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我跟著他去家訪。他立馬跪在失屋的兩個老人面前。老人的子女和孫輩全部遇難。他抱著兩個老人，聽他們心里哀傷的事情。那個時候，給到人們的那種溫暖，是無可比擬的。親人不一定能給你那種感覺。”——文太科／北川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任

血意味著從天而降的災難。人類聚居之處，地動山搖，難免流血流淚。

血也是志愿行為的起點。5·12汶川地震后，各大城市街上的采血車旁邊，前來獻血的人群排著長隊，甚至一度堵塞交通。

那時，有很多人坐不住，前往災區支援。綿陽人高思發與QQ上的網友們結伴，向北川災區運送物資，在那兒幫著做點事。這支隊伍當時叫做“中國心志愿者團隊”。他打算暫時放下生意，做兩個月志愿者。在任家坪，他給北川的孩子搭建了帳篷學校，免得他們到處跑不安全。

退役軍醫張小紅也以志愿者身份，第一時間從成都進入災區，進行醫療救助。

雖說，在后來的日子里，這一年被稱作“公益元年”，但高思發和張小紅等人當時還想不到，自己會與伙伴一起，在公益道路上走到今天。

而綿陽師范學院社工專業大二學生文太科，也在老北川附近的安置點做志愿者。他接觸到來自香港的社工，被安慰人的力量深深震撼，真正認同了自己的這個專業。

大災來臨時，血將眾人變成親人。也有社會組織因血而生，希望延續這種人與人的連接。

成都市血液中心無償獻血志愿服務工作負責人劉飛，組織了公益劇社“愛有戲”，招募志愿者，用戲劇等方式講述血與獻血的故事。過了幾年，愛有戲成為一家5A級社會組織，從事社區文化與社區互助的社會服務工作。比如開展讓街坊講古的活動，以及社區安全教育。愛有戲還借鑒傳承古代“義倉”的內涵，建立現代義倉——社區居民捐物互助，也增強了社區的力量。

如今劉飛的機構有許多工作。她不再像在5·12汶川地震時，只是忙著組織市民獻血。

二、巴拿恰

“受5·12直接影響的，已經非常少。雖然有心理的震動，隱藏在生活之中，但也要把標簽撕掉。人會長大，會回歸自己的生活。”——高思發／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領隊、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理事長

巴拿恰是羌語中的“集市”。北川新縣城的步行商業街以此命名，這里也是四川最大特色文化旅游商業步行街，仿古建筑頗為精美。到了周末，去巴拿恰逛逛街，也是一家人很不錯的消遣。在異地重建的成果之上，老北川人的生活得以重新開始。

巴拿恰商業街還是一種分界。從老北川搬來的人，住在巴拿恰北邊的安置社區；而本地農民的社區在巴拿恰南邊。北邊的生活氣息相對濃一些。本地上樓的農民大多得了三四套房。有人出外打工，也有人忽然無事可做，難免不適應，甚至空虛無聊。

巴拿恰是北川新縣城的標志物，可以代表這里完善的硬件和美麗的景觀。援建的效率非常之高。但相比幾年后的雅安災后重建，在北川災后重建時，很多人還沒意識到，需要支持更多社會組織開展專業服務。

在2009年底，“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隊長高思發，注冊了北川第一家民間公益組織，即如今的“北川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而2011年底，他們在這里第一次拿到了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項目，針對北川新縣城的安置社區，做社區的文化服務和綜合發展。大概可以這樣說，就是讓這里的人對社區認同高一些，生活豐富一些。

陪伴北川九年的高思發早已不再做商業。在北川的帳篷學校，他認識了那些來到帳篷玩耍的孩子和他們受災的家庭，還有那些幫忙照料孩子并樂意伸出援手的志愿者——從此，志愿者成為資助人，而孩子成為受助對象，高思發則走上助學之路。

