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王家葵先生對本草學、藥理學深有研究，除了日常的教學、研究之外，他還擔任中國藥學會藥史本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藥與臨床》雜志副主編等職務。同時，他在道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著有《陶弘景叢考》，輯錄、校注的數種道教文獻，都收入“道教典籍選刊”。此次訪談，是去年暑期的一個訪談的繼續。當時的一次閑談中，王家葵先生聊到，《水滸》所載“蒙汗藥”的“蒙汗”作用，在醫學上確有根據。由這個話頭深談下去，就有了一篇《王家葵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藥物》。可惜的是，當時竟然沒有涉及“毒藥”和“解藥”這個話題。今年夏天，我們彌補上了這個遺憾。

王家葵（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很高興能在去年和您談完古典文學里的藥物之后，今年繼續有關“毒藥”的話題。能否請您首先定義一下，什么叫“毒藥”？

王家葵：說到“毒藥”，首先明確一點，我所談論的“毒藥”，就是毒理學（toxicology）所定義的毒藥：在一定條件下，以較小劑量進入機體就能干擾正常生化過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暫時或永久性的病理改變，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學物質，此即通常意義的毒藥（poison）。

為什么這樣糾結呢？因為中醫有一派意見認為，古代醫藥文獻里面出現的“毒藥”并不全都是指毒性，更是對藥物“偏性”的概括——事實上，所謂“偏性”，本身就需要準確定義。他們常舉的例句，一是《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鄭玄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另一句是《素問·臟氣法時論》“毒藥攻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王冰注：“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

《神農本草經》明代盧復輯本

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研究專業詞匯的定義，專業文獻的表述最有說服力。“毒藥”是藥學詞匯，不妨先看《神農本草經》的意見。《本草經》把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毒性之有無，是分類依據之一，所以經文說：“上藥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請注意，句中“多服”與“久服”是兩個概念，多服指短時間攝入較大劑量，久服指常規劑量較長時間攝入，如果出現“傷人”的后果，對應的毒理學概念分別是急性毒性（acute toxicity）和慢性毒性（chronic toxicity）。具體使用例句，如“（麻蕡）多食令人見鬼狂走”，“（劉寄奴草）多服令人痢”，“（白堊）久服傷五臟，令人羸瘦”，“（礬石）久服傷人骨”等。

《諸病源候論》為隋代太醫巢元方“奉詔所作”，是一部代表官方意見的病理學著作。該書“解諸藥毒候”條開宗明義即說：“凡藥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變亂，于人為害，亦能殺人。”這可以視為針對本草條文中“有毒”字樣的司法解釋。

因此，盡管古代本草學家對具體藥物毒性判斷存在若干錯謬，但其所談論的，就是符合于現代毒理學定義的“毒性”，這也是我們今天對話所涉及的“毒藥”。

明清小說里面寫到過很多毒藥，情節往往很神奇，效果常常很驚人，這些毒藥真的都存在嗎？

王家葵：我們從“見血封喉”談起吧。“見血封喉”是明清小說里面的詞匯，檢索一下，《鏡花緣》有這樣的情節：一只斑毛大蟲中了獵戶的藥箭，“大吼一聲，將身縱起，離地數丈，隨即落下，四腳朝天，眼中插著一箭，竟自不動”，多九公喝彩道：“真好神箭，果然見血封喉。”轉向唐敖解釋說：“此箭乃獵戶放的藥箭，系用毒草所制。凡猛獸著了此箭，任他兇勇，登時血脈凝結，氣嗓緊閉，所以叫見血封喉。”

“見血封喉”并不僅形容毒性劇烈或者毒效迅速，其實也可以是箭毒（curare）類毒藥中毒的客觀寫照。

箭毒木（桑科見血封喉）

呼吸運動主要依靠膈肌和肋間肌收縮舒張來完成，這些都屬于骨骼肌，受運動神經的調控。南美印第安人從防己科箭毒藤屬植物中提取浸膏，稱為箭毒，涂抹在箭簇上，用于戰爭和捕獵。箭毒中的主要成分是筒箭毒堿（d-tubocurarine），能夠阻斷運動神經與骨骼肌之間的信號傳遞，產生強大的肌肉松弛作用。但不同部位的骨骼肌對筒箭毒堿敏感度不一樣，眼部肌肉最先松弛，然后是肩胛四肢、頸部和軀干肌肉的松弛，再以后是肋間肌松弛，出現腹式呼吸，最后膈肌麻痹，呼吸停止死亡。身軀龐大的野獸中箭以后，首先癱軟下來，數分鐘到半小時左右死于呼吸抑制。在人而言，同樣也是頸部肌群的松弛效應早于肋間肌、膈肌的抑制；故在受害者中毒死亡以前，能夠感受并表達出因喉肌麻痹而出現的強烈窒息感，于是給旁觀者留下“見血封喉”的殘酷印象。

