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為提振選民支持率、迎戰國會中期選舉，拜登在多個場合宣揚自己上臺后取得的政績。根據白宮方面的說法，美國目前已經擺脫新冠疫情下的經濟危機，2021年創造650萬個就業機會，經濟增速高達5.7%，實現了過去40年來最強勁的增長。

帶有民主黨色彩的智庫“美國進步中心”的相關研究指出，盡管面臨高通脹壓力，但得益于就業崗位的增加以及“美國援助計劃”（ARPA）給予家庭的直接補助，美國民眾的可支配收入也得到增長。

經濟增長還帶來美國財政收入的擴大。3月28日，白宮就2023財年預算案發表聲明稱，2022財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或減少1.3萬億美元，較2021財年下降近50%，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年度赤字降幅。值得注意的是，這份預算案12次提及中國，將應對與中國的競爭作為美國政府開支的重要驅動力。

至少從數據看，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績還是比較突出的，不少美國專家甚至提出了“拜登繁榮”這一概念。3月初，拜登在威斯康星大學發表的演講中自信滿滿地表示，美國正走在贏得21世紀經濟競爭的道路上。無論“拜登繁榮”的真真假假，我們都有必要了解美國重振經濟的大思路，畢竟中國似乎已經被拽入這場“21世紀經濟競爭”。

重建中產階級

在拜登的治國方略中，“重建中產階級”是個關鍵詞。在2020年大選期間，拜登曾在推特上發文宣稱，“作為總統，我的核心任務就是重建中產階級，這一次我們將不讓任何人掉隊，不論種族、性別、宗教、族裔、性取向或是否殘疾”。

拜登1948年出生于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市（Scranton），來自于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他說，“我的父母給我灌注了中產階級價值觀，我已經將中產階級價值觀融入我的整個生命，我將把這種價值觀帶入白宮”。

在美國，中產階級具有較為寬泛的意涵，基本等同于相當廣大的美國普通民眾。拜登政府的高官經常將中產階級與工人（worker）、勞工階層（working-class）、工薪家庭(working household)等概念進行混用。從政以來，拜登一直強調自己的“普通人”標簽。政治記者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描繪拜登的國會議員歲月時寫道，“在華盛頓，他從不跟固化的上層階級打交道……他一直是‘普通人喬’（Ordinary Joe），這成了一種挑釁般的驕傲?！?/p>

當然，中產階級確實也有其經濟屬性。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將中產階級定義為“收入在全國中位值三分之二到兩倍區間內的家庭”。按照2018年的標準，美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中位值是7.46萬美元，年收入在4.8505萬美元至14.5516萬美元之間的三口之家被認為是屬于中產階級。

同時，中產階級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概念，除了考慮經濟收入，它還涉及職業尊嚴感、教育水平、家庭社會關系、自我認知等諸多因素。2020年蓋洛普所做的民調顯示，72%的美國受訪者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或工薪階級。

正如民主黨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言，很大程度上，中產階級是“美國夢”的重要載體，“美國夢”就是“中產階級夢”。美國當前面臨的諸多內部危機，其根源都在于中產階級的萎縮和破敗。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處境日益艱困，新冠肺炎疫情則使之雪上加霜。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認為財富鴻溝和不平等問題史無前例地惡化，“隨著經濟鴻溝不斷拉大，美國社會出現了壁壘越來越森嚴的階級隔離”，“階級之間的機會鴻溝不僅會危及美國的繁榮，而且會破壞我們的民主，甚至是我們的政治穩定?！?拜登政府認識到，如果任由美國的中產階級萎縮或是下沉，美國就難以重新找回自己的“國家之魂”(soul of the nation)。

拜登重視重建中產階級問題，也與他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政治經歷高度相關。奧巴馬和拜登都將自己視為中產階級出身，他們當年共同謀劃和推動實施“中產階級經濟學”。奧巴馬曾說，“我們的經濟力量可以用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來衡量”。拜登則提出，“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等于一個強大的美國”，“讓中產階級——我們這個國家的支柱——發展并重新壯大是我們的責任?！?/p>

