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場的社會控制對私人生活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國家介入到底在多大意義上帶來了“私人的解放”？在空洞的政治說教難以奏效和法律尚未普及下鄉的情況下，民間信仰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鬼神的敬畏抑制了歹念的產生和惡化，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個人道德的滑坡。但是，日常生活道德倫理之間的信任網絡一度被“政治倫理”取代，隨著時間流逝、形勢變化和國家力量的逐漸退場，個人的道德觀突然失衡而無所適從，這一點卻讓人難以預料。不過，國家力量的突然介入，及其對鄉村滲透到無孔不入的精微控制，取代了家族統治，這個轉變事實上營造了一種新型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表面上看是摧毀了傳統的鄉村秩序，但從組織群體行為的角度來說，卻又是傳統空間秩序的某種延續。所不同的是，現代國家意識形態下的社會控制比以往擁有更為強大的社會動員和整合能力。因此，在這個前提下，汲取傳統精華、吸收與現代社會相關的因素，為大眾構建新型的道德倫理網絡，已經成了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閻云翔教授的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 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黑龍江省下岬村長達五十年的農民生活為研究對象，給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考和回答。一氣讀來獲益匪淺，該書總體上給我最大的感受是“深合我心”，與筆者近三十年的農村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基本吻合。掩卷沉思，由于該書所研究的內容、獨特的視角和特有的學術價值，吸引并促使筆者忍不住想說幾句，希望那些對當代中國史研究感興趣、關心中國農民問題的人們都來讀一讀此書，相信會有收獲。

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 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以往對中國家庭的研究大多注重于家庭在應對社會變遷時所顯現的集體行動方式。研究重點放在中國家庭的公共層面，也就是經濟、政治、法律層面，吸引了大多數學者的目光，但私人生活的層面卻往往被忽視。作者對私人生活領域作了一新的界定，指的是在理想狀態下既不受公眾監視、也不受國家權力干預的那部分個人生活。根據這一定義，作者獨具匠心地采用了以個人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從私人家庭模式著手，抓住了以前學者忽略的家庭私生活展開研究，這顯然是個大膽而有創新的嘗試。

作者認為，中國農民的私人生活經歷了雙重轉型：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家庭內部個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現。這一轉型的核心在于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興起。通過作者的一個多年老友胡彥君（延軍）的家的故事，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在家庭生活中個人幸福的重要性，二是每個個體本身的重要性。從而引申出書中的兩個基本主題：一，作為獨立主體的個人的出現與發展。農村青年主體性、自主性、情感生活、欲望。強調的多是個人權利與利益，而不重視個人對他人的義務。這種個人主義是扭曲的，這樣的個人不具備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質，因此是無公德的個人。自我中心式的個人主義急劇發展，最大限度追求個人權利的同時，卻忽視他們對社會或者他人的道德責任。二，國家在私人生活的轉型以及個人主體性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半個世紀以來，國家政策一直是推動家庭與當地道德觀變化的主要動力。1980年代后減少干預，國家的突然撤出留下了巨大的社會與道德真空，被鋪天蓋地的消費主義以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他實用價值觀所填補。多重因素造成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個人利己主義的迅速膨脹以及無公德個人的形成，包括公眾生活的退化，社區權力幾近真空的狀態，及市場經濟競爭中日益嚴重的弱肉強食。這是私人家庭模式研究給我們帶來的新發現。

為了強調中國家庭的特殊性并與美國或西方的家庭相比較，許多研究都忽略了日常生活里那些在西方讀者眼中并不重要，或者太普通從而不被引起注意的因素。正因為如此，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西方社會學者采用了經濟家庭模式，女權主義學者偏愛政治家庭模式，而中國學者更看重文化家庭模式。這些研究各有其成功之處，對更深入地研究中國家庭問題不無幫助和借鑒，但不能不遺憾地說，他們沒有抓住中國問題的實質，落入臉譜化的窠臼。

在那些研究中，“家庭”里看不到個人的角色與作用，淪落為一個抽象的名詞概念。實際上，沒有個人以及個人的人生經歷，就沒有家庭與家庭生活。作者認為，當代中國的家庭問題固然具有重要的經濟、政治、文化層面，但同時也充滿著個人的與情感的因素。將重點放在個人及其情感生活上，彌補了以往的研究過分強調中國家庭的結構及其集體性的不足。作者以個人為主要對象探討道德經歷，進行了一項關于個人道德體驗的民族志研究。除了對整個農村變革的整體性關照和宏大的歷史視野外，若作者本人沒有貼近現實的生活經歷，恐怕也難以寫出如此佳作，事實上，1970年代作者曾在下岬村居住，與那里的村民共同生活，而且八十年代離開后，仍然對二十多位村民的生活長期記錄，并先后多次返回下岬村收集材料，他的成就直接得益于對下岬村的追蹤調查，而田野調查正是人類學的獨特的研究方法。

從具體的研究方法來看，作者在掌握大量文獻的基礎上，對美國、歐洲與中國大陸進行了細致的比較分析研究：借鑒了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如在研究模式上，吸收了Myron Cohen和Margaret Wolf 研究臺灣農村婦女的方法，同時受了其老師Kleinman夫婦，以及Philippe Aries與George Duby的影響；參閱了發表在國內刊物的文章，以及鄧偉志、郭于華、李銀河等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者的論著，還吸取了中國農村家庭調查組的成果。這也許就是作者作為一個局外人，卻能把局內事看得相對清楚的緣故吧。更為重要的是，作者抓住了中國社會悠久歷史的文脈，觸到了某些實質性的東西，給人的感覺就絕不只是“隔靴搔癢”。