晚近醫書中也提到“見血封喉”，清人所撰《外科證治全書》卷四有一條，說毒箭傷人，其中“一種是草烏膏，喂涂箭鏃名射罔，人若中之，見血封喉而死”。草烏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二萜雙酯類生物堿，如烏頭堿（aconitine）之類，中毒者多數死于心律失常，而非呼吸抑制。植物學家把分布在兩廣、海南、云南的一種桑科喬木箭毒木（Antiaris toxicaria）稱作見血封喉樹，這種植物莖干、枝葉等都含有乳白色汁液，當地人也用來涂抹箭頭，射殺野獸。但箭毒木所含毒性物質為強心苷（cardiac glycoside）結構，也是心臟毒性，似乎不會出現“見血封喉”的效應。如果“見血封喉”確實是對毒理效應的客觀描述，相關物種還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剛才您提到“射罔”，這是什么？

王家葵：“射罔”在古代是一類鼎鼎大名的毒藥。《神農本草經》烏頭條說：“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陶弘景注釋：“搗榨莖取汁，日煎為射罔，獵人以傅箭，射禽獸，中人亦死，宜速解之。”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引用《白猿經》，有用草烏制作射罔膏的詳細方法，可以得到砂糖樣的烏頭堿結晶，據說“挑起取用，上箭最快，到身走數步即死”，按照李約瑟的觀點，這是最早的生物堿提取物。烏頭堿獵殺野獸，當然也可以殺人。《國語·晉語》“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堇于肉”，賈逵注：“堇，烏頭也。”這應是使用烏頭投毒較早記錄。

《本草品匯精要》烏頭圖

烏頭植物圖

另一則記錄見于《漢書·外戚傳》，女醫淳于衍受霍光夫人的指使給漢宣帝的許皇后下藥，使用的也是附子、烏頭一類。皇后飲下毒藥，頓覺不適，問道：“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淳于衍敷衍幾句，皇后便“遂愈加煩懣而崩”。“岑岑”亦寫作“涔涔”，煩悶不舒的樣子，《尚書·說命》說“藥不瞑眩”，應該就是這種昏昏冒冒的狀態。這也是烏頭堿中毒的標準狀態，乃由中樞毒性所致。《涌幢小品》說，朱熹曾誤服烏喙中毒，當時的癥狀也是“頭涔涔，漸煩憊，遍體皆黑，幾至危殆”，所幸及時發現，通過催吐而得以減輕。

烏頭堿中毒在臨床最為常見，時有死亡案例。以下幾種情況尤其注意：附子是中醫常用藥，如果處方劑量過大，且調劑處理不當，所含烏頭堿未得充分水解，可引起中毒反應；民間風濕藥酒許多都有烏頭屬植物，如草烏、雪上一支蒿等《中國藥典》嚴禁內服的“草藥”，病人偏聽偏信而中毒；市售外用風濕酊劑，涂抹過量，或皮膚有創口，烏頭堿吸收中毒。

在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與文人筆記中，有一種毒物常被提及，就是斷腸草。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毒物呢？它真實存在嗎？效力如何？

王家葵：這個說來話長，我們要先從鉤吻說起。

作為毒藥，鉤吻比烏頭更加“有戲”。就跟“見血封喉”一樣，“鉤吻”一詞也是刻畫藥物的毒效，如陶弘景說：“（鉤吻）言其入口則鉤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牽挽人腸而絕之。”而因療效得名的藥物，很容易發生同名異物現象，即不同時間、不同地域，凡下咽即能斃命，或者令咽喉部產生強烈不適感的植物，都有可能被稱為“鉤吻”。而“鉤吻”急呼為“茛”，《廣雅·釋草》“茛，鉤吻也”即由此而來。歷代與“鉤吻”名稱相關，大致毛茛科、百部科、漆樹科、馬錢科、衛矛科多種有毒植物。

《雷公炮制藥性便覽》炮炙鉤吻圖

一種鉤吻與黃精形狀相似而善惡相反，《博物志》云：“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陶弘景也說：“鉤吻別是一草，葉似黃精而莖紫，當心抽花，黃色，初生既極類黃精，故以為殺生之對也。”這種植物大約是百部科的黃精葉鉤吻（Croomia japonica）。此植物有一定的毒性，據說舐食其葉，有很強的割舌感，但也達不到下咽立死的程度，估計采藥人挖黃精時誤收，后來以訛傳訛，被附會為大毒藥鉤吻。