如今，他所發起的大魚公益，在接受更多資助人的捐贈，其助學對象也擴展到家庭貧困的孩子，而不再是受到地震傷害的孩子。作為專業社會組織的負責人，高思發要為資助人把錢用好。這是最常態化的公益，也是應對下一次災難的準備。

雖然從志愿者轉變為專業公益人，但他仍然被稱作“高隊”，這或許是某種不忘初心的意思。

三、成都4·20聯合救援行動

“路上半夜兩三點，討論每個人的分工、每個機構的分工，誰負責交通運輸，誰負責物資籌集，海哥負責什么，等等。這些信息發布出來。南都基金會開始資助了兩萬元錢，第二天看到我們有序救災，便緊急開會，專門針對我們的救援行動，資助提升到20萬。”——張小紅／成都心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任

2013年4月20日早上，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的消息傳來。當天下午，成都愛有戲原定在成都肖家河辦義集，臨時把主題改成“我們和雅安人民在一起”，接著開始募集物資。肖家河成為這場聯合救援行動的大本營。

聯合是有序的。大量救援物資涌向肖家河，共有八家社會組織參與。劉飛和丈夫楊海平開始擔當協調工作。那些年，人們更加相信民間機構。愛有戲要根據前線信息反饋，及時精準定點派發物資。

4月21日凌晨，張小紅、楊海平、高思發等六人押運物資，趕赴蘆山。路上遇到封路，因為需保證救援車輛通行。張小紅與另一位公益人，租了老百姓的摩托車，帶了一些物資向前走，并及時發回需求信息。其他人分頭去了其他受災地點。

大家要在現場收集受災信息，及時反饋情況，并安撫村民情緒。有受災村民在路邊帳篷里，眼看一車車物資從眼前經過，情緒激動。張小紅便趕快向后方反饋，用摩托車先送一點物資上來，平復災民心情。而物資也不能亂發，必須統計人數和需要。張小紅發現，現場的米和油不夠，就統計前面一個組的老人，盡量把他們先照顧到。

另外，社會組織發放物資，好處還在于，因為是第三方獻的愛心，災民不會挑三揀四，不會埋怨政府照顧不周。

在這場救災行動中，社會組織各自努力，又相互協作。雖然起初出現問題——大本營的人員，押送物資到現場，又因災區忙碌而無法返回，使得中心缺乏調度，但相關權責第二天就被明確下來。沒有發生混亂。社會組織也有了抱團發展的意識。

之所以能做到有序，不僅是參與者這些年間在各種行動中增長了經驗——比如，張小紅參與過玉樹地震救援，還因身份已然不同。這些在2008年憑熱情前往災區的志愿者，此時已注冊了社會組織。這個身份對應的是明確的責任和義務。

行動也成為一些社工扎根雅安的起點。因透明高效，行動得到了諸多基金會支持。比如，騰訊委托聯合救援行動駐點，在村里建八個社工站。

實際上，安置工作對應的就是社區服務。比如帳篷里沒有電，就要在安置點放電影；小孩沒人管，就要有人手幫忙。救災時，村民都是志愿者。因為這樣的群眾基礎，自然而然地，各個機構分別選擇在自己救災的地方來建社工站——心家園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而愛有戲在飛仙村。這兩個社會組織的社工，至今仍以不同方式，陪伴著當地的村民。

四、雅安群團中心

“雅安的本土社會組織是因4·20地震而產生。我跟他們開玩笑說，我們中心跟你們都是同時出生的，要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劉雪松／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副主任

雅安群團中心，是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的簡稱。早在雅安地震發生后一周，其前身“抗震救災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就已在災區運轉工作，協調志愿者與社會組織的力量。

此事是官民良性互動的絕好范例。當時，雅安災區還有大量外來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缺乏信息溝通，也一度產生混亂。有學者看到“成都4·20救援行動”的有序，結合當時情況，撰寫了報告。而報告得到正在災區視察的副總理汪洋的批示。4月25日，四川省委救災指揮部成立了社會管理組。4月28日，由團省委牽頭，蘆山成立了首個“抗震救災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5月12日，省市共建的“雅安市抗震救災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成立。對政府的救災服務，與社會參與救援者的救災行動，進行同步調控安排。2014年3月，隨著四川省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成立，其更名為雅安市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