對“涓滴經濟學”說“不”

在拜登看來，美國中產階級的困境，與“涓滴經濟學”關系密切。20世紀80年代，隨著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新自由主義”政治理念開始大行其道，其奉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原則，推行以減少政府干預為核心目標的路線，推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經濟達爾文主義”和“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簡單講，所謂“涓滴經濟學”，就是認為那些有利于富人群體的經濟政策如減稅，可以促進投資、改善經濟，最終會使中下階層的民眾得到好處。

然而，事實卻是，“涓滴經濟學”之下經濟和稅收政策不斷向美國的富豪階層和大企業利益傾斜，“贏者通吃的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和“金權政治”（plutarchy,又譯財閥政治）愈演愈烈。美國中產階級陷入收入增長停滯、家庭財富縮水等困境，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不斷惡化。同時，由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投入減少，美國中產階級在住房、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壓力顯著上升，就業穩定性、退休保障、社會福利等構成中產階級身份認同的要素持續受損。此外，信息化、自動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美國中產階級的沖擊也很巨大。

拜登重建中產階級政策旨在徹底扭轉里根時期以來的“新自由主義”路線，體現了對“涓滴經濟學”等理念的全面質疑。拜登明確宣稱，“涓滴經濟學”從來就不會奏效。實施對美國富人群體的減稅等政策，并不會讓美國的中產階級受益，只會讓不平等不斷加劇。拜登政府力圖通過“美國救援計劃”“美國就業計劃”“美國家庭計劃”等，提升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應對市場失靈、公共產品缺失、社會福利縮減等問題，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

拜登政府重建中產階級的政策構想和實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具體舉措落實“買美國貨”等競選承諾，提升制造業的競爭力，為中產階級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拜登政府延續了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關政策取向，試圖推動能夠應對大國競爭的21世紀的“產業政策”，在清潔經濟等領域加大投入。他設立“美國制造辦公室”、實施“供應美國”（Supply America）計劃，要把關鍵供應鏈帶回美國，減少對中國等國的依賴。還通過加強“制造業拓展伙伴關系”等項目建設，為美國的中小型制造商提供更有力支持。

第二，大力倡導“21世紀的基礎設施”理念，力圖走出一條在新經濟條件下重建、鞏固和擴大美國中產階級的新路。拜登政府和民主黨對基礎設施的認識和理解已經超越了傳統概念，其倡導的“21世紀基礎設施”，既包括硬性的基礎設施，也包括軟性的基礎設施，更加重視基礎設施的全面性、可持續性和社會性。為使“中產階級人士對自己的生活之路信心十足”，拜登政府試圖在技術培訓、醫療保險、退休保障、教育平權等社會政策上給美國中產階級提供實惠，提升中產階級的獲得感、保障感、福利感。

第三，提出稅制改革計劃，著力解決收入再分配問題，為中產階級“減負”。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等人認為，“里根革命”以來，“贏者通吃的政治”在美國大行其道，美國政府降低了遺產稅、資本所得稅等稅率，為了使“富者愈富”而拋棄了中產階級，造成后者的稅負實際上比富人和大企業更重。拜登政府提出大規模稅收改革計劃，增加企業所得稅、高收入群體所得稅和遺產稅稅率。拜登政府還強調要打擊美國企業的避稅和逃稅問題，“公司將不可能把它們的收入隱藏在開曼群島、百慕大等避稅天堂”。