鉤吻又名野葛，也寫作“冶葛”。白居易《有木》組詩中有一首涉及誤食野葛中毒：“有木香苒苒，山頭生一蕟。主人不知名，移種近軒闥。愛其有芳味，因以調麹糵。前后曾飲者，十人無一活。豈徒悔封植，兼亦誤采掇。試問識藥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時猛風來，為我連根拔。”不過，非常之人必有過人之處，《博物志》說魏武帝曹操“習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飲鴆酒”，大約是百毒不侵的意思。可注意的是，這里鉤吻以長度計量，《南州異物志》也說，“取冶葛一名鉤吻數寸”，提示入藥部位為藤莖或者根莖，原植物可能是漆樹科毒漆藤（Toxicodendron radicans）。此植物掌狀復葉三小葉與豆科葛相似，所以得名“野葛”，《博物志》說“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者，或許即是同類。

《本草綱目》鉤吻，一名爛腸草

唐代的鉤吻又不一樣，《新修本草》說：“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閭巷間皆有，彼人通名鉤吻，亦謂苗名鉤吻，根名野葛，蔓生。”《嶺表錄異》補充說：“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這種生嶺南的鉤吻，為馬錢科植物胡蔓藤（Gelsemium elegans），是后世鉤吻的主流品種。這也是武俠小說中經常提到的“斷腸草”之一，《本草綱目》說：“廣人謂之胡蔓草，亦曰斷腸草。入人畜腹內，即粘腸上，半日則黑爛，又名爛腸草。”

這幾種“鉤吻”中，以胡蔓草的毒性最大，土人常用來毒人或自殺。《清稗類鈔》說：“嶺南有胡蔓草，葉如麻，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兇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然。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則腸立斷。或與人哄，置于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制為麻藥，置酒中，飲后昏不知人，然醒后不死。”讀過一篇茂名市公安局關于鉤吻（胡蔓草）中毒四十例尸檢報告，其中投毒十五例，自殺二十例，因治病內服或外用五例，約半數在一到兩小時內死亡，最小致死劑量為三片嫩葉。從癥狀看，咽喉部有燒灼感、窒息感，并回出現劇烈腹痛，這也與“鉤吻”或者“斷腸草”的名義相符。

既然名叫斷腸草，足以說明毒性之強了，史籍中記載，宋太宗賜李煜“牽機藥”，令其自斃。這個比斷腸草更厲害的“牽機藥”是什么呢？

王家葵：南唐后主李煜降宋以后，偶然發故國之思，為徐鉉探知，報告了宋太宗，于是賜下牽機藥，飲之斃命。王铚的《默記》說：“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事件的真實性存在爭議，但服藥后軀體狀態，顯然就是背肌強直性痙攣，致使頭和下肢后彎而軀干向前成弓形的“角弓反張”體態，由此我們相信，“牽機藥”確實是用馬錢子調配。

馬錢子這一較鉤吻更厲害的毒藥，是馬錢科植物馬錢（Strychnos nux-vomica）的種子，含有馬錢子生物堿，劇毒。馬錢是外來物種，因為種子的形狀略同于葫蘆科植物木鱉子（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所以《本草綱目》稱之為“番木鱉”。李時珍說：“番木鱉生回回國，今西土邛州諸處皆有之。或云能毒狗至死。”馬錢子生物堿中所含士的寧（strychnine），能增加脊髓的興奮性，使脊髓反射的應激性提高，反射時間縮短，神經沖動易于傳導、骨骼肌的緊張度增加，曾經用于輕癱、偏癱等，民間也用于男性勃起功能障礙的輔助治療。但士的寧安全范圍狹窄，稍過量可致中樞廣泛興奮，全身骨骼肌攣縮，強直性驚厥，角弓反張，死亡率極高，已經從現代藥物中淘汰。

《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番木鱉圖

小說《甄嬛傳》有中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殺的記載，苦杏仁真的能令人中毒身亡嗎？