大家看到了社會組織的力量。在雅安的災后重建規劃中，社會管理服務成為一個專門的部分。而雅安群團中心的任務是，繼續協調社會組織參與災后重建，讓政府的相關規劃與社會組織的項目能夠對接。

實際上，在接納外來社會組織的同時，人們也希望雅安本地能有自我服務的能力。孵化和培育本地社會組織參與災后恢復重建，以及更長遠的社會治理工作，成為雅安群團中心的重要使命。

從2015年開始、為期三年的災后重建規劃中，雅安群團中心共有9042萬資金可用。這筆錢除了用于市縣鄉各級群團中心的體系建設，以及較為常規的關愛項目，就是進行本土社會組織的培育。

第一年，雅安群團中心已完成培養一百家社會組織和一千名社工人才的任務，但其成長發育還需要時間。最重要的，是得讓本土的社會組織有項目做，能夠真正按照公益的方式去實踐。這兩年，雅安群團中心設計了“我愛我家”項目——工作人員在全市找到100個項目，由49家本土社會組織承接。還引入南都基金會和壹基金的資金支持。而成都的愛有戲全程擔當培訓和項目督導的工作。

這只是雅安群團中心諸多具體工作之一。

雅安孵化本土組織著實不易。本土組織對撰寫標書等程序大多陌生，財務方面也不夠細致，就連申請項目的過程也是鍛煉。因此，需要不斷面對面地教。其中還得去粗取精，今年要選擇扎根社區的十余家社會組織，進行重點培育。

雅安群團中心的創新意味是明確的。2016年7月，雅安市委市政府對災后重建工作中有功單位和人員記功，雅安群團中心得到了二等功嘉獎。這無疑也是對災后重建中社會組織工作的認可。

群團中心搭建平臺，讓社會組織參與災后重建，并孵化本地社會組織。“雅安模式”大概可以這樣概括。但雅安群團中心的身份，終究有些尷尬。它是不登記的群團組織，而不是一個法人單位。另外，災后重建規劃是三年，三年后該怎么辦，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這是胡煥庸線上的機制創新，又與民間社會的發育緊密相連。

五、上課

“2011年，我們第一次拿到基金會的項目。我折騰了三個月，才把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那套項目財務體系搞清楚。現在我用那套東西，加一些小小的改良，已經給上百家的公益組織做過培訓了。”——劉劍峰／中國心志愿者團隊副領隊、原點公益慈善中心主任

上課首先可以視為公益的入口。5·12地震救災時，劉劍峰起初是以志愿者身份前去帳篷學校幫忙。而這一幫就是九年，并與高思發成了搭檔。

高思發還把當年的帳篷學校，延伸為每個暑假的營會。每年有全國各地的中學生來到北川，在十天左右的時間里，學習與同齡人相處，過集體生活。這是心靈助學的一部分，高思發覺得，物質上的關心還不夠。

上課也是社會組織交流和連接的重要契機。心家園的社工呂小英，自雅安地震之后，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駐點工作。他通過一次培訓，結識了高思發。后來，呂小英學習了高思發的營會組織經驗，也在雅安組織了一次中學生夏令營。

給村民上課，也是社會工作的一部分。呂小英在大同村和仁加村所做的，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本土人才培育項目，即培育本地村民成為社會工作者。也就是說，把方法教給村民，讓村民自己來給自己做服務，最終發生改變。這些村民區別于專業社工，故稱之為鄉工。

上課也是“零八幫”發展壯大的證明。財務管理問題最讓一般的公益組織頭疼。劉劍峰自己是財務出身，也是研究許久才弄清楚。針對基金會的財務體系，他已經培訓了上百家公益組織。這些已經成長起來的公益人，都在傳遞各自的經驗。

