子與狻猊、白澤、扶防（注：據《白孔六帖》，雌麒麟夏鳴曰“扶防”）等同起來，于是獅子所承載的寓意更加豐富，以獅子為造型的民間文化也更加多彩。宋末陰時夫《韻府群玉》載，“獅，狻猊，一名白澤”；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轉引《格物論》載，“獅子，一名扶防，一名狻猊，一名白澤”，其中白澤據《御定淵鑒類函·卷一百之三》引《山海經》載，“能言語，王者有徳明，照幽遠則至”。獅子集這些上古吉獸的祥瑞于一身，于是民間出現了“獅蠻”的特色美食，據《東京夢華錄》載，“重陽，都人各以粉面蒸糕饋送，上插剪彩小旗，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于糕上，謂之獅蠻”；獅子也出現在織錦上，據元代戚輔《佩楚軒客談》載，“孟氏在蜀時，制十樣錦”，其中便有“獅團”。此外，母獅踩幼獅，公獅玩繡球的對獅造型也始于宋金時期（圖11）。獅子滾繡球是馴獅常用的方法，清代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載，“（獅）性喜滾球。球非野處得有，惟以小獅入貢，乃取錦繡簇成球團，與之戲弄舞跳，投其好樂，以馴其性，為苑囿珍奇之獸”。

圖11：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鑄鐵對獅，舊藏于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于2010年被盜后下落不明

到了元代，隨著國土的擴張，西域貢獅重回人們的視線；住宅、商鋪、官府門前的獅子造型雕像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流行起來。元朝皇帝將獅子畜養在萬歲山，每次大宴群臣時便牽出來博眾人眼球。據《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四》“帝廷神獸”條目載，“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于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后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洗者。此其所以異于諸獸也”，從中可以感受到獅子在人們心目中的異獸形象。與此同時，獅子雕像開始大量出現在高門大戶的宅邸、商業當鋪和官府的門口，其中大部分是延續前代的鑄鐵獅子，只有少部分是石獅。據元代熊夢祥《析津志輯佚·風俗》載，“都中顯宦稅碩之家、解庫（即當鋪）門首，多以生鐵鑄獅子。左右門外連座，或以白石鑿成，亦如上放頓。若公府站臺上，兩南角亦如上制”。

圖12：明代帕陸灣貢獅子圖（局部），Rossi & Rossi藝廊藏

圖13：明代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中的西域使團，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明代迎來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貢獅高峰。明朝初年，永樂皇帝為了重建華夷秩序，并給自己篡位正名，朝貢體系得以迅速恢復，貢獅源源不斷來到中國。《明史·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以下簡稱《明史·西域傳》）載，都指揮使白阿兒忻臺“遍詣撒馬兒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吐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諸國，賜之幣帛，諭令入朝”；這次出使尤為成功，“諸酋長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永樂）十一年（1413年）達京師”，大喜過望的永樂皇帝“御殿受之，犒賜有加”。由于朝貢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永樂年間西域貢獅十分頻繁：“十三年（1415年）……哈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失刺思……十七年（1419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與此同時，鄭和從海路也帶回了獅子，“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以歸”。貢獅的繁榮一直持續到明朝中葉。

圖14：明代北京田義墓欞星門上的獅子形象，任疆攝

明代中葉以后，皇帝對貢獅的熱情銳減，出現了貢使與朝廷討價還價，甚至皇帝下令退還貢獅的事件。《明史·西域傳》載，成化十九年（1483年），“（速檀·阿黑麻）偕亦思罕酋長貢二獅”，到了京城后，“帝既厚加賜賚，而其使者怕六灣以為輕，援永樂間例為請。禮官議從正統四年例，加彩幣五表里。使者復以為輕，乃加正、副使各二表里”，雖然距永樂朝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貢使熟諳遵循祖制的傳統，并以此進行要挾。《殊域周咨錄·卷十六》中的哈烈屬國魯迷國使臣奏表也談到，“離家十年，來京進貢獅、牛……本國王子差往瓦剌買獅子、西牛，值銀二萬；在路使用，既到邊上三年，借銀三千兩為獅子、西牛吃用；望乞加賜”，不僅要遵循舊例，而且加倍討要賞賜。《明史·西域傳》中記載了弘治二年（1489年），亦思罕使者不惜違反海禁進貢，禮官以“南海非西域貢道”“供費不貲”為由表示不可接受，最終明孝宗下令退還。由于畜養獅子開銷巨大，“獅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祿日給酒饌”，嘉靖帝之后貢獅徹底消失，明代徐復祚的《花當閣叢談》中記載了張伯起在嘉靖乙丑年（1565年）到京城參加會試，“一內相引入蟲蟻房看獅子”，之后“自嘉靖至今，無有貢者”。

圖15：清代掐絲琺瑯對獅，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6：清代拴馬樁上的獅子和胡人騎獅石像，蒲城縣博物館藏

明清之際，獅文化進一步世俗化。不僅以獅子為造型的精致工藝品流行于皇宮大內（圖15），而且官府、高品階官員的宅邸前石獅成為了標配，甚至大量拴馬樁上也出現了獅子或胡人馴獅造型的石雕（圖16）。與此同時，獅子的形象也出現在品秩最高的武官官服補子上，《大明會典·卷六十一》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武官一品、二品，獅子”；《欽定大清會典·卷六十五》載，“（順治）九年（1652年），題準官員補服……一品、二品用獅子”。由于“獅”同“師”，因此人們將大小獅子的形象組合在一起，諧音“太師少師”，寓意世代盡享榮華富貴，以此為主題的繪畫、建筑裝飾、工藝品和佩飾在這一時期大量涌現（圖17）。

圖17：明清太獅（師）少獅（師）形象

除此之外，舞獅、獅子燈籠、獅形圖案臘八粥等更加豐富了社會生活，據《燕京歲時記》載，每年中元節，“例有盂蘭會，扮演秧歌、獅子諸雜技”；十月下元節京城放燈，“又有車燈、羊燈、獅子燈、繡球燈之類……前門、后門、東四牌樓、西單牌樓等處在在有之”。每逢臘八節，有人在做臘八粥時“用紅棗、桃仁等制成獅子、小兒等類，以見巧思”，可見這一時期的獅子已經走入普通百姓家，成為一種十分尋常的裝飾形象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在“河東獅吼”的基礎上進一步引申出了“吃醋”文化。晚清學者況周頤在《眉廬叢話》中轉引《續文獻通考》載，“世以妒婦比河東獅吼”，而“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于是“俗謂婦妒為吃醋”。盡管獅子每天吃一瓶醋是無稽之談，但古人卻以駱駝喜歡吃鹽的事實去推測獅子也喜歡吃醋：“嘗聞北地橐駝嗜鹽，日必飼以若干斤，否則遠行弗健。以橐駝吃鹽例之，則獅子吃醋，亦事所或有”，最初吃醋用來表達女性對男性拈花惹草的嫉妒，后來也逐漸擴展到了男性。時至今日，吃醋依然是戀愛的年輕人之間時常出現的語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