王家葵：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殺，確實是氰化物中毒。愛看阿加莎推理小說的讀者，一定記得經常飄蕩在兇案現場的那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兒，對，那就是氰化物特有的氣味。氰化物抑制呼吸鏈，導致組織缺氧，死亡可以在染毒數分鐘到一小時內發生。杏仁、桃仁中含有苦杏仁苷（amygdalin），屬于氰糖苷（cyanogenic glycoside），在種子中所含苦杏仁酶的作用下，釋放出微量的氫氰酸和苯甲醛，所謂“平喘止嗽”作用，大約即通過此環節發生。苦杏仁苷在苦杏仁中含量可以高達百分之三，一次攝入大劑量，確實可能發生氰化物中毒。至于零食甜杏仁、巴旦木，氰苷含量極微，一般來說是安全的。

《食物本草》杏仁圖

古代醫藥家對這種毒性有所認識，所以本草中杏仁、桃仁都被標記為“有毒”；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從《名醫別錄》開始就強調杏仁“其兩仁者殺人”，后來又加上去尖、去皮的要求，所以通常的說法是，處方使用的杏仁、桃仁皆需要“去皮尖及雙仁者”，否則可能“殺人”。按照現在已知，這樣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可以設想，古人觀察過因服食苦杏仁引起的死亡事件，不明原理，遂將責任歸結為操作不當（未去皮、尖），或者罕見狀態（雙仁）。但問題不止于此，干癟的苦杏仁不容易去皮，于是炮炙中習慣采用“焯法”，讓杏仁在沸水中過一下，其本意是便于去皮，而此短暫的受熱過程，使得種子中所含苦杏仁酶部分滅活，從而減少氫氰酸的釋放，居然也達到減毒的效果。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記》《漢書》《南唐書》等，有很多關于以鴆酒賜死和飲鴆酒自殺的記載。根據傳說，鴆酒是用鴆鳥的羽毛劃過的酒，有劇毒，真實的情況是什么呢？

王家葵：問得好，“鴆”才是史上最神奇的毒藥。還是引《博物志》的說法吧，這算是當時博通上下古今的第一八卦書。該書引《神農經》，給“有大毒“、“入即殺人”的藥物排名，鉤吻排第一，鴆只排第五。

鴆排位不在第一，卻因為“飲鴆止渴”的成語膾炙人口。此語出自《后漢書·霍谞傳》：“譬猶療饑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據注釋家的意見，“酖”本意是飲酒為樂，此處假借為“鴆”；我意寫作“酖”，可能還有一層意思，鴆毒幾乎都是酒劑，如前引《國語》“寘鴆于酒”，所以“酖”可能就是“鴆酒”二字合體會意。翻檢史書，飲鴆的記載不絕如縷。

《漢書·齊悼惠王劉肥傳》說：“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顏師古注引應昭云：“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吃毒藥所以自己也有毒，這是古人的簡單思維，不必當真。《離騷》“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王逸注：“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洪興祖補注引《廣志》云：“其鳥大如鸮，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巵，則殺人。”真是“好厲害的說”。

《本草綱目》鴆圖

鴆是著名的毒鳥，當然也見載于本草，《名醫別錄》說鴆鳥毛“有大毒，入五臟爛，殺人”，陶弘景注釋說：“鴆毛羽，不可近人，而并療蛇毒。帶鴆喙，亦辟蛇。昔時皆用鴆毛為毒酒，故名鴆酒。”《新修本草》勇于不信，認為 “羽畫酒殺人，此是浪證”，即胡說八道的意思。陶弘景謂鴆鳥出交廣深山中，“狀如孔雀，五色雜斑”，《新修本草》也不以為然，說陶被交廣人所欺誑。羽毛含有劇毒的禽鳥，迄今沒有發現，恐怕也不真實存在，若只從形狀似鷹鸮且能食蛇來看，這種鴆鳥頗像是鷹科猛禽蛇雕（Spilornis cheela）。或許古人驚驚異于鳥能食蛇，于是給這種鳥附會了若干神秘元素；至于能毒死人的“鴆酒”，從古代人所掌握的毒藥資源推測，我覺得很可能就是烏頭制劑，制作者神秘其說罷了。清人陳士鐸《辨證錄》記鴆酒中毒的情況：“人有飲吞鴆酒，白眼朝天，身發寒顫，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狀。心中明白，但不能語言，至眼閉即死。”對照烏頭堿中毒，勉強也能解釋得通——搜索到于賡哲老師的博客，也認為鴆毒可能是烏頭堿，喜其所見相同。

在古代一些小說中，丹頂鶴頭上的“丹頂”被認為是一種劇毒物質，稱為“鶴頂紅”，一旦入口，便會致人于死地。這種藥物真的存在嗎？

王家葵：鶴頂紅本是山茶花的品種，蘇東坡詠山茶有“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之句，這是以丹頂鶴（Grus japonensis）頭上一點朱丹為比擬。可能到明清之際，鶴頂紅才被用作一種劇毒藥的隱名。