上課最終關乎個人成長。史加利曾跟著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師，在雅安進行災后重建的心理援助，如今也轉為常態化的社區工作。作為雅安本地社工，這個生于1994年的姑娘，去過魯甸支援，也去過緬甸的受災地給當地教師做培訓。她發現，這些受災的地方真的需要專業心理手法，自己原來一直在成長。

六、扎根

“我們就想盡量把它落在實處。能有盡量多的人留在這個社區里面，從事社區服務，建設自己的社區。而不是拿到項目，就機械地按照項目來做。”——呂小英／成都心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社工

扎根就是與當地緊密連接。呂小英三年來很少離開大同村和仁加村，頂多去蘆山縣城辦事。他們一家三口都住在項目點。那兒既是辦公室也是住家，空氣里混合著孩子的尿味與飯菜的味道，噼噼啪啪的鍵盤聲與來訪鄉工的談笑聲。

墻上貼著感謝信和錦旗，是心家園“4·20”在這里救災的證明。張小紅當時來的就是這個地方。

救災是社會組織與村子的連結契機，但這也形成了認知慣性。村民對物資發放印象深刻，把社會組織當作“發東西的”。假若不發東西，村民就不來參加活動。于是，呂小英便設計出一些規則，通過發禮品來增加村民之間的互動——總比去其他地方聽講被騙錢好。

扎根意味著因地制宜。原本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項目，針對的是返鄉青年和婦女，希望當地有人帶動整個村子。但在仁加村和大同村，正值災后重建，青壯勞力都在修自家房子或維持生計，余事無暇顧及。于是，呂小英與扶貧基金會溝通，重新定位了項目，以老人為主，來培育本土社工人才，即鄉工。

鄉工中也有兩位年輕婦女。如今，她們已在各自村里成立了機構，自己成了法人。李傳俊在仁加村主要做生計項目。羅靜在大同村主要做社區服務。呂小英手把手地教她們寫報告，申請項目，組織活動，為村民服務。

扎根是希望能夠傳遞影響。要讓本地人為自己服務，本地人受益以后，哪怕社會組織走了，精神還在。而心家園的這個項目明年就結束了。可能要在更遠的未來，才能看出這個項目到底給這里帶來了什么。

文太科也喜歡呆在山上的項目點，雖然他在新北川縣城買了新房，并把松潘的家人接來，卻并不時常回去。他更喜歡在山里接觸土地，在村里接觸牲口，在辦公室坐久了，感覺全身都不好。

文太科認為，要注重與政府的關系。他有時發現，站在對方的職務上，去考慮全局，就可以防止自己犯方向性的錯誤。他隨時會與政府部門溝通，說自己需要怎樣的協助，以及對方可能需要自己做什么樣的工作。

扎根也可理解為長期陪伴。在高思發看來，助學的孩子在長大，在發生變化，而家長和孩子與自己的情感也在產生。高思發發現，家長生命里的事情，可能不講給親人聽，卻講給自己聽。而他的目標是，要和孩子產生關系，培育孩子承擔家庭的能力，進而影響社會。他希望，資助的兩個孩子，未來有機會進入中國心，成為自己的同事。

高思發正在試點家長義工，希望能把資助人、家長和孩子以恰當的方式進行連接，把助學的大家庭建立起來。

因為陪伴，中國心也有所延伸。最初，是從救災開始做的助學，但發現，單方面經濟資助無法改變現狀，就從助學延伸出社區發展。高思發和劉劍峰曾想過，是否要集中一些，但哪一部分都無法割舍。于是，大魚做助學，羌魂做社區發展，原點做災害應對。正因邏輯上有需求，大家才做了這些事。

扎根是個主動行為。社工專業科班出身的呂小英，不喜歡那些“有救世主情結”、“講大話”的社會組織老大，對來自江湖的高思發卻是激賞有加。敏感的人總能體會到那種道德綁架與腳踏實地的差別。自我滿足與渲染悲情往往意味著，并沒有真正地扎根下來。