“重建中產階級”政策步履艱難

不過，在美國兩黨政治不斷“極化”且黨內分立日趨凸顯的情況下，拜登政府的執政困境還是相當明顯的，其重建中產階級的政策面臨不少挑戰。

首先，拜登政府對“中產階級”的定義過于寬泛、模糊。這是其獲取美國選民支持的策略，但也帶來政策遭遇質疑和挫折的隱患。美國中產階級的內部存在利益上的差異和沖突，也難以用中產階級這個大標簽掩蓋美國內部的族群矛盾。不同的中產階級群體與拜登政府政策議程的契合度是不一致的，比如很多美國民眾并不那么關心氣候變化和清潔經濟問題。

其次，拜登政府重建中產階級政策所需要的大規模政府開支，會顯著提升美國的通脹預期和聯邦債務規模。民主黨人、奧巴馬時期的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 rry Summers）曾公開撰文批評拜登政府的巨額開支，稱將導致一代人未見過的高通脹。美國社會尤其是共和黨人對“大政府”仍保持警惕，認為拜登政府借基建推進民主黨的社會福利政策，擔心政府的效率低下、政府主導的項目會造成大量的浪費。

第三，民主黨黨內的分歧和矛盾，也給拜登政府帶來不可忽視的阻力。民主黨內部的“部落化”趨勢越發明顯。一方面，進步派力量認為在設定最低工資標準、減免學生債務、強化環保監管、應對氣候變化危機等方面，拜登政府的做法偏于保守。另一方面，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 等人則擔心拜登的基建投資和其他大規模開支計劃會加劇美國的公共債務風險和通脹壓力。

與中國競爭

雖然拜登政府重建中產階級政策的前景尚存不確定性，但要看到，這一政策與美國對華戰略的深刻調整密切相關。針對拜登政府提出的“美國救援計劃”“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詢問拜登總統高級顧問安妮塔·鄧恩（Anita Dunn）如何看這些政策背后的主線，安妮塔·鄧恩強調了“中國因素”，并稱拜登希望借此證明民主體制仍然能夠解決“大問題”。

拜登政府強調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展開競爭，重建中產階級則是其鞏固美國國家力量基礎的關鍵。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圍繞“國內振興與美國外交政策”這個主題發表演講。他專門比較了中美在基礎設施投資、科技研發投入等方面的情況，警告美國的國際地位有所下降，中國在相關領域可能會超越美國。布林肯聲稱，只有靠美國的國內振興，才能對中國、俄羅斯等對手宣揚的“美國衰落論”做出有力的反駁。

拜登政府的重建中產階級政策，正推動中美戰略競爭進一步朝著“內政化”的方向演進，對中美關系的現實和潛在影響不容小視。應看到，中美競爭更多帶有“內政導向”的特征，這一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演變為兩國中產階級之間的競爭。美方政策著力點包括投資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對美國科技研發的支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促進種族和性別平等、改善醫保體系、改革移民制度等。如果這些政策能夠得到落實，將有力提升美國的競爭力，從根本上影響中美中長期戰略博弈態勢。

此外，在重建中產階級政策的影響下，拜登政府在處理中美經貿關系方面將展現“軟保護主義”姿態，炒作所謂中國的“貿易濫用”和“逐底競爭”行為，推動與中國“有針對性、有管理的脫鉤”。美國還將更加重視數字貿易、技術競爭等影響21世紀美國中產階級福祉的重大議題，并加大與歐盟、日本等盟友的合作，共同對中國展開施壓。

美國中生代戰略問題專家、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認為，冷戰時期美國對交通基礎設施、高等教育和基礎科研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投入，而這正是受到與蘇聯競爭的驅動。布蘭茲聲稱，大國之間的長期競爭是“治國術的考驗”“體制的考驗”，“持久的較量可以為增強美國自身的體制提供一種催化劑”。面對拜登政府的重建中產階級政策以及美國心心念念的“21世紀經濟競爭”，我們需要牢牢把握“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戰略主線，要認識到“內線競爭”是應對美國壓力的核心所在，即中美比拼的焦點是誰可以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動自身變革，如何在國際大變局之下更加積極主動地提升本國競爭力和國內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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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系“澎湃”特約撰稿人。