這種毒藥早期秘密流傳，外人不得知，遂根據名字想象為丹頂鶴的紅頂，剛才說到的醫生陳士鐸都曾上當，《辨證錄》討論鴆酒時說：“夫鴆毒乃鴆鳥之糞，非鴆鳥之羽毛，亦非鶴頂之紅冠也。鴆鳥羽毛與鶴頂紅冠皆不能殺人，不過生病，惟鴆糞則毒。”現代文獻將毒藥鶴頂紅指認為三氧化二砷礦石，因含有雜質，呈粉紅色，俗稱“紅信石”者，姑且備一說。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孔雀膽”的毒物，真的跟孔雀有關系嗎？

王家葵：至于孔雀膽本是毒藥中比較偏門的一種，因為郭沫若同名話劇，大眾才有所耳聞。《孔雀膽》是一部悲劇，先抄幾句百度百科：“元末紅巾起義，梁王逃至楚雄，向大理總管段功求援。段功助其擊退義軍。為感恩，梁王將公主阿蓋許給段功為妻。后來，梁王打算除掉段功，于是密命阿蓋公主以孔雀膽毒殺段功。阿蓋拒受王命，并以實情告段功。段功雖然沒有死于孔雀膽，仍然沒有逃脫梁王的手掌，死于非命，阿蓋公主不久也香消玉殞。”

這段故事在《南詔野史》《滇略》《堯山堂外紀》中都有記述，提到的毒藥就是孔雀膽。孔雀膽并不是孔雀的膽囊，而是一種芫青科昆蟲大斑芫青（Mylabris phalerata）干燥的蟲體，中醫作為“斑蝥”入藥。或許去除頭部足翅后的蟲體形似膽囊，遂以“孔雀膽”為隱名。斑蝥含斑蝥素，口服對胃腸道和泌尿系統有較強刺激性，對全身器官系統都有損害，可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致死。

《雷公炮制藥性便覽》斑蝥圖

大斑芫青

很多小說里面還有養毒蟲的記載，如蜘蛛、蜜蜂、蝎子、蟾蜍、蜈蚣等，這些記載靠譜嗎？這些毒蟲真的能夠通過人工養育，來加強它們的毒性嗎？

王家葵：古人真實了解或確切使用的毒藥，以植物來源為主，其次是礦物來源，動物來源較為少見。至于你提到小說中常見的，利用毒蛇、蜘蛛、蜜蜂、蝎子、蟾蜍、蜈蚣等毒蟲，撫育培養出“珍罕毒物”，抱歉，多數都是“小說家言”。

先解釋原因。動物來源的毒藥，以動物毒素為常見，這是一些動物進攻防御的武器，多由毒腺分泌，以蛋白為主。首先，中國境內劇毒動物不多，獲取困難；更重要的是，對古人來說，毒素還面臨提取、保存、使用三大難題。毒素以蛇毒為最常見，在中國，眼鏡蛇科、蝰蛇科的一些蛇種，毒素可以致死。但即使獲得足夠量的毒液，精制并妥善保存，也需要通過開放性創口才能進入受害者體內而產生毒性。一般而言，口服會被消化屏障隔離，達不到效果。這樣的毒藥，可算是高成本低收益。至于蜘蛛、蜈蚣、蝎子，絕大多數中國本土品種的毒力太低，可以忽略不計。

非蛋白類的毒素在動物體內存在不多，但有兩個很特別。一是河鲀毒素，這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已知活性最強的神經毒素，這是一種生物堿，性質非常穩定，常規加熱或酸性環境都不能破壞。中毒潛伏期短，缺乏有效的解救措施，可以在中毒后數分鐘內死亡。另一個是蟾酥，這是中華大蟾蜍（Bufo gargarizans）、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等，耳后腺、眶下腺分泌物的干燥品，所含強心苷類物質，心臟毒性和局麻作用也可以致死。或許是太常見，不能勾起讀者的新奇感，這兩種毒性道具，都不經常在小說中出現。

《雷公炮制藥性便覽》炮制蛤蟆圖

附帶一說，我至今沒有想明白的是，古代人對自然界廣泛存在，且活（毒）性明顯的大型真菌如蘑菇之類，認識明顯不足，檢索筆記，僅得聊聊數條。《墨客揮犀》卷五說：“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為饌，食者輒死。”南宋初年的一則毒蘑菇故事，一波三折，特別有意思，《宋人軼事匯編》說：“乾道初，靈隱寺后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為珍品，不敢食，獻之楊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為玉食。奏進于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舐之，一時狂死，寺僧大驚。”