七、項目

“我老公都支持我的，隨時都安慰我：你不要著急，接得到項目就做，盡量去爭取，沒接到就算了，休息一下，不要灰心。”——廖國香／雅安蘆山縣飛仙關鎮飛仙村村民、愛有戲之家負責人

“項目”可能是個令公益人士又愛又恨的詞。呂小英一家之所以能團聚，是因為2016年這里的某個項目，需要一位有兒童項目經驗的社工專業人才，而人員配套經費每月只有1800元。呂小英意識到，這點薪酬難以吸引到合適的人，而妻子剛好符合條件。雖然錢不多，一家三口能在一起也很好。

但做項目時常身不由己。為使本土社工人才成長，呂小英給附近的五個村子，申請到以舞蹈隊、民樂團等為載體的婦女互助項目，讓村民自己去操辦廣場舞大賽等。為了跳舞的場地，一些村民還組織起來，休整了壩子；有的村民，趁著練舞休息，一起做飯，其樂融融。項目只有半年。而村民至今對這段快樂時光意猶未盡。

社會組織當然希望有項目做，否則無法生存——雖然管理費通常比較微薄，往往需要聯絡其他資助。但在高思發看來，項目持續時間更重要。社會組織解決社會問題，是要對社會負責任。如果今天購買服務，明天不買了，社會組織本身就無法對社工負責，不僅沒盡到責任，還把社會秩序搞亂了。這也不利于自身機構的人員穩定。因此，時間少于三年的不做。

正在實施中的項目，忽然失去了資金支持。這種情況有時會發生在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的合作中——通常是管理者忽然更迭，政策方向變動，一切得重新開始。另外，政府部門需要考慮更多面上的事，需要讓事情看得見，更容易評估。比如，需要頻繁舉辦活動，對應大量人力成本投入；但未必看得見被服務對象的改變。

相對而言，基金會比較傾向于小而美的工作，會與成熟的社會組織結成長期戰略伙伴，但其要求也更加精細。初創的小型公益組織——如雅安本土的社會組織，往往達不到要求，申請不到基金會的項目。這樣看，雅安群團中心的“我愛我家”項目，更大的意義是提供鍛煉機會。

項目是向本地社會組織傳導經驗的載體，執行項目是成長過程。在雅安，外來的社會組織，多半會把本地的項目——多數是來自群團中心的項目，轉包給自己孵化的本土社會組織去做。但后者也面臨難以獨立申請到項目的問題。

比如，在愛有戲的幫助下，飛仙村的廖國香等人成為社會工作者，成立了“愛有戲之家”，并執行了愛有戲轉包的鄉村攝影項目。并在村子里開展許多工作，比如上門幫助不便行動的老人，或組織歌舞表演。不過，雖然廖阿姨等人做過幾個“我愛我家”的項目，還把機構的管理費——即自己的人力成本，也用在了活動里，相當于不計成本地工作，但她們不擅長寫和說，要學習申請項目，與年輕的大學生競爭，并非易事。

即使是返鄉的年輕人，學著寫申請項目的標書，也不容易。在大同村，羅靜開始獨立申請公共空間的項目，呂小英在旁邊反復指導，一個文檔寫了好幾次。

八、鄉工

“七八十歲的老人，兒童時代的玩具弄出來，她老公說她是乖乖，逗得別人看著笑得不行。給她一種平臺。大家歡樂自己，是不容易的。”——石傳敏／雅安市蘆山縣仁加村鄉工

鄉工的主體是老人。在仁加村和大同村，許多鄉工是當地的老年協會成員。

他們平日負責管理村里的活動室。值班有補貼，但更重要的是服務社區，比如陪伴來玩、來借書的留守兒童。

大家在一起眾籌了重陽節的大型活動。有人買菜弄飯，有人照顧老人。坐了六百多人，共有八十桌。全村人都參加了這場活動。大家還組織茶會，有人分享受騙的經歷，有人唱山歌，說起了夫妻的故事。她感覺，這其中包含著人的改變。要根深蒂固為社區做事，有為社區服務的美好的心。