例子生動鮮活、真實可信，是本書的特點。如談到地方政治體制時，寫到一個農民的妻子因為瞧不起支書的情人，被支書認為是不聽話，第二天就切斷了他們家的供電。這家人靠糧食加工為生，沒有電就斷了生路。丈夫只好給支書及其情人送禮，求他們恢復供電；寫到計劃生育時，提到老趙生了五個女兒，老婆結扎后，終日喝酒，喝醉了就眼淚汪汪地向人傾訴沒有兒子的苦處，1990年代末卻紅光滿面，說女兒比兒子比強多了。確實，其他有兒子的如王老師被兒子趕出家門，而有四個兒子的方某只能老兩口單獨生活。給人一種強烈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同時不乏清新的感覺。當然，即使是在講述最細微動人的私人感情的關鍵處時，作者內心所關注的仍是個人的命運如何與國家變遷的大背景息息相關。

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討論農村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如何使家庭成員得以發展家庭經濟，但卻基本沒有人去研究農村家庭作為消費單位是如何影響了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年輕一代個性的發展既不全面，也不平衡。不全面是因為絕大部分變化都只局限于私人生活領域，不平衡是因為對個人權利的強調并沒有帶動對他人權利的尊重以及對公眾社會的負責。作者認為，1980年代迅速發展起來的，是一種極端形式的自我中心觀念。正是這種觀念，使得青年人理直氣壯地拋開所有的社會責任與對他人的尊重，使得個人極端自我中心。認為這種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國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的產物，家庭生活中許多方面的變化是由國家的社會改造計劃和政策來推動的，這些計劃與政策的目的，在于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這些村莊成為國家經濟中穩定的農業生產單位。作者所說自有其在理之處，然而，主觀上來說，農業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大依靠，國家自然要幫助扶持農民，使其安心務農，因此，只能說那是國家政策推行所造成的客觀結果，將所有責任全部推到國家身上，是不合理且不符合實際的。

走出祖蔭的個人似乎并沒有獲得真正獨立、自立、自主的個性。恰恰相反，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老實”是“無用”的代名詞似乎成為不爭的事實，其潛臺詞便是承認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及為了自我而傷害他人利益的行為的合理性。作者2004年第八次回村，發現公共生活的衰退與1999年相比更為明顯，個人在公共領域也表現得更加自私，對于種種極端的自我中心行為，村民深感無奈，許多人表示只能以改變自己來適應新的時代潮流。這與當前媒體所廣泛報道的道德滑坡現象以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不平衡等等，本質上涉及的都是權利與義務失衡的問題。

作者通過從與眾不同的視角入手調查研究，得出了一些慧眼獨到的觀點。認為下岬村私人生活轉型以三個特征形成了一個充滿悖論的過程：一，國家是一系列家庭變化和個性發展的最終推動者；二，非集體化后國家對地方社會的干預的減少卻引起了在私人生活發展的同時而使公眾生活迅速衰落；三，村民的個性和主體性的發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領域之內，從而導致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

當然，跳出下岬村這個小圈子，放眼至黑龍江省，至東北華北，乃至全中國，該書談論的問題有多大的代表性，還有待作進一步論證。比如，東北地區的鄉村形態是多姓聚居的“移民社會”，沒有穩定的宗族根基，相對松散的狀態更易于個人社會生活的“解放”，這一特殊性與南方的單姓宗族社會有明顯區別。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并沒將下岬村這個村子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來研究，而是著重探討了社會變化的趨勢，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大背景下，自1949年以來，國家在推動私人生活的轉型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至于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復雜多樣性，只有通過對地方的特殊情況以及特殊歷史背景的了解，才能夠進一步深化對社會變化總趨勢以及人類道德體驗的理解。在更為抽象的層面上，作者探討的社會問題與道德困境存在于所有的社會，所以與整個人類相關。從這一點來說，本書研究所揭示的含義遠遠超過了一個村子的范圍。

此外，有些問題還應深思。自我中心的無公德的個人城鄉各地都存在，但這些人占總人口多大比例？對社會總趨勢的發展又有多大影響和作用？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向歐美等發達國家學習的過程中，學會的生活消費方式比掌握的經濟生產能力更多，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追求個人的奢靡享受，并被大部分后富及尚未富起來的人效仿，可惜的是，幾乎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外文化價值的差異，而不加選擇地全盤接受，毋須諱言，受國家政策的影響，改革開放的重點在經濟發展，對道德建設關注不夠，措施不力，這樣做顯然間接導致了中國人價值觀念的滑坡，“先富”的人大多沒能對國家和社會盡到自己該盡的義務。不過，在廣袤的農村，農民由于進城打工，被城市的文化氛圍所熏陶，受城市人行為方式的影響，其個人素質和道德品質在自覺和不自覺的交替下被提升，更重要的是，這種提升在農民工返鄉后，又潛移默化地帶動了更多的人。這是正面的積極的作用，正如同有時政策失誤會造成道德滑坡，國家政策自然也應該有能力扭轉乾坤。對個人來說，重要的是看清歷史的主流與支流，應該把根留住，不被一時一地的表象所支配。

閻教授從具體而微卻又貼近生活實際的各個層面展開，分析論述了私人家庭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呈現給讀者一幅私人生活變革的逼真畫面，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不愧為中國農民五十年生活的生動寫真，同時，這一圖景因正逐漸遠去再不可見而顯得彌足珍貴。需要指出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十幾年來，中國農村又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亟待有相應的新成果對其加以總結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