還有不少小說渲染苗疆的蠱毒，神乎其神，這種東西真的存在嗎？

王家葵：你問“蠱毒”，那可是古代的“生物武器”。“蠱”的研究涉及醫學、生物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研究都很深入，結論倒也直白，根本不存在人們想象中的那種“蠱毒”。

不僅是“蠱”的問題如此，由于缺乏科學邏輯，古人某些有關毒性的觀念，荒謬得超乎想象。舉一個例子吧。巴豆是大戟科植物巴豆（Croton tiglium）的種子，載《神農本草經》屬于“有大毒”的藥物，巴豆所含脂肪油對腸道有極強的刺激性，引起劇烈腹瀉，本草用來“蕩練五臟六腑，開通閉塞”，也是真實療效的寫照。《鹿鼎記》中韋小寶使壞，買通馬夫，給吳應熊的馬喂飼巴豆，拉得一塌糊涂。林則徐起復不久，病瀉痢而死，傳說也是廚人用巴豆湯禍害。

《證類本草》戎州巴豆圖

巴豆

巴豆毒性如此，可自古以來就有一項傳說，謂巴豆能肥鼠，《淮南子·說林訓》云：“魚食巴菽（豆）而死，鼠食之而肥。”《博物志》云：“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南方草木狀》也說：“鼠食巴豆，其大如豚。”陶弘景亦相信此說，言“人吞一枚便欲死，而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并感嘆說：“物性乃有相耐如此爾。”實驗室經常用巴豆油制作大鼠、小鼠腹瀉的動物模型，只看到鼠們拉肚子到脫肛，還真沒有“食之而肥”的現象發生。

何以荒謬如此呢？這如果不是誤傳的話，恐別有原因。巴豆油（croton oil）中所含巴豆醇二酯（phorbol diester）有致癌或促癌作用，可誘發小鼠、大鼠胃癌、肝癌。所謂巴豆肥鼠，或許是鼠類荷瘤后體態畸形，古人錯誤觀察，以訛傳訛。還有一種可能，除了巴豆以外，本草中強調藥物在不同種屬動物間反應性差異的記載還有很多，如《新修本草》說赤小豆“驢食腳輕，人食體重”，《本草拾遺》說生大豆的藥性“牛食溫，馬食冷，一體之中，用之數變”等。其所依據的，未必是客觀事實或使用經驗，更像是方術家的故弄玄虛，或者某種巫術邏輯。

說到古人對毒性的錯誤認識，能否請您多舉一些例子？

王家葵：我講個輕松一點的故事吧。

蜀椒也載于《神農本草經》，此為蕓香科花椒屬植物的果實，因為物種和產地不同，名目甚多，漢代以秦椒、蜀椒為大宗，大抵以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為主流。《孝經援神契》說“椒姜御濕”，本意可能是調味之用。作為調味品，花椒并沒有明顯的毒性，或許是憚于椒強烈的麻味，被標記為“有毒”；又將毒性歸于閉口，謂“口閉者殺人”，換言之，只要將閉口椒去掉，便能安全無虞。關于椒的毒性，有一段掌故可資談助。

《證類本草》蜀椒圖

《本草品匯精要》越州秦椒圖

據《后漢書·陳球傳》，熹平元年（172），竇太后去世，宦官曹節等不欲太后與桓帝合葬，廷尉陳球力爭。這是一場朝臣與宦官的斗爭，其他大臣也是有備而來，傳中提到太尉李咸“搗椒自隨”。李咸出門前對妻子說：“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椒便是花椒，無異辭，椒豈能成為自殺工具？通讀后文，頗懷疑這是范曄在調侃李咸。

按照范曄的敘述，經過陳球慷慨陳詞，事情漸有轉機，“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然后范曄寫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后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大言”云云似乎已經含有譏諷，“會者皆為之愧”，究竟是會者自愧，還是為李咸愧，說不清楚。李咸之“搗椒自隨”，恐怕也不是為了仰藥自盡，而是麻痹口腔，關鍵時候好唯唯諾諾，真是老奸巨猾。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例言》對此事別有說法：“嘗因胃中受涼，嚼服花椒三十粒，下咽后即覺氣不上達，移時呼吸始復常。乃悟古人諫君恐有不測，故有搗椒自隨者。由斯觀之，用藥可不慎哉。”他的意思是椒吃得死人，恐怕不是這樣的，但大劑量或許能產生短暫的麻痹。