鄉工石傳敏提到，誰會發月餅給他們吃？這就是無私地對他們好。她比較樂觀，認為心家園把這個地方提升起來，未來也可以放心離開。

鄉工年紀比較大，固然是個問題。但呂小英認為，老年鄉工在這個地方，即便不做社工，也還是這個地方的人；大學生就不一樣，更容易離開，留不下來。

鄉工們也得到一些出外訪問的機會，這無疑開闊了視野，也增強信心與認同感。

李傳俊去過一次深圳慈展會，留下深刻印象。她覺得，的確可以幫助大家變得更好，也想在公益方面發展。

李傳俊想到，地震過后，家家戶戶出去打工，許多老人需要照顧。但家庭中往往是，小孩是寶，老人是草。大家并不重視老人。“想為孤寡空巢老人，要一個長期固定的場地，中午有一頓餐，有一個老人興趣班，長期感受到溫暖。”但她覺得，目前似乎還沒有能力做這件事，與已有項目的方向差別太大。

呂小英強調痕跡管理，需要隨時寫下來。但李傳俊感覺，文字工作太累，時間大部分耗在了寫東西上，寧愿多做點事情。畢竟，她當年高中沒有畢業，就出去打工了。

李傳俊感覺，做公益好難，與村民相處，雖然有改變，但并不大。

呂小英在村子里兢兢業業地工作，但他認為，在這兒不一定要追求改變什么，只是做一些事情。因為，社會組織在一個人生命成長的過程中，有過促進或陪伴就可以了，至于能否改變，那是自己的事情。

九、路

“從雅安地震，我就發現一個新的模式。和修房子一樣，最基礎的那一層永遠最重要。先談基建，我們把老百姓最關心的生活最著急的事情解決掉，然后再跟他們談文化，大家就相互認識，相互理解。到了一定程度，然后開始談發展。”——文太科／北川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任

路是救援的通路。這里地震泥石流多發，路上常有大塊碎石。由于氣候與地質條件，村里的路極易被損毀。

但修路也是參與的契機。在雅安地震災后重建中，文太科做過一個修復村路的項目。針對一條老大難的路，村民反復協商，自己組成管理小組，共同撈石頭填路基。雖然花了很長時間，反復做工作，但最終結果是，以最節省的辦法，做了最多的事。既解決了實際問題，村民也凝聚為共同體。人的改變就此發生。

文太科感覺，這樣的模式，真正切合社工里講的自愿原則。與路相似的，還有用來辦公共活動的房子，以及消防池等減防災設施。

十、羊

“我申請項目時，有一項是可持續發展的，想等我們這個羊生了小羊，一戶帶動一戶。結果看著去年價格降了，很多老百姓就說不愿意養了，就連把羊送給他們，都不愿意養。”——李傳俊／雅安市蘆山縣仁加村鄉工、愛心家園負責人

羊不僅是羌族圖騰，還是常見的扶貧生計項目。而在雅安災后重建的地方，那些還有老房子的人才有條件養羊。并且，養羊的收益還受到市場波動影響，要看天吃飯。

李傳俊申請了扶貧基金會的養羊項目。今年五月就滿兩年。她一共養了三十只羊，本來希望靠養羊來補貼其他項目的人員經費，但市場行情不好，收益無從指望。

好在，養羊的成本全由扶貧基金會負擔，每戶三萬元。李傳俊也沒有額外的損失。

而呂小英認為，還是得讓申請這類生計項目的人出一些錢，否則很難保證積極性。

雞也是常見的扶貧生計項目。看似成本低，但也十分麻煩。2011年，文太科曾在映秀的村子做災后項目，養了兩年雞。他不光募集貧困戶，自己也學習養殖技術，還請了專家幫忙。每天早上五點起來做飼料，雞感冒了還要給打針、喂感冒藥。還去學了雞的宰殺和包裝。