范曄《后漢書》沒有為李咸立傳，其他人著的《后漢書》則有之。袁宏《后漢紀》卷二十三說法不同，徑言“公卿不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云云，然后“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云云，其后接范書公卿議論，陳球的意見。對此《后漢紀》整理本有注釋說：“范書陳球傳，以眾議在前，咸上疏在后。廷議時，陳球仗義直言，咸觀望許久，才曰與球意合，會者皆為之愧。通鑒考異曰：‘今按：史稱咸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權幸憚之。其能搗椒自隨，必死之心已固，不當臨議畏葸不言。且若無李咸之先諫，中官擅權，無須延議而以馮貴人配桓帝，故當以袁紀為是。’”

我對此不敢茍同，歷史真相固然不得而知，但范曄的敘述顯然帶有傾向性。袁宏說李咸是“執藥上書”，而范曄直接點明所執的“藥”不過是花椒；若能了解所搗之“椒”基本上不會致人于死命，這就足夠了。

關于花椒的毒性，有人舉《魏書》孝文帝的馮皇后被迫“含椒而盡”的故事反駁。我理解，這就跟徐達患“發背瘡”，朱元璋遣人送肥鵝一樣，只是皇帝“恩賜”一種“體面的”死法罷了，與“發背食鵝則死”的真實性毫無關聯。進一步引申，前面說李煜死于“牽機藥”，真偽雖然不得而知，但李后主所遭遇的一定是酷死，卻是毋庸懷疑的。

那種憑借空氣擴散的毒物，有現實的可能性嗎？而且，有些小說還將其描述成無臭無味，一聞即中毒，效果真的有這么神奇嗎？

王家葵：你問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無臭無味不是關鍵，重點線應該劃在“憑借空氣擴散”下面。你說的這類毒藥，古代肯定沒有，現代則有，那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沙林、索曼、芥子氣等“化學武器”。

《鐵圍山叢談》里面記了一件事，政和初年，徽宗親自巡查內庫，打開一個無字號的倉房，專門貯藏兩廣、蜀川進貢的毒藥，野葛、胡蔓藤皆在其中，鴆毒尚只排在第三，更厲害的毒藥“鼻嗅之立死”云云。自然界氣態的毒物當然有，高濃度的硫化氫、二氧化硫在溫泉區比較常見。但把天然存在的“毒物”做成“毒藥”，卻有一項困難，如何搜集、貯藏，如何保證在使用環境中維持毒效濃度，如何保護施毒者不受侵害。若做不到，則一切免提。

關于“無臭無味”也可以啰嗦兩句。這屬于錯誤思維，顏色、氣味與毒性有無、毒力強弱沒有關聯性，但此問題的背后，隱含民眾對“快速鑒毒能力”的熱望。事實上，除了“以身試毒”外，古人并沒有更好的測毒手段。流傳最廣的是銀器驗毒，《本草綱目》說：“今人用銀器飲食，遇毒則變黑，中毒死者，亦以銀物探試之。”記得小時候蘑菇燉肉，做好以后先要用銀筷子插入肉中，看有沒有變黑，然后才放心食用。后來才知道，這種驗毒方法非常不靠譜。

古人常用的大毒藥砒霜，成分是As3O2，主要由各種砷礦石升華制得，技術所限，未能完全脫硫，所以砒霜里面雜有少量的硫，遇到銀可以生成黑色的硫化銀，肉眼所見即是銀器變黑。蒙昧時代，這一經驗被無限擴大，銀子不僅可以驗毒，甚至傳說還能防毒呢。

前面說了這么多毒藥，但我們還漏了一個重大問題——解藥，能否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王家葵：中毒是急診醫生經常處理的情況，如果染毒物質判斷明確，幾項工作應同時進行，一是盡快脫離毒源，一是使用特異性解毒劑，一是對癥支持療法。古代解毒療法大致也包括這三項，但無法截然分開，可以籠統地稱作“解藥”。

蕹菜

前面引《博物志》說曹操“習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飲鴆酒”，后人覺得不可思議，于是自動“腦補”。據說蕹菜能解毒，所以《南方草木狀》就說：“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蕹菜就是小菜場常見的空心菜，又名藤藤菜，為旋花科植物蕹菜（Ipomoea aquatica），這個菜能解鉤吻野葛之毒，姑妄聽之吧。