他總忘不了那個拼命拔毛和滿地抓雞的場面。有一次，文太科接到來自成都的訂單，要一千只雞。包括活的和殺好的。

殺好的要去毛去內臟，包裝起來。村民人手不夠，文太科帶著實習生，一起殺了兩天雞——天氣開始熱起來，得在下午集中殺，拔毛拔到手軟。隨后，拔完毛的雞與活雞一起，裝車運往成都。當時不知活的家禽晚上八點前不能進三環，車子被交警堵下來。但雞關久會死，文太科和村民把活雞放到郊區樹林里圈著，八點后再捉起來，關進籠子，送進城去。

雖然文太科盡心盡力，拋開雞苗和運輸的補貼，這個養雞項目，還是沒有賺錢。

生計的確很重要。高思發正在嘗試進行生計助學，用養豬或種豆子的項目，幫助貧困孩子的家庭。

小微生計項目實在復雜。呂小英打算，這類項目只投四位數的。因為，對社會組織來說，幾萬元簡直就是大錢，別人給你捐了錢，就要把這個錢用好。

十一、女人

“能照顧孩子，照顧老人，又找到錢的話，比如搞編織等，是最好的。這種生活，她們最向往，還是勤勞樸實。”——石傳敏／雅安市蘆山縣仁加村鄉工

女人無疑是社區中的骨干力量。回到村里并能為當地社區出力的，絕大多數都是女人。因為顧家，她們也很可能繼續留在村里。在雅安，外來社會組織所培育的本土社區工作骨干，也大多是女性。她們天然具有粘合社會的性質，比如能歌善舞。

而這些女性骨干總是強調，丈夫支持自己。也就是說，要不然，她們就很難開展這項社會服務的工作。

而在大同村和仁加村的鄉工中，男人大多是之前老年協會的成員，女人則多是救災時幫忙的志愿者。后者服務社區的動機似乎更為純粹，對未來也更為樂觀和積極。

高思發的生計助學，所幫助的對象，大多是家庭不幸的媽媽。高思發請她們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雖然家庭有種種變故，但她們富于韌性。高思發認為，她們是足以讓孩子驕傲的母親。

十二、“人道主義”

“（ ）是社會工作價值觀的理論基礎。A人道主義 B科學發展觀 C共產主義 D宗教思想”——鄉工小組社會工作理論知識試題

“人道主義”是社會工作價值觀的理論基礎。這是呂小英給鄉工們出的試卷上的題目，上面全是選擇題。之前培訓了四次，這算是一次總結。但老人們看不清字，讀題比較慢，再說本來也不太記得住。大部分人分數都不高，甚至有沒答完的。

石傳敏得了八十多分，已是高分。但她把這道題答錯了，選成了科學發展觀。她回顧這道題，反思到：“科學發展觀，是在人的基礎上，不斷進步開發。首先要做人道主義，要有人，人才能規劃一切。”

還有一道題，是關于馬斯洛需求理論的。石傳敏也答錯了。她說：“我想到，先有愛，然后才有尊重。你愛都沒有付出，誰尊重你呢？對不對，等于有種升華。也不是那么絕對的。但一個前一個后。就是這兩個之間徘徊。道理轉過來，也是想得通的。我受人尊重了，也付出愛。看你從哪個角度進入，需要什么目標。”

她覺得，答這些題對自己的工作有幫助。她想起高中的畢業歌，唱完這首歌，她就去下鄉勞動了，再后來去打工。而這些選擇題，這些排除錯誤答案的過程，似乎把人拉回少女時期。也許，她不必知道人道主義的完整定義。因為她說：“爭來爭去有什么用，讓一下多好。有能力的過得好點，能力不好的，又瞧不起人家，這不行。你不一定是全的。大家要和平相處。”