說到這里，我忽然想起，《博物志》關于曹操的這段八卦，以前似乎有人討論過，大意是曹操為了避免中毒，經常小劑量服毒，以增加對毒藥的耐受性。現在想來，完全不對，且不說許多毒藥的耐受未必可以后天培養，用這種方法來防毒風險也太大。我更相信這個傳說就是曹營的人散布，暗示曹操既不怕野葛，也不怕鴆酒，以減少被人投毒的可能。后人以先食蕹菜再吃野葛來解釋，未免自作多情了。

武俠小說中經常看到，主人公預先或事后服下“解藥”，于是對手的毒藥無效，或者已經發生的中毒霍然而愈。真有這樣的“解藥”嗎？

王家葵：特異性解毒劑以免疫學家貢獻最大，這就是我們或許聽過的各類抗毒血清。除此而外，則是化學解毒劑，如針對亞硝酸鹽中毒的亞甲藍，砷中毒的二巰基丙醇，氰化物中毒的亞硝酸鈉與硫代硫酸鈉聯用（這是旅美藥理毒理學家陳克恢先生的貢獻，陳先生研究麻黃堿，是中藥現代研究的先驅），嗎啡中毒的納洛酮，安定類中毒的氟馬西尼，有機磷中毒的解磷定、阿托品聯用等。

古人也有尋求特異性解毒劑的想法，剛才說蕹菜解野葛毒就是一例。《博物志》引《神農經》說：“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盧，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鹽解之。”

那么，這些方法能夠取得解毒效果嗎？很令人懷疑啊。

王家葵：這些方法顯然無效，于是尋求廣譜解藥方案，古人最常使用的有以下三種。

第一是甘草，又名“國老”，載《神農本草經》，是解毒的上品。《名醫別錄》說甘草能“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解百藥毒”。藥理研究證實，甘草煎液口服，能提高動物對多種毒素的耐受力，是一種非特異性解毒劑。甘草中含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因其甜味是蔗糖的二百五十倍，故又名甘草甜素（glycyrrhizin），含量約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甘草甜素在肝臟分解為甘草次酸（glycyrrhetinic acid）和葡萄糖醛酸，后者可與含羧基、羥基的物質結合，使之失活，從而發生解毒作用；前者則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可提高機體對毒素的耐受力。

《本草品匯精要》汾州甘草圖

第二是地漿水，載于《名醫別錄》，陶弘景說：“此掘地作坎，以水沃其中，攪令濁，俄頃取之，以解中諸毒。山中有毒菌，人不識，煮食之，無不死。又楓樹菌食之，令人笑不止，惟飲土漿皆差，余藥不能救矣。”地漿解毒，筆記中甚多，如《茅亭客話》說：“淳化中有民支氏，于昭覺寺設齋寺僧，市野葚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為齋食，眾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盞，不過再三，其毒即解。當時甚救得人。”地漿解毒并非玩笑，這很類似活性炭作為解毒劑的吸附作用，吸附胃腸道中尚未吸收的毒性物質，經大便排出，從而避免中毒進行性加重。

第三是糞清，這就比較惡心了。用或干或稀的便便來解毒，也見于《名醫別錄》，一番繁瑣操作制成所謂的“黃龍湯”，甚至還是解救河鲀中毒的“特異性解毒劑”。由此鬧出的笑話不少，救回的人命幾乎沒有。既然無效，為何又屢用不絕呢，在《證類本草評注》人屎條我有一段按語，抄在下面，并以此結束本文：

古代治療水平低下，面對嚴重疾病，經常使用各類“令人作嘔”的骯臟物事作為藥物。如人部糞尿枯骨之類，除了催吐作用有可能減少經口染毒者毒物吸收以外，不會有真實療效。其屢用不止，推考原因大約三端：其一，巫術之厭勝原理，或醫術之“以毒攻毒”理論。如《本草綱目》人屎條的“四靈無價散”，主治痘瘡黑陷，腹脹危篤者，“用人糞、貓糞、犬糞等分，臘月初旬收埋高燥黃土窖內，至臘八日取出，砂罐盛之，鹽泥固濟，炭火煅令煙盡為度。取出為末，入麝香少許，研勻，瓷器密封收之”。專門說，“此為劫劑”，“乃以毒攻毒”。其二，站在治療者的立場，可能更寧愿病人因厭惡這些惡劣之品而拒絕服藥，使醫者比較容易擺脫治療失敗的尷尬。其三，從患者親屬的角度，也可因“已經采取如此極端的治療方案而依然無效”，從而獲得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