而在救災的實踐中，人道主義又化為具體可執行的標準。

中國慈善聯合會救災委員會副總干事老鬼——這位退伍軍人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起，以志愿者身份，參與了多次抗震救災，也成立了自己的機構。如今，他能把全球一百家機構根據以往經驗匯編成的“人道主義核心標準”說得頭頭是道。一人一天要喝多少水，吃多少食物，都是救災需要掌握的信息。還有性別視角，女性應該得到怎樣的救助。

尊重恰好是人道主義的一項原則。比如，救災要尊重所有人的生活習俗和習慣。“如果有人遇難，不可能扔在那里。每個民族都有它的喪葬儀式，要尊重人家。但又不能讓他在自己住的帳篷里做喪葬儀式。所以要專門選一個地方作為殯儀館，也是為了安全。另外，還要了解當地災民的飲食清單。”

老鬼認為，不是誰扛著旗子，穿著迷彩服就能進入災區救災的。相關領域的社會組織，一定要標準化。

十三、減防災

“應該讓更多人來參與。但這個圈子里，能帶動社會組織的人不多。社會組織的人個性很強。救災指揮，你說話，人家得聽。這些人是武夫的脾氣。”——老鬼／中國慈善聯合會救災委員會副總干事

減防災在四川是個重要課題。這里災害頻發。但中小型災害乏人關注。雅安地震后，壹基金找到中國心的原點公益，希望聯合本地組織，發起應對中小型災害的救災網絡。實際上，在救災方面，本地組織能應對中小型災害，才能在應對大災害上起到作用。

這個覆蓋四川19個市州的救災網絡，隨時可以響應災情。有意愿的救災組織，被加入到網絡中。原點公益為其做能力建設，也關注其在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并通過一些項目提升其能力。而這些社會組織在遇到災情時，就有義務第一時間獲得信息，參與到救災當中。

具體而言，減防災是一門專業。

上海等地也有不少學校，請老鬼來做減防災的培訓。他會評估學校潛在的災害風險，以及老師與孩子的能力，挑選自己準備好的課程——一些內容是自己研發的，因為中國建筑結構不同，不能照搬國外的東西。

研發課程也挺費錢。最笨的方式是做實驗。比如，逃生要砸玻璃，要看砸哪塊合適。老鬼找了個玻璃廠贊助。一共砸了兩千塊玻璃，各自記錄在什么位置敲，破碎要花多長時間。這樣綜合算出，整塊玻璃哪個位置可以最快最完整地砸碎。

而如果要研究生命三角區，就得蓋假房子搖。老鬼認為，不是三角區就能救命，有些區域不找三角區反而安全。

老鬼定期去川大和港理工合辦的災后重建管理學院講課，甚至給民政系統的官員培訓，讓官員能看懂災害管理的報告是怎么來的。

老鬼說，高層政府的民間合作，找的還是2008年的志愿者。本來應該讓更多人參與，但人們最信服的還是最老資格的這批人。

十四、行動研究

“行動了就是研究者，一定要研究自己的東西。不學習，很多時候被專家忽悠。人家談專業，你彈不出來，就傻眼了。”——高思發／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領隊、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理事長

行動研究是一個以研究者為主的網絡。其中，高思發學歷最低，但經驗最豐富，也有充分的學習愿望。他參與行動研究已有六年，如今成為里面的骨干力量。

行動研究意味著，自己研究自己。高思發認為，很多基金會不相信，一線工作的人還有做研究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事說清楚，才能讓出資方認可自己，才能有尊嚴。否則，等著別人來研究，與自己的初衷不符，容易招致誤解。

相對來說，大多數研究者不接地氣，而能扎根下來的社會組織也并不多。因此，行動研究是學習與自我反思，也是自己為自己爭取話語權。

高思發感覺，專家喜歡從理論上談，要重建一個什么樣的東西，但在一線做服務，研究的是自己已經重建了什么樣的東西。他打算寫一篇關于家庭重建的文章，談談這些年來，重建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翼虎·山河·尋路胡煥庸線上的中國”專題每周一、三、五刊發更新，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